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月十六日 朝鲜中枢院参议员闵元植于东京站饭店遭暗杀。
三月三日 皇太子裕仁亲王乘军舰香取号赴欧洲巡游。
四月一日 丹那隧道东出口坍塌，致十六人死亡。
五月七日 皇太子裕仁亲王安抵英都。
七月二十五日 伯特兰·罗素[209]抵东京。
八月八日 广岛火药库爆炸，致二百余名死伤。我国发布本土人口为五千六百万的数据。
九月二十七日 加藤友三郎、币原喜重郎[210]、德川家达被任命为华盛顿会议全权委员。
十一月二十五日 皇太子裕仁亲王任摄政。
内山完造三十六岁。头一次听说中国人在排日运动中所打出的标语，除了“不买日货、不坐日船、不用日币”外，还有一条是“坚持到底，五分钟热度”。[211]后者乍看上去跟抵制日货毫无干系，实际上却大有关联。首先，我琢磨了一下这所谓“五分钟热度”在日语中相对应的词汇，大致与“线香花火式”的说法类似，即短时间的热乎气。意思是前面标语中的“不买、不坐、不用”不能终于“五分钟热度”，要坚持到底，“线香花火式”是不中用的。日本人说话多抽象表达，而中国人则很具体。可中国人毕竟是东方人，也有骤冷骤热的特点。正是基于对这点的充分了解，所以一开始便以此自戒，正可谓典型的中国式做法。也因此，大正四年开始的排日风潮到了大正八年仍未结束，即使到了大正九年、十年也迟迟不见消失，诚可谓“坚持到底”。但就这一带的情况而言，无疑是势头渐弱了。我一边进行明年以后的准备，一边计划顺道沿长江旅行，做一番考察。刚好这是一个了解汉口年前以来托售情况的绝好机会，于是把新计划延长到明年便出发了。这时，吉野[212]博士来信说，早稻田大学教授内崎作三郎[213]先生从欧洲回国，归途中希望看一看中国主要的城市，拜托我们来做安排。我跟YMCA的前田主事一商量，决定让先生在上海做三天讲演，两元一张的听讲券预售三百张，以此作为旅费，权且支援先生达成目的。结果，三百张听讲券悉数售出。在日本人俱乐部三楼举行的三场讲座均备受好评。时逢参加过去年暑期讲座的李人杰先生偶然来店，我略微谈到该讲座的事，对方当即请求来复旦大学讲一次，并表示自己可亲自当翻译，于是便爽快地敲定下来。彼时，因时而也有朝鲜客人来店，我也如法炮制，向他们介绍内崎先生的事。可令人失望的是，得到的净是诸如“那样的话，我倒是想给他上一课”式的回敬，器量之小，较之中国人的宽宏大量，委实令人遗憾。我这才知道，与其说朝鲜人的性格处于我们日本人与中国人之间的话，不如说我们的性格与朝鲜人更接近。我甚至觉得，我们的祖先不是徐福，而是高丽人。现在通行的夹杂汉字、从右向左、动词放在最后的日文书写方式的本家是朝鲜文，夹汉字的朝鲜文书写确确实实是日文的祖先。朝鲜人好打架，手快，从颜面骨相上判断，也应该是我们的祖先。闲话少叙，却说内崎先生在日本人俱乐部的三次讲座在掌声中结束后，便马不停蹄地去复旦演讲，由李人杰先生担任口译，引起热烈的反响，学生报纸专门以两页的篇幅加以介绍，遂成各方争抢的对象。日后，每逢见面必提及彼时愉快的巡回演讲，喜悦之情溢于言表。我想，日本人中承蒙中国青年如此击掌欢迎者，除了内崎先生，恐怕还没有第二人吧。在上海转了一圈之后，我陪他赴杭州一日游。老早就有青年在车站迎候，表示已准备就绪，哪怕只一小会儿亦可，希望与先生在共进中餐的同时能继续聆听教诲，于是又陪同前往青年会。如此，住了一宿，翌日早上出发之前，居然又连讲了三场。回沪住了一晚后，我又陪同先生往南京。不承想，在车上居然与重光葵[214]先生（后任外相）和松平先生不期而遇，果然有趣。因齐燮元[215]将军的访问也在同时，内崎先生遂被安排于下午在东南大学讲一场，并于翌日在新建的大讲堂（公会堂）开堂式上做演讲。东南大学的讲演题为《东西文明的调和》，由该校的林天兰先生做口译。讲座取得出乎预料的成功，会场超满员，以至于听众像结藤似的，一直蔓延到外面为建筑物修葺而搭建的脚手架上。场内的演讲由学生“接力”传达至场外，场面异常热烈，先生几乎是被学生抬起来退的场。翌日，掌声喝彩再次响彻大讲堂。内崎博士演讲的要旨每天都由学生报纸加以专题报道。在排日风潮余烬未消的当时，还没有哪个日本人敢向中国青年开口讲演，而受到如此热评者更是绝无仅有。侨居南京的日本人也感到有人给撑面子，心情爽极。接下来，从南京至汉口，船中三日，看浩浩江水，对先生来说不失为很好的休养。船经芜湖、安庆，走马观花，匆匆而过。江中的小孤山石钟山的景致，令人难舍难离。庐山的洋洋大观，虽然只是对云蒸霞蔚的彼岸的远眺而已，却足以令人感到大陆自然风景的雄浑。在九江，我们饶有兴致地逛陶瓷器市场。在汉口，从已然在“守株待兔”的YMCA讲座到日本人的讲演会，在武昌波恩大学[216]的三场及在中华大学的一场均大受好评。接着，我又陪先生赴湖南省城长沙，再次引发了轰动效应。武昌到长沙是乘夜行列车，上车前我们自己买了蜡烛。因我们的卧铺包间是两人买断的，所以一上车，等茶房送来茶水后，便马上关门上闩，连小便都只能对着窗外撒。这车可以说是十二世纪[217]和二十世纪的混合列车。天亮的时候，列车抵达长沙东门站。领事馆、当地日侨与省长公署的人一起前来迎接，并得到省长赵恒惕先生周到的欢迎，说明天安排了一场大型讲演会。当晚，日本人当中的一席话，让我有些担心。这不为别的，而是此地系前段时间英国的伯特兰·罗素来华讲演之地——在世界性大学者的讲演之后，内崎先生的讲演能否成功？可实际上，翌日的讲演岂止是成功，简直堪称大成功。由于彼时各学校都处于罢课之中，省长公署特意派特使发请柬至各校，要求每校务须派十名以上教员和学生代表出席讲座，以至偌大礼堂座无虚席。其中，居然可见时尚短发的女生。先生讲演的题目照例是《东西文明的调和》，满场喝彩，掌声雷动，诚可谓一流。在长沙，此前从未有过日本人对中国青年发表讲演，特别是在排日风潮不仅余势未靡，且不无蓄势再燃之势的情况下，一场激情演讲居然撼动了满场听众，而最受震动者非当地日侨莫属。恰逢汉口总领事濑川氏于长沙公干，在以驻长沙领事岩尾氏为首、三十余名随从的陪同下光临会场，一行人对先生的讲演赞不绝口，表示从未有过如此愉快的体验，人人笑逐颜开，可谓皆大欢喜。中餐安排在第三次革命的核心人物蔡锷创办的松荫中学（？），一行三十余人悉数被招待，日本人既惊且喜，自不在话下。而且，后来我听说，由于罗素当时的讲演较多涉及数学方面的知识，中途不得不三度更换口译而终于不得要领……如此说来，今天讲演的成功可真是空前的了——我的担心完全是杞人忧天。归途乘日清汽船公司的武陵丸，横渡洞庭湖，先生大喜。就这样，内崎先生的讲演会从上海、杭州，至南京、汉口、武昌、长沙，所到之处，皆获成功。先生从汉口赴北京、天津，最后经朝鲜归国。其后，无论何时见面，都会对我说“没有比那时更痛快的事了”，喜悦之情溢于言表。我想，先生内心肯定是满足的。上海YMCA也挣了面子：过去无论怎样挥舞“日中亲善”的大旗，连一个中国人都不见来；纵然号称是中日交换学者、专程从东京来沪的林毅陆[218]博士，却也未见中方哪怕出来一个人迎接，当然也没有讲演的邀请，状况颇令人尴尬。我实在看不过去，安排他在当时位于吴淞的政治大学做了一场讲座。日本即使挥舞大旗再用力，也休想得到中国人的响应。然而内崎博士毕竟不同凡响，虽然完全不事张扬，却令中国青年学子们感佩得五体投地，甚至取得了超越罗素的巨大成功，令人痛感和平与公正的力量之强大，居然能让数以万计的中国青年拍手欢呼。我从此更加坚信，日本和中国的真正握手，非有赖于和平与公正的力量而不可。
这一年的暑期讲座邀请了永井潜[219]博士，我带他赴杭州游览。当泛舟西湖之上，享受片刻悠闲的时候，博士以一句“与唐宋诗人唱和西湖哉”示我，我至今未敢忘。在浙江省立医药专门学校的招待会上，我不仅了解到该校教授多是在日本学习过的人，而且还听到了一个非常好的消息：缺乏日本医学类书籍的提供者。于是，我决心一定要打破这个难局。实际上，后来也确实付出牺牲，着实努力过一把。不仅与金原商店、南山堂、南江堂、吐凤堂、半田屋、凤鸣堂等机构直接交易，致力于推介日本医术，而且还为发行同仁会的汉译医书而尽力，并大获成功，实乃一大快事。我清楚地知道，在医书提供的生意上，必须先付出“弃子”。不仅如此，我什么时候都不会忘记打“弃子”。纵然在有众多反对者的今天，我为了中日贸易促进会和日中友好协会的工作，不惜自掏腰包飞来飞去，其实也无异于某种“弃子”。
大约正是这个时候，宫崎仪平氏过来，说谷崎润一郎[220]来三井银行土屋氏家做客，想跟中国作家们晤面，问我能不能介绍一下，我当即便应了下来。然后，我给郭沫若、田汉、郁达夫、欧阳予倩、唐林、谢六逸、王独清、傅彦长、王复泉等人发出请柬，拟在我的二楼搞一次座谈会。届时，请素菜馆禅悦斋送了一桌菜点。谷崎氏后来于《上海交友录》中介绍内山书店便是基于这个机缘。又因了谷崎氏的介绍，佐藤春夫觅踪而至。尽管那次佐藤氏大约并未感到满足，但还是很高兴。后来，金子光晴夫妇和国木田虎雄[221]、潘[222]等人相继来访，好不热闹。
即使是在排日风潮的节骨眼上，我的店里也没断了中国客人；无论排日闹得再凶，我从店里发出的邮政包裹和邮购书款也从来未被拒斥过。店里的伙计拿着包裹去邮局，邮局的职员说：“日本人的包裹，不行不行。”可一看是内山书店的货，便改口道：“没法子，是内山书店啊，那今儿就特殊处理一下，明儿开始就不行了。”翌日又过去，照例如法炮制：“今儿特殊对待，下不为例。”如此反复再三，等于每天都照常办理。固然，在排斥日货的品目中，有所谓“书籍除外”之一款，但在此之前，已经打下的众多“弃子”，无疑也是被网开一面的原因。
中国这个国家跟外国打仗总是输。虽然从武力这一层来说，全无胜算，但它却始终不衰，毋宁说反而看上去渐渐在返老还童。拥有四千年历史的独立国家，世界上只有中国。另一方面，说中国跟外国打仗总是输，其实只是片面之词；全面看的话，中国保持了举世无双的长寿，无异于世界最强之国——其历史之悠久便是如假包换的强有力证据。冯玉祥其人亦如此：此人每逢打仗必输无疑，可每输一战，便坐大一圈，终于在丧失全部军队后，得到了军事副委员长的要职。若是照日本方式来考虑，无论何时，只有赢得战争的人才应当坐上军事委员长或副委员长的宝座。如此事体，以日本人的脑袋是无论如何都难以想通的。对此，我曾经说“中国自有中国的尺度”，便是这个道理。
上海在领事馆之外，复设立了商务官职衔，原三井洋行的横竹平太郎坐上了那个位子。书记生是同文书院出身、名叫进□[223]畅的冈山县人——确实是很典型的冈山人，常来寒舍聊天。商务官事务所出版了一种月刊杂志，由我的书店发行。这是一份以上海经济，特别是贸易方面资讯为主的刊物，持续了整两个月，刊名似乎叫作《商务官月报》。除此之外，三井银行支店所做的各种调查每月出一册，亦由我店发行。作为出版物，并无固定刊名，每次出版名称各异，是一种以小册子形式出版的刊物，但因为内容都是专门家的研究，所以颇受好评。其中一册名为《买办制度》，被广为传阅，后来甚至由商务印书馆翻译成中文出版。后在支店长土屋计左右氏调任之际，作为纪念，上述数种刊物汇编成一册，冠名《中国经济研究》，也由鄙店发售。在《中国经济研究》的序文中，土屋氏所披露的一点理应引起我们的特别关注：“我来到上海从事外汇买卖，经手的款项数以亿元计，然而最后踏踏实实为我做账目核算的，却只有中国人。”彼时，在上海日本人间流传的出版物，就我记忆所及，还有如下这些：上海日本商业会议所出版的《中国的工业和原料》《中部中国经济调查》《中国关税及通关手续》；一八三三以后八十年间的《伦敦银条行情高低变迁表》；忘记著者是谁的《从贸易上观中国风俗》（？）；林某著《大上海》，日本堂书店发行的《在中国的外国人文化事业》；井上红梅[224]著《中国风俗》（上中下）和《土匪》《中国汇票的习惯法》（？）《中国香艳丛书》（全六册）等。金风社于大正二年出版发行了《上海案内》。其后，这本书以《中国在留邦人人名录》为名，直到昭和二十年，年年发行。
那时在上海，日本人的书店有日本堂、申江堂、至诚堂和内山书店。至诚堂除了出版《上海一览》和《中国案内》外，还出了一本《活用上海话》，日本堂也出了关于上海话的书。这一时期上海的作者，有商业会议所安原美佐雄氏、领事馆的东正则氏和内山某人、读卖通信员池田桃川氏和井上红梅氏等人，再加上后来的井村熏氏和浜田峰太郎氏等。井村氏曾是上海《每日新闻》社的职员，办了一家上海出版社，出版了数种关于外汇、金条投机，即上海黄金交易所的金条买卖及中国金融事情方面的著作。浜田峰太郎氏也出版了好几种书。上海的日本人出版活动可以说相当活跃。三菱银行支店长吉田政治氏的名著《中国的外汇》的问世是后来的事。在我的记忆中，上海的日本人书店内容之贫乏着实令人吃惊。我加盟其中，一刻也不曾忘记充实内容。
这一年，于广州成立的广东政府为应对财政窘困，做了一件破天荒的事，即公营博彩业。把年额大约七百万元（？）的权利让渡给广东商务总会，再由总会对各地形形色色的机构分割让渡，从而使各地博彩活动公开化。此举果然壮观。这是一种叫“四个”的赌博，白围棋子扣在碗里，然后把碗放在中间，大家赌两个、一个、三个或者零。决胜负的时候，取下碗，然后用一个一尺勺似的竹棍，把棋子四粒一组分开拿走，最后剩下的子数算赢。还有一个博彩游戏，名称忘记了：黄铜骰子每个面上刻着字（八成不是数字），然后把骰子放进同样是黄铜制的带盖盒子里，盒子放入布袋，再置于中间，大家赌骰子六个面上的数字。见分晓时，摘掉黄铜盒上的盖，朝上的数字算赢。诸如此类的博彩在路边一字排开，众人正乐此不疲的时候，我恰好在广东各地旅行，生平头一回见识了官许的赌博。据说摩纳哥有世界第一的赌博场，我并不了解，但广东确有很多打出“银牌”看板的店家。我也目睹了大店家里，大洋银圆五十枚上百枚地摞成摞儿，人们孤注一掷的豪赌场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