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月二日 日中交涉谈判开始[157]。
二月十一日 数千名留日中国学生愤慨于日中交涉，于神田青年会馆召开大会，决定派遣委员赴北京。
五月七日 发表日中交涉始末。
五月二十三日 就日中交涉问题，执政党与反对党团体分别召开大会。
六月八日 因弹劾政府案被提上议程，众议院大混乱。
六月某日 北海道旭川大洪水，逾三千户家屋浸水。
七月六日 犬养毅于国民党[158]常议员会上发表《日俄亲善意见》。
八月十日 东京出现金环蚀[159]。
十一月十日 大正天皇即位大礼于京都举行。
十二月十八日 由于大隈首相关于政府弹劾案的演说，议会会场大混乱。
内山完造三十岁。去年开始提上日程的结婚问题终于具体化，二月九日（？），于京都教会牧师室，由牧野牧师主持举行了内山完造与井上美喜的订婚式。出席者有井上的双亲和田口谦吉代理、伊藤先生夫妻及美喜的弟妹二人。喜庆的仪式一结束，井上美喜便被托付给伊藤先生，约定是年冬，等我回国后便举行结婚式。
订婚式后不久，我便出发去了上海。这一年的三月中旬，又到汉口出差。而今年的上海之行，是我与见田及新入店的明三人一起同行。二月刚刚开始的日中交涉波谲云诡。五月七日，正当坊间热议日中开战可能性的时候，日本发出了限期四十八小时的有条件最后通牒。彼时的中国政府，总统是从以孙文为首的革命党一派手中攫取了胜利果实的袁世凯。袁屈服于日方最后通牒的压力，承认了所谓的“二十一条”，而“国耻条约”则导致反袁的声势急速扩大。紧接着，五月七日及九日，被指定为“国耻纪念日”，旋即酿成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国民运动。但这场运动的始作俑者并非袁世凯总统，而是令我们日本人至今仍感到最不可思议的学生运动的发展所致。
袁世凯想称帝的野心，终于发展到代行五法院[160]宣布变更国体，拥戴袁世凯为帝，继而承诺登基。翌年改元“洪宪”的时候，云南唐继尧等宣布独立，兴兵讨袁，于是爆发了第三次革命。
而我对这一切都茫然无知。在湖南省城长沙的城外，正带领手执数十根旗子的苦力，排队分发广告的时候，前方走来一队学生。学生各自手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废除二十一条”“国耻纪念”等小旗子。没发生什么别的问题，学生们只是一边用异样的目光打量着我们，一边念着旗子上“大学眼药”的文字，两支队伍便擦肩而过了。我后来想，那时候居然没出事，真是匪夷所思。彼时，难道烈性子的湖南青年学生就那么任由“大学眼药”的广告旗帜行列白白通过了吗？我无论如何难以理解。结束长沙的公干后，我又到了汉口。虽然这里学生的请愿示威运动也颇高涨，但没什么危险。接着，我经九江赴南昌。在汉口时，考虑到在当时的情形下易招惹麻烦，所以日本人方面得出了各类活动最好少做的结论。因此，我在九江和南昌，中止了广告活动，只做销售和收货款。在南昌，学生频频游行，排日氛围升温。九江大约是学生较少的缘故，相对平静一些。可一回到上海，排日运动声势之高涨，简直令人大吃一惊：四处是“不买日货 坚持到底 不坐日船 五分钟热度[161]不用日币”的标语，伴随着随处可见的街头演说，众人高呼“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尤其是大马路、四马路等各条大街上的学生游行、街头演说的阵势堪以“凄绝”来形容。每天的报纸照例是在“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大字标题下，铺张的版面充满排日的报道。这期间，日本人内部屡屡开会，商讨对策，遂达成了日本人若不发行中文报纸将非常不利的共识。结果，《上海日日新闻》社长宫地贯道出版了一份叫作《华报》的中文报纸，可从创刊那天起，便只刊登日本的自我辩护，在中国人中间难有读者。此时，对于该报纸的报道政策问题，我表达了如此看法，“报纸需本着公平的立场来写，以期获得读者是第一步。而如果不能获得读者的话，操纵也是无稽之谈”，却遭到了众人的嗤笑。我主张在“排日”的时候应该保持沉默，便没有轻举妄动。那时，日信药房在位于棋盘街的四马路和五马路中间的叫作交通路的小路上，是座两层小楼。危险倒是没有，可心情却相当恶劣。在电车上，有时旁边的中国青年会高喊“不怕天命日本帝国主义”[162]“我一点不买东洋货”，然后“啪”地朝脚下吐一口唾沫，这种煞有介事的情节成了家常便饭。但被人殴打、推搡等事情则没有过。我还是照例在周日往返教会，比较平静。
一天，也不知发生了什么，店前一片骚乱。我从二楼往下一看，但见围着一群学生和一般群众，纷纷说着“打什么人呀”“是何人打人”，等等。我立马下楼，推门出去，不慌不忙地问个究竟。隔壁店家鉴古斋古玩铺的老板出来说，是日信药房的日本人打了自己店里的人。我了解了一下究竟是谁打的，才知道是一个叫福岛的青年所为。我问其原因，这才了解到，原来福岛发现有人在日信药房的大门上画了一只乌龟，所以动手打了人。我带福岛去隔壁店家赔礼道歉，取得了对方的谅解。然后，店主出来对群众说：问题已经解决了，请大家放心吧。于是人群中发出一阵“好了好了”的声音，便四散而去。那些人中有不少到各地出差后回到店里的人，所以了解各地的情况。因今年旅行全部中止的缘故，众多青年终日无所事事，每天关注排日的话题，或者看报纸的消息，议论一番去年以来世界大战的胜败走势，好生热闹。
在店里就不用说了，来客也都是无所事事的样子，经常扎堆儿。众人都是德奥同盟军的拥趸，挺英法协约国联军的一个都没有——不，只有我一个。可每天的战况尽是同盟军的胜利，弄得我很不爽。但我认为，百战之中哪怕负九十九，只要最后一战得胜，那就是决定性的胜利，所以固守“最后一战说”，决不后退，力主联军胜利。可每天都是联军战败的消息。战争论才告一段落，接着是宗教论，这个也够呛。我虽然常常站在基督教立场上，成为众矢之的，但绝不服输，正如协约国联军一样，坦然应战。实际上，战争有时很奇怪：明摆着一旦参与，马上会被整垮，可世界上众多国家，包括一些小国却纷纷加盟协约国。在这个问题上，我力主协约国的正当性，对德国威廉皇帝称霸世界的野心，则不以为然。无论如何无法拥护同盟军，无论从报纸上看到同盟军有多么勇敢，坚信其最终必败无疑。而且另一方面，对于目前迫在眉睫的中国排日问题，我在谴责不惜以最后通牒来逼迫中国承认“二十一条”的日本强权施压之霸道的同时，由于站队站在了中方实行经济抗议实属无奈的立场上，触犯众怒也是理所当然的。我觉得日本人是那种上来就考虑日本的利益，二来还是考虑日本的利益，有利益才算正经，而不是那种无论利与非利，只论正义与非正义的人。我是主张无论对日本不利也好，有利也好，但正确的就是正确的，不正确就是不正确——可殊难见容于多数日本人。而我也是一个偏执的人，无论遭多少人反对，决不轻言退让，固执己见。
多年后，回首当时的论战，看自己彼时如何坚持信仰，如何进取，确实有所感动。一个论战之夜过去了，另一个论战之夜来临，每一天我都是论战的斗士。而且得以把这些事情写成书信——与美喜的通信自然变得热烈起来。我说那些书信“像火一般滚烫”，诚非戏言。怀着对未来的某种大期待，眼前的论战甚至令我以《使徒行传》中的彼得自况。日后在基督教青年会欢度圣诞的话剧《你往何处去》[163]中饰演彼得的时候，我有多么得意啊。要知道，这可是扮演长年来自况以明志的人啊——我当然要成为那个人！
是年，店里让见田、明二君先期赴大阪。而我则动身先去大阪，后赴台湾旅行。还记得在往返的船上，看戏的余兴所致，建议本社应该向戏班子捐赠一幅帷幕[164]，居然得以实现。比起上海航路来，邮船公司的信浓丸、备后丸各为八千吨位，大阪商船的美利坚丸、墨西哥丸（？）也是八九千吨位的轮船，所以往返的旅程都相当惬意。赴台时，在台北承蒙欢迎招待。在北投泡温泉时，总听到身后窸窸窣窣作响。我问是什么声音，被告之是白蚁成群结队在啃柱子，不觉大吃一惊。去阿猴的途中，在北斗时，造访一家台湾人开的药店，深有感触。后里庄的上空，我惊讶地发现一条界线居然把南边的蓝天和北边的雨云截然分割。看到台南的公园，想起日本也有这样美丽的公园，内心感到欢喜。虽然在台北之外，没有一家像样的书店，但旅社、小馆子却都整饬豪华，十分抢眼。没有鸡蛋，净是鸭蛋；没有牛肉，需等待从对岸的厦门进口。台南的旅次，蚊帐周围有太多壁虎，发出沙沙的响声，弄得人心里直犯硌硬……好不容易回来后，又再赴北陆旅行。刚好那时伊藤胜义牧师从京都调到越后的长冈工作，美喜也一道过去了，所以这趟旅行有些空落落的感觉。至今还记得长冈的今朝白町积雪深深的模样。只住了一晚即赶赴新潟，然后从新潟踏上了归程。
如此，这一年在世界大战对协约国联军不利的情势下，在中国排日运动的高涨中过去了。我除了忙于筹备明年的各种活动外，终于决定于开春一月九日在牧野牧师家里举行结婚式。为此，美喜已回到京都，借宿在牧野先生家里。我则遵照牧野先生指示，在旁边赁屋一间，权当临时居所。说是临时居所，其实既没有壁橱，也没有茶具柜，我只把二楼的榻榻米重新铺装一新，用几个白璧灵药丸的包装木箱对付着摞在一起便当家具了。忙完这些之后，我便去了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