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克莱德·乌姆纳办公室这样的小律师事务所遍地都是，墙上镶嵌着垂直交叉的刨光的胶合板，看上去像个棋盘。灯光柔和，地毯柔软，家具是浅色系的，椅子看起来很舒服，当然这儿的收费可能也很高昂。金属窗框朝外开着，屋后有一个整洁的小型停车场，每一个车位上都有一块白色牌子，上面喷着漆注明车主姓名。奇怪的是克莱德·乌姆纳的车位是空的，所以我把车停在那儿。可能他有私人司机接他上班。这栋建筑有四层，外观崭新，里面都是医生诊所和律师事务所。
我进去时，弗米利耶小姐正在以梳理一头栗色秀发的方式迎接一天的繁忙工作。我觉得她这次好像不如上次靓丽，可能是穿着的问题。她放下小镜子，给自己点了根烟。
“哎哟，看看谁来了，‘硬汉’先生大驾光临，有何贵干呐？”
“乌姆纳在等我。”
“要叫乌姆纳先生，小子。”
“该叫兄弟，大姐。”
她立刻火冒三丈，“别叫我‘大姐’，你这个下贱坯子！”
“那么别叫我下贱坯子，你这个‘高级秘书’，今晚怎么安排？别告诉我又要和一群水手出去。”
她的脸立即变得红一块白一块。她一把抓起一个镇纸，但终究没有把它砸向我。“你这个婊子养的！”她尖声骂道。然后她在通话机上按了一个键，待对方回应后说：“马洛先生到了，乌姆纳先生。”
然后她向椅背上一靠，摆出冰冷的面孔，说：“我有一些朋友，能把你修理得老老实实，让你再也猖狂不起来。”
“有人曾经这么干过，他们可付出了不少努力，”我说，“不过努力并不等同于有天分。”
我们俩突然爆出一阵大笑。门开了，乌姆纳先生探出头来，他抬了抬下巴，示意我进去，但是眼睛却看着那个栗色头发女郎。
我进去不一会儿他关上门，走到那张巨大的半圆形办公桌后面，墨色的皮质桌面上堆放着重要文件。他是个整洁干练的男人，衣着讲究，可惜腿有些短，鼻子稍长，头发稀疏。一双清澈的棕色眼睛使得他这律师的角色显得十分可信。
“你在跟我的秘书调情？”他以十分清晰的语调问。
“才不是，我们只是说说笑话。”
我坐在客座上，摆出一副尊敬的神情看着他。
“她看起来好像被气疯了。”他盘踞在那把主管的椅子上，脸色十分难看。
“那不怪我，她已经安排好了三个星期的约会，”我说，“我可等不了那么长时间。”
“我警告你，马洛，趁早放手，她是私人财产，不会给你机会的，这女人除了是个漂亮尤物，还聪明伶俐得很。”
“你是说她‘也会’打字和速记？”
“什么叫‘也会’？”他的脸一下子涨红了，“我受够了你的胡言乱语。小心点，别玩过火。我在这城里有足够的影响力，随便动动嘴就能让你寸步难行。现在让我听听你的报告，简短些，直接说重点。”
“您给华盛顿打电话了吗？”
“别管我做什么，我想现在听你说，其余的是我自己的事。金小姐此时在哪儿？”他拿起一支削尖的铅笔，从一个黑银相间的保温壶中给自己倒了一杯水。
“我们做个交易，”我说，“你告诉我找她的动机，而我告诉你她在哪儿。”
“我花钱雇你，”他厉声说道，“不必向你报告任何事情。”他语气仍然强硬，但是多少有软下来的迹象。
“我还没有说愿意成为你的雇员，乌姆纳先生，我并没有兑现您的支票，也没有和您签合同。”
“你接了案子，收了订金。”
“弗米利耶小姐是给了我二百五十美金作为订金，另外二百作为开销。但是我从来没有兑现过，还给你。”我从口袋里拿出两张支票，扔在他面前的桌子上。“你最好先收回这钱，等弄清楚你是想找一个侦探还是只想找个唯你命是从的家伙，然后我再来决定是否要接受这个活儿，顺便想想自己会不会蒙在鼓里，被当个傻子耍弄。”
他低头看着支票，一脸不高兴，“你已经动用了这钱。”他慢慢说。
“当然，乌姆纳先生。我还有点小积蓄——你可以扣除这些花费。我也没白费力气，从这个案子中得到了不少乐趣。”
“你是个榆木脑袋，马洛。”
“可能是吧，但是我必须得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否则恕难从命。我告诉你，这个女孩被勒索了。你的华盛顿朋友一定知道其中的原委。如果她是个骗子，那也好，但是得告诉我一声，有人出更高的价钱等着我呢。”
“有人出高价你就见风使舵啦？”他愤怒地质问，“这可不道德。”
我大笑起来，“现在跟我谈道德。看来我们聊到点子上了。”
他抽出一根烟，然后用一个打火机点着。这个打火机很考究，和桌上的热水壶、文具是相配套的。
“我还是不喜欢你这副嘴脸，”他低声咆哮，“到昨天为止我对这件事的了解并不比你多，我相信一家著名的律师事务所绝不会要我干什么违背法律、有违道德的事情。既然这个女孩并非逃亡，那么我猜可能是家庭纠纷一类的事情，比如她是一个私奔的妻子或女儿，一个不肯配合但又无法继续扣留的重要证人等等。这些只是猜测，今天早晨，事情有了一点进展。”
他起身走到大窗户前，动手调整百叶窗角度，避免阳光直射他的办公桌。然后他站在那儿抽烟，向外看了一会儿，然后回到办公桌前，再次坐下来。
“今天早晨，”他继续缓慢地说道，眉头紧锁，若有所思，“我跟华盛顿的同行谈过后才知道，这个女孩原来是一个有钱有势的大人物的秘书——但没有透露这大人物是谁——她携带着一些机密的私人文件逃走了。这些文件如果公之于众，会对他造成巨大的损失，至于多大的损失我无从得知，可能是他偷税漏税的证据，这年头什么事都有。”
“她拿这些文件勒索他？”
乌姆纳点点头。“这是合理的猜测，否则这些文件对她毫无价值。这个大人物，我们姑且叫他A先生，等到他发现这个姑娘跑了时，她早已远走高飞了。一检查档案，他才发现一些文件丢失了。他不想惊动警方，猜想这个女孩是想逃到一个觉得足够安全的地方，再重重敲他一笔以交换那些文件。他想让人神不知鬼不觉地跟踪这个女孩，然后轻而易举地抓到她。尤其要防止她和一些嗅觉灵敏的律师接上头，我不得不遗憾地说，这类人真是遍地都是。这些人一旦插手，这个女孩恐怕连受审这关都能逃过。现在你说有人要勒索她，我倒想听听，是什么情况？”
“如果你这个故事站得住脚，那有可能是因为他有把握让她的计划无法得逞。”我说，“可能他抓着她的一些把柄，而不必受她控制。”
“你说如果我的故事站得住脚，”他奋然作色，“你什么意思？”
“你这说法漏洞多得和排水孔一样。我看你也被耍了，乌姆纳先生。如果文件像你说的那么重要，又不得不保存，人们会把它放在哪儿？当然是在一个秘书不能轻易找到的地方。另外，除非在她走之前就得到她要逃跑的消息，否则怎能派人一路跟踪她到车站？其次，尽管她买了去加利福尼亚的车票，但是她可能在中途任何一站下车。所以，车上一定有人一直盯着她。如果是这样，为什么还需要我去跟踪她？第三点，如你所说，这是一家分支机构遍布全国的律师事务所的案子，竟然让一个人去完成跟踪任务，这也太冒险了，它怎会犯这种白痴的错误。我昨天就跟丢了，还有可能再次跟丢。任何大范围的跟踪任务，标准的跟踪人员最低配额是六个，而且正如我所说——这是最低标准。在大城市甚至需要十二个人。这些人员需要吃饭、住宿、换装，如果开车跟踪，还需要有人换班，这样找停车位时才能继续跟踪，而大型百货公司和旅馆可能有六七个出口。在洛杉矶总站，这个女孩在众目睽睽之下晃了三个多小时，而你华盛顿的朋友所做的就是寄来一张照片，给你打个电话，然后回家去看电视。”
“分析得条清缕晰，还有吗？”他面无表情地说。
“还有一点。为什么——如果她事先不知道被跟踪——她要改名换姓？如果预料到被跟踪，为什么她又轻易暴露自己的行踪？我告诉过你，还有两个家伙也在盯着她，一个是来自堪萨斯的私人侦探叫戈布尔，他昨天就到了艾斯梅拉达，轻而易举就找到了她，谁告诉他的？我为了追踪她，不得不贿赂一个出租车司机，用他的无线电找到她乘坐车辆的行踪，这样我才不至于跟丢。那么为什么要雇我做这件事？”
“你会知道的，”乌姆纳简短地应付我，“你说那两个盯着她的人是谁？”
“一个花花公子叫米切尔。他是本地人，在火车上遇到那个女孩，为她在艾斯梅拉达订了房间。这两人关系就是这样，”我伸出两根手指交叉在一起，“不过这女孩恨这个家伙，他似乎抓住了这个女孩的什么把柄，她因此而怕他。他知道她的身份，来自哪里，经历过什么，也知道她为什么要隐姓埋名。我只听到这些，不足以准确地判断。”
乌姆纳讽刺地说：“这个女孩在火车上当然会有人盯着，你以为我们是白痴吗？你不过就是个诱饵，来诱出她的同伙。鉴于你的名声——尽管不咋地——我指望你能演出水准，让她注意你。我猜你知道‘明饵’吧？”
“当然，派一个人故意引起目标警觉，然后目标就会想办法甩掉他，这样另一个跟踪者就能趁其不备抓住他。”
“你就是那个人，”他轻蔑地对我咧嘴一笑，“可是你还没有告诉我她的下落。”
我不想告诉他，但是我又知道不得不说，因为在某种程度上我已经接受了这份合同，退钱只是威胁他的手段，逼他告诉我一些信息。
我伸手到桌上拿起那张二百五十元的支票，“这张支票我拿走，当作这个案子的全部费用，所有开销都包括在内。她现在在艾斯梅拉达的卡萨旅馆，用贝蒂·梅菲尔德的名字登记的。她携带巨款，不过当然你那家神通广大的东家一定已经事先知道这些了。”
我站起身，“谢谢你给我派了这趟差，乌姆纳先生。”
我走出去，带上门。弗米利耶小姐从杂志上抬起头来，我听到她办公桌里传来模模糊糊的“咔嗒”一声。
“很抱歉刚才有所冒犯”，我说，“我昨天晚上没睡好。”
“算了，就当我们扯平了。再这样几个来回，我没准就喜欢上你了。你这种小流氓还有点可爱。”
“承蒙夸奖。”我边说边走到了门边，用“如饥似渴”来形容她或许有些过分，但是把她搞到手不会比搞到通用汽车公司的控股权更费力。
我又转过身来关上了门。
“我想今天晚上不会下雨，是不是？真可惜，如果是个雨夜，我们可以找个地方喝喝酒，聊聊天，如果你恰巧不忙的话。”
她摆出一副冰冷的面孔，“去哪儿？”
“你来定。”
“要我接你吗？”
“求之不得啊，你那辆弗里伍德可是能给我撑好长一段时间的门面。”
“我想的可不是这一点。”
“其实我也是。”
“那就六点半左右，我要挑一双好丝袜。”
“我满怀期待。”
我们对视了一眼，随后我便匆匆离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