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与语文学的关系缺乏明晰性，对语文学成为科学的两种截然不同的方式进行区分又未获成功，这就造成在《新科学》里到处是含糊不清、晦暗不明的结果。《新科学》的名称是指维柯在1720年至1730年之间所做的全部的研究工作和理论创建，它们在维柯最重要的三部著作：《普遍法律的唯一原则和唯一目的》和第一、第二版《新科学》中得到了详细的阐述，在第二版《新科学》中维柯的思想获得了最成熟的、充分发展了的形式，这是最有参考价值的。
如果我们欣然同意哲学和语文学这两个术语与它们之间关系的多种含义，那么《新科学》就是由三组研究构成，它们分别是哲学的研究、历史的研究、经验的研究。它总体上包含精神哲学、历史和社会科学。各种各样的公理或散见于著作各处的格言表达出来的关于以下诸方面的思想都应归属于哲学的探究：想象和想象的普遍性，理智和逻辑的普遍性，神话、宗教、道德判断、武力和法律、确定性和真理，激情、深谋远虑以及其他一切影响人类思想和心灵发展与进程的决定。绘制从洪荒时代到各种文明的起源时期的原始民族普遍历史的草图，属于第二类探究，即历史的探究；描述古希腊，尤其是古罗马野蛮的或英雄的社会，涉及宗教、风俗、法律、语言和政治制度，研究以上问题就必须研究原始诗、精心测定荷马史诗的起源和特征。接下来，就不得不研究贵族与平民之间的社会斗争史和民主的起源，当然，主要还是研究罗马，这就牵涉到了野蛮主义的复归或中世纪，同时还要对生活进行全方位的研究并将之与原始的野蛮社会进行比较。最后，努力建立一个民族历史的统一进程的工作属于经验探究的范围，这涉及政治形式的先后顺序和其他与生活相关的现象出现的先后顺序（无论是理论的还是实践的）以及维柯成功抽取的以下诸种事物的典型系列，比如贵族、平民、封建制度、贵族世系、代表性的法律、隐喻性的语言、象形文字写成的著作等等，不一而足。
现在，如果探究和理论的这三个类别在维柯的思想中已经被条理清晰地区分开了，已经被统一起来了，仅仅出于文字的考虑，把所有内容压缩在篇幅有限的一部书中，那么，结果也许是混乱无序、比例失调，没有和谐可言，读者也因此被弄得疲惫不堪，但艰深晦涩是另一回事。不过，有一点是事实，我们不能说《新科学》是缺乏总体规划、精心构思的，最起码，对于维柯最后倾吐其思想的第二版《新科学》而言是这样的。这一著作分为五卷：第一卷旨在概述总的原则，其实就是哲学；第二卷在最古老的普遍历史中补充了一个简短的注释，描述了野蛮社会的生活；第三卷则以发现真正的荷马为基础，形成了一个附录，荷马是蒙昧诗的最突出的代表；第四卷的目的是勾勒出关于民族历程的经验科学的轮廓；第五卷以中世纪为个案，例证了人类制度的“复归”历程。尽管有这么一个层次分明的设计，第二版的《新科学》仍然是最晦暗不明的著作，同时也是维柯的思想最丰富、最完善的著作。从另一方面来看，如果维柯心中有清晰的观念，却采取一种陌生的术语或表述风格——这种风格要么过于简练，要么充斥了隐喻和隐含的前提，那么，他一定是一个举步维艰的作者，然而在这种情况下，正如在其他情况中一样，这种风格不会让人感到晦涩难懂。然而这一假设与事实不符，维柯很少用学究式的语言，他喜欢生动的、流行的术语。实际上，他不是喜欢简明扼要而是喜欢反反复复地表达自己的思想，通过重复，他使自己的思想得到了进一步的强调。此外，他还把家底儿亮了出来，那就是说，他展示了所有与其学说相关的材料。最后，也是无关紧要，维柯没有完全意识到他自己的发现，每一位思想家都或多或少地缺乏这种意识，实际上，也没人能有更全面的意识。我们在维柯的著作中发现的真正的难以理解之处并不在字面上，难以理解既不是由于普遍原因，也不是由于不重要的原因，真正的原因在于维柯的思想里存在着晦暗不明的地方，在于他对某种特定关系的不充分的理解和用令人误解的关系取代了某种特定的关系，在于他把这些任意的要素引入自己的思想中，或干脆把它们放进自己的彻头彻尾的谬见里。可能有人想重写《新科学》，重新安排章节次序，改变并说明那些术语——现在已经有作者按照自己的想法尝试过了——可是晦涩难懂之处依然存在，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由于翻译的缘故，这一著作失去了原创形式，思想的紊乱也将不复存在，然而，紊乱的思想却强壮有力，有时可以取代清晰的思想，可是紊乱的思想不能照亮读者的心灵，点燃读者的思想火花，不能产生像共鸣一样的思想波澜。
维柯的晦涩难懂，维柯的接二连三的失误是由于上面提到的知识理论的混乱或是对之缺乏明确的区分（在哲学、历史、经验科学之间的关系问题上），这种混乱同样存在于他关于人的历史和心灵问题的思想中——这一点可以通过观察在维柯思想中哲学、历史和经验科学怎样相互渗透并相互交替得以验证。反过来，它们之间的相互消融产生了困扰《新科学》读者的疑虑、困惑、模棱两可、浮夸不实和草率的陈述。心灵哲学乔装打扮，一会儿是经验科学，一会儿是历史；经验科学一会儿是哲学，一会儿是历史；历史命题假定了哲学原则的普遍性和经验图式的一般性；例如，人类哲学所要做的就是确定形式、范畴和心灵的理想环节的必然顺序。在这一方面，它理所当然地得到了“永恒的理想历史”的头衔或定义，特殊的历史按照理想的历史在时间中演进，而在没有这个理想历史出现的地方，连最微小的真实历史的片断都孕育不出来。对维柯来说，也是一样，自从理想历史成为各种由文明、国家、语言、风尚的形式和各种诗组成的一系列经验测定标准之后，他就构想出了和理想序列一样的经验序列，并从中得到了有效性。因此，他断言，“即使有无数个世界不时地从永恒中诞生”，这个序列必定在现实事物中一直衍生下去显然是一个错误的断言，因为没有理由说，希腊或罗马等级制度的经验事实应该永远重复下去，“过去必须是这样，现在也必须是这样，将来还必须是这样”；也没有理由说，文明的兴衰应该严格沿袭古代的老路。这种把事件的经验过程绝对化的做法给他的理想进程投下了经验主义的阴影，因为一旦与前者同一，从而接受了它的经验的和时间的品格，就失去了它原来设想的永恒而超时间的品格；同样要说的是，心灵的各种形式作为理想的和超时间的东西总是全都存在于每一个事实中，但维柯由于把这些形式与实在的和具体的事实混淆起来——经验科学把这些事实分解为它的图式——所以当他陈述这些事实时，他就以理想的形式和特性毁灭了它们。事实上，暴力时代不是公道时代，但是野蛮社会的经验类型是建立在暴力基础之上的，准确地说，它是一个有代表性的、近似的判断，它还涉及具体事物和事物的总体状态，不仅包括暴力同样也包括公道在内。当这种理想中的时代和这种社会类型相互改变，被视为同一事物时，一方面，暴力的哲学观念与公道的哲学观念混为一谈，变得鱼龙混杂、互相矛盾、语无伦次，最后自我消亡；另一方面，野蛮社会的经验类型变得夸大其词、过分呆板。存在于哲学类型和经验类型之间的模糊之处，在维柯的格言警句中得到了清晰的阐述，维柯用这些格言警句确定事物的本性。“事物的本性无非就是在特定时间、以特定方式生产自身，生产的方式在那时是一种什么样的类型，所生产的事物就是什么样的类型，除此之外，岂有他哉。”在这句话里，我们看到了时间与方式、理想的和经验的开端之间的混淆。同样，完全真实的是，历史应该与哲学和谐一致、并驾齐驱，一个哲学的谬见永远不可能成为历史事件。但是，由于维柯没有在哲学和经验科学之间作出明确的区分，当缺乏证据，哲学也因此失去效用的时候，他依然感到确实获得了真理。他仅仅用经验科学的图式提供的臆测来填充了这个鸿沟，并说服自己，他已经求助于“形而上学的证明”了。还有，如果他发现自己受着不确定的事实的威胁，又没耐心等到发现更多的证据以驱遣疑虑，那么他就通过接受这些事实来消除难题，就像他依照法律处理难题一样，法律始终意味着经验图式。这个方法当被看作是假设的方法时，毫无疑问，这是一个合理的方法，但是，在维柯那里，这个假设按照自己的需要变成了“一个在观念里玄想的真理”。因此，真理和事实的比较，严格说来就成为多余的了，虽然他提及那些事实是为了证实真理。如果这个比较呈现出事实与真理并不一致，那么，事实作为单纯的现象，必定是错的，错的肯定不是假设，假设被确定为哲学真理，因此是不容置疑的。由此，在维柯的著作中出现了违背事实的倾向。
这些例子足以指示出藏于《新科学》的结构之中的根深蒂固的错误，足以在我们评述和批判维柯思想中建立一种论点，这个论点的许多其他事例在评述的过程中将出现，那些已经提出的论点将变得更加清晰。另一个必须牢固确立的观点是，这个缺陷是生死攸关的机体缺陷——维柯没有成功区分的不同种类的探究：对非凡的原创性、真理和重要性的研究。实际上，缺陷经常出现在最富原创性、最有创造力的知识分子中，他们完成发现后，很少注意细枝末节，然而，缺乏创造力的头脑通常准确而有条理。深刻和精确并不总是齐头并进，无论维柯多么缺乏精确性，他永远是深邃玄奥的。
在《新科学》里几乎每一观点都是互相交织的光辉和阴影、交替出现的真理与谬谈。由众多的读者和批评家依据他们各自的禀性提出的各种分辩和观点引人注目的是，和维柯的情况一样，这些观点都采取了最尖锐的确定形式。有些头脑固执己见、大加质疑，急于指出微不足道的矛盾，对每一个陈述所需的证据不闻不问，乐此不疲于挥舞进退维谷之钳，肢解一位不幸的伟人。对于他们来说，维柯的著作像其他同类著作一样，是一个难以理解的东西，充其量，它将为他们提供一个他们认为可以“反驳”的题目：这是一个轻而易举的、与生俱来的任务，然而这也是一个很难取得成功的任务，因为他们推翻的这个人劫后复出，比以前更有生命力。还有另一种类型的思想，它首次言及维柯《新科学》的核心，首次看到了真理之光，它放开了自身的全部欲望，放弃了自己的信仰，充满激情地耕耘思想的荒原。它对缺陷充耳不闻，无视一切艰难险阻，而或困难立即随之消失，缺陷很容易地找到了辩护，当这种思想被诉诸文字之时，作品假装为自己辩护。我们担心，这种思想会把《新科学》变成一个人人易懂的东西。毫无疑问，如果这两种态度是唯一的选择，如果没有第三种选择被开启，那就只能选择受人青睐的缺陷，而不是那些冷若冰霜的漠不相关之物了；过度的信仰，可通过真理的一两个方面来丰富我们，而缺乏信仰则永远不能使我们去实现它。然而，第三种态度也是有可能的，并且批评家们对此负有义不容辞的责任。这种观点从不偏离真理之光，也不隐匿阴暗面，它越过阴暗面而取其精神，然而并不放过阴暗面，总是时时返回到它之中，永远致力于扮演一位自由但不虚妄的解释者，一个热情但不盲目的忠实倾心者。
以上所提出的两点，即模糊的倾向和对倾向的混淆，是维柯才智中不可缺少的优势和弱点，都给我们提供了一种解释的一般准则，即这样一种准则：我们通过层层分析，把他的纯粹哲学从经验主义和历史中分离出来，维柯把哲学和历史混杂在了一起，历史中包含着哲学；另一方面，把历史从经验主义中分离出来，在这个过程中，观察混合的前因后果。看似无用的杂质不能被当作不存在的东西，就如同矿渣与自然状态的金子连在一起一样，但是它也不应该阻碍我们认识和提取真金。换句话说，离开隐喻，历史必然还是历史，如果没有智力的引领，它岂能成为真正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