在耶稣学院和其他的法国公立学校编纂的民族史中，法兰克人在剥去了他们所有的性格特征后，可归结为明智的君主、虔诚的皇后和为教会献身的勇士。与此类似，由于学者们的本土观念和修辞的原因，古代和原始历史也同样被光辉灿烂但不真实的色彩所描绘，就像列伯隆或卢卡·乔达诺用这种色彩来描绘他们的豪华且戏剧性的图画一样。国王们悉心听取圣贤们的忠告，为的是救助他们的臣民。然而，与此同时，也不会减损他们的伯爵们的威严和贵族们的荣耀，柏拉图创造的哲学王代表着这样的时代：哲学家要管理国家或者国王要像哲学家一样思考；忠诚勇敢的骑士为了公共福利甘愿献出自己的生命；政治家们以最快的速度走完朝圣的旅程，为的是把更明智的法律从远方带回，送给那些翘首企盼的公民；家庭的好父亲，令人尊敬的母亲，勇敢顺从的小伙子，富有爱心并且温柔的少女，每一个人都是某种美德的化身，甚至同时是全部美德的化身，每一个人都在塑造着人性的完美。这样一些令人肃然起敬的崇高的古代人物形象，在那个时代充满了类似的记录和想象的事物，这些就是希腊和罗马历史中的英雄。如果我们想从人类记忆的最幽深处发现真正的现实中的而不是文学作品里的、生活中的而不是舞台上的英雄，就必须扯掉裹在英雄身上的金光闪闪的外衣并清除所有的炫人耳目的装饰；这些英雄无知、迷信、凶猛、自私，对家人粗鲁，对下人残酷，他们贪得无厌、欲壑难填。另外，尽管英雄们有这些野蛮的特征或者正是因为他们有这些野蛮的特征，英雄们在原始时代才可能并且必然有一种善良的品德：身体强壮，训练有素，深厚而坚定不移的宗教意识。
把原始时期的英雄看作文明社会的明智而善良的成员，这是一种极端错误的表达，按政治史的说法，就是误解了国家构成成分的三个主要词汇：君主、人民和自由。就对第一个词的错误理解来说，人们认为最初的国家形式是君主制。其实，绝对君主制是依靠人民的力量建立起来的并且可以牵制贵族势力，它如果不是在最近也是在稍后的历史时期才发展起来的。姜·波丹陷入了这个错误，维柯选择他作为他的论辩对象，但波丹比其他政治作家敏锐得多，他卷入了一种自相矛盾的说法之中，因为尽管他接受了通常的错误观点，可他依然发现了贵族共和制在古代罗马假定的自由中所发挥的作用，波丹通过区分国家和政府来支撑自己的理论体系。他断言，罗马在最初阶段是城邦中人民大众的，但是采用贵族式管理；又因为这一支柱太脆弱了，不足以撑起全部历史事实的分量，波丹最终承认，罗马共和国的政府和它的城邦都是贵族制的，这样一来，就必然与他关于城邦序列的整个学说发生矛盾。实际上，最早阶段，罗马的王和西班牙以及其他地方的王一样，根本不是君主。父主、贵族或英雄只有在家族君主制时期才是君主制式的王，此时，每一个家庭过着彼此分离的生活。他们是一种特殊的王，除了上帝，他们不屈服于任何人，他们用恐怖的宗教武装自己，用最残酷的刑罚献祭。当父主们统一于一种贵族制度时，他们当中的一个成了国王，他是这一制度唯一执政官，最初的国家就这样诞生了。自此罗马通过纯贵族式的革命驱逐了塔尔奎斯（罗马的贵族和国王）之后，就再也没有改变过它的国家形式。它以双王执政的形式保存自己的王权，执政官每年一选，这两名执政官是“被剥夺了所有王室权力的”出身贵族的王。西班牙的两个国王也有相同的特点：他们像执政官一样负有说明自己行为的义务，能被城邦监察官指控而处以死刑。
这些城邦不但被错认为是君主制的，而且在特性上他们也被错认为是人民的。以这种方式提及的人民与平民不是一回事：“人民的”仅仅是贵族制度而已，自由仅仅意味着贵族的自由，意味着主子的自由：“patria”（父亲、祖国）被如此适当地称谓，因为它实际上是“res patrum”，即少数几个父主的财产。那一群最没有价值的劳动者被看作奴隶，如果认为这样的平民能拥有选举国王的权利，认为父主们的权利仅仅限于批准在元老院进行选举，那是荒唐的。父主与平民之间的关系绝不是邻里之间和睦相处的关系，绝不是互相信任和精诚合作的关系。根据亚里士多德的记载，英雄们曾发过庄严的誓言，永远与平民为敌就是英雄的民主精神所采取的形式。展现在我们面前的罗马人的美德和光荣的模范如此之多，可是不曾见过一个善待平民的例子。布鲁图斯代表他的两个儿子把他的房子奉献给自由的事业；斯凯夫拉通过火烧自己右手的方式来恐吓泡色那；严苛的曼留斯在他自己的儿子由于成功地违反军纪而胜利返回之时处决了自己的儿子；库尔提乌斯全副武装骑马跳下悬崖；狄西厄斯愿为自己军队献身；法布里修斯和库利乌斯拒收萨尼特的黄金和庇洛斯的王国；阿提琉斯·雷克卢斯慷慨就义以保持罗马誓言的神圣性：除了增加平民的战争灾难，除了把平民拖进高利贷的苦海，除了把平民紧锁在贵族们私设的地牢里，让他们赤裸的后背饱受鞭挞之外，他们又为平民们做过什么呢？唉，哪个贵族胆敢承认自己想减轻这些平民的痛苦，他立即被指控为煽动闹事和叛变并被置于死地；在罗马，厄运降临到那位曾拯救卡必托于高卢人战火的曼留斯·卡比托里乌斯头上，因为他有人人平等的同情心而被推下塔迫岩。希腊的英雄城和罗马的英雄城一样都是这个世界的英雄城，在斯巴达，宽宏大量的阿基斯国王曼留斯·卡比托里乌斯也难逃厄运，他试图通过废除债务的法律减轻那些不幸的平民们的负担，并通过另一项给予平民遗嘱继承权的法律来救助平民，为此他被监察官处以绞刑。著名的“罗马美德”令任何一个着迷于现代美德观念的人惊愕不已，因为他们认为美德包括全人类的正义和仁慈。什么样的德性能与这样的骄傲共存？什么样的节制与这样的贪婪同在？什么样的怜悯能与这种残忍同在？什么样的正义能与这样的不公平并存？
英雄们对待自己的家人和对待平民一样苛刻。他们对孩子的教育是严厉、粗暴、残酷的。斯巴达人为了使他们的儿子不怕痛苦和死亡就在狄安娜神庙中打击他们的全身，以至于那些孩子在父亲的打击之下痛苦地死去。在希腊和罗马一样，杀死无辜的新生儿是合法的，这与现代的习俗恰恰相反。如今婴儿生活在欢乐的气氛中，这体现了人性中温柔的一面。在英雄时代，妻子是用财物买来的，在罗马，人们仍然庄严地奉行这一遗留下来的婚姻制度（塔西佗把同样的习俗归属于古日耳曼人，他一定认为这种习俗是野蛮民族共有的），娶妻只是出于繁衍后代的自然需要，从另一方面来看，英雄们对待妻子就像对待奴隶一样；在古代世界的许多地方和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都可以看到这种婚姻制度的残余。孩子和健壮的妻子只是被当作父主和丈夫的财产。
在这一时代的日常生活中，我们发现了政治和家庭体系的另一面，它与奢侈、优雅和舒适无关。举行摔跤和狩猎这样的艰苦的娱乐活动，目的是为了使身心变得坚强，还有像骑马比武和狩猎这样的更危险的大型比赛，为的是使人们习惯于藐视伤痛和死亡。战争以宗教的名义进行，正因如此，战争总是极其惨烈。英雄的奴隶制体系源自于战争，由于这种体系，被征服的人被认为是无神佑护的人，因此他们立即失去了市民的和天然的自由。外来人被视为敌人；最早的民族是非常冷淡的。土匪行为和海盗行为为人们所承认；普鲁塔克说，英雄以被人称为“强盗”为最大的光荣和奖赏。
总而言之，这就是直接出自诸神时代的社会，据我们所知，这一时期是自然状态的鼎盛时期。要是我们用现代的语言来说的话，人类社会从史前史阶段到真正历史的黎明，在这漫长岁月中仍保留下来了很多早期的习俗，这些习俗使维柯想起了藏身于山洞之中的孤独的波里非马斯，维柯称这些习俗为“巨人法则”。正如学者和诗人们所认为的那样，那个产生出了天真、善良、仁慈、宽容和责任的黄金时代实际上是一个永恒的“迷信的狂热”。对诸神永无止息的恐惧折磨着人类，为抚慰诸神，人类常常向诸神奉献牺牲，历史上著名的腓尼基人、西徐亚人和日耳曼人、美洲的部落，甚至罗马人自己都留有这种痕迹，后来，罗马人用把稻草做的木偶人扔进台伯河的仪式取代了向诸神奉献牺牲。历史上甚至发生过以孩童做牺牲的情形，有记载说，阿伽门农曾在爱菲琪尼亚和其他地方做过这种祭献。然而，正是在神的时代，人类创立了伟大的人类制度，尽管这个时代充满了残酷的迷信，或者说正是通过这残酷的迷信，伟大的人类制度才得以建立。宗教的礼拜仪式把预示性的占卜、婚姻和丧礼统一在一起。福斯卡罗在他的《陵墓》中所说的婚礼、法庭、祭坛以及把死尸从邪恶的空气和野兽所及的范围之内移走，就可“教有兽性的人类变得虔诚”只不过是维柯观点的改写而已。这些“独眼巨人”是集国王、智者（占卜者）和祭司的职能于一身，他们最初被安置在山巅，那里是仙境，因此他们个个身强体壮，那里有天然的屏障，那里毗邻四季长流的清泉，那里是掌管预兆的雄鹰与秃鹫筑巢之地。由此，可以看出水和火是多么重要，它们成了家庭的象征符号；最早的结婚仪式在共同分享泉水和火堆的团体之间举行，这样一来，泉水和火堆就属于同一家的了。因此，他们一定是在兄弟姐妹之间举行婚礼。独眼巨人的时代是一个强力道德的时代。如果以后来那些没有男子气概的诗人们幻想的观点来看，“把娱乐和法律看作一回事”就是不正确的。因为这些人的心灵对于精巧的邪恶是不能觉察到的，这一点我们仍可在今天的农民身上发现，这些人发现，只有享乐是合法的，只有合法的才是有用的。他们用未开化的人的正义来对待神，因他们结束了混乱的交流而成为有节制的；由于他们被艰难险阻围困，他们变得英勇无畏，勤奋耐劳，精神高尚。那些原始的人类种群降到平地并开始耕作，接着，从他们最初生活的内地渐渐移居到海边，学会航海术并建立了殖民地，这都是后来的事。
家族或名门望族以这种方式存在于城邦产生之前。实际上，城邦是由家族构成的，这些家族聚集成了“gentes maiores”阶层或“名门望族”阶层，人们这么称呼他们，是为了把他们和后来加入到这一阶层中的人区分开（比如说，在朱利亚·布鲁图斯时代，国王被驱逐之后，罗马元老院就得填补这一空缺），而被称为“gentes maiores”。但是，名门望族内部也有分歧和冲突的因素。由于人们常犯赋予古代词汇以现代含义的错误，人们通常认为家族是由妻子和孩子组成的。其实，家族不但有妻子和孩子，而且还有奴隶。这些奴隶不够强壮，长期处于游荡的自然状态，最后，“作为野生动物被严寒和猎人驱赶，为了活命，他们来到了有人居住的地方”，在父主的要塞里，得到强者庇护。为了报答强者们的保护，他们耕种父主们的土地，他们被束缚在土地上就像被捆在上面一样，因此他们被称为“债务人”；他们追随强者并为他们服务，为此得到了“奴仆”之名。奴隶与父主的关系是人类关系的第二种形式，第一种自然的形式是婚姻；这两种关系构成了封建等级，人们错认为封建等级是中世纪这样的确定的野蛮时期所独有的，其实不然，封建等级存在于所有的英雄社会，它也是永恒的封建制度的原则，正是从这里产生了所有的世界共和国。塔西佗在讨论日耳曼人时说，奴隶和贵族庇护下的平民的首要誓言是保卫自己的每一名主人并用自己的英勇行为给主人增辉；效忠主人是封建制度体系最严格的条件之一。此外，父主的孩子和奴隶们混在一起，没有区别。他们的“子女”头衔是他们与奴隶不同的标志，但是，他们和奴隶们一样处于服从的地位，没有独立的人格。
保护自己和抵制奴隶频繁反抗的需要导致了父主们相互间的联合、贵族制度和英雄的城邦。处于这种状态之下的奴隶组成了最早的平民，因为他们不是公民，所以他们没有公民权；他们没有隆重的婚姻仪式，因为主办权是父主们的专利；因为遗嘱象征着政治权利并且象征着永远享有这种权利，所以他们没有立遗嘱的权利。他们被那些全副武装的贵族从人民集会的会议厅中驱逐出来，残存下来的那些平民被用来处理神圣的问题，在最早的时代，罗马、希腊和埃及各地凡俗事务都被认为是神圣的。我们把贵族的王称为这种制度的执政官，在镇压奴隶和平民时，他是贵族们的领袖和将军。
然而，单凭武力镇压的方式，英雄们未能给他们的制度带来长治久安。为了服从这种制度中更高的统治权，他们放弃了在自己家族中的统治地位，与此同时，他们建立了贵族的或尚武的封建体系，为的是使奴隶们俯首听命，他们不承认奴隶的公民身份，这是一种朴素的封建主义。这样一来，一方面，财产的起源问题以一种不同于可爱的诗性理论的方式得到了解释，诗性理论依据的是这样的原则：当公道降临地球之时，人类展示出黄金时代的全部美德。英雄们预见到了那种来自于共产主义的混乱，他们通过合法的仲裁，为自己划定土地的边界，尽可能做到公平，不让一些人只分到肥沃的土地，另一些人只分到贫瘠的土地，不让一些人只分到没有水源的部分，另一些人只分到常年有水的富饶之地；另一方面，财产的起源不同于自愿服从智慧的“哲学”起源，也不能由那些凭暴力获得财产的“政治家国王”来捏造。朴素的封建主义可以被称为第一部土地法，承认这种朴素的封建主义的同时，也就区分了三种土地使用权：适用于人民的非法定的、由执政官根据公正原则制定的权利，适用于父主们的法定的或贵族的、由军队支持的权利，属于整个阶层的特别权利。又因为制度的强大有赖于这种制度的财富，所以贵族们全力以赴地防止平民致富。在战争中我们看出了“罗马人仁慈”的社会动机，只剥夺被征服者的武器，把他们留在非法定拥有的土地上，征取合适的税。由于同样的原因，贵族们非常不愿卷入战争，因为平民大众取得战争的经验之后，也就变得危险了。
法律和武力的分离是缓慢的，武力的痕迹遍布于法律的每一个部分中。在英雄的共和国里，一开始没有惩处犯罪行为和补偿个人伤害的法律。正是因为没有法庭的法律，所以才会产生决斗和复仇，决斗和复仇是从无知的时代或神的时代流传下来的习俗。诗和历史描述过一些这种形式的决斗，决斗就是武力判决，比如说，墨涅劳斯和帕里斯在特洛伊城下之战，荷拉提族人和库里阿提族人在罗马和阿尔巴的战争。为妥当起见，在那些缺乏理解能力和不能倾听理性的野蛮民族之间，不应总是诉诸战争，这是神意的安排。从某种程度上来看，是非对错是由诸神的偏爱或不偏爱作为胜负的原因这一信念决定的。
战斗神裁法伴随着言语程式神裁法，并且取而代之，这种言语程式神裁法在心灵的宗教习惯中被一丝不苟、毫厘不差地运用，决不改动一个字。荷累喜阿因杀死自己的姊妹受到“可怕的言词法”的制裁，他永远不可能被执政官宣判无罪，尽管执政官们认为他不应受到谴责；李维说，人民认为他无罪，“与其说是由于他为了正义的事业，不如说是由于人民崇拜他的英勇”。在以后的岁月里，罗马法依然把咬文嚼字的特点保持在这个水平之上，后来竟然成了普劳图斯喜剧的几个关键特征之一。在普劳图斯的喜剧里，皮条客在令人倾心的年轻男子的掌控之下，这些年轻男子们诱导他们违背一些合法的程式。
这个社会的私法与它的经济制度密切相关。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自然社会，不用货币，生活必需品的使用也受限制。依据后来的法律来看，当时的法律对契约一无所知，仅凭同意即可形成。所有的义务只要握手即被认可；最初的买卖是物物交换；房租包括建房所占土地的抵押，在这片土地上耕种的地租；交际和信用不为人知。
随着时间的推移，最初契约的物质特征和早期法律的武力特征日渐变化，并且变成象征性的了。婚礼仪式上虚构的暴力使人们回想起了真正的暴力，当初独眼巨人们就是凭暴力把女人拖进山洞的，同样，转让仪式根据时效规定获得的所有权仪式和复仇仪式在当初也是付诸实际行动的。我们曾说过，转让是用真正的手完成的，也就是说是凭实际的暴力完成的。比如说，所有的财产占有权最初来源于占领，因此，和转让的仪式一样，根据时效规定获得的所有权和复仇早已变成了实际行动。正如我们所言，转让要动真格的，那就是说要动用武力，比如说，占领是所有的占有权的根源，根据时效的所有权则凭着永远把自己的身体置于所拥有的东西之间而得到。在一开始，复仇是决斗或只与个人有关的“契约”，后来，它们成为虚设的仪式。转让变成了伴有庄严的活动和措辞的民事调转（“如果一个人把一件东西和他本人以及他的财产结合在一起，那么他亲口公布于众的便是法律保护的内容”）。保有权被认为是一种可以终身享有的占有权；报复原本是一系列的个人行动，现在伴有向欠债者发出通牒这一形式。在罗马广场上有着和法人一样多的旧面具，在“人”和“一家之主”的面具之下，掩盖着全部孩子和家庭的奴隶。人们在当时是用生动具体的形式进行思考，抽象的形式人们从来没想过。例如，遗传被设想为世袭财产的女主人，并且想象它可能完全存在于所继承的财产之中；不可分割的权利的概念被物化为以土地法令程式而呈献给法官的泥土。古代的法律全部是诗性的，它的虚构把真的变成假的，把假的变成真的，使未出生的享受人生，使活着的变成死的，使死的苟活于后代之中。古代法创造了大量的空洞的没有主体的法人，通过想象发明了各种权利；法律通过程式得到了表达，因为程式有严格的节奏并且运用了那么多的“韵文”，所以才被称为法律言词。如果仔细地考察，十二铜表法的片段绝大部分都以一首阿多尼斯格诗文结束它们的宣判，从根本上说，阿多尼斯格诗文也是六音步韵律的片段，西塞罗认识到这一点，以“纯洁的谷物女神代奥给予如此公正裁判”这个句子作为自己法律的开端。西塞罗还告诉我们，罗马的男孩子们过去吟唱十二铜表法就像吟唱普通的歌曲一样。艾利安说，克里特的孩童也同样唱米诺斯的法律歌。传说埃及的法律是“关于女神伊什斯的诗”，这些法律是由莱克格斯传给斯巴达人，并且由德拉科传给了雅典人，它们以诗的形式得到了系统的阐述。全部的古代罗马法就是一首“严肃诗”，或者，如维柯在别处所说的，是一种罗马人在集会广场上表演的“罗马戏剧”（Poema quoddam dramaticum Romanum），古代法学就是一部“不事修饰的诗集”。
英雄社会中的诗性氛围和英雄语言中的韵律倾向是许多证据确凿的事实，经由学者们的发现和推测以及旅游者和布道者的讲述，印证了这一事实。希伯来学者因希伯来诗是韵律诗还是有节奏的诗这一问题被分成了不同的派别，但是，约瑟夫、奥里根、欧西比乌斯偏向于韵律诗，圣杰罗姆声称约伯的那本书的绝大部分是由六韵步诗体写成的。阿拉伯人过去不懂得书写，直到他们横行于希腊帝国的东部行省之时，他们还保存着自己的语言，这种语言是凭着他们民族的诗人们的记忆传承下来的。埃及人用韵文记下死者的一生；波斯人和中国人用诗来记录他们最早的历史；依据塔西佗的记录，日耳曼人也是这样；根据朱斯图·利普修斯的记录，美洲人也是这么做的。又因为，罗马人仅仅是在后来的历史中才知道有日耳曼人，欧洲人知道美洲人则是15世纪末的事，我们有充足的理由支持这种观点——所有其他的古代和现代的野蛮民族都一样。
最早的韵律诗不仅出现在希腊，而且出现在亚述、腓尼基和埃及，最早的韵律诗是英雄的诗或大步韵的诗。由于思维迟钝和发音困难，韵律诗在一开始必定有扬扬格的特征（因此，每一行诗的韵脚总是扬扬格），只是到了后来，心灵和舌头变得更加灵敏了，才出现了扬抑扬格。接下来，当这种活动能力进一步得到增强后，就出现了抑扬格（pede praesto，像贺拉斯称呼它的那样），抑扬格的诗几近于散文；高尔吉亚以前的早期散文作家实际上就运用抑扬格韵律诗的形式进行写作，散文是常常跳到抑扬格的诗。悲剧是用抑扬格的诗写成的，创造悲剧的目的是为了表达悲愤之情，从本性上说，韵律诗适合于悲剧，我们是依据阿基罗库斯发明悲剧以发泄他对莱克格斯的满腔义愤的故事才这么说的。如果后来的喜剧也采用了同样的韵律，那么它只是“无意义的效仿”，不是因为抑扬格的韵律诗从本性上像适合于悲剧一样适合于它。
这些社会的原始语言是诗性的语言，这一点不仅通过运用韵律诗得以体现，而且体现在借助于生动的比喻、活泼的幻想、引人注目的类比以及恰当的对比进行创作上，语言的诗性还通过原因或结果，整体或部分，省略或加长的修辞格，象声词或用语言模仿声音，缩写词、重声词、微妙的遁辞特征形容词，通过对句法和插曲的曲解来体现。所有这些都是被那些不知道如何获得词语的准确意思或一个准确的词的人发明出来使别人理解自己的方式，如果是在谈话中，这些有助于双方相互理解。插科打诨是妇女和农民常用的方式，他们没有能力选择他们所需要的和忽略掉的与己无关的题材；被曲解的语言要么是没有能力直接表达自己导致的结果，要么是被制止这么做的结果，就性情暴躁或傲慢的人来说，情况就是这样。他们用主格和间接格的词，但是说不出一个动词。正是这些所采用的一个接一个的词语在它们的双元音的频率中显露了歌曲的痕迹，言语从这些歌曲中产生；在希腊语和法语中依然保留了大量的双元音。双元音从自发性的时代迅速而未成熟地传递到反思的时代。当然，日耳曼人的语言会提供关于英雄形式的丰富资源，因为它有大量的复合词，它们如此幸运，转化了希腊语的形式，它的词法在复杂性上超过了拉丁文，就像拉丁文比希腊文的语法复杂一样。维柯不止一次地说，如果日耳曼学者们用沉思的目光粗略地看一下与他相毗邻的研究领域，他们必将把《新科学》的原则应用于研究日耳曼语的起源，毫无疑问他们会取得令人惊奇的发现。
在这个时代的人们中间流行的宇宙观和关于他们自己的历史和他们的起源、战争和运气的历史都是诗性的，更确切地说，是神秘的。事实正如我们所见，他们在社会历史领域里的观念先于那些有关宇宙论的、物理的和心理特征的观念。通过严格地应用这一原则，维柯发展了他的“自然神学”理论。自然神学是在人类想象某种需求和功利的时刻自然产生的。十二位伟大的神的起源是德高望重的先辈，那就是说，诸神是由古罗马贵族创造的，在很大程度上，是他们奠定了国家的基础。朱庇特或天空用闪电说话，他是第一位家庭法律的创立者；朱诺象征着婚姻，狄安娜象征着婚姻的圣洁，阿波罗象征着文明之光；乌尔坎、塞探和库伯勒分别象征着烧掉森林以便能看清天空的火焰、播种和耕地；马斯象征着英雄们的战争（pro aris et foris），维纳斯象征文明的美人。为了补充天上的维纳斯，产生了平民的维纳斯，她被赋予了鸽子的特征，这么做不是由于鸽子代表着爱的激情，而是因为与鹰相比，普通的鸟类都是“卑贱的堕落的”。乌尔坎和马斯被以同样的方式赋予了贵族和平民的双重含义。父主与奴隶之间的风波不断的关系，坦塔拉斯和西西弗斯神话中提及的斗争与惩罚在十二位伟大的神中开始得到反映。与安泰斗争的赫尔克里斯象征着英雄城邦的高贵，反抗的奴隶安泰被带回山巅的原始城邦（安泰被运送到空中），经过重重困难，又被束缚到地上，那就是说奴隶们被迫回到了奴隶般的劳苦之中。第十位神明诺娃的出世，显示了英雄力量的衰弱和减小，因为平民乌尔坎（反抗的奴隶）用斧子敲击了朱庇特的头，斧子是奴隶进行劳作的工具。麦库理代表着把非法定的权利授予平民和经由父主维持法定权利。十二位神圣的最后一位是内普敦，当各民族降至海边时他出现了；关于米诺斯、阿哥船夫、特洛伊战争、尤利西斯的回归、欧罗巴女神和公牛、米诺陀（人身牛头怪物）、帕修斯和特苏斯的传说都与开拓殖民地和海上掠夺有关。
对历史的神话学解释未因国家的建立而停止。索罗斯特和麦库里斯·特里米吉斯图斯，俄耳浦斯和孔子都是文明的奠基人，即使从严格意义上来说他们不是神，最起码他们有诗性人格。伊索代表“socii”或英雄们的奴隶，正因如此，他成了丑的象征，那就是说，他没有文明的美（honestas）；他的狮子的社会的寓言显示出了改善英雄与奴隶关系的愿望，在这个社会里，奴隶们得到的是辛劳而不是利益。希腊历史学家德拉科只告诉我们，他曾利用过标志着英雄对他们的奴隶如何残酷的严苛的法典。从复仇的观点来看，梭伦要么是雅典平民的政党领袖，要么是平民的化身。在罗马史中，我们发现了罗慕路斯时代的诗性特征，他集这一制度的全部法律于一身；努玛是涉及神圣事务和宗教仪式的法律的作者；图路斯·荷斯蒂利斯组织起了军队系统并使其合法化；塞维斯·图里乌斯是人口普查的作者（人头税一直被想象为大众共和国的基础，这与历史事实恰恰相反，实际上，它只是贵族制共和国的基础）。塔魁尼阿斯·普里斯阿斯发明了等级徽章和军队制服；最后，由于这些事件和人物被归入大量支持自由的法律之中，罗马十大执政官制度和十二铜表法被转化成了诗性的形象，其实，上述的事件和人物始于一个较晚的时期。
由此看来，在哲学家们开始详细阐述神话体系之前，诗人神学家已经在神话中表达了哲学家们的思想，在这些思想中，形而上的和物理的成分很少，但是其中包含着人类和政治事件的核心内容。哲学家们是靠创造新的神话来详细阐述神话体系的，当他们创造新神话的时候，他们认为自己正在理解古老神话（以柏拉图为例，他把无所不在、无孔不入的以太观念引进了朱庇特神话之中。明诺娃从朱庇特的头上生出，其他哲学家从这一描写中看出了神圣智慧，也从混沌和地狱中看出了关于自然的共相的种子，与世界的原始质料的混合物）。在野蛮的母系社会时期，这些神学家——诗人们的混沌是人类世系的混乱状态的体现，它混乱是因为缺少人类规则，它晦暗是因为没有文明之光。畸形的怪物吞噬了万物，因为人在这种乱交的社会中没有人所特有的形状，人形都被虚空消解掉了，因为他们自始至终都不可能知道自己的后代是谁，所以他们在身后未留下任何痕迹。世界的四种元素与社会生活的四种元素是对应的。空气是朱庇特发出闪电之地，水是永不枯竭的源泉，火是用来烧掉森林的，土是人类劳作的场所。存在与持存得以表达，前者作为吃的活动（农民们依然说起某一位病人，意味着他还没有死，他“仍在吃饭”），后者作为“独立自主”。人体的组成被分解成固体和流体，灵魂作为流体进入空气；生殖成为“concipere”或“concapere” (1) 活动，那就是说，利用周围的物质实体，克服它们的抵抗，吸收它们并把它们同化到自己的本质之中；灵魂的全部内在功能归属于头、胸或心脏。
宇宙论的观念是狭隘的，它们被限制在社会生活的范围内。最初的天堂安放于山巅，独眼巨人们在那里观看闪电表演，下界不低于沟渠，只是被逐渐扩大，最终陷入与天空相对的山谷之中，与天空相对实际上是说与山顶相对；地球被等同于耕种过的土地。天空是沉思的对象，各种预兆来自对天空的沉思，随着时间的推移，天空被提升到一个更高的高度，由于天空被升高，诸神和英雄们就附属于行星和星座了；这样也就产生了诗性天文学。地理知识不超过每一个民族所栖居的国家的范围，这就是为什么那些到国外和远方游历的人给新的城市、山脉、丘陵、要塞、岛屿、海峡起的名字，与他们本土的同种事物的名字一样的原因。最初，对希腊人来说，亚细亚和印度是希腊的最东端，欧洲或赫斯庇里亚是最西端，色雷斯或西徐亚是它的最北端。
我们不想过多地涉及细枝末节，实际上，我们已经忽略了很多。赋予维柯所描绘的英雄时代的图景以应有的评价不是细节问题。他的词源学，他对神话的解释，他对众神起源的解释，他的众神的编年史顺序，他对语音韵律和文体形式的产生和先后顺序的解释，单独拿出一个来看，也许是有争议的，但是，要把它们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它们蕴涵着一个真理，这一真理远远超越了一个单独的命题的含义。这一真理是不遗余力地去恢复一种人性与社会的形式，毫无疑问，这种形式依然生活在幸存下来的记录和遗迹里，依然以零零碎碎的形式存在于现代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里，这在世界各地是可以看到的；但是，数个世纪以来，甚至在维柯那个时代，这一真理被深埋于一堆毫不相干的幻想的传统的样本和各种偏见之下，难显真面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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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吸收、接受、怀孕之意。——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