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海波（Herbert Franke）
有城墙的城邑对于传统中国的权力结构的意义之重大，怎样估计都不过分。皇帝的统治就是依靠筑城的城邑联成的网络来保护，而对广大的乡村地区的控制，则肯定松散得多。守住城垣不失，一直是军事战略的最高目标。不管是列国割据、领土较狭的封建时代，还是秦以后大一统的帝国时代，城市都是权力的中心，也是财富的中心。中世纪的欧洲乡村，地方贵族的庄园与城堡星罗棋布，相比之下，中国的乡村则是一贯贫穷。值得注意的是，欧洲的城堡（castle）在中国其实并没有对应物。1城堡的军事和经济职能（剥削、控制周边的农民），在中国是由城市来承担的。外来的侵略者和内部的造反者都觊觎着城市的财富。伏尔泰有句名言：“一切战争都是抢劫。”城市在中国的战争中扮演的角色充分印证了伏尔泰的观点。中国的战争同欧洲一样，抢劫都是从来不会缺失的戏码。
另一方面，中国的城市如果能够固守，则是相当安全的。纵使在火器发明之后，守城的成功率也很高。2欧洲的情况也一样，1535年的明斯特、1631年的马格德堡都是如此。中世纪欧洲的大多数名城巨邑都未被攻陷过。在中国，攻陷名城的例子并非没有，例如975年金陵之陷、1127年开封之陷、1273年襄阳之陷。这些战例在历史上都留下了浓墨重彩的印记，但是总体上来说，攻城的一方的成功率并不高。
有一件事清楚地反映出城市防御的重要性。公元前5世纪的《墨子》是关于战争技术的最早记载之一，其中很大篇幅是关于守城的军事和管理手段的。3《墨子》第五十一到七十一篇的一大特点是非常重视技术，这与同时代的《孙子兵法》和《吴子》形成鲜明对比。4这两书都更加注重城市攻防的抽象理论，我们无法从中获知太多关于技术和后勤的信息，这一点上《墨子》则更胜一筹。
后世的兵书有很大的篇幅描述战争的细节，这些细节正是《孙子兵法》等先秦兵书一带而过的。所以本研究关注的是中国军事史上更为晚近的时段，我们能够根据此时的军事著作，绘制出更加逼真的图画，比依据先秦兵书画出的更加可靠。5本文所讨论的时代始于宋朝。在宋代，许多领域的创新揭开了中国历史前现代阶段的序幕。6宋代以降的军事著作汗牛充栋，恐怕一整本书也只够列个书名，写个摘要。本文末尾列出了所用的史料，有的是各时期的系统性著作，有的是一些著名围城战中的战地日记。本研究也重点考辨了这些史料的可信度与不足之处，也分析了这些史料对于今天城市攻防战的研究价值。
守城的准备
坚壁清野
有城垣的地方就安全一些，所以中国的兵家很早就得出结论，要把一切对敌军有价值的东西运进城去，把城邑四周变成一片“焦土”。清野还有一层战术上的考虑，就是使得攻城方无处隐蔽，而守军则有一段没有遮蔽的缓冲区。早期兵书一再提及这一原则。7《武备辑要》作于1830年，当时热兵器已经广泛使用，它举出了清野的几个明显的必要性。理想状态是，城壕外方圆一里完全清理干净，如有村庄，敌人就会用来隐蔽；如有佛塔，更会被敌人用来瞭望。丘陵山地可能使得火枪难以发挥射程，也便于敌人挖山取土，填平城壕。敌军可以藏身于芦苇榛莽之间，树丛竹林更能被用来打造战具、舟船。8拆除城垣外围的建筑也是坚壁清野的题中之义，因为敌军可以用来隐蔽、埋伏，而建筑木料也可能被拆了用以制造攻城的器械，如云梯之类。城墙要高于附近的所有建筑，不然守城就无从谈起。9
书中对于粮草物资也有详细论述。粮草物资一方面对守城而言不可或缺，一方面也能为攻城增加胜算。马料都要运进城中，削弱敌军骑兵的力量，竹木是制作兵器战具的重要材料。工匠的店铺大多设在城外周边。商人、店主必须将货物运入城中售卖。用船运输的木材，至少应转移到距离该城百里之外的地方。敌军撤退之后贸易才能重开。10
《武备辑要》中“坚壁清野”条目下还记载了制造火器所需的金属和化学品。1800年，火器已经毫无疑问地在战争中发挥了重大作用。书中提到了硝石、硫磺、铁、铅，还有一张清单，列出了需要地方官府管理的存有这些货物的商行和匠人。官府要加强保甲制度，以确保能够完全掌握这些物资。钢铁之类应该运进城后出售，如果没能将储存的物资转移城内，按律以通敌论处。如果官府需要物资，他们会以市价购买。从《武备辑要》中我们可以看到对私有财产的保护到了什么程度，这也是很有趣的。让粮食和其他战略物资运进城来，是官员心中的头等大事。城中允许私人买卖，强征是没有办法的办法。11油坊和灯笼匠也照上述惯例办理。与居民一起转移进城的物资应该包括一切可能被敌军利用的物资：木材、石材、铜、铁、瓦片、蔬果、草料、牲畜。12
粮食当然也要搜集。《武备辑要》的作者认为，城郊的富裕农民会将他们的存粮运进城里搞投机；这种投机应予禁止，一旦发生，必须没收粮食，充作军饷。寺观被作为临时仓库。当然，公仓中的粮食是不能卖的，根据坚壁清野的命令，只有临时转移进城的粮食才能够自由买卖。13从这一段文章可以明显看出，围城与周边乡村的联系并没有完全切断。
《武备辑要》中反复提及向井中、河中投毒，并且引用了三个投毒的成功战例。一是战国时秦国向泾水投毒，14二是公元600年隋军在泉水中投毒，击败突厥步迦可汗，15三是宋将刘锜在颍水上游投毒，击退金兵。16我们大可怀疑这种策略是脱离实际的，什么毒强到可以污染整条河流？可能所谓投毒只是向水中投入秽物，使得水质不适于人马饮用，从而使敌军的后勤发生困难。
后勤补给
宋代兵书《武经总要》没有明白告诉你在围城之中如何保证供给，只是大而化之地说，主帅有责任囤积足够的军用物资。17《虎钤经》则列出了城防必需的武器、器械、工具，18以及必须囤积的重要物资的清单，并且详细论述了如何在围城中管理粮食供给。从晚明著作《救命书》中可知，一座城池（应该指县城），至少应该储备两千石的粮食，不过书中没有点明相应的人口。作者强烈地反对向居民分发粮食，因为从公仓中无差别地放粮会导致来年的饥荒。他引用了1594年的一个例子，由于地方官员管理不善，粮价腾贵，斗米百文。19令人印象深刻的是，《救命书》还对男人和女人的食物分配做了区分。作者明确地指出，为了守城，男人要保证吃饱穿暖，妇女儿童只要不饿死就行了。20
《救命书》列出的战略物资的清单清楚地表明，作者认为在即将到来的战斗中什么才是最重要的战略物资。他区分了哪些物资应该从公共仓库中调拨，哪些物资应该从民间征用。应该从公共仓库中调拨的物资包括：灯笼、油、斧子、硝石、木炭、硫黄、枪炮、木炮架、炮枕座、大小木杆、碎砖石、石灰、木板、长枪、钉子、针、搭钩枪、铁弹、铅弹。向平民征集的物资包括：灯笼、麻、弓、箭、杂粮、铁铲、杵头、杂柴、捶帛石、草苫、夜壶、告示纸、水缸。可以想见，在一个高度官僚化的社会，笔、砚、墨、桌也是必不可少的。清单的最后是棍棒和铁器。21此处必须补充的是，这些兵书关于武器的部分，经常会写明需要的原材料的种类（木材、金属工具等）和数量。戚继光是明朝后期的名将，他在《练兵实纪》中列出的武器零件的清单非常珍贵，其中关于火器的清单更是不可多得。22
人力动员
守军似乎从来没有被指望强大到足以仅凭一己之力守住城池。所以，我们几乎在所有兵书中都看到动员百姓的详细做法。军事百科全书《武经总要》认为，体格健全的男子应该登记，编入补充军队，以加强城防力量。精壮的妇女也应该从事强制劳动，老人和小孩应该被组织起来运送和分派食物、放牧、收集柴火。三部分人相互不能接触，或许是为了防止流言或者暴动酝酿。这三部分额外的后勤和战斗人员，并不总是自愿加入的，很可能是官府强征的。如果你有特殊的技能或者超群的膂力，就会被“文明”地对待并量才使用。23
后文则详细阐述了如何动员平民。《武备辑要》里列出的规定尤其有趣，因为它展示了社会阶级结构在军事上的效果。只有富裕和有影响力的家庭才有责任贡献忠诚和能干的人，大家认为这是不言而喻的。作者区分了人丁兴旺的大族和户小丁寡的寒门。“一旦有警，彼穷者糊口不暇，岂能馁其腹，馁其家，执干戈以捍矢石乎？”所以应该动员富裕的大族，雇佣其家丁佃户以守城。24有特殊技能的人另有任用，可以不用去做苦力或者打仗。必须列出一个清单，不仅写明受雇人，还要写明雇主。某一坊的人只能雇佣某一坊的人，即不能有陌生人。前文并没有提到雇人的报酬，我们从《武备辑要》中获知，每个受雇者可得一升米和十文钱。25
安全措施
和平时期的中国城市的治安管理就很严密了，在危机时分更是严格，城里的百姓都被当作潜在的敌人，更多的措施被强加在民众身上。这一原则在《武备辑要》里更加明显，此书有一章赫然题为“防穷民”：
贼之所至，甘心从逆者，皆穷民也；贼一入城，引贼焚抢富室者，皆穷民也；贼尚未来，额首祝天而日望其来者，又皆穷民也。先事而诛之则冤甚，且不可胜诛，临事而防之则无及，亦不可胜防，然则奈何？要知穷民之情所以不顾而走险者，非有大志、图富贵也，不过因其生计尽 绝且图救一刻之饥寒，赊一刻之死亡耳……但令安抚得宜，衣食不乏，则皆我荷戈登陴、相与僇力捍贼之赤子也。反仄之罪，岂独在民乎？故许洞云：“被围者当先安其内而后及其外。”26
传统中国的官府对待人民的态度，在这段文字里展示得淋漓尽致。朝廷官僚，无论文武，都始终对大众怀着戒惧，怀疑他们中有敌人的同情者。第五纵队式的危险无处不在，而官府认为此种危险首先潜伏于“穷民”之中，于是对居民的严格控制就显得势在必行。更何况自古以来就有兵书主张使用细作。
细作和破坏分子在战争中也有很大的作用，这可不仅是兵书上的空谈。27兵书大量篇幅都在讨论怎样控制百姓，防止奸细捣乱。因为城郊百姓都迁入城中，人口大量流入，很可能有细作混入。于是官府采取严格的控制措施。迁入的郊区百姓，在城中有亲戚的，应住在亲戚家；没有亲戚的，则集中居中在衙门或者寺观。道士、和尚分别集中，庙门前张贴名单。官府会给迁入的城郊家庭发放证明，写着一家男丁的数目和年龄，还记载着每个男丁相貌特征，如肤色或者脸上的疤痕。妇孺则不在此列。出入城门也应事先安排。例如，某城有四门，可能仅留两门出入，其余两门闭而不用。如果城门守军不敷使用，当地士绅或者善于记忆相貌的官员就会出面协助他们。城中有亲戚的城郊居民，也需要保人证明自己的身份。游方僧则一概不许入城。28
还有一些制度是防范、搜捕细作的。据说，细作常常乔装打扮成旅人、和尚、算命先生、苦力、鞋匠、裁缝、菜贩、剃头匠、修脚师傅，这些职业的特点是流动性强。他们有可能结交哨兵、衙役，以刺探军情。29平时的保甲制度此时会更为强化，十户为一甲，相互担保，一家有人犯法，十户一起受罚。保长每五日向官府报告本保的动静。如果抓获细作，举报者会得到破格奖赏。30官府负责控制所有人口流动，当然也包括募雇短工的手工业。染坊、磨坊、酒坊、面条铺、织机房等处的工人，只有已经在这个地方停留了一段时间、并且有邻里愿意作保的，才能继续留下做工，否则就要被逐出城去。如果雇工里有人犯法，他们的东家也要一起受罚。其他找不到保人或亲戚的人也在被驱逐之列。
寺观也不能例外。寺观门前要悬挂牌子，上面须写明内中僧道的姓名。官府每月十日点验一次，如果发现细作，僧官也要受罚。客栈也适用类似规定。老板本身需要保人，同时也要做自己房客的保人。如果某房客已在同一客栈住宿一年以上，并且富于资财的，可为其他房客作保。
关于青楼的特别警告。声名败坏的人常常躲入“歌家”，所以官府应该警惕流动的歌女。兵书的作者们认为，歌女们的恩客有些是官员，可以提供庇护。流动歌女和乐手应予驱逐，每一家妓馆门前应贴出单子，写明内中人数。有客留宿也要写明。31
围城之中的戒严是法家手段登峰造极的体现。古代中国的军法也大抵如此，贯穿其中的精神并不是儒家的那一套。严刑峻法是为了使士卒畏惧长官，甚于畏惧敌人。32《武备辑要》列出了城池被攻时应当颁布的十三条禁令：停止正常贸易；禁止变戏法、算命；禁止传播谣言；宴饮应当从简；禁止唱戏；茶坊酒肆是流言的渊薮，要密切监视；禁止酗酒，但允许少量饮用，完全禁酒“无益于民”；夜间派人带械巡逻，禁止夜行，富贵人家的子弟犯禁也一概惩处，普通百姓（小民）就更加不敢造次。凡此种种峻法，都贯穿着一种法家思想：令行禁止，不分贵贱，“若欲行罚，必自贵者始”。33
还有一些禁令的军事性质更为鲜明。城内居民不准吹响器、举高竿，以防做敌人内应。其实在十三条禁令中，没有命令擅自行动都在惩罚之列，例如擅自回敌人的话、擅自拆看敌人的来书。
防火至为重要，守军千方百计也要防止大火。不仅仅是因为火灾以及随之而来的混乱会被敌人所乘，还因为中古时代的中国，房屋大多是木结构，屋顶覆以瓦片或茅草，一旦失火，火势蔓延极其迅猛。即使在和平时期，火灾的破坏也极大，史书多有记载。34所以围城之中有着细致的防火规定。因为围城之中水源往往不足，宋代曾规定，严禁在室内生火做饭。即使起火是出于无心之失，肇事者也要被处以极刑。35
清代兵书《武备辑要》收录了这条法令。法令禁止在城墙附近堆积稻草、柴苇，如果柴草数量较多，则移置于空地，数量少则移入仓库。家家户户要在街上放置水缸。城中每一坊都要组织四十人的救火队，每支救火队装备：十只长钩、十条被单或者旧麻袋、五只大小簸箕、十组辘轳、十只水桶、十架长梯、十支长矛。这四十人要接受救火训练。一旦火起，救火队需要履行以下职责：十人持长钩拆毁失火房屋，处于下风向且有可能失火的房屋也要一并拆毁。麻袋用水浸湿，用以灭火。十人登上长梯，往失火处浇水，五人为梯子上的人送水。其他五人持长矛巡逻街巷，一方面保证通向水源处的街巷畅通，一方面防止不法之徒趁火打劫。此外，非本坊的居民不得参加本坊的救火；无上级命令，守城军民不得擅离职守。
火药库尤其要加意看管。《武备辑要》建议每座城门附近建一处砖石仓库，环以垣墙。仓库中再挖地窖，火药则用陶罐贮存，埋在地窖中。每个火药库可贮存火药一万斤左右。火药库附近放置大水缸，派专人看护，禁止生火、点灯。靠近火药库者一律以奸细论处。堆放柴火、草料等易燃物的地方也有类似的规定。36
最后，《武备辑要》的作者对于围城之中的地痞流氓的看法，也值得注意。他认为，绝不能认为这些人不适合参与守城；事实上恶少、赌徒之流颇有勇力，都是当兵打仗的好材料。此外，县官应准备空白的赦免书若干，赦免犯了轻罪、但戴罪立功的人。37监狱里的犯人如何处置？作者认为，“狱囚自分必死，每几幸贼寇来”，所以作者建议犯“轻罪”者赦免，犯重罪者依然要监禁。狱卒的纪律应该最为森严，不能收受任何人的礼物，也不能减少人犯的食物配给。狱卒必须日夜巡逻警戒，监视所有探监者的活动。38
武器与战术
传统兵器与器械
战争中主要的武器及其用法、制法，在古代中国的兵书里面有大量记载。39这里姑且抛开弓箭、剑、匕首之类的单兵武器不谈，把焦点集中在围城时常用武器上。即便如此，我们也只能谈到一些最主要的武器，因为本文只是概览，而不是细节分析。40
我们只能简短地描述一下堡垒。《武经总要》记载了宋代城墙的构造，有内外两重城门构成的瓮城，另有羊马城和堆堞。41城墙的高度无疑是城防安全的决定因素，但是这方面我们几乎找不到材料。可以推想，不是所有的城墙都像北京城那么高。至少在宋元时代，地方上的城垣是比较矮的。中国的城垣一般都建在地势较为平坦的所在。地中海或欧洲山区的城堡，很多需要适应地形，建在山上，但在中国很难找到类似的城垣。陈规在《守城录》中提到，如果城墙高仅数丈，城池就极易被攻破。一丈约合现在的十市尺，在宋代大概是七至十市尺之间。42我们可以推测，城墙的高度大概是十五至三十市尺。攻城一方会使用木制的云梯，士兵可以从云梯直接跳上城头，这一点也从侧面佐证了我的估算。外城又叫羊马城，其得名大概是因为迁入城中的牲畜就蓄养在内外城之间。据说“曩时”（12世纪之前）羊马城只有六尺高、三尺厚，后来则增加到十尺高、六尺厚，而且加筑了箭垛。43瓮城，又名月城，是内城城门外的一道半圆形的城墙，为城门多提供一道保护。万一攻方士兵攻破外城门，还有内城门挡着。
宋元之后，大型远程武器由火炮担纲，而宋元则是床弩、投石车发达的时代。火炮发明前，这二者才是最重要的重武器。早在战国与秦汉，弩的技术便已在中国发展成熟。中原王朝在征伐异族的战争中保持优势，靠的就是弩。早期的弩方便携带，可以单兵使用，但更有可能是由两三人的战斗小组操作，协作完成装填、击发。
图4-1 （宋）复合弩，《武经总要》（四库本，上海，1935），前集卷一三，页15
早在宋代（甚而可能在唐代），床弩已经出现。床弩将三支弩合而为一，极大地提升了推进力。弩装在木架子（弩台）上，十分沉重，移动起来相当费力。复合弩通过绞轮装填，如果是三弓床弩，需一百个人才能操作；如果是双弓弩，则至少需要十人。复合弩的有效射程长达三百步。然而，“步”并不是一个标准化的长度单位，我们只能粗估一个射程。如果以一步为两尺计，则射程是两百码。44这意味着攻城部队可以抵近距离城墙两百码处，那里是没有危险的。对守城一方的好处是，通过敌楼和垛口就可观察敌军的一举一动，大队人马在白天偷袭几乎不可能。我们在各种围困日记中屡屡读到，防守一方在全面进攻发起之前如何准备反击。弩机的发射物是石弹或箭矢，在一定距离之内可以射穿坚甲，穿透力之强令人生畏。
弩机的射击轨道平直，难以命中城墙或者房屋之后的目标。这类任务由投石机来完成。投石机在中古时代的中国是出类拔萃的武器。古代的兵书有大量篇幅讨论各种各样的投石机。它们基本上都是简单的杠杆装置，即一个或者数个（最多九到十个）绑在一起的木杠杆搭在一个架子上。杠杆的末端还有一个篮子，用来放置投射物，另外一端则系着数目不等的绳子，由操作者来拉拽。于是，这种武器（李约瑟翻译时用了一个中世纪词汇“trebuchet”）45的射程和威力取决于操作者的人数。古罗马人已经发明了利用扭矩弹射的投石机（拉丁文为“onager”），它的好处是用较少的人就能“上膛”。然而，中国始终没有发明出类似的投石机。中国的投石机需要许多人操作，这么多人聚在一起，很容易成为敌人的活靶子。只有一条杠杆的中国投石机，也要四十人操作。这种装置有二十条绳索，每人拉两条，可以将一块两斤重的石块打出五十步远。最大的有一百二十五条绳索，由二百五十人操作，杠杆长约两丈七尺（约六至十米），可将九十斤的石块射出五十步，只有三十米左右。攻城时，投石机要放置在离城墙极近处，守城一方也只能等敌军攻到如此之近的位置时才能用上投石机。《武经总要》记载，46无论什么型号的投石机，最大射程都不会超过八十步（近五十米）。而陈规的《守城录》给出的数字却大相径庭：头等的单杠杆投石机的射程是二百七十步，次等的是二百六十步，三等的是二百五十步，需十到十五人操作，其射程比11世纪的兵书记载的多出两倍，同弩机的射程相仿。据陈规记载，“远炮”的最大有效射程达三百五十步。47在《守城录》成书的12世纪，很可能已经发生了技术革新，投石机的射程大大加长。不过《守城录》并没有记载新旧投石机在结构上的区别。
图4-2 （宋）七稍炮，《武经总要》卷一二，页48a
图4-3 （宋）旋风车炮，《武经总要》卷一二，页54a
我们可以区分移动和固定的投石机。有一种投石机，安装在垂直的轴上，可以转动，所以取名“旋风炮”。旋风炮需要十五人操作，可朝任何方向发射，如果装在固定的架子上，要转变发射方向，就必须连架子一起挪动。为了提高机动性，人们还会把投石机架在车上，称为“车炮”。48
陈规认为，“攻守利器皆莫如炮。攻者得用炮之术则无不拔，守者得用炮之术则可以制敌。”49有了投石机（即“炮”），攻方可以摧毁城墙上的木结构箭楼，所以在12世纪的人眼中，木箭楼是无用之物。守方的投石机不可架在城头，而应架在城内。距城墙的远近要适当，便于射击。为了瞄准，需要专人立在城头，充当“前沿观测员”，指导投石机的射击角度和距离。如果设置的位置偏离得小，则操作手只需自己移动，如果偏离得太远，则需要移动整架投石机，“旋风炮”除外。射程取决于绳子拉得多紧，如果上一发射得太远，就要减少操作手，如果射程太近，则要增加人手。摧毁敌方的攻城器械要用“大炮”，射击敌方的首领或搬运人员，则要用“远炮”。
《守城录》有一条长注细谈了投石机的制造技术。杠杆需要用栎木的主干，在沟渠中浸泡百余日至半年，取出后去皮晾干，方能使用。绳索必须是麻绳与生皮混编，雨天则皮松麻紧，晴天则麻松皮紧。两种材料混编，可以保证投石机全年性能稳定。
“炮”已经谈得够多了，下面再谈谈“弹”。上文已经提到投石机可以抛射石块、泥块。陈规认为，发射物的规格必须一致，投石机在校准方位后才能命中目标。圆形弹射得更远。即便是一架小炮也能击断人的胳膊和腿脚，如果命中胸部和头颅，则能致人死命。他建议多炮齐发，并建议最好用泥块而不是石块，因为敌人会收集射来的石块，再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泥块杀伤力与石块相当，但落地后就会碎裂，不会落入敌手。
投石机最重要的作用是抛射可燃物，攻击城内的建筑或者攻方的木制攻城武器（如炮、复合弩、梯子、平台等）。上文我们已经提到，守将最担心火灾。“燃烧弹”最常用的原料是油浸的棉、麻，点燃即可。宋代已经有了装有火药的“榴弹”。《武经总要》的一张配方表明，12世纪中国制造榴弹的技术已经达到了一定的水准。50这种榴弹爆炸时有巨响，同时释放毒烟。5111世纪出现了一种“毒药烟球”，它重约五斤，配方包括硫黄、硝、狼毒、油、炭末、松脂、蜡。52还有一个配方，列有纸、麻皮、松脂、黄蜡、黄炭和碳粉。后一种不能爆炸，只是在燃烧时释放令人窒息的烟雾。还有一种炸弹，或是地雷，名叫“霹雳火球”，据说爆炸时声如雷震，常在地道中使用。
有一类器械，攻方用来接近墙根或者登城，下面简略一谈。声名最著、使用最频的要属云梯。云梯出现很早，墨翟就曾提到云梯，53它类似于现在的消防梯，可以伸缩。另外一种技术性装置是“天桥”，它是一座高台，下面装有车轮，士兵站立其上，向城墙冲击。平台突出的，叫作“鹅车”。还有一种人造洞穴，名叫“洞子”，覆以木板、皮革，可以保护士兵免受箭射。攻方还可以筑造假山，或曰“土山”，高与城齐。54
使用这些器械，需要大量操作手、匠人、苦力。所以，攻城一旦展开，攻方士兵麇集城下，极易受到城头的攻击。无论云梯、天台还是洞子，都是木制，炮发石击，登时碎裂。围困日记中记载得更频繁的是，它们也可以被点火焚烧。到了明代，这些笨重的器械似乎已经弃置不用了。类似的还有城上的木箭楼，12世纪的陈规就以为无用，到了明代果然消失。火药武器的改进和传播和火战的广泛使用，让这些器械难以抵挡。
最后，我们要说一说通信和信号。55汉代长城上已经有了一套精巧的信号系统，用来防备匈奴及其他潜在敌人。基本的识别法则直到宋代还在沿用。56《武经总要》里记载着一套精巧的密码系统。两位指挥官想交换信号而不被敌军看透意思，就要事前商定一套密码，这套密码是一首四十字的诗，每个字都不重复。这首诗就是解码的关键。诗中每个字都对应着不同的内容，或是命令，或是情报，比如“进”“退”“运粮”，诗里面的字会绣在旗子或写在牌子上。57
图4-4 （宋）云梯，《武经总要》卷十，页15b
还有声音信号。传统做法是击鼓进兵，鸣锣收兵，后来喇叭也用作传信发令。火器发明后也被用来发信号。比如，前进和攻击的方向，可以用不同颜色的信号旗和不同次数的枪响来指挥。58于是，中军大营就要备下各色旗帜、锣鼓、灯笼以及“大流星炮”（一种火箭）。59
古代中国长期受五行学说影响。战阵之中，五色的旗帜和灯笼指示五个方向：青色为东方，赤色为南方，白色为西方，黑色为北方，中军主将则张黄旗。还要准备令旗，写着大字的纸可以贴在上面。信使传递情报也是一种通信途径，每位指挥官都要备好一寸长的纸条。60如果信使要走远路，则纸条必须封在蜡丸之中，以防沾湿。围困日记中经常提到蜡丸。
火药武器
关于中国火药武器的历史著作已经不少，61相关文献也都已纳入东西方学者的研究，此处只需概论之即可。众所周知，火药最初在中国是用于制作炸弹和榴弹，而利用其推进力制造加农炮则是后来的事了。有人认为，中文“火炮”一词对应英文的“gun”或者“cannon”，这是不对的。事实上，这个词指的是抛射燃烧弹的投石机。“火枪”也一样，此词创自陈规，可以肯定它不是一种“gun”，而是一截填满火药的竹竿，可以喷火。另有一种南瓜形的铁壳炸弹，似乎也是用来喷火的，女真人在1221年使用过，名为“震天雷”。这种“震天雷”在1234年围攻开封的战役中，已经是公认意义上的火药武器了。1259年，蒙古军队攻打寿春，南宋守军使用了“突火枪”。突火枪是竹管所制，所以不是真正意义上的“gun”。《金史》中数次提到的“飞火枪”可能是一种火箭。621270—1271年的襄阳围城战中，蒙古军队使用了由阿老瓦丁（Ala ud din） 、亦思马因（Ismail） 制造的“回回炮”。现在还不清楚它是真正意义上的“gun”，还只是一种抛射榴弹的重型投石机。
13世纪中国的军事工程人员，大概用火药做了许多试验。然而，能够证明中国在当时已经发明了“gun”“bombard”或者“cannon”的考古证据，尚付之阙如。但是不少14世纪的炸弹保存了下来。王荣的文章《元明火铳的装置复原》有早期炸弹的图样，时间分别是1332年、1351年、1372年。它们非常短，三十多厘米，在这个发展阶段上，绝不会是一种十分致命的武器。在德国也有类似的火器，德文叫Böller，直到今日，德国乡村的庆典中仍能见到它。在进攻砖石所砌、防御严密的城垣时，这种武器是难当大任的，其作用大概更多是心理上的，而非物理上的。中国在14世纪发展出了真正意义上的火药武器，这在文献中得到了证明。1359年绍兴围城战中，“火筒”的记载出现了数次，几乎可以肯定，此“火筒”乃是真正的火药武器。
明洪武年间（1368—1398）留下了很多炸弹，63但之后明朝火器发展的情况，我们就知之甚少了。16世纪，欧洲火器传入中国，历史揭开了新的一页。众所周知，欧洲火器是改良的中国火器，再回传入华的。但中国的手持火器却是模仿自欧洲样式，名为“鸟铳”。64明朝的戚继光，在1571年的书中明白地写道，倭人入寇之前，鸟铳在中国闻所未闻，其杀伤力高于弓箭。65这本书还记载，佛郎机（直译为“法国的机器”，即火炮）的最大射程是一里，超过了16世纪之前已知的一切中国武器。66不消说，战术必须根据这种新武器进行调整，防守一方也要越来越多地面对火器。早在1607年，吕坤就说火器是最重要的武器。67他点评了许多火炮，而对“滚车大神铳”最为欣赏。该铳由叶梦熊设计，长约1.4米，铁铸。须知14世纪的炮都是铜铸的。可以说，17世纪中国和欧洲的炮兵技术处于同一水平。68那时投石机等的旧式武器已然消失，弩再次成为单兵武器，而不像宋代时作为一种主要的重型武器。炮兵技术是如何回传到中国的，是一个值得继续研究的问题，耶稣会士在其中起了很大作用，则是毋庸置疑的。
略论战术
综论战略战术的原则的古代兵法不在少数，从《孙子兵法》开始，城池的攻守就开始纳入讨论。《墨子》中关于城池攻守的内容不多，也不切合宋明时代兵书的环境。明代的兵书将宋代兵书模糊的说法大大地细化了，举出了更多的实际细节，所以更加真切明白；其作者大多曾亲历战阵，知道轻重缓急的实际情形。例如，对城上守军的部署有极其详尽的交代。不要忘记，一旦有紧急情况，需要征发体格强健的百姓在城墙上辅助防御。所有这些，都需要大量的准备和井井有条的组织。临时征发的辅助兵士必须预先知道他们的岗位在哪里，为此兵书的作者们很提倡操练和演习。操练和演习不仅在风和日丽时进行，酷暑、暴风、骤雨时都不应免除。69城墙上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区段，应该由娴于弓弩、火器的正规军防守。主帅手中应该有一支战术机动力量随时听命，何处危急便立刻赴援。70城墙上站岗的时间需要极其细致的管理，如果人手充足，则可以分作三班，每班八小时，昼夜站岗。如果人手不够，则十二小时一班岗，主将须保证昼夜执勤时间均匀分配。城墙上的部署取决于城垛的数量。每五个城垛为一伍，置伍长；每二十五个城垛置城长；一百个城垛，置雉长，辖有二十个伍长和四个城长。每名雉长有大旗一面，上书其属下的各伍长、城长的姓名。此外，伍长的旗帜上必须写明所辖城垛的编号，编号依千字文排定，例如一号是“天”，二号是“地”，三号是“元”（避“玄”讳，意为黑），等等。71
另一制度关系到执勤任务分配的公平公正。贫苦百姓不能太频繁地执勤，因为白天还要工作谋生。夜间，守城的每伍中，一人执勤，四人休息，休息者是必须和衣而卧，随时准备战斗。
吃饭的时间也有规定。饭食每日两餐，晨间一餐（早七点到九点），午后一餐（下午三点到五点）。如果预计短时间内没有进攻，则在一声击鼓信号后，将饭食送上城头。第二声鼓后，送饭的人必须马上下城。私自下城吃饭的，无论何人，就地正法。有警报的时候送饭的人不能登城。进入战斗状态后，送饭人不许登城，三餐都是在城下做好，用绳索吊上城头。每个灶供应五个伍二十五人，城上用木板临时搭建棚屋，上覆草苫，供兵士遮风避雨。72
前敌观察哨和警戒哨对于尽早发现敌军的行动关系重大。显然，哨位的布置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地形。习惯上每十里设一哨，驻兵五人，每二十四小时轮一岗，每天中午换岗。每个哨位配备有柴火若干、鸟铳五支、灯笼五盏、引线五根。敌人一旦靠近，守军要开三枪，以此作为信号，从一个哨位传递到下一个哨位。这和宋代的边防体制大体相同，73实际上这种办法在汉代已经实行，只是没有鸟铳罢了。这些哨兵自然很想结束战争，所以会擅自进攻或逃跑。许学范清楚地说明，对于临阵脱逃、躲入田宅，或在执勤时打盹的士兵，一律受军法严办。管理不善，使火药、引线、柴火受潮的，也要严惩。74兵书不断劝告将领，要时刻把将士的福利放在心上，在一定程度缓和了军法的严峻。在法家的心目中，赏与罚要相辅相成。极刑要公开执行，以儆效尤；奖赏勇猛之士也要公开。指挥官在进攻的那一天，手里拿着事先备好的袋子，装着从三钱半到十两不等的银子，或者是一百文到一万文不等的铜钱。这些钱将论功赏给勇敢有为的士兵，并且应该公开颁赏。75
让守军保持良好精神状态非常重要，这一点就催生了许多规定。关于敌我比较，许学范估计得实在：众人的天资是平均分布的，敌军不会全都英勇无畏，我军不会个个胆小如鼠，敌军不会全都机智，我军也不会个个愚蠢。绝不能想当然地认为敌军打起仗来都不要命。这一点必须让全城的军民都明白。76
还有一些关于成功防御的建议是关于守城军民福利的。与军民同甘共苦，对于指挥官来说是老生常谈，关心伤病员如同关心自己的家人。炎炎夏日里，如果城头有一顶伞遮阳，能够有水果吃、有凉水喝，就能减轻昼夜戍守的痛苦。严寒的冬天，每支部队都要有一个小炉子，能做热汤、烤火。还要发放遮雨的斗篷或帽子。77这些都是纯粹实用的方法；还有一种间接手段也能保持内部团结，那就是劝说地主暂时不要收租，等战争过去再说。78各级军官都要随时注意自己的部下是否疲乏，如有可能，便令其休整。
如果所有的兵书都提及士气和斗志的重要性，那么合乎逻辑的情况是，敌军一定会努力地去动摇守军的军心。有时在真刀真枪打起来之前，心理战已经开始了。可以肯定，未攻城先劝降，是中国历代相延的习惯做法。一些围困日记记载，有时双方主帅还会来一场道德大辩论。强攻取城，难乎其难，劝降策反，实为上策。威逼利诱的手段，最先施于主帅，但也会扩展到全城军民。有的日记提到，敌军的常见做法是将传单绑在箭上，射入城中。很难讲这种招数成功过几次——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敌人是什么样的敌人。以劝说取城或解围，是中国战争的一个传统，早在春秋战国时代就已经很流行了。79
宋金战争中，宋军的防御相当坚实稳固，宋军将领投敌的倾向也并不多见。然而，一百多年后情形大变，死战者少，投敌者多。军法之严峻可能助长了这种倾向。另外，文武之间的长期矛盾也是一大原因。力屈而降，史家虽然可以讥为变节（史家绝不可能是武官），但全城百姓至少得以免遭灭顶之灾。城破后的屠城是很常见的，在传统中国视为当然。无论是女真、蒙古还是汉族的叛军，并无区别。80
值得注意的是，在比较晚近的时代，主帅的军令和道德训诫，会印成单子发给每位士兵。许学范很赞成这种做法。识文断字的士兵可以读给不识字的士兵听，并且逐字解释。81
上文已经提到，白天发警报，须开炮、升令旗；夜间发警报，须开炮、升灯笼。一旦接到警报，无论是正规军还是辅助的民夫，都要迅速进入城上事前派定的岗位。连坐互保制度，在军队中同样执行，与平民相比不打折扣。82比如，中国的军法很早就规定，五人互保，一人临阵脱逃，其他四人也要惩办。“使人知守不必死，退不必生，不畏敌而畏我。”83
严格的规定是为了执行纪律。凡城上执勤者，一律不许朝同一方向走出五步以上，只有伍长可以前后移动，但是如果他走到了相邻的城垛，一样要斩首。84还有一些规定是为了保持城上的秩序和安静。城上严禁喧哗。如果某军官想招呼一个人，他只能挥手，不能喊叫。交谈必须低声，夜间尤其如此。夜间每过一个时辰，诸城门的守夜人都会击鼓，这时需要一个大嗓门的士兵喊：“大家小心！”全体官兵都要齐声重复。除此之外，不能有任何声音。即使是受伤了也不能喊叫，不能大声谈论，更不用说离开自己的岗位。执勤时闲谈者会被割去耳朵，以示羞辱。85
如果敌人登城，不可避免要发生肉搏。肉搏也有规定。如果看到敌人逼近城墙，就要放箭。同时要注意观察敌人是否用草人迷惑我方。城头的守军要攻击正在登城的敌人，不能射箭，而要用石头或者石灰罐等物砸向敌人头部。城墙上建有箭楼，只有箭楼上的弓弩手才能放箭，城垛后面的守军是不放箭的。如果敌军架梯登城，那么守军等到敌人的手扒上城墙的护栏，再用斧头砍。投掷石块之类要对准敌军的头，施放火器弓弩要对准他们的躯干，手持长枪铁钩对准心脏，挥舞斧头和棍棒则对准脖子。86
狙击手有特殊任务，他们要锁定敌军主帅并击毙之。怎样于千军万马中找出敌军主帅呢？办法是从城上缒下一块牌子，写上一些高深莫测的话，或者将信绑在箭上射入敌营，如果敌军拿到，肯定会上交主帅，狙击手就可以确定目标了。87
兵书中除了记载常规武器的使用之外，还介绍了一些原始武器，如石头。守军用的石头分三类。（一）小型，重一斤半到五六斤不等，每个城垛都要堆成三尺高的石堆；（二）重型，重五十至六十斤，须预备五块，主要砸敌人躯干；（三）巨型，如磨盘之类，是为了对付敌人的云梯等攻城器械。巨型石块要用绳子系好，以便重复利用。
就连便溺也能化身守城利器。守军每二十五人配发大铁桶一只，用以收集便溺。敌人来攻时，则生火将桶中妙物煮沸，用长柄大戽当头浇下。88
如果城垣有两道，而敌军攻破了外城，则可将两道城墙之间的房屋中填满易燃的柴草、垃圾等物，点燃之后，内城就被一圈“火池”保护起来了。89
如果敌军已经破城而入，又当如何？这是否意味着战斗不得不结束？敌军占领了城池之后，城中百姓又该怎么做？吕坤给出了解答。他认为，城墙内外都要挖掘深十尺、宽五尺的陷阱，最好在城门周边。陷阱附近的草丛中，埋伏十名鸟铳手、十名弓弩手。通衢大道要用家具（桌、椅、床等）封堵，以重装士兵戒备，如有可能，最好架上大炮。
吕坤认为，攻进城的敌军，肯定先涌向商铺、监狱（这表明他更关心内部的叛乱，而不是外敌），其后才会进入民房搜掠。这意味着有大概一刻钟的间歇，足够百姓撤离（不如说是逃离）。他们必须携带五六天的粮食，立刻逃走，昼伏夜行，不然第二天就没有机会了。这样一来，敌军得到的只是一座空城。吕坤认为，不能逃走又不能自尽的妇女，一定会遭到奸污。但即使敌军攻入城内，战斗也不应停止，守军应该乘敌军纵火劫掠之时发动奇袭。他还提出，躲进自己的屋子是没用的，唯有死战到底才是正道。
有人向敌人磕头喊爷，有富人把金银、布匹、粮食送给敌人，以求活命，吕坤对此极其鄙夷，认为这是苟且偷生。真君子应该慨然受之：“死则死耳”。90这是一幅城池陷落的悲惨画面，可以为此作证的中国史书汗牛充栋。
13—14世纪的三次围城战
无须多言，上述各种技术与纪律，随环境而变通损益，不可能同时实施。即使这些兵书的作者曾亲历战阵，他们写的东西也是给将帅按需选用的，即使真实细节丰富，也只是纸上工夫，实际战争又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了。有的书里也不乏异想天开和纸上谈兵，所以有多种围困日记能留存至今供我们检验理论是非常幸运的。日记上记载的军事技术和军事行动，有兵书作者闻所未闻者。只有将兵书与围城战的真实记载比较，我们才能知道兵书上的内容到底有多少符合事实，有多少只是纸上空谈。
为此，我挑选了几种真实可信、对本研究有帮助的文献，成书时间从宋到元都有。有两种文献描绘了1206—1207年宋金战争中的攻城战，当时宋军意图收复1127年被金国占领的中原土地。1206年夏，战争打响。起初宋军夺取了几座金国城池。金国调集大军，于1206年11月反攻，分兵数路进攻江淮。其中两座城池战略地位极其重要，一是襄阳（今属湖北省），一是德安（在襄阳东南）。襄阳控制着汉水汇入长江的水道，德安控制着涢水汇入长江水道。91两场围城战都有目击者留下记录。
双方最终都未达成战略目标。宋军未能收复中原，金军也未能扫平淮南，饮马长江。襄阳、德安的坚城固垒，是战略僵持的一大原因，也使双方产生了妥协的意愿。1206年，成吉思汗统一草原各部，成为金国背后的一股危险力量，金与南宋议和的愿望因此更加强烈。双方经过长时间谈判，于1208年达成和议。金一直要求南宋将主战派领袖韩侂胄作为“战犯”交予金方，92于是南宋主和派在临安发动军变，杀掉韩侂胄，将头颅传送金廷。
下文的比较可以归结为一点：真实的守城战和兵书记载大同小异。技术方面如此，心理措施、治安措施和焦土策略也是如此。但日记的某些有趣的细节是兵书上所没有的。下文就要考察围困日记中哪些地方印证了兵书上的说法，哪些地方是兵书之所无。
襄阳，1206—1207年
让我们观察一下襄阳之战的背景。襄阳主帅赵淳，1206年5月已经出任京西北路招抚使（军事上的负责人）。金军进攻从12月开始，持续九十余天。襄阳城周回九里三百四十二步，城外有羊马墙，墙外又有护城河。北门临汉水，东西两侧有两面雁翅墙直达江岸。守军又用拆除的车辆在两雁翅间竖起拒马。据记载，襄阳守军不足万人，而金军在二十万以上，金军的数字必然夸大了。襄阳守城战有趣的特色之一是征用茶商武装。襄阳商旅辐辏，是四川茶叶外销的集散地。茶商相当骁勇的原因在于茶叶归官府专卖，贩卖私茶的利润极大。即使合法商人也要雇人保护自己的安全。私茶贩子与合法茶商的界线极为模糊。宋代的一些地方叛乱就是茶商起事。富商大贾结成行会，操纵着茶叶贸易。他们之下的分销商、分销商之下的小店主，都要仰他们的鼻息过活。国家危急之时，商人手中的半合法武装就成为官府征调的目标。93赵淳在襄阳征调茶商武装，另组一军，名曰“敢勇军”。他们的战斗力绝不下于官军，而且忠勇可靠，深得倚畀。在城外的战斗以及夜间奇袭中，敢勇军屡次参战，其兵力多少，未见记载。不过，有史料显示，某役有六千敢勇军参战。照此推算，襄阳守军的兵力不下于一万六千人。然而无论如何，金军及其汉人仆从军大大超过襄阳守军，是没有疑问的。
按照计划，襄阳周边乡村的农民集中迁入城中。汉水北岸樊城的数千人，也通过浮桥撤入襄阳。樊城军民全数渡江后，拆毁浮桥。襄阳城外的百姓撤入城中，靠近城墙的房屋也统统拆毁，拆出的木料运入城中当柴烧。即便如此，城中燃料还是紧缺。
金军宿营于汉江北岸，欲攻城必先渡江。金军主帅恪守中国传统，正式交战前先劝降赵淳。金军主帅和赵淳之间的对话十分有趣。《襄阳守城录》主要是以文言写就的，但其中记载的双方主帅的对话却没有文绉绉的套话，全是口语，感觉当时有人一旁在做速记之类的工作。赵淳拒绝进一步谈判之后，才正式开战。
城中粮食相当紧张。每四坊立一官市卖米，米来自公仓，以收购价论斗出卖。只有贫民得买，官府派出官吏登记贫困家庭，发给凭证，拿到凭证后才能在官市买米。有些富家也通过钻营打点取得凭证。如果一旦发现此类情况，凭证没收，发给贫民，尤其是从四郊迁入城中的百姓。内外城之间野草茂盛，用来放马，草料问题由此解决。
在官府颁布的治安措施中，有禁止买卖酒水一项，酒是天寒时发给兵士暖身子的。除了常规的保甲制度，还有许多防火措施，上文已经着墨甚多了。宋金双方都很重视火战。襄阳之战的一大特点是，守军并不坐待敌军攻城，而是频繁奇袭，尽可能扰乱敌军。《襄阳守城录》记载，守军发动奇袭三十四次，94大战十二次。
双方的技术装备大同小异，都是弓弩、投石机。原本城上只有十六架投石机，守军又赶制了九十八架，还包括可以旋转的“旋风炮”。这一百一十四架投石机有的在城上，有的在城内隐蔽着。城内的投石机最为强劲，每架有九到十个杠杆。宋军用投石机发射的是泥弹。有趣的是，作者特别强调泥弹是兵书上所不载的，然而《武经总要》和《守城录》之类的兵书都曾反复揄扬泥弹的好处，赵淳乃至大多数南宋将帅都没有读过，可见其流传不广，甚至有可能只是在临安枢密院里被束之高阁。探子报告赵淳，金军最怕弩箭，于是他以每人三贯钱的价格招募弩手，招得三千余人。
敌人曾试图改变汉江水道，使襄阳“移到”汉水北岸。这个谋略连赵淳也称许，但还是失败了。金人起了一座土山，对守军构成巨大威胁。土山上有木结构工事，宋军得以用火攻摧毁。金军从襄阳及周边地区撤军之后，赵淳派官属勘察金军营地，绘成地图。又派人焚化尸首，搜集敌人遗落的物资。
围城期间，柴薪稀缺，一千钱才买十斤柴；敌军退后，襄阳周边到处是木材，赵淳命人运入城中分给军民使用。据说襄阳周边广大区域的树木都被金军伐光了，乡间一片牛山濯濯的景象。金军撤退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他们的木制攻城器械损失惨重，金军同样面临无柴可烧的窘境。
最后要谈的是襄阳周边狗群的命运。坚壁清野之后，成百上千的流浪狗在城外废墟游荡。每当守军出城夜袭，它们就汪汪地叫起来，敌人因此得到了“警报”。赵淳就派人编竹刍捕狗。不出十日群狗尽皆落网，被送进了厨房。
必须指出的是，本文用“金”这个词，不是意味着攻打襄阳的部队全由女真人组成。即使在1200年前后，女真人已经高度汉化，我们也可以肯定金军中大多数是纯粹的汉人。襄阳守军偶然截获女真文的文书，却无人能读。另外，汉文的传单却源源不断射入城中，动摇军心。由此可以推测，金军装备技术方面的工作，也是由汉人匠师负责的。
德安，1206—1207年
从军事和技术上看，德安之战与襄阳大同小异。德安守卫战持续一百零八天，比襄阳多打了半个月。德安主帅王允初，麾下有六千兵马，以民兵为主，另有当地茶商武装两千人。相形之下，官军人数极少，开战时登记在册的官军只有四百余人。所以守城主要依靠“民”，这个“民”也包括茶商武装。
王氏守城的成功，很好地体现了守城的结果取决于民众的决心。敌众我寡，兵力悬殊。攻城部队有十三万至十五万人。史书记载，守军探知敌军每万户其实不足万人，通常是七八千；如此算下来，攻城的部队大概有十万五千人（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数字很可能夸大了）。史料也没有记载城内粮草器械是否充足。无论如何，守将在城内储备了三万石粮食。即使城中军民有三四万人，也足以支持一百零八天。襄阳城内的总人数有记载，而德安城则付之阙如。
德安也照例坚壁清野，并没有什么特别；军事技术、治安措施也大抵如此。但有些办法是襄阳之战中不曾用的，如宋军向井中投毒、金军挖城墙。襄阳没有打地道战，可能是因为襄阳在汉水之滨，地下水位高。而攻打德安的金军，则挖空了一段德安外城的地基，使这段城墙坍塌。95书中还提到了一种探测地下挖掘活动的古老装备——瓮听。96王允初在城墙脚下埋了几个大陶瓮，因为盲人的听力要比正常人敏锐，所以派盲人在瓮旁守候探听。同襄阳一样，火战给双方造成的损失最惨重。双方不仅用投石机投射燃烧弹，还用弓弩将燃烧箭支射击敌人的柴草堆，引起大火。金军造了一种“高如塔”的楼车，填满柴草，由数十匹马拉到城下，打算在城下点燃。楼车逼近时，守军的火箭齐发，提前点燃了楼车。金军的计策失败了。另外，经常有女真士兵成功点燃城门的传闻，可见城门及其上的建筑肯定是木制的。
金军也对德安守军展开心理战。金军曾数次派人劝王允初献城归降，并重金悬赏捉拿他。金军还向城内射发传单，内容尽是编造的“战况”。一份传单上写着，王允初派出的送信人已经被捕，将被剁成肉酱；还有传单说，一位德高望重的当地大儒已经为金人效力（是否出于自愿尚不清楚），他致书王氏，剖析战局，指出德安马上就要陷入绝境。另一个心理战的伎俩是，攻城的金军士兵将面具涂成红色，看起来如同鬼魅。金军还用残暴的手段恐吓守军，用投石机将俘虏的头颅抛入城中，有时一次能抛数十个。这提醒我们，至少在中世纪的中国，是没有类似国际法的制度或者军事伦理来保护战败者的。普通士兵被俘之后，要么为奴，要么被杀，鲜有例外。人道与否并不在当时人们的考虑之内，因为双方粮草都很有限。一个俘虏如果没有利用价值，多分他一口粮食是没有意义的。如果俘获了敌方的高级军官，可以留为人质，用为要挟之具。被俘的将领被赎回或换回，也未必是什么好事。按照军法，败军之将是要被惩办的。襄阳之战中，宋军俘获金将纳合道僧。后来双方议和时，金方要求将纳合交还。我们不知道嘉定和议达成时（1208），宋方是否同意了这个要求，也不知道如果他还活着，将经历怎样的命运。
和襄阳一样，德安军民要时刻注意各种征兆。比如，天上出现第二个太阳可以极大地激励守军的士气。守将还祭拜城隍和关公，祈求保佑退敌。这一点也不奇怪。宋代祭祀各种神祇有一整套仪节。《虎钤经》第二十卷全是祭文和仪注，祭祀的神灵有毗沙门天王、风伯雨师、山川神、黄帝（主要是谋士保护神），以及远古战神蚩尤。《虎钤经》另有一章专门讲天象，尤其是云形的观察。97简而言之，《虎钤经》力主禁止普通百姓从事算命等迷信活动，但统治阶级还是要搞一搞高级的仪式化的迷信。这说明预兆及其解释方式是可以影响实际战况的。仔细地研究战争的预兆、仪式和祈祷者，对于更深刻地理解中国中世纪的精神世界98非常有价值。虽然下结论还为时过早，但研究者会有一种印象：从16世纪开始，迷信和仪式在战争中的重要性在减弱，中国人在军事上越来越理性了。
绍兴，1359年
开禧北伐（1205—1207）实质上是宋朝与自北方来犯的金朝之间的民族战争，汉人只占金朝治下人口的一部分。以推翻元朝为顶点的元末内战，起初只是反抗统治阶级的农民起义，而不是针对蒙古帝国的国际战争。99本节所选的，是群雄逐鹿的元末的战例。浙江绍兴位于杭州湾南岸，以黄酒闻名。围攻绍兴的军队属于以南京为基地的朱元璋势力，后来的明朝（1368—1644）就是他建立的。攻打绍兴的朱军主帅是胡大海，守军主帅是张士诚的麾下大将吕珍，14世纪50年代，张士诚割据浙江，后受元廷招安。可以说，绍兴守城战是一场典型的汉人之间的较量。但这场战役又不纯粹是军阀的争夺，而是带有许多阶级战争的特点。所以战役的结果除了受地理位置影响，也受到了阶级斗争特点的影响。
14世纪的绍兴被河流环绕。即使到了20世纪，也被河流包围了大半。绍兴与浙江其他地方的交通主要靠水路。绍兴城的城壕虽然不宽，但四围都是广阔的水田。水道大概有五十尺宽、两尺深，可以通航小船。水道与城市之间有栅栏，可以阻挡敌人前进。我们不知道绍兴的城防有多强大，也不知道朱元璋方面的兵力有多少，只能收集到间接的信息，例如史料上只记载某些战斗，朱军有“数千”步兵和“百余”骑兵参战。然而在这种地形中，骑兵派何用场是值得怀疑的，在堤坝或大道上交战时可能用到骑兵。有一点必须存疑，当时的攻城军队是否能超过一万人？因为同一时间浙江义军蜂起，所有城池的守军基本都是汉人。即使是军官，汉人也占多数，我们找到一份军官的完整名单，名字明显不是汉人的只有十几个。绍兴守城战的一大特点是粮食供应从未切断。可以推测，朱军数量不足以将绍兴不留空隙地团团围住。绍兴和襄阳、德安的情形大不相同的是，襄阳守将赵淳极少亲自上阵，德安守将王允初从不亲自上阵，而绍兴守将吕珍几乎每天都要跨马出战，与朱军厮杀，留下很多勇猛的事迹。或许在内战中，内部反叛的危险远远大于开禧北伐这样的对外战争，所以他必须为下属做出表率。
张士诚政权的处境相当危险，因为他只是表面臣服元廷，而且必须对付乡间的反叛。胡大海率军包围绍兴之后，这一点体现得非常明显。官府行事如履薄冰，以免失去民心。为保证社会安定，城内实行严格的配给制，禁止米商运米出城，官府将米商的粮食征收，发给可以在杭州换取新米的凭证。粮食状况总体是不错的，官府能够一次向贫民发赈一万石粮食。此外，城内的公共空地，乃至一切开阔的地方也都插上了禾苗。许多中国城市里有广大的开阔地，一般来说要比同时期的欧洲城市宽敞得多。插秧的活计主要由进城避难的城郊农民来做。另外一项确保社会安宁和秩序的措施是暂时停止常规的徭役。即使如此，我们还是能从一些日记中看到当时绍兴城中发生了骚动。数百名因为战争失去工作的工匠要求当兵，官府没有批准，可能认为匠人会当逃兵。城中还发现了几名间谍。
朱军向城内发射的传单抨击守将，尤其吕珍本人，斥责他是肉食者的鹰犬。这说明14世纪50年代的内战有着阶级战争的一面。
朱军的劝降没有成功。早些时候朱军曾俘获一名军官，正好是某己方将领的结拜兄弟。于是这个军官被派去面见吕珍。吕珍见了他，但拒绝交出绍兴。吕珍没有将这个军官当作间谍拿问，而是把他放归敌营，还给了他金帛若干。这也是吕珍的反宣传手法。有时吕珍对待囚犯的方法也出人意料：只有承认参加了朱军并且杀了人的才会处决，其余的胁从者一律释放并且发给衣食，所以大多数俘虏都得到释放，甚至同一个人被抓住两三次也有机会被送回家。日记中说，不少朱军受到感化，转投张士诚。
守军有一个鼓舞民气的做法：开战之初，允许百姓登城观战，亲自看看敌人怎样被击退。几周后就不允许这么做了，因为万一出了差池，便会造成全城的恐慌。此后普通百姓就不能获知战况了。似乎绍兴的坚强防御，部分是因为敌人的暴行。朱军中有一支从元军阵营倒戈而来的苗兵，其残暴在倒戈前就已臭名昭著了。100如果绍兴城破，百姓的命运可想而知。101
吕珍经常主动偷袭，所以肉搏战很多。有好几战取回了敌人的耳朵（将敌人尸首的耳朵割下，是从周代起就有的做法），吕珍自己也曾负伤。
总体看来，绍兴之战的“机械化”水平比襄阳和德安要低，或许是由于农民军装备水平低。当时朱元璋政权的技术和资源都无法和金国这样一个大国相比。刚开始城内的投石机很少，据说只架设在每个城门上，和上文两座城池相比，投石机的数目是相形见绌的。
火炮、火筒（上文已经提到）弥补了这一不足。张士诚时代浙江铸造的火筒有一部分幸运地流传至今。敌对双方都配备了火筒，数量十分可观。据记载，某次战斗中有数十支火筒齐发。这些武器对于城墙和城门有多大作用，实堪怀疑，但是对于活物或者木结构的建筑，还是很有效的。杭州可能是火药生产的中心，绍兴本地也产火药。史料说，绍兴城中木炭一度匮乏，树木被砍伐一空，供应作坊之需。
最后我们来谈一谈宗教和迷信。日记记载了一个吉兆：敌军撤退前，一朵紫云出现在绍兴上空，于是守将祭祀城隍和“武安王”。“武安王”可能是宋太祖麾下大将高琼（935—1006）。102朱军将士也在禹庙祭祀了大禹，103但据说大禹的回应不祥，朱军士兵大怒之下推倒了大禹的塑像。
大禹不祥的回答并不是朱军撤军的唯一原因。更有可能的是，夏季的浙江炎热潮湿，1359年5月中旬瘟疫流行，迫使他们放弃了围城。
吕珍坚守绍兴，让朱元璋印象深刻。他认为吕珍是最危险的敌人之一。104吕珍与朱元璋较量了多年后，于1366年投降。
结论
对于中世纪中国城市攻防战的技术、管理、心理诸层面，本研究只能浮光掠影。这个题目太大，史料浩繁，细致翔实的记载又特别多，扩成一部大书并非难事。因此我需要克制自己不要冒险，不要做太多概括。但是读中国古代的兵书或者守城录之类的著作时，有几点还是要注意的：
这些著作的第一个特点是浓厚的传统主义、军事策略与技术的延续性。《墨子》里描写的守城战术，与19世纪早期的兵书战册的说法并无根本不同。武器的改进、火器的发明，对军事思想没有什么根本性冲击。《孙子兵法》直到20世纪仍然保有经典的地位。
然而中国军事思想并非一潭死水，毫无进步。中国的军事科学和其他领域一样，不是停滞不前的；但是很难考察其军事历史的图景完全改变的具体转折点。中国的发展跟欧洲不同，是渐变的，而非突变的。就连火器也是如此。明朝前的火铳很难用于攻城拔寨，但是到了16世纪，欧洲火炮传入中国，情况才有了变化。攻城一方主要靠人海战术，而不是军事技术取胜；而且从来没有十足的把握。
城防的特点是非常依赖民兵。征用民兵、民夫是头等大事，无论是看重个人的战斗能力还是其技术。这反过来使得官府迫切地需要严格治安措施。一旦民心丧失，再精锐的军队也很难守住城池。职业军人在野战中发挥的作用要比守城中大。但是即使在野战中，还是有相当比例的民兵参与的。尤其在宋代，朝野对官军的批评声不断，王安石认为官军不堪作战。史料充分证明了地方民兵的重要性，间接地支持了王安石的看法。但他们轻视军事的偏见也是值得注意的。
有趣的是，中国的城池和欧洲中世纪的城市比较，有一点明显的不同。在中国，一旦敌人破城而入，城墙之内基本上再无坚固的工事可守。即使是城中的主要建筑，如宫殿、庙宇、衙署，也都是砖木结构，鲜有石砌。105城内没有堡垒，这是和欧洲的显著不同。在欧洲，甚至有些教堂也修成堡垒，可以供小部队据守。欧洲中世纪城市，如圣吉米尼亚诺、博洛尼亚、雷根斯堡，有许多豪门的宅邸，每座宅邸都是一座城堡。欧洲的封建主义的特点就是多中心，即使在一座城市中，也会有多个政治甚至军事中心。权力越分散，城中之城就越多。中国则绝无此事，统一的中央政权早已消灭了封建分立，除了普遍的官僚国家的权力，再没有别的权力。通过众多官员管理无力的大众，这些大众在必要时可以协助守城，但无法产生自己的权力中心。
这里必须谈一谈围城的时间长度。一般来讲，中世纪中国的城市要比同时期欧洲城市人口多，但是攻方似乎很少能单凭饥饿迫使一座城市投降。如果官府能够恪尽职守，使官仓无匮乏之虞，那么城市可以支撑很久。围困日记记载，最容易缺乏的不是粮食，而是燃料。攻城一方也同样存在这一问题。城内相对安全，面积也比较大，所以守军常常较攻方占优势。可别忘了，在中国，大粮仓都在城市，农村囤粮并不多。
攻城军队可以从整个乡村掠夺物资，但是掠夺的物资一旦用尽，就会面临严峻的补给问题。军队如群蝗，所到之地搜刮无余，连喂马的草料都难找。军队还要在这种荒凉之地持续驻扎，所以要解决十万大军的补给运输，几乎是不可能的，除非军队驻地水路通畅，可以大量运输，但前提是必须完全控制水路。我想我们已经找到了中国军事史上少有长期围城战的原因：攻城军队的补给困难，使得围城最多不过数月。而对于一个粮草充足的城市，支撑几个月毫无问题。只有当军事和官僚机器控制了广大地区，不但能保证生产，还能保证运输，其军队才能在较长时期内获得补给。可以推测，中国不少农民起义之所以都是其兴也勃，其亡也忽，就是因为不能迅速建立起管理和补给机器。106
经济因素对中国中世纪战争之重要，怎么估计都不过分。如果官府可以保证官仓充足，能维持最低限度的社会秩序，攻城方肯定是处在不利地位的。这是为什么所有的关于围城和围城战术的书籍，各个方面的防御准备都扮演者重要角色。正如许乃济所说：“兵可百年不用，但不可一日无备。”107
附录 中国军事史和军事技术的史料
既有史料显然是难以穷尽的。相关史料太丰富了，随意从参考文献中选一条就能说明问题。108所以我们必须主要关注几种重要的史料，其成书时间从11世纪到19世纪不等。按时间顺序排列如下：
《武经总要》
曾公亮（998—1078）、丁度（990—1053）撰。《武经总要》是一部军事百科全书，成书于11世纪40年代。1044年，作者将此书呈献给仁宗皇帝（1023—1064年在位）。《序言》提到，本书编纂时，正值宋朝和西夏交兵。本书有《前集》《后集》各二十卷。《前集》包括制度十五卷，其中卷十二专论守城，卷十三是各种兵刃、器械的图样，卷十六到卷二十则是论述宋朝的军事地理。《后集》主要搜集了前代兵家著作，论述战略战术以及将帅之道（卷一至卷十五）。《后集》卷十六至卷二十讲军事的占卜，让我们得以一窥宋代占卜的方法及其在军事上的应用。这五卷由司天监杨惟德等人编撰。109
《守城录》
宋人陈规、汤璹撰。这本书是不同文章的汇编，分为四卷，第一卷是陈规所作，题为《〈朝野佥言〉后序》，内容是批评夏绍曾《朝野佥言》110记载的开封守城战（1126—1127）的战法。卷二也是陈规所作，题为《守城机要》，里面详述了修墙、筑垒、修造守城器械的方法，以及守城战术的大概。卷三、卷四题为《建炎德安守御录》，汤璹撰，记载了1127—1132年宋朝军队守卫德安、抗击金军的事迹。此前刘荀曾写作三卷本赞颂陈规在德安之战的战功，这两卷似乎是对刘荀作品的总结。很明显，这四卷内容在1200年之前就编成一书了。明朝时，此书被编入《永乐大典》，才免于湮没。
《虎钤经》
宋人许洞（970—1011）撰，共二十卷。许洞少时习“弓矢击刺”，后来成为一名武官，仕途并不得意，据说被罢官之后一度“日以酣饮为事”。他积四年之功写成《虎钤经》，于1005年献给真宗皇帝。他著作宏富，却唯有此书传世。此书对军旅征战之事无所不包，而且还有许多篇幅是关于军事的占卜和仪式的。卷六则一再提及守城。无论从内容的范围还是篇目的安排来看，《虎钤经》与《武经总要》都很相似。据此推测《武经总要》有些地方取自《虎钤经》大概是不会错的。111
《练兵实纪》
戚继光（1528—1587）撰。戚继光是明朝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练兵实纪”四字体现出戚氏将练将与练兵摆在同等重要的位置。这本书其实一部综合性的军事著作。本书有正文九卷、《杂集》六卷。正文卷一至卷六的内容是战略战术的训练，而《杂集》则包含各种武器装备的数据，弥足珍贵。虽然本书没有专辟篇幅论述守城，但是包含很多重要的数据，对于了解16世纪的守城方法相当重要。112
《救命书》
吕坤（1534—1616）撰。序言写于1607年，其时吕坤已经致仕。本书特点是短小精悍，只有上下两卷。上卷分三部分：守城事宜、必备之物、遇变事宜。下卷最为有趣，因为其中记载的武器与《练兵实纪》中记载的十分相似。作者曾任山西巡抚和刑部侍郎。113
《武备辑要》
许学范（1751—1816）撰。许学范，杭州人，曾任贵州黔西州知州，1795年苗民叛乱，许学范成功守住铜仁府。本书六卷，主要内容就是守城。卷一讲守城的战术，卷二讲守城的指挥与信号，卷三讲守城的准备，卷四讲敌人来临时的坚壁清野和治安措施，卷五讲战术和军事行动的总原则。114这本书很有趣，因为它成书时间较晚，可以反映1800年前后军事思想与军事技术的水平。当时正值中国与西方军事接触的前夜，中国军事的传统模式即将发生根本改变。但是《武备辑要》虽然成书于19世纪早期，却没有体现出西方军事技术的影响。唯一直接的证据是“来自西洋”的望远镜（卷一，页20a—b，附了一张简图）。本书提到的“佛郎机”也是西方传来，但并不是18世纪的发明，115晚明的《练兵实纪》和《救命书》（经过比对，许学范在许多地方抄了这两本书）已经提到过佛郎机。
后书抄前书是一个问题，不但在军事文献中存在，在其他中国文献中也存在。孙子等古代“兵法”的影响一直存在，千百年来人们一直研究它们并且奉为圭臬。在技术和实战领域，我们也能感觉到强烈的传统主义。11世纪的《武经总要》和19世纪的《武备辑要》并没有什么根本的不同。《武备辑要》包含了一些细节，尤其是关于治安措施的，在宋人著作中没有，但它们的军事思想仍然与古代兵家若合符节。所以本文还是较多利用《武备辑要》，而不是早前的兵书。偏重《武备辑要》的另外一个原因是，它是总结实践经验写成的，对于普通指挥官该做什么，讲得更加明白。
有人会问，为什么本研究没有用到明代的大部头兵书《登坛必究》和《武备志》呢？因为清代出于安全考虑，将这两部书列为禁书，流通面极窄。在我看来，《武备辑要》等后出的兵书，反而比早出的兵书更能说明问题。
然而，这些兵书给出的方法真的实用吗？有些内容纸上谈兵的意味太重，有的则还是远古的军事知识，只是因为年代久远才受到尊重。似乎人们更加重视理论才能，而不是实战。书中的某些谋略似乎只是启发读者的灵感，而不是真的要你去这么做。比如，放老虎咬敌人，究竟有多大用处，实在值得怀疑。可能此举更多是为了心理震慑——老虎一般被当作凶猛、勇武的象征。然而想让老虎参与战斗，必须先教它怎么辨认敌人和自己人。同样值得怀疑的是，在鸟兽身上绑上火把到底能有多大用处？这种办法在史料和兵书都有记载。这可能只是为了强调火攻的重要（尤其是对于攻城）。116
如果想了解实战情况，就要换一种史料来读，比如守城录之类。宋之前的史料，一旦涉及实际战况，要么三言两语带过，要么用陈词滥调铺排一番了事。117从宋代开始，就有史料详细记载战斗过程了。上文提到的《守城录》有些部分就是这种风格。
《襄阳守城录》
本书记载了1206年12月到1207年3月金军围攻襄阳的史事。襄阳守军的主帅是赵淳，本书的作者赵万年是赵淳的同宗后辈，当时供职于赵淳幕中。118
《开禧德安守城录》
本书与《襄阳守城录》十分相似。1206—1207年，德安守军主帅是王允初（1154—1214）。本书的作者是王允初的儿子王致远，他逐日甚至逐时记录战况，其详尽不下于《襄阳守城录》。119
《保越录》
徐勉之撰。120徐勉之是当地书院的山长。前面几本书都是抵抗外敌的，而《保越录》记载的则是抵抗汉族的起义军，时段从1359年2月底到6月13日。
上述三本书有一个共同点，都是由守军主帅的亲友书写，为的就是给主帅树碑立传，不免有溢美之词。于是问题来了，我们能信几分？其实，在这三本书里，溢美之词仅限于描写大帅的性格和勇武，文学的陈词滥调都是在这种场合出现，比如孝敬父母、忠君爱国，而占了绝大多数篇幅的对事实的描述，还是值得完全信赖的。这些书里并没有提到老虎大象等动物加入战斗，全篇只是对战斗和武器的客观描述。更重要的是，正史中对战斗的记录往往失之简略，而这些日记的作者则是亲历其事。还有一点必须注意，能被歌颂的只有胜利者，败军之将，无论如何英勇，也是不能写进日记里去的；即使曾经写了，作者也可能因兵败被杀，日记难以流传。所以，现存的围困日记记载的多是胜仗，少有败仗。一个例外是陈规对开封保卫战的（1126—1127）议论。121上述日记对于事实的描述，唯一要存疑的是数字。无论中外的军事著作，往往会夸大敌方的兵力，122而己方的兵力数字则更值得相信。
这些日记还有一个有趣的特点。正史列传中对拯救全城百姓免遭敌人屠戮的“英雄”几乎只字不提。很明显，史官认为这些人的分量还不够在正史中享一传之荣。这是鄙薄武事的偏见在起作用，宋朝着力控制武人，这种偏见特别强烈。最著名的受害者就是岳飞。虽然岳飞冤屈得到昭雪，但是他作为一代名将的功业却一直覆盖着传说和神话的纱幕。123据我所知，没有一部书客观记载了他的功业。我们知道他是常胜将军，却不知道他是怎样指挥战斗的。在元朝，唯一会写日记的汉族士人的轻武倾向更为严重。虽然不少汉族士人与蒙古人合作，但是不会细致入微地赞颂戎狄的胜利。
最后必须说明的是，有一类史料本文完全没有利用，即白话小说。《水浒传》以及反映宋朝和各种敌人作战的小说化的记录，构成史料的主体。如果不能当作实际的记载，至少是关于大众观念和理想化的史料。但是如果把这些材料也包括进去，本文的范围就难以容纳了。或许应该留待中国文学的专家来解决这些问题。大众对战争的观念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因为中国的英雄和英雄崇拜和其他地方一样，通过小说和戏剧为大众所接受。124
1在中国，与封建时代的欧洲城堡最接近的应该是东汉末年壁垒森严的地主庄园坞壁。参见E. Balazs， “Nihilistic Revolt or Mystical Escapism，” in Chinese Civilization and Bureaucracy（New Haven and 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1964），p. 193。对于中国城镇的概述，见E. Balazs，“Chinese Towns，” ibid，pp. 66—78。
2《孙子兵法·谋攻篇》谈到：“其下攻城，攻城之法为不得已。”英译本见Samuel B. Griffith，trans.，Sun Tzu：The Art of War（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3），p. 78。
3见Alfred Forke 的译本：“Mo-ti，” Mitteilungen des Seminars für Orientalische Sprachen，Supplements 23—25 （Berlin，1922）， pp.600—629，以及他的文章“Der Festungskrieg im alten China，”Ostasiatische Zeitschrift 8：103—116（1919）。
4《吴子》已有俄文本，见N. I. Konrad，U Czy，Traktat o voennom iskusstve（Moscow，Izdatel’stvo Vostocnoj Literatury，1958），英文本见Griffith，trans.，Sun Tzu：The Art of War，pp.150—168。
5对此傅海波写有一篇简短的基本的介绍，见H. Franke，“Some Aspects of Warfare in Medieval China，” Trudy XXV Mezdunarodnogo Kongressa Vostokovedov，5：1—2（Moscow，1963）。
6关于宋代科技创新，见藪內清主编的文集《宋元時代の科学技術史》，京都：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1967。这本文集的页211—234是吉田光邦《宋元の軍事技術》。
7《武备辑要》卷一二，页71a；《救命书》（上），12b。
8《武备辑要》卷四，页7b；《救命书》（上），12b—13a。《武备辑要》列举了九种疏散人口的办法。
9《武备辑要》卷四，页6a。
10《武备辑要》卷四，页5b。
11《武备辑要》卷四，页7b。
12《武备辑要》卷四，页7a—b。
13《武备辑要》卷四，页1a—2a。
14《左传·襄公十四年》。
15《隋书》卷五一，页4b，见E. Chavannes， Documents sur les Tou-kiue Turcs Occidentaux （St. Petersburg， Academy of Science， 1903）， p.50。
16《宋史》卷三六六，页5a。《武经总要》卷一二，页71a。
17《武备集要》卷十二，页71b。
18《武备辑要》卷四，页7b。
19《救命书》（上），页2a。
20《救命书》（上），页7b。
21《救命书》（上），页10b—11a。
22《练兵实纪·杂集》卷六。
23《武经总要》卷一二，页72a。
24《武经总要》卷一，页4b—5a。
25《武经总要》卷二，页7a—b。
26《武经总要》卷三，页20b—21a。最后一句话引自《虎钤经》卷四，页28。
27《武经总要》卷一五，页13b—16a；《虎钤经》卷三，页19—20。《孙子兵法·用间篇》讲了如何使用间谍。
28《武经总要》卷一，页1a—2b；《救命书》（上），页1a—2b。
29《武经总要》卷三，页18a—b
30《武经总要》卷三，页18b—19a。
31《武经总要》卷三，页19b—20b。
32宋代军事法的德文译本见H. Franke，Zum Militärstrafrecht im chinesisichen Mittelalter（München，C. H. Beck，1970）。
33《武备辑要》卷一，6b—9a。
341066年温州一场大火烧毁了14 000座房屋，死亡5 000人；1341年，杭州大火，烧毁官私建筑，74人死亡，10 797户人家（38 116人）流离失所。见杨瑀：《山居新话》，《知不足斋丛书》（上海，1921），页35a—b，以及H. Franke，Beiträge zur Kulturgeschinchte China unters der Mongolenherrschaft（Wiesbaden， Franz Steiner，1956），pp.98—99。
35《武经总要》卷一二，页75b；又见《虎钤经》（卷六，页48）里关于防火的内容。
36《武备辑要》卷三，30a—31a。
37《救命书》（上），页15a—b。
38《武备辑要》卷三，31a—b。
39关于中国武器的历史，参见周纬：《中国兵器史稿》，北京，三联书店，1957；以及吉田光邦的文章《宋元の軍事技術》。
40遗憾的是，李约瑟的巨著还没有写到中国的军事技术，从目录上看，该书的第三十卷要对东西方的军事技术做一番宏大的概述。见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Cambridge，Eng.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53），xxii，xxiii。
41《武经总要》卷一二，页3a—5b，19b—20a。
42杨宽《中国历代尺度考》（上海，商务印书馆，1938，页107—108）举出了宋代不同的长度单位的例子，一尺从0.22米到0.37米不等。
43《守城录》卷二，页1a—3b。关于唐宋时代的羊马城，见日野開三郎：《羊馬城：唐宋時期の技術名詞》，《東洋史學》，页97—108。 1125年幽州的城墙只有三十尺，见E. Chavannes，“Voyageurs chinois chez les Khitans et les Joutchen，” Journal Asiatique，no.11387，no.2（Paris，1898）。
44关于各种弩的图片和文字描述，见《武经总要》卷一三，页6a—12b。最大射程表，见吉田光邦：《宋元の軍事技術》，页218。关于弩台的详细内容，见《虎钤经》卷六，汉代已经出现弩台的旋转装置了，参见Michael Loewe，Records of Han administration（Cambridge，Eng.，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0）， II，p. 157。
45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vol. 4，pt. 2（Cambridge，Eng.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65），p.335，plate CCXLIV.
46关于各种器械的完整解说和图画，见《武经总要》卷一二，页39a—57a；关于射程表和其他数据见吉田光邦：《宋元の軍事技術》，页223。
47《守城录》卷一，页3b，卷二，页7a。王端履《重论文斋笔录》（《笔记小说大观》，上海，进步书局，页7—9）中关于投石机的有趣记载。
48《武经总要》卷一三，页6a—12b。
49《守城录》卷二，页7a—b。
50《武经总要》卷一二，页58a—b。
51为此，李约瑟举了一次12世纪30年代的内战为例，见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vol. 4，pt. 2， pp.420—421.
52《武经总要》卷一一，页27b—28a；《救命书》（下，页13b—14a）中也有同样的记载。
53Forke，“Mo-ti，” p. 609. 宋代的云梯样式见《武经总要》卷一〇，页15b—16a；《虎钤经》卷六，页48—50。
54关于6世纪的土山的例子，见Benjamin Wallacker，“Studies in Medieval Chinese Siegecraft：The Siege of Yü Pi，A. D. 546，”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28：796（1969）。
55《虎钤经》卷七有很大的篇幅介绍旗帜的使用。
56《武经总要》卷五，页20b—24b。
57《武经总要》卷一五，页12a—13b。
58《武备辑要》卷一，页14b—15a。
59《武备辑要》卷二，页1a—2a。
60《武备辑要》卷二，页13a。
61在此列举几种近期的关于中国古代火药史的研究：L. C. Goodrich and Feng Chia-sheng，“The Early Development of Firearms in China，”Isis，36. 2：114，123 and 36. 3—4：250—251 （1946）；Wang Ling， “On the Invention and Use of Gun-powder and Firearms in China，”Isis，37. 3—4：160—178（1947）；王荣：《元明火铳的装置复原》，《文物》，1962年第3期，页41—44；《中国兵器史稿》，页269—273；《宋元の軍事技術》。
62复原的宋代火箭的图片见Glimpse on Chinese History， supplement to China Reconstructs （April， 1960） p. 3；另见Wolfgang Strubell， “Die Geschi der Rakete in alten China，” HTM， Schriftenreihe für Geschichte de Naturwissenschaften， Technik und Medizin， 5： 2： 84-86 （1965）。
63许多关于15世纪军事技术的有趣数据，可以参加Wolfgang Franke， “Yü Chien， Staatsmann und Kriegsminister，” Monumenta Serica 11：109 （1946）。
64鸟铳的图片见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 vol. 4， pt. 3， p.121。
65图片见《练兵实纪·杂集》卷五，页239。
66《练兵实纪·杂集》卷五，页232。
67《救命书》（下），页12a—b。
68关于最近发现的17世纪的火铳，见L. C. Goodrich，“A Cannon from the End of the Ming Period，”Journal of the Hong Kong Branch of Royal Asiatic Society 7：152—157（1967）。
69《武备辑要》卷一，页5b。
70《武备辑要》卷一，页13b—14a。
71《武备辑要》卷二，页6b—7b。
72《武备辑要》卷二，页10a—b；《救命书》（上），页8a。
73《武经总要》卷五，页20a—25b。
74《武备辑要》卷一，页11b—12a。
75《武经总要》卷一四中记载了详细的赏罚规定。上文所给出的数据，见《武备辑要》卷一，页11a。
76《武备辑要》卷二，页15b—16b。
77《武备辑要》卷二，页14a。
78《武备辑要》卷一，页11a—b。
79关于劝说在战争中的作用，见James. I. Crump，jr，Intrigues Studies of the Ch’an-kuo ts’e（Ann Arbor，University of Michigan，1964），pp.88—109。司马迁高度评价鲁仲连的游说技巧，说他“排难解纷”。见Frank. Kierman，jr，Four Warring State Biographies（Wiesbanden，Harrassowitz，1962），p. 19。关于鲁仲连排难解纷的事例，见该书页45—47。
80汉族的叛军常戴上假辫子伪装成女真人，说明了女真的威慑力有多么强。《守城录》卷三，页8b。
81关于现代意义上的战前动员讲话的事例，见戚继光《练兵实纪》卷二、《纪效新书》卷四。
82《武备辑要》卷二，页14b。
83《武备辑要》卷二，页14a。
84《救命书》（上），页6a—b；《武备辑要》卷二，页17a—b。
85《救命书》（上），页7a；《武备辑要》卷二，页18a。汉律及以后的律法都没有割耳的刑罚，但实际操作中肯定是使用过的，类似于割战俘的耳朵或者给囚犯刺青。
86《救命书》（上），页9b-10a（文中将城头的守军比作临盆的妇人，因为都要等待时机）；《武备辑要》卷二，页17b—18a。
87《救命书》（下），页11a。
88《救命书》（上），页8b；《武备辑要》卷二，页11a—b。
89《救命书》（下），页10b；《武备辑要》卷二，页38a。
90《救命书》（上），页11a—12b。
91关于襄阳的战略地位，见徐益棠：《襄阳与寿春在南北战争中之地位》，《中国文化研究汇刊》第八卷，1948年，页53—64；关于宋代的情况，见曾我部静雄：《襄陽攻守戰について》，《歴史公論》第六卷第13号，1937年，页8。
92关于此战及其后果，见外山軍治《金朝史研究》，京都，《東洋史研究叢刋》，1964，页505—549。沈起炜：《宋金战争史略》（汉口，湖北人民出版社，1958）对这次战役的研究令人失望。对这次战役研究最充分的西文文献是Otto Franke， Geschichte des chinesischen Reiches （Berlin， de Gruyter，1948）， IV， 260—261， 297—299，而Gorinna Hana 女士的研究已经超过了他。关于宋金之间条约，见H. Franke， “Treaties Between Sung and Chin，” in Etudes Song-Sung Studies in memoriam Etienne Balazs， I， 1： 55—84 （Paris， 1970）。
93关于边境地区征募民兵的有趣细节，见尚重濂：《两宋之际民众抗敌史研究》，《新亚学报》卷五，第二期，1963年，页147—238。关于南宋军民抗金的斗志，见邓广铭：《南宋对金斗争的几个问题》，《历史研究》，1963年第2期，页21—32。本文对于茶商武装的角色的分析借鉴了佐伯富的研究，见佐伯富：《宋代の茶商軍に就いて》，《東洋史研究》卷四，第二号，1938年，页51—59。佐伯先生在文中提到了德安的茶商军，但没有提襄阳的。
94有的版本作“二十四”。
95兵书中常常提到挖掘地道的技术，如《武经总要》卷一〇，页4a—b；《虎钤经》卷六，页49，6世纪的地道技术见“Sudies in Medieval Chinese Siegecraft：The Siege of Yü Pi，A. D. 546，”p. 797。
96《墨经》中已经提到了瓮听，见Forke，“Der Festungskrieg im alten china，”p. 111。
97《虎钤经》卷一七，页167—174，卷二〇，页189—195。城隍是城的守护神，公私的事情都可以向他诉说，它可能起源于古代的社稷崇拜。见W. Eberhard，Lokalkulturen im alten China（Peiping，The Catholic University，1942），II，182—183；E. T. C. Werner，A Dictionary of Chinese Mythology（Shanghai，Kelly and Walsh， 1932），s.v.。关羽（162—220）是三国名将，被后世尊为“武圣”。1120年关羽被追封爵位，1594年更被封神。1916年，袁世凯还将关羽和岳飞一起祭祀，见A Dictionary of Chinese Mythology。蚩尤是古代的战神，也是铁匠的祖师爷，见Lokalkulturen im alten China，pp.392—394。
98关于佛教对于战争的态度，见Paul Demiéville，“Le Bouddhisme et la guerre，”Mélanges publiés par l’Institut des Hautes Etudes Chinoises I：347—385（Paris，1957）。中国历史上，道教各门派往往与武装活动有关，见Vincent Shih，“Some Chinese Rebel Ideologies，”T’oung P’ao 44：150—226（1956）。太平天国的思想是基督教的一种歪曲形式，也导致了武装起义。方腊起义的思想是以佛教为主而带有摩尼教元素，具体研究见Kao Yu-kung， “A Study of Fang La Rebellion，”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24：17—63（1962—1963）。
99蒙思明：《元代社会阶级制度》，北平：《燕京学报》专号第十六，1938。
100关于这支苗兵的暴行，见陶宗仪《辍耕录》卷八（《丛书集成初编》本，上海，1936），页127—129。
101《诗经》就专门用“馘”字表示割去的敌人的左耳。1969年3月塔斯社报道，中苏乌苏里江边境冲突中，有苏联士兵被割去耳朵，见Suddeutsche Zeitung（March 11，1969），p. 2。这是中国传统的延续还是苏联造谣，尚不可知。
102《宋史》卷二八九，页1a—4a。又见《大清一统志·绍兴府》，页40。
103传说中的大禹就葬在绍兴，所以绍兴自汉代起就有祭祀大禹的习俗，参见《史记》卷六；E. Chavannes： Memoires Historiques（Paris，1898），II，198；Lokalkulturen im alten China，II，p. 365—381。
104《大明太祖实录》卷七，己亥岁六月甲子。
105可以说，欧洲和中国中世纪文明的一大区别就是，前者是铁与石的文明，后者是木与竹的文明。传统中国金属业的地位，以及金属在工具中的作用，应该重新思考。中国人很少用石头建造建筑的现象也值得研究。
106黄巾军每到一处，就“焚烧官府，杀戮或驱逐长吏，任命新人替代，并征税修路”，见“Nihilistic Revolt or Mystical Escapism，”p.193。这说明黄巾军的领袖抓住了巩固起义成果的关键。
107《武备辑要》许乃济跋，页1a—b。
108例如《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漢籍目錄》，京都，人文科学研究所，1963年；《中国丛书综录》，上海，中华书局，1961年，页768—777。但这些书目没有收录关于军事的日记、回忆录、一般性的军事史著作，所以实际的史料数量远远大于“兵家”条目下所列的内容。
109本文所引的《武经总要》版本是《四库全书珍本》，即1935年在上海出版的《四库全书》手稿影印本。1959年，上海中华书局出版了明正德（1506—1521）的八卷本，但是这个版本只有《武经总要》的《前集》。《国立中央图书馆善本书目》（卷一，台北，国立中央图书馆，1958年，甲篇，第三章，第20页）收录有正统四年（1439年）本，应该是迄今最早的版本。关于文献信息，请对照《四库全书总目》卷九九，商务印书馆，1933年四册本第二册，页2041；周中孚：《郑堂读书记》（《万有文库》本，上海，1937年，第四册，卷三八，页721）。除非特别指出，文中引用的都是《四库全书》版。我已将《武经总要》下列章节抽译为德文：卷三《叙战》，卷五《赍粮》《行烽》，卷九《土俗》，卷十《攻城法》，对卷十五则全文翻译，包括《军行约束》《符契》《传信牌》《守验》《间谍》《乡导》。
110《三朝北盟会编》卷一三九也收录了夏绍曾的《朝野佥言》。目前《守城录》版本，例如本文用到的《守山阁丛书》本、《墨海金壶》本（1921年）都源自四库手写本，而四库本则来自《永乐大典》。关于文献信息，见《四库全书总目》卷九九，页2042—2043；周中孚：《郑堂读书记》第四册，卷三八，页721—722。许多年前《守城录》卷一的德文译本就问世了。在慕尼黑大学召开的会议上，讨论了《守城录》卷一和《武经总要》。
111许洞生平见《宋史》卷四四一，百衲本，页5a—b。《虎钤经》有若干明代版本，现在通行的版本是《粤雅堂丛书》咸丰二年（1852）本（收入《丛书集成》卷0945—0946）。进一步的文献信息，见《四库全书总目》，第二册，页2041—2042；周中孚：《郑堂读书记》第四册，卷三八，页720—721，以及19世纪的学者写的两篇跋（《丛书集成》本，页1），署的日期已经漫漶不可识。许洞在《宋史》的本传写明了《虎钤经》于1005年成书。
112文献信息见《四库全书总目》第二册，页2045—2046；《丛书集成》本（卷0948—0950）来自《墨海金壶》本。
113现在通行的版本出自嘉庆十四年（1809）的《借月山房汇钞》，1936年又作为《丛书集成初编》卷0950重印。进一步的信息见周中孚：《郑堂读书记》第四册，卷三八，页725，它参考的是1809年《借月山房汇钞》本。
114该书由许学范的儿子（或侄子？）许乃济1832年在广州印行，又收入许乃钊编的《敏果斋七种》中。见《中国丛书综录》卷一，页185b。
115关于佛郎机，见P. Pelliot in T’oung P’ao 38：105，n.39（1947）。
116《武经总要》（卷一三，页26a）有一幅插图，画的是一只关在笼中的可怕的狮子。将火把绑在动物身上的战术经常见于中国史料中，《武经总要》（卷一一，页20a—21b）也有记载。这种近乎传奇的战法在蒙古人中存在，蒙古军队攻城时会让鸟带着火把焚烧被围的城市，据说成吉思汗攻打金国的城池时就是这么做的，见I. J. Schmidt，Geschichte der Ost-Mogolen（St. Petersburg，1829），p.74。John R. Kruger的英译本见 Occasional Papers Number Two of the Publications of the Mongolia Society，（Bloomington，University of Indiana Press，1964） ，p.50。
117对此，毕汉思已经研究得很明白，见Hans Bielenstein，“The Restoration of the Han Dynasty，”（Stockholm， 1954），Bulletin of the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n.26.40—44，60—62（1954）。
118该书最早的刻本应该是《粤雅堂丛书》本（1854）或《指海》本（1839—1846），能得到的比较早的标点本《笔记小说大观》本，本文用的就是这个版本。文献信息见《四库全书总目》第二册，页1151—1152。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作者将1206年金人围襄和1268—1273年蒙古人襄阳之围混为一谈。又见H. Franke， “Some Aspects of Chinese Private Historiography in the Thirteenth and Fourteenth Centuries，”in Historians of China and Japan，W. G. Beasley and E. G. Pulleyblank ed.，（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1），p.124。 我已经翻译了全文，现在还是手稿，一部分会在即将出版的Wittfogel Festschrift上发表，题目是“Die Belagerung von Hsiang-yang. Eine Episode aus dem Krieg ziwischen Sung and Chin，1206—1207”。
119除了王氏所藏的古写本，这部书大概只有一个版本，即孙衣言辑刊的《永嘉丛书》。其文献信息见孙诒让的跋语以及他的《温州经籍志》（1921年，卷八，页12b—19a），Corinna Hana 女士已经将此书翻译，作为Münchener Ostasitatische Studien第一卷出版。
120本书最完善的版本是《十万卷楼丛书》本（1880年）；其他版本如《学海类编》本（1831年），都在明代受到删改，删除了原本中形容“叛军”的词语。文献信息见《四库全书总目》，第二册，页1293，以及伯希和（Paul Pelliot）在Bulletin de l’École Franςaise d’Extrême-orient 9：223（1909）发表的文章。我已经将《保越录》全文译出，会找机会和《襄阳守城录》和《守城录》第一卷译文一同发表。当然，还有许多记录了守城的宋元文献，在此无法一一列举，但值得留意是刘克庄为杜杲所写的《杜尚书神道碑》记载的1236年后宋蒙战争的情况。见刘克庄（1187—1269）《后村先生大全集》，《四部丛刊》本，卷一四一，页7a—21a。
121刘祁的《归潜志》的第十一、十二卷记载了城池陷落。关于这部书，请参考H. Franke，Historians of China and Japan（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1），pp.125—126；Erich Haenisch，“Die Ehreninschrift für den Rebellemgemeral Ts’ui Li，”Abh. der Preuss，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1944 fasc. 4（Berlin，de Gruyter， 1944）；Zum Untergang zweier Reiche，ed. Peter Olbricht（Wiesbaden，Franz Steiner，1968）。Chan Hok-lam， Notes on Chin Historiography（Wiesbaden，Franz Steiner 1970），作为Münchener Ostasitatische Studien 的第四卷出版，其中详细讨论了刘祁及其著作。著名的《扬州十日记》是一个扬州本地人记录的1645年扬州被满人攻陷后的情况，已经被译为德文和法文，见P. Aucourt，“Journal d’un Bourgeois de Yang-tcheou，” Bulletin de l’École Franςaise d’Extrême-orient 7：297—312（1907）；Lucien Mao，“Mcine Erinnerungen an das ZehnTage-Massaker in Yang-dschiou，”Sinica 13：265—283（1938）。
122关于中国史书对待数字的态度，杨联陞已经作了充分的研究，见Lien-sheng Yang，“Numbers and Units in Chinese Economic History，”Studies in Chinese Institutional History，Harvard Yenching Institute Studies，XX （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2），pp. 146—161。
123Hellmut Wilhelm，“From Myth to Myth：The Case of Yue Fei’s Biography，” in Confucian Personalities，ed. Arthur F. Wright and Denis Twitchett（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62），pp.146—161.
124Robert Ruhlmann，“Traditional Heroes in Chinese Popular Fiction，” in The Confucian Persuasion，ed. Arthur F. Wright（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60），pp.75—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