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惟一（Michael Loewe）
随着公元前221年的统一，中国的军事也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此前的战争，都是小国之间争夺暂时的霸权或者领土。与此同时，匈奴骑兵已经可以深入中国北方，在战国时代的村庄和城市烧杀掳掠。他们可能是入侵欧洲的匈人（Huns）的祖先。秦朝（前221—前207）和汉朝（前202—220）建立后，中国的军事有了新的侧重点。虽然秦朝之后的两千多年有不少割据时期，但就整体而言，内亚部族联盟越来越成为主要的军事威胁。汉族王朝的主要忧虑将是，内亚的各部落如果能够在一个公认的领袖的统率下一致行动，将获得巨大的力量。通过研究汉武帝（前141—前87）的征伐，我们就能看到，对于汉朝来说，击败匈奴或者防止其他部族落入匈奴的控制是头等大事。这种情形在后来的两千年中时常再现。把研究限定在汉武帝时期，并不是说汉朝的军事战略战术靠的是哪一位皇帝。统治者个人对政策的影响、对事态的控制、对自己意志的贯彻能到何种程度，都还没有定论。但主流观点认为，汉武帝的作用是积极的。虽然我们不能说他比大臣、谋士、皇亲国戚对战事更有影响力。2汉武帝时代值得研究是因为它的时间足够长，能够见证中国新扩张方略最初的执行与成功，以及后来的失败和放弃。我们还可以看到立场和观点各异的官员们的反应。从公元前130年到前90年的近半个世纪，中国的帝制政府首次把积极的、扩张主义的政策保持了两年以上。随之而来征伐无论在当时和后世都遭到批评，这些批评也是宝贵的史料，此类的史料在帝制中国的早期并不多见。
汉武帝征伐概述
如果我们从公元前138年之前汉朝前期的防御姿态入手，首先考察汉朝的总体发展脉络，就能更容易地分析汉朝的军事行动。秦将蒙恬主持修建了长城，随着秦帝国的覆灭，长城防御体系已经难以运转。匈奴恢复了力量，又进入了此前被蒙恬逐出的地区。公元前202年，内战结束，汉朝建立，新的行政体制影响着汉朝与北方的关系。汉朝的大片领土，包括北部领土，都不是中央政府的直辖郡，而是诸侯王的封国。3理想状态是，诸侯王们忠心耿耿守护一方，维护汉朝的大一统。汉初数十年，诸侯王在自己的封国内保留着相当的自由。最初，只有代国和燕国会遇到老对手匈奴人的袭扰。他们劫掠乡村，如果可能，城市也一并洗劫。到前144年，云中之外的所有北方边郡都被劫掠。4我们难以估算这种行政体制对汉朝中央政府的行动自由有多大的阻碍。将北方边郡逐步纳入中央直辖，是帝国政府统一进程的一部分。这一进程大约持续了七十年，限制了征伐和扩张所能动用的资源。
汉初的对外政策带有必要的消极色彩。只有在异族进攻时，才会被动应战。汉朝人大体上委曲求全，馈赠黄金、丝绸以取悦匈奴，有时甚至把公主远嫁匈奴。5然而，这些办法并不是每次都灵。前166年，匈奴大举内犯，斥候一度到达甘泉。6前162年，双方达成和议。前158年，匈奴撕毁和议，以三万骑兵入寇云中、上郡。此时的汉朝已可以做出某种武力的回应了。朝廷派遣三名将军在北部边境建立了三处要塞，加强了边防。在长安附近的三处要地驻军，拱卫京师。从长安到甘泉设置了烽火台。7匈奴随之退却，“和亲”关系也得到恢复。景帝朝（前157—前141），汉匈关系大抵平稳，匈奴只作小规模的劫掠。8
除了淮南、衡山二王的叛乱（前122年），前99年东方的起义，以及前91—前90年的巫蛊之祸9，武帝一朝基本没有大规模内乱，也没有保持一支常备军应对此类事变的必要。10附录A列出了武帝一朝的主要军事行动，有的是异族入侵造成的，有的是汉朝从前130年开始的积极政策造成的。显而易见，武帝一朝，匈奴是汉朝的头号麻烦。只有在汉匈关系相对平稳的时期，汉朝才能向其他地区扩张。
汉武帝时新增郡国的说明（地图见2-1）
图2-1 汉武帝时新增的郡国
鲁惟一在《汉代行政记录》（Michael Loewe, Records of Han administration, vol. 1, [Cambridge，Eng.，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67]，pp. 178—181）已经给出了郡和国之间的界线，只有本文提到的地名才在地图上标出。在括号里的数字是某一个郡设立的时间，作为武帝一朝战争的结果。
安定 前114年，安定和天水从陇西郡分出，分别独立置郡。
张掖 张掖、酒泉、敦煌、武威置郡的时间见第93页注①.
金城 前81年，从昌邑、陇西、天水三郡各分两县置该郡，令居归该郡管辖。郡城筑于前119年。
酒泉 见“张掖”条。
珠崖 前111年设珠崖郡，前82—前46年并入儋耳郡。
玄菟 前111年，置乐浪、玄菟、临屯、真番四郡。前82年，临屯和真番合并。
辽西 原代国包括了后来的云中（前196年废）、定襄、雁门（约前144年废）。前114年，代国归中央政府直辖，分置代郡和太原郡。燕国包括后来的辽东、辽西、渔阳、右北平、上谷，直到前144年。
辽东 见“辽西”条。
乐浪 见“玄菟”条。
陇西 见“安定”条。
上谷 见“辽西”条。
沈黎 沈黎、文山二郡置于前111年，分别于前97年和前67年并入蜀郡。
代郡 代郡和太原郡一起组成代国，前114年两郡归中央直辖。此前的变动见“辽西”条。
太原 见“代郡”条。
儋耳 见“珠崖”条。
天水 见“安定”条。
定襄 见“辽西”条。
敦煌 见“张掖”条。
文山 见“沈黎”条。
武威 见“张掖”条。
雁门 见“辽西”条。
右北平 见“辽西”条。
渔阳 见“辽西”条。
云中 见“辽西”条。
前133年，汉军策划伏击单于失败，当时匈奴的侵掠已经持续多年，汉朝开始采取攻势（前129年）。前127年，汉军收复了河套以南被匈奴侵占的领土，置朔方、五原二郡并筑城，极大地强化了汉朝在这一地区的存在。
前121年，汉军取得重大的胜利，几次征讨之后，匈奴昆邪王率部众归降。汉朝设五属国，安置这些部众，将他们纳入汉廷的统治之下。11驻扎陇西、北地和上郡边塞的汉军削减了一半。两年后，汉朝再次大举出兵，虽然没能活捉单于，但是汉将声称重创了敌人。这几场战役的主要成果是，稳定和强化了从朔方到灵丘的沿黄河一线的边境。在这一地区，汉朝征发五六万人兴修水利工程，并设置了农业管理机构，强化了汉朝的势力。12此后，直到前103年，除了两次例外，都不再有匈奴入犯的消息。这两次例外是：前112年的内犯（可能是希望与羌人联合行动13）；前107年的小规模的劫掠。
前119年到前112年之间没有战事的记载，此后汉朝就有余力向其他方向扩张了。汉朝征讨华南（前112—前111，对南越）和东南（前111）后，抚辑土民，置郡十四。《汉书》记载，汉朝将台湾对岸的沿海地区的土著居民全部迁出，但是是否真的付诸实施还存疑问。14前109—前108年两征朝鲜，并于前108年置四郡。同时汉军深入西南，于前109年置益州郡。15
前111年，武帝亲率大军巡行郡国，展示对匈奴的力量。这一时期，汉皇和单于的关系依靠外交维持，而不是武力。与此同时，汉朝的扩张达到了一个新阶段，将目光投向了西北。约前110年，汉朝为了与乌孙（今伊犁地区）建立紧密关系16，将一位公主嫁与乌孙王。约前108年，汉兵击败了西域诸国之一的车师，并生擒楼兰王。17约前104年，汉在西北新设张掖、酒泉二郡，又在塞外筑“受降城”；前102年，徐自为在五原塞外“筑城障列亭”。前104—前101年，李广利率军征大宛（今费尔干纳），最终迫使大宛接受了汉武帝的意志。18
然而，此时的汉朝已经透支了国力。徐自为的城障当年就被攻破。当时在居延（今额济纳）修筑的烽火台和土木工事还断断续续地使用了两百年。匈奴卷土重来。前103年，汉军出征匈奴，一败涂地。前99年，李广利师出酒泉，号称杀敌万余，但汉军自身也伤亡了六七成。同年，李陵率领的小股步卒深入中亚腹地，战败投降匈奴。前97年对匈作战的结果不具有决定性。前91—前90年匈奴再次入寇。在武帝朝的最后一次征伐中，马通领兵西出酒泉，降服绿洲国家龟兹。李广利率领的另一路大军，兵力强过马通所部，却被匈奴击败。李广利投降了宿敌匈奴，匈奴人待以优礼。他还娶了一位匈奴妻子。后来匈奴人为了祭神才将他杀了。19
图2-2 西域地区诸国
武帝的统治结束时，汉匈双方都意识到了自己所遭受的损失之重，都渴望和平。汉朝的首创性集中于丝绸之路沿线的外交与贸易。汉朝在丝路上有着很高的权威，从内地到敦煌的道路沿线遍设烽燧和城塞，旅人可以通行无阻。出敦煌之后，旅人所能依靠的就是地方政权的善意和援助了。前59年汉朝设西域都护，标志着中国人在边远地区的协调能力有了长足进步。武帝身后汉朝的势力，可以从两件事上看出端倪：前51年，呼韩邪单于到长安朝见宣帝；前36年，西域都护甘延寿攻杀郅支单于。到了前1世纪，西汉国运衰落，曾经成功的进取政策也随之停止。20
汉帝国的国力及其局限
军事扩张的背景
整个国家为汉武帝的历次征伐付出了极大的代价。其动机如何，众说纷纭。有人认为是防御的需要，有人认为是贸易扩张的愿望。21或许动机本就不止一端，现代史学家大概比较爱做严格的区分，而事实上的区分并没如此严格。征战之后，贸易关系建立、外交关系活跃，都十分明显，但是并没有可靠材料供我们估算贸易量，也无法知晓商队来往频率和规律，或相对于官办生意的私人商队的活动。同时，这些军事行动的价值招致不少各种角度的诟病。22此类诟病应当和另一问题放在一起审视：汉朝为强化中央政府权力，为更有效地汲取全国的人、财、物，都采取了哪些措施？例如文官选任、收缩大行政区的范围、削夺诸侯王的权力、重整财政机构、盐铁专营、禁止民间铸钱，等等。23
批评汉武帝的征伐，还要将其与应对匈奴的其他手段一并考虑。实力虚弱时，汉朝屈从于对方的要求，以财货换取和平；实力充沛时，汉朝不但大张挞伐，还辅以其他暴力手段，比如前100年的轮台屠城；24或者谋杀、废立西域绿洲小国的君主。25外交博弈中的策略，包括要求外邦向长安派出人质，或者将公主嫁与外邦。和亲意味着储君的母亲是汉人，其长远利益大有可期。置办丝绸等嫁妆以及陪嫁的奴婢也是一笔不菲的开销。26汉朝在两件事上放弃了潜在的优势：第一，放弃在轮台驻军屯田27，理由是耗费巨大；第二，汉朝有一块楔入匈奴辖境的领土，极易受匈奴攻击，汉军从此地撤出。28武帝去世后不久，汉朝就希望与匈奴在开发车师田土的问题上和解，双方的实力都不足以绝对控制这一地区。29
从地理上讲，人们对西汉武力的感受是，北方强于南方，黄淮流域强于长江流域及以南地区。30西汉政权非常清楚，最易受攻击的领土，就是秦朝曾设防、有道路供匈奴人入侵的地区。羌族部落以西的西南夷未经汉化，很少袭击汉人的城市和村庄，基本不构成对汉朝领土的威胁。31
汉朝国力的来源
汉朝统治者将匈奴视为头号敌人，认为匈奴人是牧民，其力量来自牲畜众多、弓马娴熟，不受地域概念的限制，面对敌人时可以充分发挥机动性。32虽然应该考虑一些相反的证据，比如匈奴可能已认识到了土地的重要。33然而，从两个例子可以明确看出，匈奴没有能力组织永久的定居点。
第一件事是赵信筑城。前119年，汉军前出至赵信城。此城是赵信为匈奴人所筑，在被一把火烧掉库存之前，一直为他们自己提供需要的补给。赵信最初是匈奴的高官，投降了汉朝，从前123年起成为汉朝的将军。败于匈奴后，他又投降了匈奴。赵信到底是出身汉人的赵氏，还是降汉之后才改姓赵，已不得而知。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当时匈奴人不会筑城，34他将效力汉朝时学到的筑城技艺带给了匈奴人。第二件事发生于前83年，卫律建议匈奴人“掘井穿城，治楼以藏谷”，并建议匈奴人将防御交给（投降的）汉人负责。35
汉朝的国力还有一部分源于其组织。汉武帝刚登基时（前141年），汉朝人靠着八十多年缓慢而持续的摸索，逐渐掌握了中央集权政府的运作方法。汉朝的有些制度是早先就存在的，有些制度是为了应对眼前的需求而发展的。此时的政府，如果需要戍边或者用兵，可以征发义务兵；需要输挽粮草、修筑道路或为军队提供其他后勤服务，可以征发民夫。另外，汉代政府还继承了前代的固定防线，这防线当时已经称为“长城”了。36保证长城兵力充足也是政府的一大任务。汉朝对游牧民族的优势，不单在于它的农业，还在于它的制造业，包括兵器在内的铁器、奢侈品。奢侈品中的丝绸尤其受到汉朝疆域之外人民的追捧，甚至可以作为外交上讨价还价的筹码。37
中国人发动战争的主要困难是缺少马匹，在中国内地大规模养马是很困难的。还有一大问题是为大规模军队提供补给，不管他们是戍边还是出塞远征。于是，兵员、马匹、粮草是汉军胜利的主要条件。如果汉朝境内养的马匹数量不够，汉人可以用条约或者强制手段从境外获取。38粮食需求催生了屯田。屯田者有的是征发来的士卒，有的是农民，政府专门将他们迁移到最需要人手种田的地方。39最后，在战争中，政府必须随时能从附近地区或内地调兵至战场，还要随时能驱使民夫修筑道路。40
汉朝的人力资源和粮食供给
我们无法找到武帝一朝人口与土地的所有统计数据，在估计中国整体实力时，只能依靠年份最近的统计数据。这些数据是公元1—2年的，使用的时候必须有所保留。41并没有过硬的证据表明，从武帝朝到公元1—2年中国的人口有大幅增长。42不过，还要估计到有移民存在的可能。此外，公元1—2年的统计包括了武帝朝所置郡的数字，这些应该相应地扣除。如果用公元1—2年登记的耕地面积来研究武帝朝的耕地，那么至少应该考虑到，这段时间里必然发生了一些技术的变化。公元1—2年的土地产出相比前140年有一定的增长。43还有一种可能，在这百十年间，制造业有了长足发展，城市化水平并没有降低，而是提高了。
加上这些条件来推算，公元1—2年登记户数是12 366 470，口数是57 671 400。44如果按武帝登基时已存在的郡国推算，前141年户数是11 680 825，口数是53 869 572。武帝统治期间，随着扩张政策的推行，新设了很多郡，计算时要将这些新郡的人口加上去。公元1—2年时，这些郡共有685 645户、3 801 818口。45征役制度在整个帝国的执行不会全都高效而无差别，所以计算时还要有所保留。政府可征的兵力还有以下限制：46
义务兵服役两年，占人口总数的0.5%—2%，即288 357—1 153 428人（公元1—2年），或269 347—1 077 388人（公元前140年）；
强制徭役每年一个月，占人口的20%—25%，即11 534 280—14 417 850人（公元1—2年），或10 773 914—13 467 393人（公元前140年）。
衡量武帝朝战争的物质成本，要与当时的农业产出比较，而且只能得出一个不太准确的结果。《汉书》记载的公元1—2年在册田地的面积，没有按行政区一一列出，而且从全国总的数据来计算也是非常重要的。这些数字的解释是存疑的，可能包括了公元1—2年32 290 947顷47未耕地及8 270 536顷在耕地。耕地面积还要与在册的人口数、估算出的不同的农田产量放在一起考虑。据估算，当时粮食亩产大概在1.5—3石，据此可以推算，全国粮食年产量在1 240 575 400到2 481 150 800石之间，在册的平均每人是21.05—42.1石。
至于消耗的比例，我们掌握的数据更为坚实，因为汉代的行政记录中有记载。从这些记载可知，政府确实会向服役者及其家属分发粮食，其数量在每年19.2—39.6石不等。48要估算整体人口在多大程度上能达到这个标准，则难以办到。假设当时所有的在册耕地全部用来种粮食，那么汉代中国达到自给自足是可能的，不过还要考虑到一部分耕地是种麻的。
汉朝战略的基本要素
对匈奴的战争是为了应对紧迫的局势伺机而发的，其战略也是慢慢成形的，只有在回溯时才能发现有“战略”的存在，局中人是很难看清的。汉朝的战略措施主要包括三点：第一，在北部和西北建立城塞；第二，在中亚结交盟友，威胁匈奴的西翼；第三，发动攻势，阻止匈奴集中兵力进犯。
防御点与防御线
代国和雁门、上谷二郡承受着匈奴内犯的主要压力，定襄、右北平遇袭则不如它们这么频繁。云中郡直到前127年还是帝国的西北边陲，受到北方和西北两个方向的威胁，一度是最易受攻击的边郡。前196年，云中从代国分离，成为直辖于中央的郡。高祖（前206—前195）、文帝（前179—前157）两朝，云中年年受袭。汉初，新单于将王庭设在云中附近，袭扰尤其频繁。由于魏尚的防御措施，文帝时局势有了变化，匈奴开始对云中敬而远之。49前135年，李广筑塞云中，他的同僚程不识则在云中东面的雁门筑塞。虽然几个月后这些城塞就撤掉了，但云中郡已经有了相当的防御力量了。直到前102年都没有匈奴进犯云中的记载，前129年与前127年，云中还是汉军发起进攻的基地。50
发动对匈战争、延伸交通线至中亚、与塔克拉玛干沙漠周边诸国交往，这三件事结合起来，促使武帝建立更大的永久防御据点。汉初曾不得不放弃秦长城，再想收回只能徐图缓进。51第一步，筑塞于云中，得以收复秦朝在河套沿线的疆土，并于前127年置五原、朔方二郡。前104年，汉朝与乌孙联姻，52边防线西扩，某些西北边郡肇始于此时。53建立永久据点还有一个原因，匈奴有可能与羌人配合行动，威胁汉朝。此事并没有直接证据，但是在前112—前111年几乎实现。
进一步建立交通线的行动包括：前104年筑受降城，地点可能在居延以北；前102年，徐自为在五原塞外筑防线。54这条防线不久被匈奴击破了。然而，同年汉朝就建立了与东西大道垂直、与居延河平行的防线。这条防线似乎极易受攻击，修建它的目的是保护上文提及的屯田。55用这个办法，汉政权就能保障边塞的补给，同时保护通向敦煌的道路。朔方郡也用了类似的办法。56武帝朝之后仍然有此类的做法。57
汉朝与中亚的关系
不论汉的扩张是出于防御的需要，还是出于促进商贸的愿望，同匈奴之外的其他部族打交道是不可避免的。交通线的延伸，使得汉朝的军队和商旅得以沿着可知的道路西进。然而，补给相当匮乏，主要仰仗沿途地方人民的友好援助。塔克拉玛干沙漠四周的绿洲部族只要能控制当地的水源，且能提供向导，就可以享有优势地位。这些部族处在互相攻伐的两大强权之间，保持中立几乎不可能，他们只能把宝押在强者一边。武帝末年以及之后数十年，随着汉朝着手调整在丝绸之路沿线的政策，这一考虑也愈发重要起来。前139年，汉廷派张骞出使大月氏，前110年，汉朝与乌孙联姻。从这两件事上不难看出，汉人重视取得其他势力的支持。前108年讨楼兰，是为了保护汉朝使节不受当地人的苛待；58前90年讨车师，是为了防止它阻碍汉军征讨匈奴。59
为了向中亚诸国的来使展示中国的富厚，汉朝煞费苦心。60汉廷要了解遥远部族的信息，主要依靠的是旅人、逃兵、人质或者官方使团。这些人的传述往往荒诞不经，61但有些先驱者带来的信息的确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比如张骞关于印度诸国的著名报告、唐蒙发现牂牁江可能连通西南和南越的报告。62前121年，霍去病率军深入大漠，不仅仅带回了大名鼎鼎的祭天金人，63很可能还获知了大量新情况及地形上的细节。当时的地图绘制水平最多画出个大概，但是前90年桑弘羊奏请屯田轮台的上疏和前99年李陵出击匈奴，都表明了绘图的价值。64
很明显，汉朝政治家估计邻近地区的地理或者敌方的实力和组织的精确度，都有着很大的变化。前135年，淮南王刘安上疏提到了南越的情况，虽然有地图以参考65，却仍然措辞含混。《汉书》概述了汉初匈奴的统治制度，并且极其简单地介绍匈奴各酋长之间的权力和地盘的划分。66可能直到设立西域都护（前59年）后，汉朝官员才能系统地了解丝绸之路沿线诸国的情形，包括估计它们与长安的距离以及其他数据。不过，至少有一条史料显示，在某些情况下，朝廷能够给官员下达清晰的命令，并且似乎是根据准确的情报做出的。那是关于前99年的战役，武帝命路博德出兵西河，阻断钩营之道，同时下诏给李陵：“以九月发，出遮虏鄣，至东浚稽山南龙勒水上，徘徊观虏，即亡所见，从浞野侯赵破奴故道抵受降城休士，因置骑以闻。”67
汉朝集中力量
汉朝的政治家们从中央指挥全局，他们有时候会估计四面出击的危险。前126年，为了集中力量对付匈奴，汉朝放弃了进兵西南的构想；同年，汉朝废置了朝鲜半岛的苍海郡，可能也是出于同一原因。从汉朝打败匈奴前（前121、前119年击败匈奴）暂缓向其他方向扩张以及帝国又过了几年得以恢复元气这两方面可以看出汉朝的战略规划。根据以往的教训，如果同时发起两场战役，有一场劳而无功已经是最好的情况，而全军覆没的情况也不是没有出现过。前124年，汉朝两路出兵，一出朔方，战果颇丰；一出右北平，无功而返。68前121年，主攻方向在西，其指挥官宣称给了敌人重大杀伤，然而，李广率领的从右北平出击的军队则大败。69最明显的例子是，李广利第一次伐大宛（前104年开始）的同时，赵破奴从朔方出击匈奴（前103年）；当李广利出师不利退回敦煌，赵破奴也兵败被擒。70前99年与前90年，也发生过分兵出击、无功而返的情况 。
汉人的多路出击、协同作战的计划有一个难点，就是设置有效的集结点，水陆并进时难度尤其巨大。前112—前108年，汉军先后水陆并进攻打南越和朝鲜，征南越的战事指挥有方，配合严密，取得胜利，但是在朝鲜却失败了。在汉朝，如果一支部队未能到达指定的地点，或者未能与协同作战的部队取得联系，主将会受到责罚。71从下面一段文字可知，除了集中力量，汉朝政府还重视隔绝潜在敌人：“是时，汉东拔濊貉、朝鲜以为郡，而西置酒泉郡以隔绝胡与羌通之路。又西通月氏、大夏，以翁主妻乌孙王，以分匈奴西方之援。”72
长城向西延伸到敦煌，还有一条支线修到居延。可见到前100年，掌握一条通往后方基地，或者通往附近可供补给之处的安全通道，价值重大。然而，这个原则有时也被抛诸脑后，例如前104年李广利出征大宛，以及前99年李广利和李陵两次耗费巨大的远征，直到前59年设西域都护后，汉军的战术协同才能够在西域实现。
战役指挥
统帅
西汉初年，不少身登显秩的卿相都是开国皇帝刘邦的战友，在秦楚之际的内战中证明了自己的忠诚与才能。七十年后，武帝的谋臣们着手执行扩张政策时，没有现成的可担重任的将才。这些将领要既忠贞不贰，又熟知塞外地形。同时，朝廷开始通过察举制吸引人才担任文官，并力图在文官中营造专业主义的氛围。
武帝并不曾明讲自己任用的武将需要有什么基本素质，也没有说明武将的素质和文官有什么差别。一个人从文职转为武职，或者从武职转为文职，都是司空见惯的。从下文就可以看出，封疆大吏往往是军务政务一肩挑。虽然无法找到职业将领群体存在的证据，但是在许多例子中，诸多战功卓著的将领终其一生都投身于武帝的征伐。在二十六位军界要人中，有四人的任命首先是基于后妃亲属的身份；七个人生长于北方边郡，对作战的地区比较熟悉；四个人是身经百战，积功而得高位的，还有一个来自通都大邑，起先是罪犯。
将军的地位相当于或仅次于九卿。73将军由皇帝直接任命，对皇帝直接负责，或者对统率自己的大将军负责。一旦任命，将军就对完成任务负有全责，并且握有临机决断与生杀予夺之权。所以大将军卫青的属下才劝他斩杀右将军苏建以立威。74李广也是卫青的部下，卫青曾派长史拿着簿册逐条责问李广，逼得李广自刎。75有战功就能获得封爵，或者相当于封爵的职权晋升；战败则可能被弹劾、审问、责罚，这一点下文还会提到。
汉代将军的人数没有定额，军官都是按需任命，有时会长期服务，有时会随着特定任务的结束而撤销。有些将军会有自己的称号，某些称号会在一个时期反复出现，比如大将军、前将军、左将军、右将军。有时将军的称号与战役的目的直接挂钩，如贰师将军。《汉书》记载：“期至贰师取善马，故号贰师将军。”76
校尉在将军之下，也可独立负责一支人马或一项任务；有时受将军指挥。77此外，太守是负责一郡军务、政务的最高官员，有时也会受将军的指挥。所以，在前119年的战役中，右北平、渔阳、西河、云中等地太守都听命于卫青或霍去病。78都尉是一郡的军事首脑，专掌军务，可能也负责征兵、练兵等日常工作。公元30年之后，边郡还保留着都尉，内地各郡则罢废了这一职位。边郡的都尉负责城塞和边墙，职责特别重大。武帝朝至少有一次都尉独立带兵参战的情况。类似事件也发生在前119年。79为防郡国有人擅自调兵，汉代有“虎符”制度。虎符一剖两半，一半在地方，一半在中央，两符相合，才有调兵之权。80都尉所辖的边塞戍卒编为队和伍。伍是汉军最小的组织，大概由一名伍长和四名士兵构成。他们戍守防线上的烽燧并巡逻，或者承担建筑之类的工作。81
外族人也可以担任汉军的高级将领，比如高不识、仆朋，前121年曾是匈奴的校尉；复陆支曾是匈奴诸王之一，前119年却和同胞刀兵相见。最著名的可能是匈奴王子金日磾 ，前121年在汉宫做马夫，最终位至三公。82
汉朝将军如果兵败或未能完成任务，则会面临严酷的惩罚。据汉代律法，军队未能按时到达集结地点当斩。83这里有几个将军未能取胜而受惩的例子：前129年李广兵败之后，前123年苏建兵败之后；前121年张骞和公孙敖未能按时会师；前119年，李广因为兵败，宁愿自杀也不愿面对责罚；赵食其为免刑，接受夺爵降为庶人的处分。84汉匈双方将领都明白战败将招致羞辱和严惩，所以一旦战败，他们都倾向于投降。李广利在败降匈奴之前已经感到大事不妙，因为李家已经卷入巫蛊之祸（前91—前90）。无论如何，他在前90年战败后投降匈奴，一定是怀着对战败惩罚的恐惧的。85
汉将投降且效力于匈奴，早在汉初就有韩王信的先例（前201年）。86上文提到的赵信，起初效力于匈奴，一生两度改换门庭。李陵也是一例。李陵投降匈奴的消息虽然令武帝震怒，但也没有理由株连他的家人。后来当武帝得知李陵积极地帮助匈奴防备汉朝时，才诛灭了他全家。87
皇室的私心、同僚的倾轧、指挥权责的不明，都可能损害战役的统一指挥和全局协调。卫青和霍去病都是外戚，他们能够得到任用很难说没有这层原因。虽然卫、霍堪称当时最成功的将领，但是同样的评价却不适用于李广利，《汉书》特别提到，武帝拔擢李广利，是因为要取悦一个妃子。88李陵和路博德之间的嫌隙，可能是前99年西北战事失败的原因之一。前109年，朝鲜的战事也受到相似因素的干扰。89前124年，武帝遣使持节塞上，拜卫青为大将军，向其他将军明确，他们应该服从卫青的指挥。90这是汉廷有意建立明确的指挥链条的一步，前123年，卫青再次拜大将军。91
兵员的征召与伤亡
上文已经简略提及汉朝的征兵制度，还推算了国家在理论上能征召的兵力。大体而言，年龄在23—56岁之间（有时是20—56岁）、身体健全的男子，有服兵役两年的义务，其中一年是在本郡接受军事训练，一年是执行任务，或是戍守边塞，或是巡行边墙。92大多数人投身步兵，但可以相信，有些来自特定地区的人是加入骑兵或者水兵的。在边疆，有的士兵会上前线，有的士兵则负责屯田。
此外，汉军也有志愿兵，比如前99年李陵很骄傲地率领来自南方的五千兵马。93志愿兵可能充当骑兵。据记载，在前108、前104、前90年的战事中，汉朝动用了属国的骑兵，他们可能来自尚未完全纳入汉朝管辖、或尚未完全同化于汉人生活方式的地区。94前90年，一名前匈奴王率领一支西域军队，为汉朝攻打车师。95有时囚徒也会被拉上战场。前109、前104、前97年在北方，前112、前108年在南方，都曾有过这类事情。96然而，这大概只是应急之策，而不是经常之制。前100年，汉朝送囚徒到五原塞服役。非常有趣的是，前99年李陵率部出征，“关东群盗妻子徙边者随军为卒妻妇，大匿车中”。97最后，获得赦免的犯人，有时须以兵役的形式服完自己剩下的刑期。98
政府虽然不会明确宣示，但有一个明显的倾向，即战前会从距战场较近的郡国调兵。前112年，南方发生战事，朝廷从江淮及以南地区征兵；前109年发兵巴蜀，镇压西南反叛；同年，征发蓟、辽东二郡士兵赴朝鲜作战。99前61年，调河南等中原郡国步卒西征羌人。100有充足的证据表明，边防线上有很多戍卒是从中原征发的。101
对汉武帝投入征伐的兵力数字，不大可能是经过认真计算的。杨联陞警告，不要相信中国史书里的数字，也包括兵力数字。102上奏的时候，官员当然会倾向于夸大异族的兵力，以突显汉军的战绩。反过来，史家出于对皇帝武功的自豪，也可能夸大汉军的兵力。此外，史家无从核查兵力数字的来源，也无从区分哪些数字是真实的，哪些数字是吹嘘的。103用户籍人口数推算兵力也不容易，因为目前只有公元1—2年的户籍人口数，把它用在武帝朝需要十分谨慎。
汉军步卒主要是征召而来的，上文已经推算过，公元1—2年所能征召的最大兵力在288 357人到1 153 428人之间。104《汉官仪》中也有一段略显夸大的叙述：“边郡太守各将万骑，行鄣塞烽火追虏。”105在《汉书》的记载中，武帝朝的征伐动辄是五万到十万人的规模，或是步兵，或是骑兵，有的时候数字更大。下面是投入兵力较多的例子：
前133年，李息率三十万人屯于马邑
前119年，出动十万骑兵、十四万匹战马，还有大概数十万步卒。
前111年，武帝亲率十八万骑兵巡行郡国。
前102年，李广利第二次征大宛，征调了十八万人。
前97年，七万骑兵和十四万步兵参与对匈奴的作战。
前90年，三位将军率军十三万106，出征匈奴。
除了这些汉军兵力的总体数字，史书上有时也会记载一些具体的战例，只有小规模兵力实际参战。前108年，七百轻骑生擒楼兰王。李陵年轻时，曾率八百骑深入大漠两千里。107前99年，李陵麾下的步卒不过五千人。据估计，防守从敦煌到朔方（河套附近）的长城，实际需要约3 250人。108与漫长的距离相比，三千多人显得很少；但如果把边防线后的驻军也算进去，人数可能还会大大增加。如果用同样的算法计算朔方以东的长城，那么还需要6 500人。由此可以推出，长城沿线需要的戍卒约9 750人，此外补给、建筑、巡逻、屯田、通信等方面还需要人手。必须强调的是，这个数字很不可靠。
不幸的是，没有证据提示，汉朝各郡国以怎样的比例提供兵员。《汉书》记载征讨匈奴的战役时，常会提到将领出兵的郡。所以可以大致推测，北部和西部边郡是其主要兵源，至少骑兵来自那里的可能性较大，无论是志愿兵或义务兵，将投入到战争中的兵力数字和边郡的人口对比，将是很有启发性的：109
年份
将领
骑兵数量
郡
人口（公元1年）
前129年
卫青
10 000
上谷
117 762
公孙贺
10 000
云中
173 270
公孙敖
10 000
代郡
278 754
李广
10 000
雁门110
293 454
前121年
霍去病
10 000
陇西111
236 824
前119年
卫青
50 000
定襄
163 144
霍去病
50 000
代郡
278 754
前111年
为炫耀武力，武帝从云阳出发（左冯翊的辖县），北行经上郡、西河、五原，率领的骑兵最终达到180 000。
上郡
606 658
西河
698 836
五原
231 328
对于“一万”这么整齐的数字，很难不加批判地接受。然而，通过比较可知，这些数字与当地人口的比例还是比较适当的，如果考虑到真正交战的季节非常短暂，那就更适当了。如果这些数字也包括非战斗部队，将更为可信。112评估这些数字的可靠性时，还必须考虑到这些战役并不是当时汉朝军事行动的全部。前127年“卫青率数十万骑击匈奴”的同时，一支同样规模的大军在修筑通往西南地区的道路。地方的叛乱需要火速平定。还有记载显示，汉朝在向短命的苍海郡（前128—前127）派兵的同时，还征召了一支十余万人的部队筑塞于新置的朔方郡。113
记载中武帝朝后期大规模动用军队的例子有：前112年，汉军十万征南越。次年，陇西、天水、安定等地的骑兵，与来自长安、河南、河内的十余万步卒一道镇压羌族叛乱。114前102年，李广利第二次征大宛，曾征召十八万人，但《汉书》的文本在这里可能有些舛误。这十八万人和一年前从敦煌出发的六万人、十万头牛、三万匹马、数万头驴和骆驼有何联系？115目前还不清楚。
《汉书》里汉军兵力的数字和匈奴骑兵的数字处于同一数量级，都以万计。为了比较，我们还应该留意同时代世界上其他地区战争所投入的兵力。前218年，汉尼拔离开西班牙时，率领马匹、步兵四万，罗马方面有十万兵力，可能还包括盟军。坎尼会战（前217年）中，四万八千罗马步兵对阵三万五千迦太基步兵，而汉尼拔的骑兵有一万，罗马方面仅有六千。前32年的亚克兴会战中，安东尼有步兵七万到七万五千，骑兵一万两千，屋大维有步兵八万，骑兵也是一万两千。116
《汉书》中汉军的伤亡数字大概也有道听途说、夸大其词的成分，其中可能包括脱逃者和死者，上报的马匹损失也很可能是在战役的最后阶段被屠宰吃掉了。据说前129年公孙敖率军一万征讨匈奴，损失了七千人。117前123年，卫青麾下六将之一的苏建被匈奴打得全军覆没，118而匈奴自己也损失了一万八千人。119前121年，李广再次出兵右北平，四千骑兵折损了一半。120同年春，霍去病出兵陇西，伤亡八千人；夏季又出兵北地、陇西，伤亡三万人。121前119年，卫青北击匈奴，两战连捷，分别消灭一万九千人、七万人，汉军的伤亡也有“数万”122。《汉书·食货志》记载123，汉朝在这一年损失了十万骑兵；《汉书·卫青霍去病传》记载124，汉军十四万骑出塞，返回的不足三万。据记载，李广利第一次征大宛的伤亡率达到80%—90%。125前135年淮南王警告朝廷，南方的战事会有两到三成的患病率或死亡率。126这一数字应该有些夸大。
汉匈双方的兵力及伤亡的数字有几分真实，难以定论。兵力和人口数字不会太不成比例，但是很难相信，当时的社会能为这么庞大的军队提供必要的后勤支持。“万”这个词在史书里很可能只是为了强调数量多而已，而非实指。
补给和交通
《汉书》有多处反映出，汉朝的将相们意识到遥远距离带来的困难。127据说李广利征大宛（前104年）128来回花了两年，这是个例外，其全部意义不能完全知晓。知道一支部队的行军速度，比如从长安到云中或张掖需要多长时间，对我们的研究帮助甚大。不幸的是，信息并不完整，只留下一些蛛丝马迹供我们去推测时间和距离。
比如，前119年路博德等破敌立功，受到封赏。他们由霍去病率领，从代国发兵，为擒单于出塞两千里。战役的发动是在夏季，两位将军的封爵是在丁卯，即六月初九，那么整个战役耗时不会超过六十八天。129不幸的是，这一特例不能作为普遍规律套用，但总体而言，出塞远征都不大可能旷日持久。
从公文投递的时间可以找到进一步线索。文书由出征的士卒携带，投递的时间应该符合精心安排的时间表。从居延发现的一枚珍贵的简牍残片可知，公文通过驿站接力传递，从安邑（今属山西）到居延，一般的行程需要四十八到五十一天。不过，驿递的时间不会和军队行进、粮草运输的时间完全一样，只能作为一个大致参考，需要谨慎使用。130
行政和军事管理中形成的简牍，不少能够反映出边塞军队的专业水平。131但有些情况的信息本就很少，比如将领如何维持行军的军纪、按时间表行事、做书面记录、关心士兵的身体和生活、提供规定数量的口粮。蛛丝马迹偶尔还是能够找到。比如《汉书》记载，李广利第二次征大宛时（前102年发起），“战死不甚多，而将吏贪，不爱卒，侵牟之，以此物故者众”132。
一场战役耗费几何？前60年赵充国对此的估计非常有趣。他的估算包括了粮食、食盐和马料的数量。他估算的数字与西北边疆实际分配的数字非常接近。133通过仅有的零星史料134，很难确切知晓一支军队出征所需的粮草有多少要依赖当地供应，又有多少要靠远途运输供应。敦煌和居延出土的材料，可以作为推算军需的基础：一万人一整个月需粮三万三千石（658 944公升），运输需要大车一千三百二十辆；一万人一个月的食盐也要三百六十辆车运。这里的数字，无论实际是否足额发放，都没有任何主观的修改。135
关于马草料的记载较少，只有几处史料提到在西北边境就地征集草料。136赵充国估计，一支六万人的军队，一个月需要二十五万石的草料。137两片居延汉简还提到，每头牲口每天有0.12石（2.3公升）粮食。一万匹马每月需草料三万六万石（718 848公升），大概需要一千四百四十辆车运输。138《汉书》说粮食运达西南目的地后，损失九成。139可能是为突出运输途中损耗严重的夸张说法。
行政记录显示，发给士兵的还有一些其他物品，比如衣服。每个人领取衣服都需要登记。140许多防御用的装备无疑是就地制造的，有些物品属于要核验检点的公物，在内地制造出来运往前线，比如指挥用的旗帜，做饭的锅，木工工具（斧头、锤子、锯子等），进兵时击的鼓，收兵时鸣的钲，141盔、剑、盾等军械。142从前119年左右起，开始有国有机构专门制造这些物品。这些机构还制造各种形制的箭镞和弩的扳机，扳机做工精细，是汉军用弩的基本构件。143弩按照一套标准等级制作，这个标准的单位是拉开弩身所需的力道。弩的重量在三到十石之间。144较重的弩可能安在固定的防御设施上，这种弩也许有旋转装置，必然有瞄准装置。145据记载，曾有一个人连射一百五十支箭，但是不能确定这是不是常事。146
《汉书》中记载的前124到前119年之间的历次战役中，骑兵数量都十分庞大。而前99年，路博德在西北领兵的数量，相比之下就没有那么夸张。三年之前，路博德受命建立居延防线，对前线情况有亲身了解。他认为，酒泉和张掖各出五千骑兵即可稳操胜券。147
关于《汉书》中汉朝制度的几处注释，给出的马匹数字更为庞大。在武帝之前，边郡的马场（苑）也是由中央政府管理的。史料记载，汉廷在北方和西北边疆，设有三十六处这样的马场，养马三十万匹，三万名官奴婢负责养马。148《汉书》记载前121年的战争所需要的给养时，提到了武帝拥有众多马匹，其中一万匹赶到长安喂养。关中养马的人数不够，朝廷又从其他郡调来人手养马。149前103年，朝廷为增加军马供应，进行了国有和私有马匹的登记，150武帝还颁布法令，为朝廷养马可以蠲免赋税。151
从寥寥几条材料很难判断马匹的价格，因为这些材料常常是记载异常情况的。152前146年，朝廷禁止成年马匹出境，直到前82年才解除。153同时，朝廷也开始认识到从中亚的产马区买马的好处。早在张骞出使西域时（前130—前125），乌孙就送给武帝良马数十匹，154后来一位汉朝公主嫁往乌孙，乌孙又送了上千头牲畜作为聘礼。155随着与西域诸国的交往愈加频繁，汉朝从乌孙、大夏获取马匹的欲望也更强烈。156李广利征大宛（前104—前101）的战果之一就是数十匹最上乘的战马，以及三千匹较次的战马。157后来汉与大宛约定，大宛每年送给汉朝两匹天马，很明显是作为种马。158
战争结束后财政还有花费，比如犒赏凯旋军队的巨额支出。《汉书》记载，前124到前123年的赏赐黄金达二十万斤，前119年又赏赐五十万金，前101年李广利出征凯旋时赏赐四万。159军官的俸禄肯定也是汉代财政的一大负担。虽然可以推测出军官俸禄的等级，也有居延驻军军官的俸禄的史料，但是无法估算整体的支出规模。160
战斗方式
白霖（Lynn White）写了一篇关于马镫研究的介绍，引人入胜。他划分了马匹在战争中作用的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战车；第二阶段，没有马镫，骑者借助膝盖的力量夹紧马身；第三阶段，装备马镫。161武帝时，车战似乎已经销声匿迹，但也没有证据显示马镫已经广泛使用。162
汉军的骑射手肯定是模仿匈奴。163拉铁摩尔（Lattimore）已经描述了汉族在与草原民族的战争中，战法从步兵转变为骑兵的过程，并且已经指出这一关键时段是公元前4—前3世纪。赵武灵王（前325年登基）和李牧（前3世纪）时代的赵国军队，是有确凿证据的最早用骑射手的中原军队。可以确定这两个时代都已经在训练骑射手了。164到汉武帝时代，又过了几百年，中国人有充足的时间积累马战的经验、训练娴熟的马弓手。赵国正处在中原最易受匈奴劫掠的地区，也是中国对匈奴发起攻势的地区。史书记载，在汉朝初年的内战中，刘邦麾下就有马弓手，165前103年，公孙贺拜相时，就提到了“鞍马骑射”。166
我们非常幸运地找到了一段晁错对汉匈各自战法优劣的评价。文帝时（前180—前157），匈奴势力正强，劫掠边疆郡国如同家常便饭。曾潜心商鞅申不害之学的晁错上疏文帝167，开宗明义指出了地形有利、士卒服从、兵器坚利的重要性。接着，他阐述了哪些地形适合哪些兵种或兵器——包括步兵、车骑、弓弩、长戟、矛铤、剑楯等。他认为匈奴人的优势有三：第一，在北方，汉地的马匹不及匈奴的；第二，匈奴人“且驰且射”的技术也为汉朝所不及；第三，匈奴人能够“风雨罢劳，饥渴不困”。然而，汉朝也有五个优势。第一，在平原地形中，汉军的“轻车突骑”能够轻易打乱匈奴的阵脚；第二，汉军的“劲弩长戟”攻击距离远，匈奴人难以格挡；第三，汉军甲胄坚牢，兵刃锋利，长短齐备，并有弓弩，汉兵以五人、十人为单位前进，匈奴人无力抵御；第四，汉兵的弓弩齐射，可以穿透匈奴的皮甲木盾；第五，下马步战，短兵相接，匈奴人也不是汉人的对手。
以上种种优势，汉人在战场上究竟发挥了几成？五十年后，武帝的众将能够多大程度上选择有利的战斗条件，将汉军优势发挥到极致？这恐怕要永远成为未知之谜了。可能我们要接受张春树的说法168，“骑射手是前120—前90年汉朝对匈奴战争的关键因素”，步兵在战斗的记录中非常鲜见，前119年卫青和霍去病带领的数十万步卒发挥了怎样的作用169，只能留给我们推测了。
前99年李陵指挥的战役，是一个现实主义的却又很特别的运用步兵的战例，此战被德效骞（H. H. Dubs）赞为“天才的军事行动”，因为“李陵展示出，步卒只要组织得当，弓弩充足，可以击败数倍于己的骑射手”170。《汉书》中记载的战法绝不是当时的常态，步卒的胜利也远不是十拿九稳的。李陵胜利的秘诀有三：第一，保持有纪律的射击，以便有效地集中弩箭；第二，纵使敌方骑兵反复冲击而造成伤亡，我方也要保持阵形不乱；第三，箭支源源不绝。一天用了五十万支箭的说法可能有点离谱，但是史家的观点依然是成立的。171另外，地形的极端重要无须多言。
征伐的结果
到前119年为止的一系列战役，使中国二十年免受匈奴的入侵，汉廷得以抽出手来向其他方向扩张。随后的若干年，汉朝的权威在西南和西部的扩张成为可能，首先应该归功于军事的进取，其次应该归功于一条由高度专业化的军队保护起来的通向中亚的安全通道。汉朝的功业不能仅用开拓了多少疆域来衡量。在物质层面，汉朝取得了大量牲畜，比如，在前127年，号称获得百万头马、牛、羊；前124年又获得数百万头牲畜。172值得注意的是，汉朝将领会因军功封爵。奖赏的高低取决于俘虏的敌人的重要性，比如王、单于的亲属和其他重要人物。173
敌方归降君长的待遇
敌方的军队首先不是被当作一个与中华分庭抗礼的对手，而是被作为致力于破坏中国统一和完整、蹂躏中国的禾稼和百姓、劫掠中国的城市和仓廪的叛逆。从本质上或者概念上来讲，此类虽非汉族的强盗，却与中国内地威胁法律与秩序的盗匪并无不同。区别存在于镇压乱法者所付出的代价以及谈判协商的可行性。因为朝廷与某个内地的渠帅头领妥协，必然削弱皇帝的权威。然而作为权宜之计，通过某些特定的礼仪，也可以与内亚的首领达成妥协。
虽然一个异族酋长携带部众与牲畜归降，标志着一场战役的目的达到了，但是它马上产生了许多其他问题。有两件事至关重要：第一，确保投降的酋长忠于汉朝；第二，在新拓疆土上建立常设政府机构，巩固战争的胜利果实。这种机构必须足够强大，能够抵御敌人的入侵，并能汲取当地的资源为中央王朝所用。
前121年，匈奴昆邪王率大批部众归降，174是汉朝的一场大胜利。随之而来的是中国行政管理的一场新的分裂。汉朝为此建立了五个属国，昆邪王的部众可以在这里按照旧有的风俗习惯生活。通过这种手段，他们被安置到“边五郡故塞外，而皆在河南”。其他情况下也仿照此制度实行。武帝设属国都尉，175使得汉朝可以征调属国骑兵。也是在前121年，“徙关东贫民处所夺匈奴河南地新秦中以实之”。176另有一种强制迁徙异族的情况。前110年，汉朝要迁移东越的所有人口，177东越没有同化于汉，最后却不得不屈服于汉朝的压力。
前121年的胜利之后，汉朝给予投降的匈奴首领以很高的礼遇与特权。这可能是有意设计的，以奖赏这些首领对汉朝宗主权的顺服，保持他们对汉朝的忠诚，将他们与皇帝的关系礼仪化、正规化。虽然之前已经有匈奴王享受了这种待遇，178但是封给他们的食邑从未超过一千六百八十户，179然而昆邪王的食邑据说不下万户。这些食邑在平原郡（今河南省境内），如此一来，昆邪王就不得不离开自己部民所在的五属国，再度控制他们的机会也就断绝了。同年和前119年的其他封赏很少超过千户，无法同昆邪王的封赏相提并论。在南方，汉朝对南越等势力的王侯和将领也采取同样的政策。东越王甚至得封万户侯。180最后有一点值得注意，武帝朝共封出爵位七十五个，其中有四十一个是归降的异族君长。
汉朝对归降的异族君长还有一种安排，就是承认其名号与地位，令其依旧统领部众。对西南的夜郎（前111年）、滇国（前109年），181采取的就是这种办法。后来，汉朝的势力扩张到西域，武帝之后的皇帝用同样的办法安排当地的君长。《汉书》非常自豪地记录了有多少西域君长接受了汉皇的册封和印绶。182
后世对汉武帝的批评
传统观点认为，武帝在大政方针和具体决策中都起主导作用。因此对武帝朝的征伐的批判也都指向了武帝本人。
《汉书》中记载的第一个公开批评武帝的人应该是夏侯胜。前72年，宣帝刚即位，想为武帝立庙乐，夏侯胜反对，他说：“武帝虽有攘四夷广土斥境之功，然多杀士众，竭民财力，奢泰亡度，天下虚耗，百姓流离，物故者半。蝗虫大起，赤地数千里，或人民相食，畜积至今未复。亡德泽于民，不宜为立庙乐。”183《汉书》的其他部分也能见到对武帝扩张政策的明讥暗贬。《文帝纪》中说，文帝对匈奴“不发兵深入，恐烦百姓”，184多少有点暗贬武帝的意味。《昭帝纪》说得更直白：“（昭帝）承孝武奢侈余敝师旅之后，海内虚耗，户口减半。”185《汉书》的作者还特别强调了经略西域靡费之巨。他们感叹外交的排场、宴飨的奢侈使得苛捐杂税泛滥。他们指出，这种政策导致了官员纪律的懈怠乃至废弛。《汉书》提到西域诸国时说：“与汉隔绝，道里又远，得之不为益，弃之不为损。盛德在我，无取于彼。”186
吕思勉在自己的新书中批评武帝的征伐，说此举靡费巨大、毫无必要。吕氏认为，如果任用李广、程不识等信臣宿将征讨匈奴，耗费必然大减，而战功反将远胜于以外戚见宠的卫青、霍去病。不学兵法、不恤士卒的霍去病得见大用；士卒不尽饮、自己不近水的李广反遭贬斥，吕思勉对此尤致讥评。吕氏还举了一个例子说明武帝的武断易怒，他正是因为李广和卫青的竞争，才将李陵灭族。187
结论
本文将武帝朝的征伐作为帝制中国早期军事行动的典型例子来研究。当时的政府在多个领域同时推行积极政策。征伐的进程和时间显示出，汉廷有意地集中力量解决主要问题，虽然有时战术上的分兵会破坏集中的战略。我们大概可以这样说，卫青等将领对匈奴的攻势类似于匈奴对汉朝的攻势，规模小，机动性强，主要目的是威慑敌人，劫掠牲畜，逼对方首领归降。
对汉朝来说，毕其功于一役是不可能的，最多只是一二十年免受劫掠罢了。在这一点上，我们应该注意沙畹（E. Chavannes）的观点。他的大意是，终武帝一朝，对匈奴的征伐未尝止歇，却未能使他们完全降服。匈奴曾威胁武帝的父祖，未来的许多年也将继续威胁他的子孙。188中国行政和军事目标的地缘特性在帝制时期一直变化。领土和边疆往往是由地形特点和经济活动所决定，而不是靠人为划定。北方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后，情况有了很大的变化。特别是领土完整的观念在西汉才刚刚萌发，当时中央集权的帝制政府还没有被公认为是安排社会秩序的正统的、有价值的、有效的手段。在这种背景下，汉朝开疆拓土、在西北和北部建立固定边防线的成就，开创了一个影响深远的先例。长城划出界线，既为了防止外人入侵，也为了防止内地的士兵或者罪犯出逃。可以肯定，出入境检查是戍边将士的职责之一，于是长城将汉人和塞外部族的差异固化了。只有双方做出妥协，导致治理方式和经济活动的变化，这些差异才有可能变得模糊。长城一旦筑成，就会长久留存在后世每一个汉族王朝的记忆中，就会持续影响中国的对外关系和军事战略。
在汉人看来，敌人就是掠夺者。这大概也是中国军事思想中防御精神的源泉之一。作战目的是震慑和击退敌人，保护中国的烽燧和贸易路线，而不是为了制敌死命、兼并领土。对汉朝来说，战争的主要目标就是阻止匈奴袭扰，通过夺取其财货（尤其是牲畜），以打击其士气；通过降服其君长甚至所有部民，以削弱其势力；寻求中立小邦的帮助，这些小邦提供的水、向导、必需品，关系到一个汉朝使团、屯田或者烽燧的存亡。汉朝的策略似乎比后来通行的策略（比如攻取敌人的城寨，占领敌人的领土）更有效。如果我们思考对比汉武帝和康熙帝（1662—1722）的战争策略，那么上述结论就更显其正确了。
作为武帝征伐的结果，汉朝新置了二十多个郡，但我们不能将这一举措视为汉朝最终军事胜利的标志。汉廷依靠武力将控制扩展到原来越广的地区。任命一位太守，一个郡在纸面上就建立起来了，但是这位太守能有效行使权力的范围，不是在地图上划定的，如果认为一旦新郡建立，汉朝政府就能实际管理和征调此地的百姓，肯定是不对的。
值得注意的是，汉武帝从未御驾亲征。史书上唯一一次记载武帝出现在戎行中，是前111年的巡幸。当时汉朝已经战胜，可以休养生息了。汉武帝姓刘名彻，他的谥号“武”解释为性格之勇或者武功之盛，都是不恰当的。它似乎已成为后世的反面典型。刘邦在群雄逐鹿的战争中，也曾亲冒矢石；一旦称帝，他就很少亲自上阵了。汉光武帝和唐太宗也大抵如此，而康熙帝是个例外，但是康熙的大臣也数度劝谏他应该追求“文”，而不是“武”。189
在汉朝，文职和武职没有截然的界限，二者只是同一职责的两面而已。虽然基于专业自豪的文官职业生涯正在逐步形成，将军个人可能在汉朝的制度架构中身居高位，但是武人作为一个群体却没有很高的地位。汉朝没有专门培养职业军人的制度，常见的情况是，将领的任命常常是出于皇帝个人的偏好或临时起意。大概到了一千多年后的明朝，汉族王朝中职业军人的威望才有所提高。
有一个汉朝就面临的困难在后世反复出现，它可以解释中国传统中“忠”的概念的发展（中国的“忠”与西方传统的loyalty是不一样的）。汉朝将军在自己的营寨里享有高度自主权，除了天子使者，可以拒绝一切人进入。在这种背景下，我们就可以理解，朝廷并不愿意建立一个将军可以大权独揽的指挥架构，因为这样做会危及朝廷自身的安全。还有一个原因是，当缺少能征惯战的汉族将领时，朝廷就要任命归化的异族将领指挥军队。汉律对本朝败军之将的处置极严苛，这使许多汉将宁愿在匈奴的毡帐之中讨一条生路，也不愿在长安的市集上身首异处。如果一个异族降将指挥汉朝军队是可以接受的，那么汉将的变节就不能算是特别严重的不道德的行为。
汉军主要靠征兵补充。汉朝和后世一样，帝制政府的成功主要靠三个因素：粮食充足，百姓不至于造反；大宗物资有效的流转分配，这一点往往靠徭役；人民积极配合官府收税征兵。超长时间的服役，很容易破坏相互矛盾的需求之间的脆弱平衡。中国的政治家一向反对在生产季节把百姓拉去打仗。并不奇怪，中华帝国的制度并没有产生常备军的传统。中国历史上也曾有过建立职业化常备军的努力，但从未成功。即使在兵员素质很高的长城防线，一个人服役期也只有几年。欧洲使用职业雇佣兵的做法，似乎从不为中国的朝廷所欣赏。190
中国朝廷也会建立享有特权的军队。让一个人进入这种军队，或是当作对他的奖赏，或是因为他出身高贵，而不是因为他自身的价值。此类军队的职责也不如其他军队繁重，清代和唐代都有类似的例子。191朝廷发生不测之变时，这种特殊军队可能是皇帝最后的救命稻草。从汉代招募“良家子”自愿参军就能看到其观念的雏形。
两种互相矛盾的考虑影响用兵的方法。第一，用当地人打当地仗。当地人熟悉地形和气候，好处显而易见。然而第二层考虑是：这样做也很危险，容易让受人拥戴的本地豪杰生出异心。这两个因素影响着北方边境的战事。武帝的征伐，就近调兵者多，舍近求远者少。远方的军队仅仅因为方言差异，叛乱的危险就大大降低了。汉朝与后世一样，从未产生战略预备队的概念。朝廷一旦下令准备开战，各级官府都要征发士卒，送到指定的征兵大营听用。
毫无疑问，汉朝对于长城防线运作，有着很高的专业水准。这种水准很可能是一种高效、负责的行政管理的结果，而不是军事实践的结果。边塞常驻戍卒绝不是中华帝国的常态，在一段很长的时间内，长城要么被朝廷忽略，要么根本就没必要存在。不过，长城肯定影响了中国的军事思想，因为其管理是地方政府的日常职责的一部分，而野战是紧急情况下的临时行动。这种区别助长了中国军事思想中的防御性。在内地，保护城市乡村免受盗匪劫掠是官府的常规职责，也是防御思维的来源之一；天下大乱需要防备叛军，也会催生防御思维。
汉代长城的维持和延伸，使得新技术有了大把试验的机会。对匈奴的征战中，中国人投入的骑兵数量很可能超过了前代。然而在武帝一朝，并未出现急遽、显著的技术革新。车战向骑战转变在几百年前就开始了，弩在战国时代也已产生。武帝之后的军事革新包括：马镫传入、步兵更多地取代骑兵、火药应用于军事。武帝朝最重要的进步大概是弩的改进。随着国家专营体制的建立，政府控制了扳机的制造，理论上可以根据需要，将这一装置推广到任何范围。此外，更加精巧的弩在汉武帝时代开始出现，有的装有连发装置，有的安装在旋转装置上。
附录A 主要军事事件（前135—前90）
注：本附录参考了《汉书》、德效骞《前汉史》第二卷、孙念礼译注的《汉书·食货志》（Food and Money in Ancient China）
前138年
庄助发会稽兵浮海救东瓯。（《汉书》卷六，页3b ；HFHD，32。）
前135年
王恢、韩安国率兵出豫章、会稽，击闽越。（《汉书》卷六，页4 ；HFHD，34。）
唐蒙率一万一千人通西南夷。同年置犍为郡。（《汉书》卷九五，页3。）
前135/134年
李广、程不识筑塞于云中、雁门，半年而罢。（《汉书》卷六，页6 ；HFHD，35。）
前133年
六月，匈奴以万骑入武州塞（雁门郡），汉武帝遣韩安国、李广、公孙贺、王恢、李息率兵三十万往马邑伏击单于未果。（《汉书》卷六，页6 ；HFHD，39；《汉书》卷九四上，页15b。）
前129年
春（据《汉书·匈奴传》是秋天），匈奴寇上谷。卫青出上谷，公孙敖出代，公孙贺出云中，李广出雁门，各将万骑。卫青得匈奴首虏七百人，公孙贺无所得，公孙敖折损七千人，李广兵败被擒，半路逃归于汉。李广本应问死罪，但仅免为庶人。（《汉书》卷六，页7b ；HFHD，43；《汉书》卷五四，页3b；《汉书》卷九四上，页16b。）
秋，匈奴数千人寇边，渔阳尤甚，汉使韩安国屯渔阳备胡。（《汉书》卷六，页8；HFHD，45；《汉书》卷九四上，页17。）
前128年
秋，匈奴以两万骑寇辽西、渔阳、雁门，杀辽西太守及诸长吏。汉遣卫青将三万骑出雁门，李息出代，得首虏数千。（《汉书》卷六，页10b；HFHD，50；《汉书》卷五五，页2b；《汉书》卷九四上，页17b。）
秽貊二十八万人降汉，置苍海郡。（《汉书》卷六，页10b；HFHD，50。）
前127年
匈奴寇上谷、渔阳，杀士民千余人，卫青、李息出渔阳，得首虏数千，羊百余万，收复河南地，筑城朔方，修缮秦塞。征发十万人筑城，戍守朔方。置朔方、五原二郡。（《汉书》卷六，页10b ；HFHD，51；《汉书》卷二四下，页7b；Swann，249；《汉书》卷六，页10b； 《汉书》卷九四上，页17）
前126年
春，罢苍海郡。（《汉书》卷六，页10b；HFHD，52）
夏，匈奴数万骑入代郡，杀太守，掠千余人。（《汉书》卷六，页11；HFHD，53；《汉书》卷九四上，页17b。）
秋，寇雁门，杀掠千余人。（《汉书》卷六，页11；HFHD，53；《汉书》卷九四上，页17b。）
罢西夷，停止对西南用兵。 （《汉书》卷九五，页3b）
前125年
匈奴入代郡、定襄、上郡，各三万骑；又侵扰朔方。（《汉书》卷六，页11；HFHD，53；《汉书》卷九四上，页17b。）
前124年
春（据《汉书·卫青霍去病传》是“秋”），卫青将六将军（苏建、李沮、公孙贺、李蔡、李息、张子桐）十余万人出征。卫青出朔方，余六将出右北平。汉兵出塞六七百里，得男女万五千人，裨小王十余人，192牲畜数百万。（《汉书》卷六，页11；HFHD，53；《汉书》卷五五，页4b；《汉书》卷九四上，页17b。）
秋，匈奴万骑入代郡，杀都尉，略千余人。（《汉书》卷六，页11b；HFHD，54；《汉书》卷九四上，页18。）
前123年
二月，卫青将六将军出定襄，数百里击匈奴，杀敌三千余，余众返回定襄、云中、雁门。（《汉书》卷六，页12；HFHD，54；《汉书》卷九四上，页18。）
四月，卫青将六将军，越大漠，杀敌万六千，汉自损三千骑，折两将军（赵信、苏建）。（《汉书》卷六，页12；HFHD，55；《汉书》卷五五，页16b；《汉书》卷九四上，页18。）
赏赐五十万金，军马死者十余万匹。（《汉书》卷二四下，页8；Swann，251。）
前122年
匈奴数万骑入上谷，杀数百人。（《汉书》卷六，页14；HFHD，60；《汉书》卷九四上，页18。）
前121年
春，霍去病将万骑出陇西，过焉耆山千余里，得胡首虏八千余级，得休屠王祭天金人。（《汉书》卷六，页14；HFHD，60；《汉书》卷九四上，页18。）
夏，霍去病、公孙敖数万骑出陇西、北地二千里，过居延193，攻祁连山，得胡首虏三万余级，裨小王以下十余人。（《汉书》卷六，页14b；HFHD，60；《汉书》卷六一，页4；《汉书》卷九四上，页18。）
匈奴寇代郡、雁门。（《汉书》卷六，页14；HFHD，61；《汉书》卷九四上，页18。）
张骞（率一万骑）、李广（率四千骑）由右北平分路出击匈奴，李广杀敌三千，匈奴以四万骑围李广，李广损兵四千，仅以身免；张骞失期当斩，赎为庶人。（《汉书》卷六，页14b；HFHD，60；《汉书卷五四，页5b；《汉书》卷六一，页4；《汉书》卷九四上，页18。）
秋，匈奴昆邪王率众四万降汉194，安置于北边各郡；设五属国；用车三万辆运送降人；结果是“陇西、北地、河西益少胡寇，而减北地以西戍卒半”；前121年耗帑过百亿。（《汉书》卷六，页15；HFHD，62；《汉书》卷一七，页12；《汉书》卷二四下，页9b；Swann， 258；《汉书》卷五五，页11；《汉书》卷九四上，页19。）
前120年
春，匈奴入右北平、定襄各数万骑，杀千余人。（《汉书》卷六，页15b；HFHD，63；《汉书》卷五五，页12a。）
前119年
夏，卫青与四将军（公孙贺、李广、赵食其 、曹襄）出定襄，霍去病出代郡，各率骑五万、步卒数十万，会击匈奴。战前以粟喂马，将士私带马匹十四万。卫青部斩首虏万九千级，单于遁逃。敢力战深入之士皆属去病，得胡首虏凡七万余人。李广、赵食其军行旁道，未能与卫青会师。李广自杀，食其赎为庶人。此战赏赐五十万金，军马死者十余万匹。此后，汉渡河自朔方以西至令居，往往通渠置田官，吏卒五六万人。（《汉书》卷六，页16；HFHD，65；《汉书》卷二四下，页12b；Swann，274；《汉书》卷九四上，页19b。）
前112年
秋，伐南粤，路博德出桂阳，杨仆出豫章，归降粤侯二人出零陵，汉兵逾十万。又发巴、蜀罪人及夜郎兵下牂柯江，会师番禺。（《汉书》卷六，页21；HFHD，页79；《汉书》卷九五，页14。）
西羌十万众反，通使匈奴。匈奴入五原，杀太守。（《汉书》卷六，页22b；HFHD，81。）
李息、徐自为率陇西、天水、安定骑及河南、河内步卒十万，讨平西羌。（《汉书》卷六，页22b；HFHD，81。）
前111年
冬，南粤、西南夷平定，置九郡于其地（两郡在海南岛）；夜郎侯受汉册封。（《汉书》卷六，页23；HFHD，81；《汉书》卷九五，页4b，14b。）
东越反，韩说、王温舒出会稽，杨仆出豫章讨伐。（《汉书》卷六，页23；HFHD，82；《汉书》卷九五，页17。）
汉已灭两粤，遣公孙贺将万五千骑出九原（五原郡）二千余里，赵破奴万余骑出令居（后置金城郡）数千里，皆不见匈奴一人而还。（《汉书》卷六，页23b；HFHD，82；《汉书》卷九四上，页20b。）
武帝率十二将军、十八万骑巡幸北边。（《汉书》卷六，页24；HFHD, 84；《汉书》卷九五，页20b。）
前110年
东越降，尽徙其民于江淮。（《汉书》卷六，页24；HFHD，84；《汉书》卷九五，页18。）
前109年
秋，杨仆率军五万（其中有齐兵七千人）从齐浮渤海，荀彘领辽东兵出辽东，征朝鲜。（《汉书》卷六，页27；HFHD，92；《汉书》卷九五，页19。）
秋，郭昌、卫广率巴、蜀兵，平西南夷之乱。置益州郡；夜郎入朝，汉封为夜郎王。（《汉书》卷六，页27；HFHD，92；《汉书》卷九五，页4b。）
前108年
秋，荀彘并杨仆军，攻朝鲜，朝鲜王降，置四郡。杨仆不能协同，贬为庶人，荀彘弃市。（《汉书》卷六，页27b；HFHD，92；《汉书》卷九五，页19b。）
前108年？
赵破奴、王恢率属国骑兵及郡兵数万击姑师195，破之；虏楼兰王。（《汉书》卷一七，页11，21；《汉书》卷六一，页9b；《汉书》卷九六上，页11b。）
前107年
秋，与匈奴和好不成，匈奴数使奇兵犯边，汉遣郭昌、赵破奴屯朔方以东备胡。（《汉书》卷六，页28b；HFHD，94；《汉书》卷九五，页21b。）
前105年
单于益西北，左方兵直云中，右方兵直酒泉、敦煌。（《汉书》卷九四上，页22b。）
春，益州乱，汉发罪人从郭昌平乱。（《汉书》卷六，页31；HFHD，97。）
前104年
遣公孙敖筑受降城于塞外，以招徕匈奴降人。（《汉书》卷六，页31；HFHD，100；《汉书》卷九四上，页22b。）
秋，李广利初伐大宛，发属国六千骑及郡国恶少年数万人以往；往来二岁，败还敦煌，士不过十之一二。（《汉书》卷六，页31；HFHD，100；《汉书》卷六一，页9b。）
前103年
赵破奴将二万骑出朔方北二千余里，虏数千人。还，未至受降城四百里，匈奴八万骑围之。生得赵破奴，全军尽没。
匈奴攻受降城，不能下。（《汉书》卷六，页32；HFHD，101；《汉书》卷一七，11；《汉书》卷六一，页10。）
前102年
春，徐自为出五原塞数百里，远者千里，筑城障列亭，而使韩说屯其旁。使路博德筑居延泽上。（《汉书》卷六，页32b；HFHD，102；《汉书》卷九四上，页23。）
秋，匈奴入寇：定襄、云中、五原、朔方，杀数千人，坏徐自为所筑亭障；酒泉、张掖，略数千人，杀都尉，任文救之，尽复失其所得而去。（《汉书》卷六，页32b；HFHD，102；《汉书》卷九四上，页23。）
李广利二征大宛，发步卒十八万，及恶少年、边骑，牛十万，马三万匹，驴、橐驼以万数赍粮。途中屠轮台。汉兵三万围宛城，克之。（《汉书》卷六，页32b；HFHD，102；《汉书》卷六一，页10。）
前101年
春，李广利既杀大宛王，以虏万口、马千匹还长安。（《汉书》卷六一，页13。）
前100年
赵破奴自匈奴逃归于汉。（《汉书》卷九四，页24。）
发恶少屯五原塞。 （《汉书》卷六，页33b；HFHD，104。）
前99年
夏，李广利将三万骑出酒泉，击右贤王于天山，得首虏万余级而还。匈奴围广利，几不得脱；汉兵折损十之六七。
汉又遣公孙敖出西河，无所得。李陵将步兵五千人出居延北千余里，与单于会，合战，陵所杀伤万余人。兵食尽，欲归，单于以三万骑围陵，陵降匈奴，其兵得脱归汉者四百人。 （《汉书》卷六，页33b；HFHD，104；《汉书》卷九四上，页24；《汉书》卷五四，页9； HFHD，13。）
前98年
秋，匈奴入雁门。（《汉书》卷六，页34b；HFHD，107。）
前97年
春，李广利将六万骑、步兵七万，出朔方；公孙敖将万骑，步兵三万人，出雁门；韩说将步兵三万人，出五原；路博德将万余人，与广利会。与匈奴战，无所得。汉诛路博德。（前96年）（《汉书》卷六，页35；HFHD，108；《汉书》卷九四上，页24。）
前91年
春，匈奴寇上谷、五原。（《汉书》卷六，页37；HFHD，115；《汉书》卷九四上，页25。）
前90年
匈奴复入五原、酒泉，杀两部都尉。于是汉三路出师：商丘成将三万余人出西河196，至浚稽山，匈奴使李陵将三万余骑追汉军，汉军转战九日，杀伤虏甚众；马通将四万骑出酒泉千余里，至天山，匈奴二万余骑要汉兵，见汉兵强，退去。重合侯无所得失。是时，汉恐车师兵遮重合侯，乃遣闿陵侯将兵别围车师，尽得其王民众而还；李广利将七万人出五原。匈奴使五千骑要击汉军。贰师遣属国胡骑二千与战，虏兵坏散，死伤者数百人。两军又战于郅居之水，汉军两万骑败匈奴二万骑。匈奴复以五万骑击广利于燕然山，相杀伤甚众。匈奴夜掘堑汉军前，深数尺，从后急击之，军大乱败，李广利降。（《汉书》卷六，页37；HFHD，115 ；《汉书》卷一七，页23；卷六一，页14；卷九四上，页 25；卷九六下，页30。）
附录B 李陵之败
天汉二年，贰师将三万骑出酒泉，击右贤王于天山。召陵，欲使为贰师将辎重。陵召见武台，叩头自请曰：“臣所将屯边者，皆荆楚勇士奇材剑客也，力扼虎，射命中，愿得自当一队，到兰干山南以分单于兵，毋令专乡贰师军。”上曰：“将恶相属邪！吾发军多，毋骑予女。”陵对：“无所事骑，臣愿以少击众，步兵五千人涉单于庭。”
上壮而许之，因诏强弩都尉路博德将兵半道迎陵军。博德故伏波将军，亦羞为陵后距，奏言：“方秋匈奴马肥，未可与战，臣愿留陵至春，俱将酒泉、张掖骑各五千人并击东西浚稽，可必禽也。”
书奏，上怒，疑陵悔不欲出而教博德上书，乃诏博德：“吾欲予李陵骑，云‘欲以少击众’。今虏入西河，其引兵走西河，遮钩营之道。”诏陵：“以九月发，出遮虏鄣，197至东浚稽山南龙勒水上，徘徊观虏，即亡所见，从浞野侯赵破奴故道抵受降城休士，因骑置以闻。所与博德言者云何？具以书对。”陵于是将其步卒五千人出居延，北行三十日，至浚稽山止营，举图所过山川地形，使麾下骑陈步乐还以闻。步乐召见，道陵将率得士死力，上甚说，拜步乐为郎。
陵至浚稽山，与单于相直，骑可三万围陵军。军居两山间，以大车为营。陵引士出营外为陈，前行持戟盾，后行持弓弩，令曰：“闻鼓声而纵，闻金声而止。”虏见汉军少，直前就营。陵搏战攻之，千弩俱发，应弦而倒。虏还走上山，汉军追击，杀数千人。单于大惊，召左右地兵八万余骑攻陵。陵且战且引，南行数日，抵山谷中。连战，士卒中矢伤，三创者载辇，两创者将车，一创者持兵战。陵曰：“吾士气少衰而鼓不起者，何也？军中岂有女子乎？”始军出时，关东群盗妻子徙边者随军为卒妻妇，大匿车中。陵搜得，皆剑斩之。明日复战，斩首三千余级。引兵东南，循故龙城道行四五日，抵大泽葭苇中，虏从上风纵火，陵亦令军中纵火以自救。南行至山下，单于在南山上，使其子将骑击陵。陵军步斗树木间，复杀数千人，因发连弩198射单于，单于下走。是日捕得虏，言：“单于曰：‘此汉精兵，击之不能下，日夜引吾南近塞，得毋有伏兵乎？’诸当户君长皆言：‘单于自将数万骑击汉数千人不能灭，后无以复使边臣，令汉益轻匈奴。’复力战山谷间，尚四五十里得平地，不能破，乃还。”
是时，陵军益急，匈奴骑多，战一日数十合，复伤杀虏二千余人。虏不利，欲去，会陵军候管敢为校尉所辱，亡降匈奴，具言“陵军无后救，射矢且尽，独将军麾下及成安侯校各八百人为前行，以黄与白为帜，当使精骑射之即破矣。”成安侯者，颍川人，父韩千秋，故济南相，奋击南越战死，武帝封子延年为侯，以校尉随陵。单于得敢大喜，使骑并攻汉军，疾呼曰：“李陵、韩延年199趣降！”遂遮道急攻陵。陵居谷中，虏在山上，四面射，矢如雨下。汉军南行，未至鞮汗山，一日五十万矢皆尽，即弃车去。士尚三千余人，徒斩车辐而持之，军吏持尺刀，抵山入峡谷。单于遮其后，乘隅下垒石，士卒多死，不得行。昏后，陵便衣独步出营。
11关于参考文献的说明：
《史记》和《汉书》是西汉（或称前汉）历史的基本的、甚至是仅有的史料。关于战史，两书的《本纪》记载大略，而《列传》从个人角度提供更丰富的细节。战胜细节的记载凤毛麟角，不难想见，这些记载想要提供给读者的是劝诫，而不是战争的客观评价（关于战斗的细节描写，见《汉书》卷五五记载的前119年西汉征讨匈奴的大战；《汉书》卷五四记载的李陵的征匈奴的战斗，已列为附录B）
除了为异族专门所立的传（即《史记》卷一一〇，卷一一三至一一六；《汉书》卷九四至九六），《汉书·地理志》里的注释对了解历次战役后汉朝扩张的情况很有价值。《表》中有一些档案性质的信息，比如对立功将领的封爵可以做统计分析，但是需要慎重对待材料。两部史书不同部分对同一件事记载的一致性还是比较高的。
而例外也难以忽略，这里有必要指出一个遗漏的例子，提醒我们两部史书的记载是不全面的。《汉书》卷一七（《景武昭宣元成功臣表》）记载，前147年，汉朝向至少七个归降的匈奴王授爵，但《汉书》其他部分，不管是《本纪》还是《匈奴传》都没有记载此事。在《史记·惠景间侯者年表》有七人归降的记载，只有一些文字上的差异。《史记·孝景本纪》也部分记载了此事，但是相当简略：“春，匈奴王二人来降，皆封为列侯。”除了这些记载，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都要靠读者自己揣测（《史记》卷一一，页10；卷一九，页45f；《汉书》卷一七，页4）。
汉代史家和后世的史家一样，受限于军队的组织和作战表现材料的缺乏。相比之下，关于长城驻军管理的记载则分布于明朝之前的所有史书之中。关于理论和技术的书籍，汉代史家没有宋元史家那么幸运，有大量的史料可以利用。《汉书·艺文志》列出兵书五十三家，七百九十篇，只有小部分流传至今。然而，仅仅从篇目中也能看出，从公元元年起，内府开始收藏关于战略和技术的文献，有些是李广这样带兵打仗的将军写作的，还有专讲武器使用的书籍，如《望远连弩射法具》十五篇。
22见E.Chavannes：Memoires Historiques de Se-ma Ts’ien（Paris，Ernest Leroux，1895—1905；reprinted Paris， Adrien-Maisonneuve，1967），I，Ixiiff.（下文简称MH）；H.H.Dubs，History of the Former Han Dynasty （Baltimore and London，Waverly Press，1938—1955），pp.7ff.（下文简称HFHD，若无特别注明，均为第二卷）。
33关于这些诸侯国的范围，见Michael Loewe，Imperial China（London，1966；Washington and New York，Praeger），p.49，54—55（map 3 and 4）。
44见地图“汉武帝的扩张”，原代国包括云中（至前196）、定襄、雁门（至前144？）。前114年，代国归中央直辖，分为代郡和太原郡。前144年之前，燕国包括辽西、辽东、右北平、渔阳、上谷。
55即“和亲”政策。见Ying-shi Yü，Trade and Expansion in Han China（Berkeley，Los Angel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67），p.41。和亲政策在武帝末年又有所恢复，见《汉书·匈奴传上》。
66《汉书》卷四，王先谦补注本，长沙，1900年版，页15；HFHD， I， 225; 《汉书》卷九四上，页13b。甘泉在左冯翊。
77《汉书》卷九四上，页15b。
88关于前147年的文献，见文首的注释“文献说明”。
99关于巫蛊之祸，见Michael Loewe：“The Case of Witchcraft in 91 B.C. ：Its Historical Setting and Effect on Han Dynasty History，”Asia Major，XV，pt2.，pp. 159ff。
1010《汉书》卷六，页13，34，36b；HFHD，58，66，113ff。
1111关于属国，见RHA，I，61ff.
1212《汉书》卷六；HFHD，39，51，61，65; 关于水利工程，见《汉书》卷九四，页20。
1313为了反抗汉朝的统治，羌人与匈奴通使，并且进攻两个县。后来这两个县并入了金城郡。见《汉书·武帝纪》，页22b；HFHD，81。
1414Hans Bielenstein，The Chinese Colonization of Fukien until the End of Tang，Studia Serica Bernhard Karlgren dedicata（Copenhagen，Einer Munksgaard，1959），pp. 98ff.
1515汉朝在朝鲜半岛建立统治的早期努力（前128—前127），见《汉书·武帝纪》，页10b；HFHD，80；K. H. Gardiner，The Early History of Korea（Canberra，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Press，1969）。关于公元前112—前111年在南越、朝鲜和闽越的战事，见《汉书·武帝纪》，页21；HFHD，79ff。关于汉朝早期向西南的渗透，见Y. Hervouet，Un Poète de cour sous les Han，Sseu-ma Siang-jou （Paris，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1964），pp. 69ff。
1616《汉书》卷九六下，页3b。乌孙在伊犁河谷，塔里木盆地以北。
1717《汉书》卷六一，页9b。
1818《汉书》卷六，页31b；HFHD，100；.《汉书》卷六，页32b；HFHD，102.
1919《汉书》卷六，页32b；HFHD，102ff.
2020《汉书》卷八，页21b；HFHD，256；《汉书》卷九，页11；HFHD，331；《汉书》卷九六上，页7b；Hans Bielenstein，The Restoration of the Han Dynasty，Bulletin of the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下文简称BMFEA），no.39：92ff（1967）。这部三卷本的著作最先发表在BMFEA。第三卷已单独出版发行。
2121关于汉朝扩张的动机，见Ying-shi Yü，Trade and Expansion in Han China （Berkeley，Los Angel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67）; RHA，I，48ff; A. F. P. Hulsewé，“Quelques Considérations sur le commerce de la soie au temps de la dynastie des Han”（即将发表）。
2222例如，《汉书》卷二四下，页6b；N. L. Swann，Food and Money in Ancient China（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50），p.240；《汉书》卷九六下，页36b ff；《盐铁论》第二、十五、十六篇，等等。读《盐铁论》需要知道，“大夫”的观点是武帝一朝的官方主张，而“文学”是反对朝廷的政策的。
2323关于文官选任，见HFHD，20；关于行政区划的调整，见《汉书》卷二八上，页19b，24b，30b（关于大行政区的变动，见前135、前104年）；关于汉代的财政机构及变迁，见加藤繁：《支那経済史考證》（東京，東洋文庫，1952—1953），35ff；关于专卖制度，见Swann，pp. 61ff；关于铸钱，见Swann，pp. 377ff。
2424关于轮台屠城，见《汉书》卷六一，页11。
2525最好的例子是汉朝策划谋杀楼兰王。这件事发生在武帝之后的前77年，见《汉书》卷九六下，页17。
2626《汉书》卷九六下，页3a—4b记载了江都王女刘细君嫁与乌孙王的嫁妆。
2727桑弘羊建议屯田于轮台，见《汉书》卷九六下，页15b ff；许可轮台屯田是在昭帝时，见《汉书》卷九六下，页20b。
2828即上谷郡的造阳，撤出的时间在公元前127年（《汉书》卷九四下，页17），又见《盐铁论》（王利器校注，页115）。
2929《汉书》卷九六下，页30b ff。
3030人口数字最为充分地展现了这一点，见《汉书》卷二八。
3131暴力事件只是偶然发生，比如文帝时（前180—前157）长沙、南郡曾受进攻，见《汉书》卷九五，页9b。
3232比如文帝时晁错的称赞，见《汉书》卷四九，页13a—b；《汉书》卷九四上，页1ff。
3333《汉书》卷九四上，页6，汉初的冒顿单于认为“地者，国之本也”。又见Owen Lattimore，Inner Asia Frontiers of China（New York，American Geographical Society，1940），66ff，76ff，523ff。
3434《汉书》卷五五，页13b，19。
3535《汉书》卷九四上，页27b。
3636《史记》中将诸侯国修筑的、其后被秦朝连成一线的防线称为“长城”（例如卷五，页49；卷八八，页11）；而《汉书》的“长城”则指代文帝朝和武帝朝初年的这条防线（卷九四上，页16）。
3737关于铁器带来的优势，可从吕后禁止铁制品出口南越看出。见《汉书》卷九五，页8b。
3838对于马匹的需求，见Chang Chun-shu，“Military Aspect of Han Wu-ti’s Northern Northwestern Campaigns，”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下文简称HJAS）26：148ff（1965—1966）。
3939屯田地区与士卒的工作见RHA，I，56；桑弘羊建议从内地募民夫屯种，见《汉书》卷九六下，页15b ff。
4040例如，唐蒙和司马相如在西南就征发民夫开路，见《汉书》卷二四下，页6b—7b；关于用囚徒开路，参加公元66年的《开通褒斜道摩崖》（见王昶：《金石粹编》卷五，页12b ff）。
4141这些数字是《汉书》卷二八（地理志）中记载的汉代103个郡国登记的户数和口数。
4242史书下一次给出的统计数字是公元140年的，无论户数和口数都比公元1—2年少，无论做何解释，都可以表明这140年间人口没有增长。武帝时到公元1—2年，也没有人口非增不可的理由。对人口数字的考察，见Hans Bielenstein， “The Census of China During the Period 2—742 A.D，” and “The Restoration of Han Dynasty，” BMFEA， 3： 19 and 39：11ff.
4343比如赵国的代田法，见Swann，pp. 58，184ff；RHA，I，70，II，319； Michael Loewe，Everyday Life in Early Imperial China（London，Batsford，1968），pp. 167ff。值得注意是，李剑农曾指出，农业的进步并没有一般认为的那么快，见李剑农：《先秦两汉经济史稿》（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页149ff。
4444这是毕汉思（Hans Bielenstein）修正过的数据（BMFEA，no.19：135） 。《汉书》给出的总数是12 233 062户、59 594 978口，见《汉书》卷二八下，页49。
4545即以下各郡的户口数：
郡名
设置时间
户数
口数
犍为
前135
109 419
489 486
五原
前127
39 332
231 328
朔方
前127
34 338
136 628
越嶲
前119
61 208
408 405
牂牁
前111
24 219
153 360
郁林
前111
12 415
71 162
苍梧
前111
24 379
146 106
南海
前111
19 613
94 253
交趾
前111
92 440
746 237
合浦
前111
15 398
78 980
九真
前111
35 743
166 013
日南
前111
15 460
69 485
益州
前109
81 946
580 463
张掖
前104？
24 362
88 731
酒泉
前104？
18 137
76 726
敦煌
前104—前91
11 200
38 335
武威
前81—前67
17 581
76 419
金城
前81
38 470
149 648
对于在朝鲜建立的、并于公元前82年改组为两个郡的四个郡，以及前111年在海南建立、并于前46年最终撤出的两个郡，也许也应该做一些补充。
4646几乎不用强调，对前现代社会的人口方面问题的计算只能是猜测，因为缺少基本信息。比如，我们不知道当时的预期寿命和服役年龄。这个结论是剑桥大学人口与社会结构史研究团队的R. S. Schofield博士提出的。关于汉朝的兵役制度，见RHA，I，79，162。
4747每顷100亩（每亩240步）约合11.39英亩。石是容量单位，每石约合19.968公升。
4848RHA，II，67ff.
4949《史记》卷一〇二，页16；卷一一〇，页22，27，38。
5050《汉书》卷六，页4，7b，10b，32b；HFHD，35，43，51，102。
5151同上。
5252约前111—前110年，见《汉书》卷二八下，页18；Swann，p. 307；《汉书》卷六一，页6。
5353陇西四郡置于何时，尚存争议，因为史料是相互矛盾的。鲁惟一倾向于认为，酒泉和张掖置于前104年，不久，又要在西边建立一个指挥部，于是敦煌独立置郡，时间应该在前91年，见RHA，I，59。起初这些郡是和内地隔绝的“飞地”，由设防的道路连接，道路经过的地区后来成为武威郡，时间在前81—前67年之间。设酒泉郡是为了隔断两个潜在敌人的联系。
5454《汉书》卷六，页31b，32b；HFHD，99，102；《汉书》卷九四上，页23；见《汉书补注》卷六，页31b，卷五五，页18a—b。
5555RHA， I，56—57。这一举措又导致后来设官管理屯田，见RHA，I，70 ，144，以及本文注26。
5656汉朝向北扩张，在眩雷筑塞，地点可能在乌孙或西河郡以北，见《汉书》卷九四上，页20，21b。
5757如轮台（《汉书》卷九六下，页2）、渠犁（《汉书》卷九六下，页30b）。
5858《汉书》卷六一，7b，卷九六上，11b。
5959前104年，汉军出师西域，依靠当地后勤支援，见《汉书》卷九四上，页25b；卷六一，页9b。楼兰国“常主发导，负水儋粮，送迎汉使”，见《汉书》卷九六上，页12b。
6060《汉书》卷九六下，页3b，37b ff。
6161《汉书》卷六一，页7ff。
6262《汉书》卷六一，页2b—3a，记载了张骞关于西域道路以及在印度有中国货物的报告。《汉书》卷九五，页2b记载了唐蒙发现东南到西南交通线的报告。
6363《汉书》卷九四上，页18b。
6464桑弘羊见《汉书》卷九六下，李陵见《汉书》卷五四，页11。其他提到地图的地方还有《史记》卷六十，页12；卷一二三，页29。戍边的军队利用地图的证据，见RHA， I，86；II，163。又见Hans Bielenstein， “The Restoration of the Han Dynasty，”BMFEA 2.31：219（1959）。
6565《汉书》卷六四上，页3。
6666《汉书》卷九四上，页6b ff。见O. Pritsak，“Die 24 Da-chen Studie zur Geschicht des Verwaltungsaufbaus der Hisung-nu -Reiche，”Oriens Extremus，1：178ff（1954）。
6767《汉书》卷五四，页10b。
6868《汉书》卷五五，页4b ff。两役战果的不同，可以从战后给两个指挥官的奖赏的不同看出。
6969《汉书》卷六，页14b；HFHD，61；《汉书》卷六一，页4；卷九四上，页19。
7070《汉书》卷六，页31b；HFHD，100；《汉书》卷六一，页9b。
7171具体事例见页99注③。
7272汉朝对隔绝潜在敌人的重视，可见《汉书》卷六九，页3a—4b；《汉书》卷九四，页21b。
7373关于将军的权力与地位，见大庭修：《前漢の將軍》，《東洋史研究》26卷4号，1968年。
7474《汉书》卷五五，页6b。
7575《汉书》卷五五，页13b。
7676《汉书》卷六一，页9b。
7777《汉书》卷一九上，页22b ff，正文及注释。
7878还有国相亲自参战的情况，见《汉书》卷五五，页4b。
7979关于都尉，见RHA，I，60；关于都尉在作战中的指挥，见《汉书》卷五五，页18b，以及卷九四下，页21b。
8080关于皇帝用虎符制度运作的例子，见《汉书》卷六四，页2。
8181关于戍卒的组织，见RHA，I，83。
8282《汉书》卷一七，页11，11b，13b；金日磾事迹见《汉书》卷六八，页18b。开陵侯成娩也是一例，他是匈奴诸王之一，为汉朝攻打车师（《汉书》卷一七，页23）。
8383《汉书》卷五四，页6。
8484关于李广见《汉书》卷五四，页4以及卷六，页16；HFHD，66。关于苏建见《汉书》卷五四，页16；关于张骞见《汉书》卷六，页15以及卷六一，页4，HFHD，61。关于公孙敖，见《汉书》卷六，页15，HFHD，61。关于赵食其，见《汉书》卷六，页16，HFHD，66。
8585《汉书》卷九四上，页25。
8686《汉书》卷九四上，页8b；HFHD，I，115。
8787《汉书》卷五四，页14b。
8888《汉书》卷六一，页9b。
8989《汉书》卷五四，页10a—b；《汉书》卷九五，页19。
9090《汉书》卷五五，页5。
9191《汉书》卷六，页12；HFHD，54。
9292不少学者已经接受了对这条史料的这种解释。关于别的观点以及更详细的描述，见RHA， I， 79ff， 162ff。前155年，征召的年龄从23岁提前到20岁，直到昭帝朝（前87—前74）才改变。
9393见RHA，I，78；《汉书》卷五四，页10。
9494RHA，II，181ff，《汉书》卷九四上，页25b，卷六一，页9b，卷九六上，页11b。
9595《汉书》卷九六下，页30。
9696《汉书》卷六，页22，31b，35；HFHD，80，100，108；《汉书》卷九五，页4b。关于囚徒或罪犯上战场的事例，见A. F. P. Hulsewé，Remnants of Han Law（Leiden，E. J. Brill，1955），pp. 131，147及注释109。
9797见本文附录B。
9898RHA，I，79；Hulsewé，pp. 240ff.
9999《汉书》卷六，页22，27；HFHD，80，92；《汉书》卷九五，页19a—b。
100100RHA， I， 78；《汉书》卷八，页15b；HFHD， II， 241。
101101公元前97—前74年的，见RHA，II，261ff；公元前90—前82年的，见317ff。
102102Lien-sheng Yang，Numbers and Units in Chinese Economic History，（reprinted in Studies in Chinese Institutional History，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1）.
103103C. Martin Wilbur，Slavery in China During the Former Han Dynasty，206 B. C.—A. D. 25（Chicago，Field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1943），p. 399，该页有例子说明汉朝史官怎样区分真实的数字和宣传的数字。Wilbur用“falsification”（伪造）一词有点重了，原文的意思只是“实有兵力四十万，号称百万”。
104104同上。
105105出自应劭（约140—200）《汉官仪》，完整的文本和注释见RHA，I，162ff。
106106《汉书》卷六，页37b；HFHD，115；《汉书》卷六一，页14。根据《汉书》卷九四，页25，兵力还要再加一万。
107107《汉书》卷五四，页9。
108108RHA，I，90.
109109关于具体战事见本文附录A。各郡的人口数引自《汉书》卷二八各郡条下。
110110前129年，代国还包括太原郡，这里的人口数字只是代郡一郡的。
111111此时的陇西郡的土地还包括了日后分设出去的安定、天水二郡。这里的人口数字只是陇西一郡的。
112112这一观点是傅海波（Herbert Franke）教授提出的。
113113《汉书》卷二四下，页7b；Swann，p. 246。
114114《汉书》卷六六，页2b；HFHD，81。
115115《汉书》卷六一，页10a—b。
116116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 VIII，（Cambridge，Eng.，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30），35，44，53，and X（1954），100ff.
117117《汉书》卷五五，页2b。
118118《汉书》卷六，页12；HFHD，55；《汉书》卷五四，页16b。
119119《汉书》卷六，页12b；HFHD，55。
120120《汉书》卷五五，页9b。
121121《汉书》卷六，页14b；HFHD，61。《汉书》卷九四上，页18b。
122122《汉书》卷六，页16；HFHD，66。
123123《汉书》卷二四下，页12b；Swann，p. 274。前123年汉军的马匹损失也是同样的数字（《汉书》卷二四下，页8b；Swann，p. 251）。
124124《汉书》卷五五，页16。
125125《汉书》卷六一，页10。
126126《汉书》卷六四上，页6。
127127例如，《汉书》卷六一，页7 ff；卷九六上，页25b ff；卷九六下，页6。
128128《汉书》卷六一，页10。《汉书》记载了李广利第一次出征返回敦煌，但是武帝下令李广利不许进玉门关。
129129《汉书》卷六，页16a—16b；HFHD 65；《汉书》卷一七，页13，卷五五，页12b ff。
130130关于驿递的时间表，见RHA，I，43ff。
131131关于军队的专业水准，见RHA，I，167ff。居延汉简的时间跨度是从公元前100年到公元100年，但大多数无法确定具体时间。从这些简牍中所见的专业水平，应该可以用来研究武帝朝的情况。文帝时晁错曾经上疏，强调用兵的法度，见《汉书》卷四九，页9ff，16ff。《史记》卷一〇九，页6记载了两位将军截然相反的约束部下的方式。
132132《汉书》卷六十一，页13。
133133RHA，II，70.
134134比如公元前99年的战役，见《汉书》卷五四，页10。
135135RHA，II，69。这一计算的基础是3.3石是每个月的粮食配给量，25石是一辆车的装载量（见Michael Loewe， “The Measurement of Grain of Han Period，”T’oung Pao，49.1—2：76）。陇西、北地、上郡、西河、朔方、五原、雁门都有盐官，军队的食盐可能由他们直接发放。
136136RHA，I，70，106，125，页94、105也提及粮草。
137137RHA，II，70.（《汉书》卷六九，10b ff。）
138138关于马匹吃的粮食的数量见RHA，II，278，一片汉简记录着两匹马四个月消耗粮食27.52石，即每匹马每天消耗0.116石；RHA，I，94，154 and n.71。
139139《汉书》卷二四下；Swann，p. 247对这一段费解而不可靠的文字作了注解，得出结论：“也许每3.616美国蒲式耳粮食中，有不足1%到6%的粮食最终抵达。”
140140RHA，II，261ff.
141141关于装备的总体情况见 RHA，I，85 ff.。《汉书》记载了李陵用鼓和钲指挥放箭，见《汉书》卷五四，页11b；将鼓列入防御装备的清单，见RHA，I，87；关于匈奴使用的旗鼓，以及汉军虏获的匈奴旗鼓，见《汉书》卷五五，页15b。
142142官员巡查边塞的报告中提到了其中一些装备，见 RHA，II，151 ff.
143143见K. P. Mayer，“On Variation in the Shapes of the Components of the Chinese Nu-chi （crossbow latch），” in T’oung P’ao，52：1—3：7ff and correction ibid.，53：293 ff。
144144石是重量单位，约合29.3千克或64.5磅。关于弩，见RHA，I，125 ff。
145145RHA，II，157 ff.
146146RHA，I，153，no. 52.
147147《汉书》卷六，页34；HFHD，页105；《汉书》卷五四，页10。
148148韦慕庭引《汉旧仪补遗》（Wilbur，pp. 232 and 405）。《汉书》颜师古注（《汉书》卷十九，页12b）也引用了这段话，但是没有提到官奴婢，《汉官仪》也是如此。张春树误认为官奴婢的人数是三十万。关于景帝设苑养马，见《汉书》卷二四，页15b；Swann，p. 172。
149149《汉书》卷二四下，页9b—10a；Swann，p. 262。
150150《汉书》卷六，页32a；HFHD，II，101。
151151这项制度可能创自前178年，见Hulsewé，p. 75.
152152例如，（1）汉朝初建，社会还不稳定，一匹马的价格达到一百金，即一百万钱（《汉书》卷二四下，页4；Swann，p. 231）；（2）前118年，马匹短缺，一匹马可卖到二十万钱（《汉书》卷六，页19b；HFHD， I，66）。有居延汉简记载（37，35，见RHA，I，72），一匹马值四千钱，与同一文书中的下列商品比较：未成年女奴，一万五千钱；一辆牛车，两千钱；一辆轻便马车，五千钱。关于私下的马匹交易，见RHA，I，116，关于汉军骑兵买马，见同书，页111。
153153《汉书》卷五，页6b，卷七，页4；HFHD，I，321 and II，159.
154154《汉书》卷九六下，页3。
155155《汉书》卷九六下，页3b。
156156《汉书》卷六一，页8b。
157157《汉书》卷六一，页12.卷九六上，页37b。
158158《汉书》卷九六上，页38。
159159《汉书》卷二四下，页8，12b；Swann，pp. 251，274；《汉书》卷六一，页14；《史记》卷一二三，页42。因为缺乏更充足的资料，这些数字很难从一个完整的经济背景来解读。公认的黄金价值是一万金相当于一斤黄金（一斤约为244克）。
160160RHA，I，94ff，II，99，100ff and 282ff.
161161Lynn White，Medieval Technology and Social Change（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2），p.1.
162162（1）战车。关于周代战车作战的局限，见H. G. Greel，The Origins of Statecraft in China（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70） ，I，262 ff；Peter A. Boodberg，“The Art of War in Ancient China：A Study Based Upon the Dialogues of Li，Duke of Wei，”Ph.D. dissertation，University of California，1930。许倬云曾撰文讨论骑兵与步兵的关系，并描述了春秋战车在战斗中的使用（Cho-yun Hsu，Ancient China in Transition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65]，pp. 68 ff）。张春树（前引书，页169）指出，汉文帝时战车还是对付匈奴的主要武器，甚至前133年时还是如此，然而因为战果不佳最终被淘汰。《汉书》卷五四记载，李陵“以大车为营”，沈钦韩（1775—1832）注说“未尝以车战也”。汉代虽有“车骑将军”，也不必然表示汉军仍用车战。（2）马镫。白霖概述了汉代可能有马镫的证据（White. pp. 14ff and 140 n. 3）。又见J. Needham， “Science and China’s Influence on the World，”in The Legacy of China（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4）， p. 268，reprinted in The Grand Titration（London，Allen and Unwin，1969），p. 86.
163163《汉书》卷五四，页12b。
164164《史记》卷八一，页21，卷一一〇，页12；又见Lattimore，pp. 61—65，387。
165165《史记》卷七，页60；《汉书》卷三一，页22。
166166《汉书》卷六六，页1b。
167167《汉书》卷四九，页8。
168168Chang Chun-chu，p. 167.
169169《汉书》卷六，页16；HFHD，15。
170170HFHD，15.
171171《汉书》卷五四，页12b，关于文本的出入参考王先谦注。五十万的数字未必就太高，李陵有3000人，即使算上搭箭拉弓的时间，一个人一天射出116支箭并非不可能。
172172《汉书》卷五五，页4；卷五五，页5。
173173《汉书》卷五五，页5，卷九六下，页5b。
174174“四万”的数字见《汉书》卷六，页15；HFHD，62。《汉书》卷一七，页12给出的数字是“十万”；《汉书》卷五五，页11b记载：“降者数万人，号称十万。”《汉书》卷九四上，页19记载：“凡四万余人，号十万。”
175175关于属国，见RHA，I，62 ff；Ying-shi Yü，pp. 72ff；《汉书》卷六，页15；HFHD，62；《汉书》卷一九上，页19b，卷五五，页12b。
176176《汉书》九四上，页19。
177177《汉书》卷六，页24；HFHD，84；《汉书》卷九五，页18。关于该计划的具体执行，见Bielen stein, pp. 98ff。
178178《汉书》卷一七，页6b ff。
179179侯是汉代二十级爵位的最高一级，是皇帝对功劳的酬赏。获得封户的人，可以从中抽取赋税，并可自己留用一部分。
180180《汉书》卷一七，页19b。
181181《汉书》卷九五，页4b—5a。汉廷允许夜郎王称王如前。云南石寨山出土的滇王金印证实了滇王的存在。
182182《汉书》卷九六，页36。在《汉书》卷九六上下对西域诸国的记载中都可以找到。
183183《汉书》卷七五，页3b；Hulsewé，p. 175.
184184《汉书》卷四，页21；《史记》卷一〇，页39。这一评价的来由，见HFHD，I，272。
185185《汉书》卷七，页10b；HFHD，175。
186186《汉书》卷九六下，页39。其他的批评见《汉书》卷六三，页22b ff。桓谭《新论》（已佚）和荀悦批评凯旋后的封赏太靡费（见《艺文类聚》卷一二，上海标点本，1965，页231）。
187187吕思勉：《秦汉史》，香港，1962，页129 ff。
188188MH， I，xix.
189189应该注意到，汉高祖曾经与匈奴作战失败，自己也身陷险境（《汉书》卷一下，页11b；HFHD，I，115）。关于光武帝，见Hans Bielenstein，“The Restoration of the Han Dynasty，”BMFEA 2.31：312 （1959）。635年，唐太宗也和大臣讨论过这一问题（见《贞观政要》卷一，页16，《四部丛刊》本）。
190190募兵的概念，应该从一个严格意义上理解，即有义务服役的人可以花钱雇人替自己服役。另一种情况是，汉族王朝（比如八世纪时）向异族请救兵，就要为此付出高额的报酬。
191191唐代的此类军队，见R. Des Rotuors，Traité des Fonctionnaires et Traité de I’armée（Leiden，E. J. Brill， 1947），pp. xix，and vii ff.
192192英文原文为“including one king”，查《汉书》，应为“裨小王十余人”，故改之。——编者
193193关于居延的地位，有几种说法（见《汉书》卷六，页14b注）：（1）张掖郡的辖县，在额济纳河畔。（2）以匈奴地名为县名。蒲立本（Edwin Pullyblank）指出，位于塔克拉玛干沙漠北缘的龟兹的首府，也叫居延。（《汉书》卷九六下，页14a。）见Edwin Pullyblank，“Chinese and Indo-Europeans，”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1966），p. 21；《汉书》卷九四上，页18b记载汉军“出陇西、北地二千里，过居延，攻祁连山。《汉书》卷六，页15；HFHD，61记载公孙敖也参加了夏季的战事，并且因为失期受惩，《汉书》卷一七，页9。
194194关于昆邪王降汉的人数，见页114注①。
195195《汉书》卷六一，页21作“车师”，其他地方则作“姑师”；见《汉书》卷六一，页7b注。
196196《汉书》卷六，页37b；HFHD，115记载商丘成率领的人马是两万。
197197居延都尉辖有一支名为“左遮虏”的部队，见RHA，II，385。
198198《汉书》注家对“连弩”的看法也莫衷一是，见《汉书》卷五四，页12。
199199韩千秋，汉成安侯，其父韩千秋为济南相，征南越时战殁。（《汉书》卷一七，页15b，卷五四，页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