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小时后，我把车停在五金商行门前，它并不是艾斯梅拉达唯一一家五金商行，但是在这条叫波顿的胡同里只有这一家。我一路向东走，数着店家的数量，走到巷尾一共有七家，家家店面都是闪亮的镶着金属边的玻璃橱窗。角落里的一家服装店橱窗里灯光明亮，摆着几个模特，还有丝巾、手套、服装、珠宝等，上面没有价签。我转过拐角继续向南走。
道路两边是郁郁葱葱的桉树，枝叶压得很低，树干粗壮，树皮坚硬，和洛杉矶种植的高大而纤弱的树木截然不同。在波顿巷的最里面有一家汽车代理工厂。顺着厂外高墙看去，只见残破的木箱，成堆的纸盒，废弃的鼓，尘埃满地的停车场和一个优雅的后院。我算了算楼层，这很容易，一目了然。
光线从一栋小木屋的狭窄窗口里透出来，这儿曾是某人的温馨小屋。房前有木头搭盖的门廊，栏杆断裂，上面曾经刷过漆，但那应该是很久之前，在它还没有被这些商店吞并之前。从前，它甚至可能还有一个小花园，现在屋顶的木板已经因暴晒而变形。前门布满苔藓，肮脏不堪，窗户紧闭，看来得拿工具才能撬得开。窗后悬挂着有些年代感的卷轴式百叶窗帘。迈上两级台阶才能上到门廊，不过其中一级已经残破不堪了。小屋后面到五金行装卸货物的平台间有一处厕所。我能看到一根水管插入一块低洼地里。在这片富人的土地上，这儿就是一间典型的贫民窟。
我踏进这片洼地，来到原来是门阶的地方，敲了敲门，因为上面没有门铃。没有人应答，我试着转动门把手，门没锁。我推开门进去，预感会发现不该看到的东西。
房间里亮着一个灯泡，灯座弯曲，灯罩开裂。有张沙发，上面盖着肮脏的毯子。一把古老的藤椅，一把波士顿摇椅和一张铺着污黑油布的餐桌。桌上摆放着咖啡杯，一份西班牙报纸，塞满烟蒂的烟灰缸和肮脏的盘子，一台小小的收音机播放着音乐。音乐结束后，一个男声开始用西班牙语念诵广告。我关上收音机。
屋里顿时像被裹在一席羽毛被下般沉寂。接着一扇半开的门后传来闹铃声，然后是小铁链的碰撞声。一阵乱糟糟的声响后，一个沙哑的声音猝然响起：“是谁？谁？是谁？”话音一落，一阵猴子鼓噪般的声音扬起，最后又陷入静寂。
我终于发现在角落的大铁笼里，一只鹦鹉瞪圆双眼，边满是怒意地瞪着我，边在狭窄的横梁上来来回回不停走动。
“朋友。”我打了个招呼。
鹦鹉发出一阵令人毛骨悚然的笑声。
“小心你的舌头，老兄。”我警告它。
鹦鹉走到横梁另一端，把喙伸到一只白色杯子里，然后把一嘴的燕麦抖得满地都是。另一端的杯子里有水，里面也糊满了燕麦。
“我猜你甚至没经过驯化。”我说。
鹦鹉瞪着我，缓缓走动着。然后它偏过头来，再用另一只眼睛瞪着我。接着它身体前倾，摆动尾翼，再次证明自己没有被训练过。
“傻瓜！”它尖声用西班牙语叫道，“滚开！”
不知什么地方的水龙头发出滴滴答答的漏水声，钟表则咔嗒咔嗒地走针，鹦鹉在一边大声模仿。
我说：“不赖嘛！”
“乌龟王八蛋！”鹦鹉再次大声骂道。
我瞪了它一眼，推开半掩的房门，进入厨房。地板上铺着油毡，破烂不堪，一直通到水槽前面。一台锈迹斑斑的三灶煤气炉，一个敞开的碗柜里摆着一些杯盘和一个闹钟，角落里一个支架上用铆钉焊着一台热水器，样式老旧，没有安全阀，容易爆炸。一扇紧闭的狭窄后门处，有钥匙还挂在锁上，唯一的一扇窗户也锁着。一个小灯泡从天花板上垂吊下来，天花板上布满裂缝和因为漏水造成的污渍。我身后鹦鹉在横梁上漫无目的地来回走动，每隔一会儿发出一阵无聊的咕咕声。
水槽排水孔上摆着一根不长的黑色橡皮管，旁边是一支玻璃皮下注射针筒，栓塞推到筒底。水槽中还有三支细长的空玻璃管，塞子被扔在一旁，我曾经见过这种玻璃管。
我推开后门来到院中，一直走到改装的厕所处。这间厕所顶棚倾斜，前端大约八英尺高，后面不到六英尺，门朝外开，因为里面空间太小根本无法开门。门上了锁，不过锁头老旧，我毫不费力就打开了门。
一个男人粗糙的脚趾几乎快触到地面，脑袋悬在黑暗之中，离房梁不过几英寸。吊住他的是一根黑色的电线——可能就是一截电灯线。他脚趾朝下，仿佛踮着脚尖。破旧的卡其裤管盖到脚踝以下。我用力推推他，看他是否已经僵硬，但看来放他下来已然毫无意义。
这家伙手法干脆利落。他先在厨房那边的水槽，将塑胶管绑在手臂上，然后握紧拳头让血管凸显，之后把整筒吗啡注射进血管中。现在有三个空玻璃瓶，看来当时至少有一瓶是满的，这样的剂量才足以致命。接下来他拔下注射器，松开塑胶管，不一会儿，一管东西就直接进入血液中。然后他去了厕所，站在凳子上，把电线绕过自己的喉咙。当时他已然迷迷糊糊，他只需要站在那儿，等膝盖酸软，腿一弯，身体的重量自然就让他丧了命，而他毫无意识，应该已经睡着。
我为他关上门，没有再回到房间。等我沿路走向波顿巷时，经过那栋豪宅，惊动了那只鹦鹉，它尖着嗓子用西班牙语大叫：“是谁？是谁？谁？”
是谁？没有人，朋友，只是暗夜里从身边经过的脚步声罢了。
我轻轻走着，离开这个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