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亲娘老子传给自己的鲁莽性子，打小时候起就净吃亏。读小学时，曾经从学校的楼上跳下来，摔伤了腰，躺了一个星期。也许有人问:“干吗要那样胡来？”没有什么特别的因由，当我从新建的二层楼上向下探头探脑的时候，同班一个学生开玩笑地喊着：“别那么飞扬跋扈，谅你不敢从那儿跳下来。胆小鬼！”校工把我背回家时，父亲瞪起大眼，骂道：“傻瓜，哪有从楼上跳下来摔伤腰的！”我回答：“好吧，下回跳个不摔伤腰的给你看。”
一个亲戚送我一把西洋小刀。我当着朋友们的面，把雪亮的刀刃在太阳光下晃了晃。一个人说：“亮是亮，就是不能切东西。”我下了保证说：“怎么不能，不管什么，我都可以切给你看。”他说：“那么，就拿你的手指头试试吧。”“那好办，一个指头算得了什么。”说着刀子早从右手的大拇指指甲斜着切进去了。幸好，刀子小，拇指的骨头硬，所以直到今天指头还连在手掌上。不过那伤痕到死也不会消失。
院子里朝东走二十步便到了尽头。再向南有个小小的菜园，正中央长着一棵栗子树。这棵栗子树比我的性命还要宝贵。栗子成熟的时候，我一起床就溜出后门，捡落在地上的栗子带到学校里吃。菜园西边紧连着名叫山城屋的当铺的院子。当铺家有个十三四岁的儿子，名叫勘太郎。这勘太郎不用说是个胆小鬼。他虽然胆小，但敢于翻过篱笆来偷栗子。一天晚上，我躲在折门后面，到底把勘太郎逮住了。当时，勘太郎无路可逃，拼命扑过来。他比我年长两岁，虽说胆小，但力大过人。他用大脑壳咚咚直撞我的胸脯，不巧一滑，勘太郎的脑袋钻进我的大褂的袖筒里了。我的手受到牵制，再也不听使唤。我拼命挥动手臂，勘太郎的脑袋在袖筒里咕噜咕噜左右直晃荡。最后，他耐不住气闷，在袖筒里狠狠咬了我的膀子。我一阵疼痛，把勘太郎逼到篱笆下面，来个扫堂腿，把他推向隔壁院子。山城屋的庭院比这边菜园低六尺，勘太郎一个倒栽葱，咕咚翻倒在自家院内，篱笆压毁了一大截。勘太郎摔下去的时候，我的一只袖子被撕掉了，胳膊顿时自由起来。当晚，母亲到山城屋赔礼，顺便把那只袖子领了回来。
此外，我还干了不少调皮的事。一次，我领着木匠家的兼公和饭馆的阿角，踩坏了茂作的胡萝卜地。胡萝卜芽儿尚未出齐的地方，苫着一层稻草。我们三个在上面摔跤，玩了老半天。一片胡萝卜全给报销了。还有一次，我把古川家田里的水井填了，惹得人家直闹到家里。原来这是将—段粗大的竹子捣通竹节，深深埋在地下，使水涌上来，给附近的稻田灌溉的装置。那会儿我不知道这是干什么用的，就把石子、木棒，一股脑儿塞了进去，看到不冒水了，才回家吃饭。古川涨红脸骂着闯进来，记得当时是赔了钱才了结的。
父亲一点不疼我，母亲也是一味偏袒哥哥。我的这个哥哥皮肤白得出奇。他爱学唱戏，总是喜欢扮演旦角。父亲一见到我就说：“你这孩子不会成器的。”母亲也说：“这样一直胡闹下去，将来真叫人担心。”可不，就是不成器嘛，你也都看到了。“将来叫人担心，”这话有道理，我活着只差没有坐牢了。
母亲病逝前两三天，我在厨房里翻跟头，肋骨撞在锅台上，疼得要命。母亲十分生气地说：“我真不愿再看到你！”于是，我便搬到亲戚家住了。不久就传来她死去的消息。没想到母亲死得这样快。心想，早知她患这样重的病，自己稍微安分些就好了。我回到家里，哥哥责怪我不孝，说母亲的早逝都是我气的。我又气又恼，打了哥哥一个耳光，被父亲好一顿骂。
母亲死后，父亲、哥哥和我三个一道生活。父亲这人无所事事，只要一见我的面，就说我这不行，那不行。这话已成了他的口头禅。究竟什么不行，我现在也闹不明白。真是个古里古怪的老子。哥哥拼命钻研英语，说要当实业家。他的性情本来就像女人，为人狡黠，我同他合不来，十天总要吵一回架。一天，我俩下棋，他事先打了一个见不得人的埋伏，看到人家处境困难，他得意地冷笑起来。我火冒三丈，将手中握着的“飞车”冲着他的眉宇扔过去，棋子划破了眉心，流了一点血。哥哥向父亲告状，父亲很生气，说要同我断绝关系。
当时我想，这下子完了，只好听凭他们将我逐出家门了事。谁知十年来一直在我家做工的名叫阿清的女佣，哭着向父亲求情，这才使他息怒。尽管如此，我并不觉得父亲有什么可怕，倒是对这位女佣阿清有些过意不去。听说这女人原是名门出身，江户幕府瓦解时，家道零落，到头来只好帮人做工了。眼下她已成为老太婆。不知什么缘故，这老太婆非常疼我，真奇怪。母亲去世三天前就对我断了念，父亲一年到头拿我没办法，街上的人都把我当成招惹是非的祸根，嫌弃我。惟有阿清将我看作宝贝儿。我自认为生性不讨别人喜欢，所以别人即使把我当成木石看待，我也心安理得。可阿清如此看重我，倒使我困惑不解。阿清时常在厨房里，看到旁边没人的时候，夸奖我：“你天性耿直，品行好。”我不懂这话是什么意思。如果说品行好，那么除了阿清，别人也该对自己好些才是。每逢阿清提起这件事时，我总回答：“我不喜欢听恭维话。”这老婆婆便说：“所以才说你的品行好啊。”说罢，高兴地望着我的面孔。她觉得自豪，好像是用自己的力量把我造就出来一般。这倒使我有些难过起来。
母亲死后，阿清越发疼爱我了。我那幼小的心灵时常感到奇怪，她为何那般喜欢我呢？有时甚至想，这有啥意思，不如不疼的好。我心中有些过意不去。可是阿清依然喜欢我，经常用自己的零钱买油煎包子和梅花糕给我吃。冬天的夜晚，她私下里买来面粉，做好汤面突然送到我的枕头旁边。有时还特地买来砂锅面条。不光吃的东西，她还送给我袜子和铅笔，送给我笔记本。她又借给我三元钱，这是很久以后的事了。我从未向她提过借钱的事。她主动送到我房间来了，说：“没有零用钱，会感到不便的，就拿去花吧。”我当然不要了，可她一定要给，便借下了。我心中十分高兴，把这三元钱塞进钱包，揣到怀里。到了厕所，冷不防掉进粪坑里了。没办法，我只得慢吞吞地走出来，一五一十把经过告诉了阿清。她很快找来一根竹竿，说要把钱包捞上来。不一会，我听到井台哗哗的水声，出去一看，她正用竹竿挑着钱包的带子，放水冲洗呢。接着，她打开钱包，掏出一元钱的钞票来，票面全变成了棕黄色，花纹也模糊不清了。阿清放在火盆上烘干：“这下子行啦。”说罢就交给了我。我闻了闻，说：“真臭！”她说：“那么交给我吧，我替你去换。”也不知她到哪里，又是怎样蒙混人家的，三元钞票换成银元拿回来了。这三元钱是怎么花的，我忘记了。当时只是说马上还她的，却一直没有还。如今即使想十倍地偿还她，也无法办到了。
阿清每当给我东西，总是趁父亲和哥哥都不在家的时候。要问我最讨厌什么，那就是最不愿背着别人自己独占便宜。我虽然和哥哥关系不睦，可我也不愿瞒着哥哥私下接受阿清的点心和彩色铅笔。我问阿清：“为什么只给我，不给哥哥呢？”阿清不以为然地说：“你哥哥有你父亲给他买，不要紧的。”这就不公平了。父亲虽然固执，倒不是个偏心的人。然而在阿清眼里，他就是那样的人吧。她完全沉溺在对我的疼爱之中了。这老婆婆虽说出身世家，却未受过教育，无法同她讲清楚。不单这些，偏心真是件可怕的事。阿清一味认定我将来会成为了不起的大人物，而对用功读书的哥哥，则断定他只长着一副白净的面孔，到头来不会有多大的出息。碰到这样的老婆婆，实在难以对付。她坚信这样一条：自己喜欢的人，将来一定能成为非凡的大人物；自己讨厌的人，必然落拓潦倒。我那时并没有想过要成为什么样的人；但一听阿清说起我将来如何如何，心里也就想到，说不定会成为那样的人吧。现在想想，实在太愚蠢了。有时我问阿清：“你看我会成为怎样的人呢？”阿清心里似乎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想法。她只是说，我将来准会出行坐人力车，建造一座高门大院的住宅。
此外，阿清打算等我有了家，能独立生活之后，同我住在一起。她再三恳求我，要我将她收留下来。我也仿佛有了家似的，一口答应了她的要求。不料这个女人联想力很强，进而问我：“你喜欢哪里？町还是麻布[1]？在庭院装个秋千玩玩吧。西式房子有一间足够啦……”她倒一个人随意作起计划来了。那时候，什么房子之类我一概不想。所以每次我都这样回答阿清：“洋房和日式房子对我全没有用处，我什么都不要。”这样一来，她又表扬我了：“你很少贪欲，心眼儿好。”不管我说些什么，阿清总是称赞一番。
母亲死后的五六年里，我都是过着这样的生活：遭父亲责骂，跟哥哥打架，阿清时常给我点心，并不断地夸奖我。那时我没有别的希望，觉得这样也就够了。我想，别的孩子也都是这样的吧。只是阿清一提起什么，总是一个劲儿说：“你真可怜，你真不幸。”因此我想，自己也许真是可怜和不幸的吧。此外也不觉得有什么苦楚，只是父亲不给我零用钱，这倒给我造成些困难。
母亲去世后第六年的新年，父亲也中风死了。这年四月，我从某私立中学毕业。六月，哥哥从商业学校毕业。哥哥在什么公司的九州分店里找了个职位，要到那里工作。我仍在东京继续求学。哥哥说，他要把房子典卖了，把财产分光再到那边去。我回答他：“随你怎么办，我都没意见。”反正我也不想给哥哥添麻烦。纵然受到他的照顾，两人还是要吵架，到头来，他肯定会说三道四的。受到他的有名无实的照顾，就得向他低头。我拿定主意，即使给人家送牛奶，也可以混碗饭吃。哥哥后来喊了一个家具店的老板，把祖宗三代传下来的不值钱的家什古董，胡乱贱卖了。房屋经中人介绍，卖给了大户人家。听说得到一大笔钱，我一直不知道个中详情。一个月前，我搬到神田小川町，在决定去向之前暂时寓居在那里。住了十多年的房屋，一旦落入别人手里，阿清感到非常难受。但终究不是自己的财产，她也没有办法。阿清不住嘀咕：“你如果再大几岁，这里的房子就可以由你继承啦。”按说，年龄大几岁就可以继承，那么现在也能继承呵。这老婆婆一无所知，以为单凭年龄大就能得到哥哥的家产。
就这样，哥哥同我分开了。叫人为难的是阿清的去处。哥哥当然不会带她走，阿清也根本不愿跟在哥哥屁股后边，千里迢迢到遥远的九州去。我呢？这时住在四铺席半的廉价公寓里，一旦有事，随时就得撤走，真是一筹莫展。我问阿清：“可想到哪里帮人家做事？”阿清这才下定决心，回答说：“在你有了房子，娶了夫人之前，看来是没有办法啦，我只好去投奔外甥。”这个外甥在法院当文书，眼下的生活还算可以，从前也曾再三劝过阿清，说想来就来吧。阿清没有答应，她说：“即便给人家当用人，也是长年住在熟悉的人家为好。”可是现在，她或许想，与其换个陌生的人家做工，处处陪着小心，不如投靠外甥来得好。她还说：“及早成家，娶个夫人吧，到时我再过来帮你做事。”看样子，她对待非亲非故的我，比对待自己的外甥还要亲热哩。
哥哥动身去九州前两天，来到我的寓所。他拿出六百元钱说：“这笔钱用于做买卖的资本也好，当学费去读书也好，随你使用吧。不过以后我不再管你啦。”作为哥哥，也真够难为他的了。我想，不要这六百元钱，也不至于苦到哪儿去。然而，他这种不比寻常的爽快的处置甚合我意，所以道过谢之后收下了。接着，哥哥又掏出五十元，叫我顺便转交给阿清，我也同意照办了。两天后，我俩在新桥车站分手以后，我再没有见过哥哥的面。
我躺在床上琢磨这六百元的用场。做生意嘛，太麻烦，也不易做好，靠这六百元做资本，也不可能做一笔像样的买卖。即使勉强做起来，就再不能在别人面前挺起腰杆，说自己是受过教育的了。结果还是不划算。不管什么资本不资本，先用来充当读书的学费吧。将六百元钱一分为三，平均每年交二百元，可以读三年。这三年要是用功的话，总会学到一些东西。我考虑进什么学校为好。我生来对什么学问都不感兴趣，尤其对语言文学这一类，更是不敢问津。论起新体诗，二十行中我连一行也看不懂。反正学什么都一样，我哪一门也不喜欢。幸好有一天我走过物理学校[2]的门前，看到贴出的招生广告。我想，一切都是缘分，于是就要了一份章程，很快办完了入学手续。现在回想起来，这完全是亲娘老子传给的鲁莽性子所造成的失策。
在校三年间，我也总算同其他人一样地学了。可本来天分就不高，所以排起名次从后边数要方便得多。说也奇怪，混了三年，竟然毕业了。连自己都觉得好笑，当然也没有什么可抱怨的，就这样安安稳稳地毕业了。
毕业后第八天，校长派人来叫我，我想大概有要紧的事。到那里一看，原来四国地方的一所中学需要数学教师，月薪四十元。他找我商量，问我愿意不愿意去。我虽然搞了三年学问，说实在的，既不想当教师，也不想到乡下去。当然，除了教师，也未曾想过要做别的事情。听校长一说，我就当场应承下来。这还是亲娘老子传给的鲁莽性子在作怪。
既然答应了，就只得赴任。这三年来，我蛰居在四铺席大的小房子里，不曾听到一次责骂，也没有跟人吵过架，是我一生中比较悠闲自在的时期。不过，这样一来，四铺席大的房间也只得退掉了。我过去走出东京，只是和同班同学到镰仓远足那一回。现在不是到镰仓了，而是要到遥远的地方去。从地图上看，这是在海滨，像针尖一般大小。看来不是什么好地方。我不知那里有怎样的城市，住着怎样的人。不知道也无妨，用不着担心，去就是了，尽管有些麻烦。
房子典卖以后，我时常到阿清那里去。想不到她的外甥是个好人。我每次去只要他在家，总是热情招待一番。阿清当着我的面向外甥夸赞我的种种好处，甚至吹嘘说，我不久毕业后要在町买座宅邸，上机关里做事。她一个人不停地唠叨着，我却不好意思，脸都涨红了。这事不止一次两次了。有时她甚至把我小时候在床上遗尿的事也抖搂出来，真叫人发窘。我不知道阿清夸耀我时，她外甥是怎样的心情。阿清倒认为，自己是旧时代的女人，她把自己同我当成主仆关系看待，她似乎认为，自己的主子也当然是外甥的主子了。这下子，那外甥就要丢丑了。
事情定下了。动身前三天，我去看望阿清。她患感冒，躺在朝北的三铺席房子里。看我来了，一折身坐起来，开口就问：“哥儿，你几时成家呢？”她以为，我只要一毕业，金钱自然就会从口袋里冒出来。冲着这样的“伟人”仍旧一个劲儿喊“哥儿”，未免太迂执了吧。我简单地对她说：“当前不能有家，我还要到乡下去。”她听了大失所望，不停地抚摩着散乱在鬓角的花白的头发。我有些过意不去，安慰她：“去了不久还要回来的，明年暑假我肯定回来。”我看她依然带着奇怪的表情，就问：“我买点什么土产回来送你呢？你要什么来着？”她说：“想吃越后[3]的竹叶糖。”我从未听说过越后的竹叶糖是什么样子。首先，她把方向搞错了。我告诉她：“我要去的乡下好像没有竹叶糖。”于是她反问：“那么是在哪个方向？”我说：“在西方。”她又问：“是箱根的那边还是这边？”弄得我哭笑不得。
出发的当天，她一早就来帮忙拾掇东西。她把路上从杂货店买来的牙刷、牙签和毛巾，一起塞进我的帆布提包里。我说不要这些东西，她就是不听。我们一同坐车来到火车站，她送我到月台上。我走进车厢，她凝望着我的面孔低声说：“说不定这次分别再也见不到啦，你要保重啊！”说着，她的眼里噙满了泪水。我没有哭，不过差一点要哭了。火车开动好一会了，我想大概不要紧了。谁知从车厢探头向后一望，阿清依然站在那儿，不知怎的她的身影显得非常瘦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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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町和麻布都是东京的地名，多为富贵人家的住居。
[2]东京理科大学的旧称，位于新宿区。
[3]新潟县旧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