停车场的坡道和凌晨四点钟时看起来并没有什么不同，但是我一转弯就听到了哗哗的水声。透明玻璃墙的办公亭内空无一人，有人在什么地方洗车，但不会是停车场的人。
我走向通往电梯间的那扇门，打开门，身后的办公亭传来蜂鸣声，我关上门，站在门内等着，一个身穿白色外套身形消瘦的男子在拐角处出现了。他戴着眼镜，皮肤和燕麦粥冷却后的色调差不多，一双眼睛空洞疲倦。这张脸有点像蒙古人，又似乎是南亚人，或者印度人，但又比这些人肤色要深。一头浓密的黑发平铺在扁平的脑壳上。
“拿车，先生？您贵姓，请问？”
“米切尔先生的车在吗？那辆双缸别克轿跑车？”
他没有立刻回答，反而垂下眼皮，看来这问题曾经有人问过。
“米切尔先生一早开车出去了。”
“多早？”
他把手伸向别在口袋上的铅笔，口袋上绣着饭店名号。他拿出铅笔，瞪着它。
“快七点的时候，我七点下班。”
“你们十二小时轮一次班吗？现在刚过七点。”
他把铅笔放回口袋，“我八小时换一次班，但是班次顺序会变。”
“哦，昨天晚上你是值十一点到七点的班。”
“是的。”他越过我的肩膀望着远处，“现在是我的下班时间。”
我掏出烟来递一根给他。
他摇摇头。
“规定说只能在办公室里抽。”
“或者在派卡轿车的后座里。”
他的右手紧握，似乎抓着刀柄一般。
“你的供货足吗？要不要再来点？”
他盯着我。
“你应该问我‘再来点什么？’”我说。
他没回答。
“而我会说‘我不是说的烟草’，”我继续愉快地说，“是卷着蜂蜜的好东西。”
我们终于目光相遇，目不转睛地互相盯着。最后他轻声问：“你是卖那东西的？”
“你清醒得很嘛，如果在早晨七点钟刚刚用过货，那你看我的眼神就应该似乎断片很久了。你脑袋里一定装了一个闹钟——就像艾迪·阿卡拉。”
“艾迪·阿卡拉，”他重复着这个名字，“啊，是的，那个赛马骑师，他脑袋里有个闹钟，对吧？”
“据说是的。”
“我们可以做笔买卖，”他轻声说，“你开个价？”
这时办公室里传来响铃声，我的第六感在这之前已经听到了电梯在传动轴上的滑动声。门开了，一对夫妻走出电梯。我在大厅中见过他们手挽着手。女的穿着晚礼服，男的一身燕尾服。他们并肩站着，看起来就像两个偷偷接吻的孩子被抓了个现行。管理员瞥了他们一眼便走开了。接着外面传来一辆车的引擎声，一辆崭新的克莱斯勒敞篷车出现了。这个男人小心地扶着女孩上车，好像她有孕在身似的。管理员站在那儿把着车门，男人转过来，谢过他上了车。
“这里到‘玻璃屋’远不远？”他随口问道。
“不远，先生。”管理员告诉了他们路线。
这个家伙对管理员报以微笑，谢过他，并从口袋里掏出一元钞票给他。
“您不必亲自下来取车，普雷斯顿先生，您只需打个电话，我就会把车开到出口处。”
“哦，谢谢，不过没关系。”这个家伙急匆匆地说，他小心地驾车驶过坡道，克莱斯勒便驶出了视线之外。
“蜜月中的人儿，”我说，“多甜蜜，他们就是不想被人盯着看。”
管理员又站在我面前，仍旧面无表情。
“但是咱俩之间毫无美好可言。”我补充道。
“如果你是警察，证件呢？”
“你以为我是警察？”
“你像个多管闲事的混蛋，”他的语调仍然毫无变化，永远是一成不变的降“B”调的“单调乔尼”。
“两者我都是，”我表示同意，“我是个私家侦探，昨晚我跟踪一个人来到这儿，恰好看到你在那儿的一辆派卡车里”——我指了指远处——“我过去打开车门，就闻到了你抽的大麻味。我从这儿开走四辆凯迪拉克，你都不会翻一下身。不过那是你的事，我并不多问。”
“问正事吧，”他说，“少废话。”
“米切尔昨天是自己离开的吗？”
他点点头。
“没带行李？”
“九件行李。我帮他搬的，他退了房。满意了吗？”
“你到服务台确认过了？”
“他有账单，都付清了，还有收据。”
“哦，当然。带那么多行李，那一定有行李员跟着喽。”
“是电梯服务员。七点半前行李员不上班，当时差不多是凌晨一点。”
“是哪位服务员？”
“一个叫齐科的墨西哥男孩。”
“你不是墨西哥人？”
“我有四分之一中国血统，四分之一夏威夷，四分之一菲律宾，四分之一黑人。你要是我，也会痛恨自己。”
“最后一个问题。你是怎么瞒过别人的？我指的是大麻。”
他四处看看，“我只有在情绪特别低落的时候才抽。这关你什么事？关别人什么事？就算我被抓住，丢了这个垃圾工作，被扔进监狱，那又怎么样？我这一生本来就像坐监，一辈子出不来，满意了？”他喋喋不休，就像一个情绪不稳定的人那样，刚刚还吐不出一个完整的句子，现在话多得像开了闸门的洪水，但仍是那种低沉、疲惫、一成不变的语调。
“我没惹过任何人。活着，吃饭，睡觉。有空你可以来看看我住的地方。我住在波顿巷的一处老旧房子里，那实际是一条小胡同，房间简直是跳蚤窝，就在艾斯梅拉达五金公司的后面。厕所就是个搭的棚子，我洗澡就在厨房，用个锡盆。睡觉就在一个绽开了皮的破沙发上。那屋子里每样东西都得有二十多年历史了。这儿是富人的天堂，但是看看我，我也生活在富人的土地上！”
“你的长篇大论中就是没提米切尔！”我说。
“你说什么？”
“告诉我实话。”
“那我在沙发下找找，就算找到估计也落满了灰。”
上面入口的坡道上传来刺耳的引擎声。他转身走了，我走进门里按下电梯键。他是个奇怪的家伙，这个电梯管理员，真是个怪胎，不过还有点趣儿，带点悲剧性格，悲伤而失意。
电梯过了好久才来，等电梯时我身边多了个同伴。他身高六英尺三英寸，英俊健壮，是克拉克·布兰登。他穿了件皮风衣，里面套着件厚重的圆领蓝色毛衣，脚蹬一双高筒靴子，这种靴子只有野外工程师及公路测量员在野外时才会穿。他整个人看起来就像一支训练队伍的长官。不过一个小时后，我相信他就会出现在“玻璃屋”，西装革履，风度翩翩，派头像个老板，当然可能他就是老板，有大把的钞票，健康的身体，当然他也有大把的时间去赚到这两样，无论出现在哪儿都是赢家。
电梯来了，他看了我一眼，等我进了电梯才进去。电梯服务员一看到他就毕恭毕敬地向他行礼，他点点头。我们都到大厅。布兰登一出电梯就走到服务台，柜台里的服务员满脸堆笑地递给他一叠信件，这个服务员我以前没有见过。布兰登靠着柜台一角，把这些信件一一拆封，然后顺手丢到旁边的垃圾筒。大部分信件都是这个下场。我身边有个陈列旅游手册的架子，我顺手拿起一本，点着一支烟，翻看了一会儿。
似乎有一封信引起了布兰登的兴趣，他来回读了几遍。我能看出来那是一封手写的信笺，用的是旅馆的信纸，但是由于他的肩膀挡着，我只能看到这些。他拿着信站了一会儿，然后弯腰从垃圾筒中拿出一个信封反复研究。接着他把信装进口袋，挪到柜台中间，把信封递给服务员。
“这是本人送来的，你有没有注意到是谁？我似乎不认识这个人。”
服务员看了看信封点点头，“是的，布兰登先生。我刚来，一个男人留下这封信。中年人，比较胖，戴一副眼镜，穿一身灰色西装，外面罩着大衣，戴一顶灰不溜秋的帽子。看起来不像本地人，有点寒酸，不是什么有头脸的人物。”
“他说了要找我吗？”
“没有，先生。他只是让我把信放进您的信箱。有什么问题吗，布兰登先生？”
“看起来像个笨蛋吗？”
服务员摇摇头，“就像我说的，是个小人物。”
布兰登咯咯笑起来。“他想让我捐五十美金给摩门教堂，显然这家伙脑袋有问题。”他拿起柜台上的信封，放进口袋，刚转身离开，又回头问道：“看到拉瑞·米切尔了吗？”
“从我上班就没有看到他，布兰登先生，不过我上班也才两个小时。”
“谢谢。”
布兰登走向电梯门，进了电梯。这次他乘的是另一部，里面的电梯管理员满脸堆笑，对他说了些什么。布兰登没有答话，连看都没看他一眼。电梯门合上时，服务员似乎是一脸委屈，而布兰登则皱着眉头，生气的布兰登似乎没有那么英俊了。
我把旅游手册放回架子上，走向柜台。服务员漫不经心地瞟了我一眼，他的眼神摆明了不当我是这里的客人。“什么事，先生？”
他满头灰发，举止得体。
“我本来想打听米切尔先生，不过刚刚听到你说了。”
“房间电话在那边，”他抬了抬下巴示意，“接线生会帮你接通。”
“我不这么认为。”
“什么意思？”
我拉开外套，作势要掏出记事本。我看到那个服务员瞄到我腋下的枪托，眼珠一下呆住了，我拿出记事本，抽出一张名片。
“方便让我见见你们经理吗？如果你们有经理的话。”
他拿起名片，看了看又抬头看看我，“请到大厅里坐一下，马洛先生。”
“谢谢。”
等我转身离开柜台，他走到电话旁，拿起话筒。我穿过走廊，找个靠墙的椅子坐下，从这儿我能看到柜台。我没等太久。
一个男人走过来，背挺得笔直，脸板得僵硬，皮肤苍白，估计除了偶尔脸红，肤色就没变过。他头发梳得高而挺直，是闪着红光的金发。他站在走廊里，目光缓缓扫过大厅，在我身上没有比在别人身上多停留一秒，但他接着就走过来坐在我旁边的椅子上。他身穿一件棕色外套，系一条棕色和黄色相间的领带，衣着合体，两颊长着金黄柔软的毛发，头上几缕灰色头发更增添了几分优雅的味道。
“我叫亚夫伦，”他对我说，但并没有看我，“我知道你的名字，我兜里有你的名片，有什么问题吗？”
“一个叫米切尔的男人，我找他。拉瑞·米切尔。”
“你要找他，什么事？”
“公事。我为什么不能找他？”
“不是不能找他。他出城了，今天一早就离开了。”
“我听说了。不过我还是有疑问，他不是昨天刚到家吗？他从洛杉矶总站提了车，一路开回来。他的钱也花光了，晚饭还是蹭的，在‘玻璃屋’和一个女孩一起吃的。他几乎喝得烂醉——或者假装烂醉，这样他就不用付账了。”
“在这儿他可以记账，”亚夫伦满不在乎地说，一边说一边注意着大厅里的动静，好像怕那些玩卡纳斯塔牌的人会突然拔出枪来干掉牌友，或者担心那些拼图的老太太会突然撕扯对方的头发。他脸上只有两种表情——酷和太酷。“米切尔先生在艾斯梅拉达很有名。”
“哦，不过并不怎么受欢迎吧。”我说。
他转过头，冷冷地看了我一眼，“我是这儿的助理经理，马洛先生，同时也是保安主任，我不能和你讨论一位客人的声誉。”
“你不用和我讨论，我本来就了解，从各种渠道打听到的。我调查过他，昨晚他敲诈了一个人，而且敲了一大笔，据说他还收拾了行李。”
“谁告诉你的？”他问道，神情有些局促。
我拒绝回答，尽力表现得态度强硬。“首先我给你三条线索，”我说，“第一，昨晚他的床上没有睡过人。第二，今天有人向服务台报告他的房间已经打扫完毕。第三，今晚你们的一位晚班工作人员将不会来上班，因为得帮米切尔搬他那堆东西。”
亚夫伦看看我，然后把目光再次扫向大厅。“除了这张名片，还有没有其他东西证明你的身份？任何人都能印个名片唬人。”
我掏出皮夹，露出执照上小照片的一角，递给他。他看了一眼便还给我，我收了起来。
“我们有自己的办法处理这类麻烦，”他说，“这种事在任何一家旅馆都会发生。我们不需要你的帮助。我们也不喜欢大厅里有人携带枪支。服务员刚才看到你带枪了，客人也可能会看到。九个月前这儿发生过一起持枪抢劫案，一个歹徒死了，是我开枪打死的。”
“我在报纸上看到了，”我说，“真是把我吓坏了。”
“你只是读到了一部分。接下来的一周，我们损失了四五千块的生意，客人们纷纷退房，明白了吗？”
“我故意让服务员看到我的枪托。我一整天都在寻找米切尔，每个人都支支吾吾。如果这个人真的退了房，为什么不直接说？我又不是来查他是不是赖账。”
“没有人说他赖账。他的账单，马洛先生，都付清了。那么您还有什么要问的吗？”
“那他退房这事为什么要保密呢？”
他露出轻蔑的神气，“没有人这么说。你没听明白。听好了，我说他出城旅游去了，他的账单付清了。我没说他带了多少行李，也没说他不保留房间，更没说他收拾了所有行李。你到底要弄清楚什么？”
“谁替他付的账？”
他的脸微微红了一下，“听着，混蛋，我告诉过你是他自己付的，他本人，昨天晚上，付清了，而且预付了一个礼拜的。我可是耐心回答了你的问题，现在轮到你告诉我，你到底在想什么？”
“现在什么也不想了，我的想法都被你推翻了。我只想知道他为什么预付一周的房费。”
亚夫伦笑了——这笑容很不易察觉，像定金一般象征性地挤出一点。“听着，马洛，我在军校学习过五年，能一眼看穿一个人——就拿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人，他预付房费只是为了讨好我们，因为这样有好处。”
“他以前也是提前预付吗？”
“真见鬼……”
“说话小心些，”我打断他，“那位拄拐杖的老绅士可一直注意着你呢。”
他的视线穿过大厅，那儿有一位消瘦、苍老、毫无血色的老人坐在一把低矮的圆背垫椅上，下巴靠在戴着手套的双手上，而那双手则撑在一支拐杖上，他目不转睛地盯着我们这边。
“哦，他呀，他看不了这么远。他八十多岁了。”
他起身面对着我，“现在，问完了？”他平静地说，“你是私家侦探，受人之托。我只对保护旅馆感兴趣。下次别带枪来，如果你有什么问题，尽管找我。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别到处乱说，我们可不喜欢这样。如果我告你寻衅滋事，你会发现这里的警察可不太友好。”
“我走之前可以买杯酒喝吧？”
“先把你的外套扣好。”
“五年的军校教育果然不同寻常。”我仰起头钦佩地看着他说。
“足够对付你们这些人，”他迅速点点头，穿过拱门离开了，依然腰板挺直，挺胸收下巴，一副健壮的硬汉模样。一个熟练的老手，他的一番话，摆平了我印在名片上的唬人的伎俩。
然后我发现那位坐在矮椅上的老人，举着一只放在手杖上的戴手套的手，伸出一根手指对着我，我也伸出一只手指着自己胸口，问是指的我吗？他点点头，于是我走过去。
他确实年纪大了，但是并不糊涂和眼花。他的满头白发优雅地从中间分开，挺直修长的鼻梁上布满皱纹，一双失去光泽的蓝眼睛仍然十分锐利，只是眼睑已十分松弛。一只耳朵上装着助听器，灰红色，正如他耳垂的颜色。手上的小羊皮手套袖口处外翻，擦得锃亮的皮鞋上还套着灰色鞋套。
“拉把椅子坐下，小伙子。”他的声音轻飘而沙哑，如同竹叶的沙沙声。
我坐在他旁边。他眯着眼看着我，嘴角带着微笑，“我们优秀的亚夫伦先生在军校学习了五年，显然他已经告诉你了。”
“是的，先生，反间谍小组。”
“说受过军校教育就意味着告诉别人他满嘴谬论。言归正题，你在打听米切尔先生是怎么付清账单的？”
我盯着他，盯着他的助听器。他拍拍胸前的口袋，“在这玩意发明之前很久我就聋了。当时我想阻止一个打猎者，是我失算，我突然抓他，把他给吓住了。那时我还太年轻，不想耳朵上戴个大喇叭，所以我就学了唇语。当然这事花了我好长时间。”
“那米切尔的事呢，先生？”
“我们接下来就会谈到他。别着急。”他抬起头，点头示意。
一个声音响起来：“晚上好，克拉伦登先生。”一名侍者正从身边经过走向吧台。克拉伦登的目光跟随着他。
“别理他，”他说，“他是个小人。我在旅馆大堂、休息室、酒吧厮混，世界各地旅馆的走廊、阳台、温室花园看得多了。我是家族中在这世上活得最久的一个，就这么无所事事，到处管闲事，直到有一天让人送进医院一侧的通风病房。那时就得让那些穿白大褂的怪物摆布我。床一会儿摇上去，一会儿摇下来，吃那些推车推进来的可怕的毫无爱心的病号饭。一会儿把脉，一会儿量体温，即使你睡着了，他们也得折腾。成天只能躺在那儿听着护士们浆得硬邦邦的裙子发出的沙沙声，或是医院无菌地板上胶鞋走过发出的黏糊糊的声音。每天对着医生们呆板的微笑，心里直发毛。过不了多久，他们就会给我戴上氧气罩，给那张小白床装上监视仪，没准不知不觉就去了那个一生中只去一次的地方。”
他慢慢转过头来看着我。“显然，我话太多了，你叫什么，先生？”
“菲利普·马洛。”
“我是亨利·克拉伦登四世。我是过去所谓的那种上层阶级，格罗顿、哈佛、海德堡或索邦大学出身的人。我甚至还在乌普萨拉 [1] 待过一年，不记得为什么去那儿了。反正就是要过那种悠闲的生活。这么说你是个私家侦探，终于要说到别人了，你看。”
“是的，先生。”
“你要打听事应该来找我。不过你原来也不知道。”
我摇摇头，点着一支烟，递给亨利·克拉伦登四世先生，他含糊地点头表示拒绝。
“但是，马洛先生，有些事情你一定要知道，在世界上任何一家高级旅馆，总有这么一些老人，不论男女，他们坐在大厅里，像猫头鹰一样盯着一切。他们观察、聆听、比较分析，研究这儿的每一个人，发生的每一件事。他们没有别的事干，因为旅馆生活是这世上最无聊的生活之一，显然我现在也让你觉得无聊吧。”
“我更想听您谈谈米切尔，先生，至少今晚是这样，克拉伦登先生。”
“当然，我以自我为中心，脾气古怪，像个女学生一样叽叽喳喳。看到那边那个玩卡纳斯塔牌的黑头发的漂亮女人了吗？戴着一大堆珠宝，架着厚重金边眼镜的那个？”
他既没有指也没有看什么人。但是我还是认出了那个人，她打扮过时，神情冰冷，是画中那种“冰美人”的类型。
“她叫玛格·威斯特，离了七次婚，很有钱，长得也不赖，但是总留不住男人。她把男人抓得太紧，不过她也不傻。现在她会和像米切尔这样的男人约会，给他钱，替他付账单，但是绝不会嫁给他。他们昨天晚上吵了一架，不过我相信她还是替他付了账单，她以前经常这么干。”
“我还以为他每月靠多伦多的父亲接济，大概不够他用吧？”
亨利·克拉伦登四世讽刺地笑了，“我亲爱的小朋友，米切尔根本没有什么多伦多的父亲。没有谁每个月寄钱给他，他靠女人生活，所以他能住在这样的旅馆中。总有一些富有但寂寞的女人住在豪华旅馆里。她可能不漂亮，也可能不年轻，但是她有别的让人销魂的魅力。在艾斯梅拉达淡季时，大约从德尔玛尔赛马会结束到二月中旬这段时间，生意很淡，米切尔这时一般就会去旅行——手头宽裕的话就去西班牙的马约卡岛或瑞士，手头紧就去佛罗里达或加勒比海的小岛。今年，这家伙不太走运，我想他的钱只够去华盛顿了。”
他瞟了我一眼，我仍然保持着礼貌态度，就像一个有教养的年轻人（在他看来的年轻人）对待一个爱唠叨的老人那样。
“好吧，”我说，“她替他付了房钱，也许没错。但是为什么要预付一周的呢？”
他把一只裹着手套的手搭在另一只上，接着让手杖倾斜，上半身前倾，眼睛盯着地毯上的花纹。终于他上下牙打了个颤，看来问题已经解决，他又重新坐直。
“那笔钱是分手费，”他干巴巴地说，“这段罗曼史结束了。威斯特太太，套句老话，已经玩够了。当然，昨天米切尔有个新伴儿出现，那是个栗色头发的姑娘。栗子红，不是火红，也不是草莓红。我看他们的关系不一般，两个人似乎各怀心事。”
“米切尔会勒索女人吗？”
他咯咯笑了。“就算是襁褓里的婴儿他都下得去手。一个靠女人吃饭的男人到头来总是勒索她们，只不过他们不这样说。只要他的手能伸到她们藏钱的地方，他就会偷。米切尔以玛格·威斯特的名义伪造了两张支票，这件事终结了这段关系。不用说她有的是支票，但是她情愿守着票子，也不要男人。”
“克拉伦登先生，我对您非常尊敬，但是您是怎么知道这些事情的？”
“她告诉我的。她趴在我肩膀上大哭来着。”他看着那个漂亮的黑头发女人，“她当时并不确定是否要告诉我真相，但是最后还是说给了我听。”
“那您为什么要告诉我呢？”
他露出牙齿，笑得有些吓人。“我太迟钝了，原本我该迎娶玛格·威斯特。那就会是完全不同的情景了。一点小事就能让我这个年纪的人乐上半天，一只蜂鸟，鲜花开放的特别方式——为什么长到一定程度花瓣就会从某个角度绽放呢？为什么花苞会按特定的顺序开放？为什么未展开的花苞顶端就像一个鸟喙，衬上蓝橘色的花托，看起来就像一只天堂鸟？神明明可以创造一个简单的世界，为什么他要让世间这么多变复杂呢？他是万能的吗？他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力量？世间的无辜生命总是承受这么多痛苦。为什么一只被雪貂捕获的母兔宁肯自己的脖子被咬断也要保护身后的孩子？为什么？再过两个星期，她就根本认不出她的孩子了。你相信上帝吗，年轻人？”这会儿他扯得更远了，但是看来我还得继续附和。“如果你说上帝是万能的，而这个万能的上帝让万事万物各有其规律，那我可不认同。”
“但是你应该相信，马洛。这是个巨大的安慰，我们最终都会回归自然，因为人终须一死，然后化为尘土。或许对于有些人而言，就是这么回事。但对有些人来说并不是这样。谈到来生，我有许多严肃的问题。让我在天堂跟刚果黑人、中国苦力、中东地毯贩子甚至好莱坞制片人住在一起，我实在不见得喜欢。我大概是个势利眼，尽管这种品味不高。我也无法想象天堂是由一位长着白胡子、受人尊敬的人物——我们这儿叫上帝——掌管的。这些都是心智不成熟的人的愚蠢想法。但是一个人的信仰再愚蠢也不该对他指手画脚。当然我也没有理由认为自己将会上天堂。事实上，那还真有点无聊。反过来，那些没受洗就夭折的婴儿和职业杀手、纳粹或苏共政治局成员同处十八层地狱，也让人不敢想象。一个人的良善行为，他伟大无私的英雄主义，他在这个严酷的世界中坚持下来的勇气——多么奇怪，尽管他有这些美好的品质，命运却比一般人曲折得多。这多么不合情理。别告诉我荣誉感只是人体的化学反应，舍己救人只是遵照现行的行为准则。难道上帝会乐意看到一只孤零零的野猫被毒死在告示板后头？难道上帝乐意让世间如此冷酷，只有适者才能生存吗？适者又是适应的什么呢？哦，不，才不是。如果上帝真的是无所不能，无所不知，他才不会给自己找麻烦创造出这么一个世界。没有失败，就不可能有成功，没有坚持，就没有艺术。不知道这样说算不算渎神，当世间一切都不对头的时候，上帝的日子也不好过，而上帝的日子还很长，很长。”
“您是个哲人，克拉伦登先生。不过您的话可是离题太远了。”
他微微笑了笑，“你认为我信口开河跑题了吧？没有，先生。像威斯特那样的女人总是会嫁给以下几种人：故作高贵的骗财郎，留络腮胡子的探戈舞王，一身腱子肉的健美教练，过气的法国意大利贵族，虚有其表的中东小王子，一个不如一个。最惨的是嫁给米切尔那样的男人。如果她嫁给我，尽管又老又无趣，但至少还是嫁给了一位绅士。”
“是的。”
他咯咯笑起来，“这种语气表示对亨利·克拉伦登四世感到厌烦。我不责备你，好吧，马洛先生，你为什么对米切尔感兴趣？不过我猜你不会告诉我。”
“没错，先生。我不能说。我只是想知道他为什么刚回来就这么快又走了，谁给付的账单，为什么替他付，如果是威斯特太太，或者什么阔绰朋友，比如克拉克·布兰登，有什么必要替他预付一个星期？”
他那稀疏的眉毛向上挑起，“布兰登只消打一个电话就能替他订房，威斯特太太可能会给他钱让他自己付账，但是预付一周的房费？为什么我们的亚夫伦要这样说，他在暗示什么？”
“那暗示米切尔有事，旅馆不愿让人知道。可能会给旅馆带来负面影响。”
“比如？”
“自杀，或者谋杀一类的事情，我是指。这只是打个比方。你应该了解这类大旅馆对客人跳窗这种事很少愿意提及。但出事的老是这些市中心，或者名气响亮的大旅馆之类的地方。如果那些相当高级的旅馆出了事，你一般很少在大厅里看到警察，哪怕事发地就在楼上。”
他的眼神转向一边，我也跟着看过去。那边玩卡纳斯塔牌的桌子已经散伙，那位精心打扮但冷若冰霜的叫玛格·威斯特的女人和一个男人踱向吧台，她手中拿着的长烟嘴翘起，好像船首的桅杆。
“然后呢？”
“呃，”我赶紧说，好让他回过神来，“如果米切尔保留了他的房间，无论是哪间——”
“四一四，”克拉伦登平静地说，“靠海那边，淡季时十四美金一晚，旺季时十八美金。”
“对他这样的家伙来说真不便宜，但是我们假设他订下来了。那么不管发生了什么，他只是离开几天，开着车，并在早晨七点钟拿了行李。他挑的这个时间真有趣，何况昨天深夜他还醉得像只臭鼬。”
克拉伦登向后一靠，双手就垂在手杖上。能看出他渐感疲累，“要真是这样，旅馆不是应该更愿意让你相信他好好地离开了？而你就会去别的地方找他，如果你真的在找他的话。”
他白了我一眼，然后对我露齿一笑。
“我没给你留下好印象，马洛先生，我喋喋不休，但并不只是要人听我唠唠叨叨。我反正也听不到。讲话能让我观察别人，还不显得唐突。刚才我一直在观察你，我的直觉——如果这个措辞准确的话——告诉我，你对米切尔并不真正感兴趣。否则你不会公开打听他。”
“啊哈，可能吧。”我说。这真是整场谈话的败笔，本来应该是亨利·克拉伦登四世处于被动地位，但现在我却无话可说。
“走吧，”他说，“我累了，要上楼躺一会儿。很高兴见到您，马洛先生。”他慢慢站起来，费了好大劲，才依靠拐杖稳住身体。我紧靠他身边站着。
“我不跟人握手，”他说，“我的手很难看，握的时候会痛。戴手套就是因为这个。晚安，万一没机会见面，那就祝你好运。”
他缓缓地走开，头仰得很高。看得出来，走路对他而言不容易。从大厅到拱形门有两级阶梯，他一次跨一级，中间停歇了好一会儿。他总是先跨出右脚，再把左手边的拐杖向前探。他穿过拱形门，慢慢向电梯移过去。我一路看着他进了电梯，才确定他没问题。
接着我向吧台踱去。玛格·威斯特太太和她的一个卡纳斯塔牌牌友坐在昏暗的角落里。侍者正替他们上酒。我没有太关注他们，因为在远处一个靠墙的卡座上有个我更熟悉的人，独自坐在那儿。
她仍然穿着那身衣服，只是头上的束发带掉了下来，头发松松地披在脸庞周围。
我刚坐下，侍者就上前来，我一点完，他就走开了。不知哪个角落的唱机播放着低沉、谄媚顾客的曲子。
她浅浅一笑。“抱歉上次对你发脾气，”她说，“我太无礼了。”
“没事，是我招惹你的。”
“你是来这儿找我的吗？”
“不算是。”
“你——哦，我差点忘了，”她伸手拿包放到膝盖上，翻找了一阵拿出个小东西递过来。那东西尽管小，但我还能看清楚，那是一本旅行支票，“我答应给你的。”
“不用。”
“拿着，你这个傻瓜！我不想让侍者看到。”
我拿过支票簿塞进钱包，从外套里袋中抽出一本收据，先填存根，再写收据：“兹收到加州艾斯梅拉达卡萨旅馆的贝蒂·梅菲尔德小姐所付总额为五千美元整的美国通运旅行支票，每张最小面额一百美元。经持票者同意署名，该款由本人代为保管，保管日期不限，直至新的费用合约商定前，且本人同意接受雇聘关系。署名者。”
我在这段冗长的说明后签上名，然后把本子拿给她看。
“看一遍，在右下角签上名。”
她接过去凑近灯光下看。
“你真麻烦，”她说，“你到底要干什么？”
“只是诚实起见，希望你也这样认为。”
她拿起我的钢笔签了名，再把那玩意还给我。我撕下正本，递给她，把收据收好。
侍者过来放下我的酒，并没有等我付账。因为贝蒂对他摇摇头，他就离开了。
“你为什么不问问我有没有找到拉瑞？”
“好吧，你找到拉瑞了吗，马洛先生？”
“没有。他从这家旅馆消失了，他的房间在四楼，恰好跟你那个房间的位置一样，应该就是正下方那一间。他拿了九件行李，全塞进他那辆别克里。有个偷窥者，叫亚夫伦——他自称什么助理经理和安保主任——说米切尔付清了账单，还预付了一周的房费，他满意得很，没什么要担心的。当然，他不喜欢我。”
“有人喜欢你吗？”
“你啊——在你眼中我值五千美金呢。”
“哦，你这个白痴。你说米切尔会回来吗？”
“我告诉过你他预付了一周的房费。”
她平静地啜了口酒，“你是说过，但是这也并不能表示他就会回来。”
“当然，只是虚晃一枪，比方说。要我说，钱根本不是他付的，而是别人替他付的，这样他才有时间趁机干点什么——比如处理掉昨天晚上你阳台上的那具尸体。前提是，你阳台上得有具尸体。”
“住口！”
她喝完酒，捻熄烟蒂，站起身走了，留下我付账。我付了钱，不假思索地穿过大厅，我可能只是凭直觉这么做，结果看到戈布尔进了电梯。他的神情似乎有些紧张。当他转过身时看到了我，或者并没有看到，但他似乎并不认识我。电梯上去了。
我出去取了车，驾车回到朗齐奥·德斯坎萨德旅馆。回到房间，我往沙发一躺，就呼呼睡去。折腾了好几天，我需要好好睡一觉来让大脑清醒，并好好整理一下头绪，如此才能明了自己这几天到底在做什么。
注释
[1] 瑞典东南部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