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为了最终界定我们先行具有的东西，我们做一个总结。一开始我们就强调，就哲学与科学的区别而言，根本不可能有追问的直接入口，这里任何时候都或必然需要一个导言。对于我们的问题“物是什么？”的这个引导性思考，现在该结束了。
问题可以从两个本质性的方面来说明：所追问的是什么以及如何追问？
第一个方面着眼于成为问题的东西——物。我们可以说是借助非常微弱的光亮，探究按照传统来审视物及规定其物性的视域。由此产生了双重结果：一是物的框架，时间-空间以及照面物的方式，“这一个”，其次是物本身的结构，诸特性的承载者，完全一般或空洞地说：“一”是为了众多而形成的。
第二个方面，尝试着眼于其如何必然被追问的方式来说明这个问题。讨论的结果是：这个问题是一个历史性的问题，由此而被意指的情况也得到了解释。对于我们的问题的引导性思考表明，在这个问题中持续性地伴随着两个引导性问题，并因此必然要被一起追问。第一个问题：诸如物这类的东西究竟归属何处？另外一个问题是：我们从哪里来获得其物性的规定？从这两个共同被问及的问题中，首先形成了我们必须遵循的引线和准绳，并非所有一切都由于单纯的偶然性和混乱而漫无头绪，关于物的问题并没有陷入绝望之中。
但这是一种不幸吗？这和如下问题是一回事：提出这样的问题究竟有严肃的意义吗？我们知道：人们从对于它的探讨出发，什么都不可能开始，如果我们不提出这个问题或对其充耳不闻，相应的结果也一样。如果我们没有看到高压线上的警戒牌并触摸了金属线，我们就会被电死，但如果我们不理会“物是什么”这个问题，则“什么都不会发生”。
如果一个医生看错了病，就会对病人的生命构成威胁。如果一个教师给他的学生以某种不可能的方式阐释了一首诗，则“什么都不会发生”。但如果我们在这里更加谨慎地说：不去理会关于物的问题或不能令人满意地解释诗，这似乎看起来也不会发生任何事情，或许这是件好事。尽管如此，有朝一日——或许50年或者100年后——仍然会发生某些事情。
“物是什么”的问题是一个历史性的问题，但比起对于问题的历史性特征泛泛而谈来，更优先、更重要的是，现在要在追问的过程中去讨论相应的特征。就讲座的目的和可能性而言，此时我们必须满足于某种解决方案。
我们既不能在希腊那里展现这个问题伟大的开端，又不可能把这些物的规定的全部关系摆到眼前，这些规定通过近代自然科学而取得了优先地位。但另一方面，这种知识不仅对于那种开端，而且对于近代科学的决定性时代来说，也同样是无法回避的，如果我们愿意根本性地发挥这个问题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