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顺利。“最高长官”号列车准点抵达，它一向如此。我的目标像一只戴着餐巾的袋鼠一样醒目。她手里只拿了一本平装书，一进大厅就把它扔到跟前的垃圾筒里。然后她坐下来，低头看着地板。她是我见过的那种不快乐的女孩。过了一会儿，她站起来，走到书架旁边，却一本书也没拿又走开了，接着看了一眼墙上的大钟，进了一间电话亭关上门，向投币孔投了一枚硬币，和什么人交谈了一会儿，表情仍然没有一丝变化。然后她挂了电话走到杂志架旁，拿起一本《新纽约人》，再次看了看表，就坐下读起书来。
她身穿一件深蓝色的定做的套装，领口处露出里面的白色衬衫，别着一支大大的蓝宝石胸针。她可能还戴了同款的耳环，但头发遮掩，我没有看见耳环。头发深栗色。她看起来和照片上一样，只是比想象中的稍高些。她头戴一顶深蓝绶带的帽子，一小截纱网飘缀下来，手上戴着手套。
过了一会儿，她穿过大厅拱门，外面停着一长排候客的出租车。她向左边张望，看了看那边的咖啡厅，又转身回到候车大厅，目光逐一扫过商店、报摊、服务台和坐在木椅上休息的人群。售票窗口有些开着，有些则关闭了，她对这些不感兴趣。她重新坐下，抬头看着大钟，摘下右手手套调试腕表，那是一块小巧精致的纯白金腕表，没有镶钻。她看起来也不见得有多温柔、多刻板或者多拘谨，但弗米利耶和她一比就显得轻佻随便多了。
这次她也没坐多久又站起身来回走动，先是出了候车厅走到院子里，然后回来又走进商店，在书架旁待了一会儿。显然，她似乎在等什么人，而这人的火车还没有到。她看起来就像一个在等候火车的姑娘。然后她进了咖啡厅，坐在一张高脚椅上，看看店里卖的东西，然后又开始读杂志。接着一个侍者自然端上冰水和菜单。她点了些什么，然后侍者走开，她继续读杂志。这时大约九点五十。
我穿过拱门出去，那儿有个戴红色贝雷帽的男孩正在出租车启动处等车。“你是‘最高长官’号的工作人员？”我问他。
“是的，算是吧。”他漫不经心地瞄了一眼我指间夹着的一块钱硬币。
“我在等人，他乘坐华盛顿到圣地亚哥那班车，有人下车了吗？”
“你是说下车，领走行李吗？”
我点点头。
他想了想，一双栗子般的双眼上下打量着我。“是有一个乘客下车，”他最后说，“你朋友长什么样？”
我描述了一个男人的相貌，有点像爱德华·阿诺德。贝雷帽摇了摇头。
“不是，先生。下车的那人根本不是这样。你的朋友可能还在车上。他们现在不必下车，可以在七十四号月台转车，十一点半车才开，火车现在还没到呢。”
我回到候车厅，透过玻璃向里看。
我跟踪的那个女人还在读杂志，漫不经心地啜饮咖啡，小口尝着点心。我走到一个电话亭，给我熟悉的一家车行打电话，要求他们如果我在半夜前不再打电话，就派人把我的车送回去。他们做这事有经验，手里都有一把备用钥匙。我走到车旁，拿出准备过夜的背包塞到一个小行李箱中。在宽敞的候车室，我买了一张去圣地亚哥的往返票，再快步返回咖啡厅。
我的目标还在那儿，但不再是一个人。一个家伙坐在她对面，微笑着和她谈话。很明显，她认识这个人而且不怎么喜欢他。这个家伙是个典型的加利福尼亚人，脚踩一双酒红色拖鞋，身穿一件黄格子衬衫，没系领带，外面罩一件浅黄色粗硬布运动衫。大约六英尺一英寸高，瘦高个儿，一张瘦瘦的自以为是的脸，满嘴乱七八糟的大牙，手里搓弄着一张纸片。
那人外套的胸袋里插着一块黄色手帕，像一束水仙花从那里探出头来。无疑，那女孩不喜欢他待在那儿。
他继续说话，手里揉搓着那张纸。终于，他耸耸肩膀，从椅子上站起身，伸出指尖在女人脸上滑过，那女孩猛然一躲。然后，他摊开那团纸，小心地放在她面前。他微笑地等待着。
她慢慢地把目光转向那张纸，眼神专注，刚伸手去拿，却被他抢先一步。他一把抓住纸片放进口袋，仍然微笑着。然后，他拿出一个活页便签本，用一支钢笔在上面写了些什么，撕下来放到她面前。那张才是她的。她拿起来看了看，放进皮包。最后，她看看他，终于露出微笑。我猜那个微笑是硬挤出来的。他拍拍她的手，然后离开那张桌子出去了。
他进了一间电话亭，关了门拨号，讲了一会儿话。然后那男人出来找到一个贝雷帽，让他带自己找到储物柜，拿出一个乳白色手提箱和一个同款的衣物箱。贝雷帽把这两个箱子拿出大门走到停车场，停在一辆锃亮的两门敞篷别克前。贝雷帽把行李斜着塞进车座后，拿了小费走了。穿运动外套、戴黄手帕的家伙钻进车里，倒车、戴上墨镜，点着一支烟，然后把车开走了。我记下车号，又回到大厅。
接下来的一个钟头就仿佛过了半个世纪。这个女孩离开咖啡厅，在候车厅继续读她的杂志，但是心不在焉，不时地重翻已经读过的部分。有时她根本就没在读书，只是捧着杂志，实际上什么也没有读进去。我拿了一份晚报，借报纸的掩饰监视她，不时在头脑中盘算着整件事，但并没有理出什么头绪，只是消磨时光罢了。
那个刚才和她共处一桌的家伙既然领了行李，下了车，那他极有可能和她坐同一班车，又同时下的车。而她的态度清楚地表明她并不喜欢那男人在身边转悠。但是他却有把握能凭着手中的一片纸威胁她，而事实也是如此，那女人后来对他客气多了。但是他们本来可以在车上悄悄地协商，但却下了车才谈，这只能说明他在火车上没拿到那张纸。
就在这时，这个女孩突然站起来，走到报摊前，拿了一包烟回来。她撕开烟盒抽出一支点燃。她有些笨拙地抽着烟，似乎以前没怎么抽过。抽完那支烟，她的表情似乎有了变化，变得越来越烦躁和凶狠，似乎她出于某种目的悄悄做了什么决定。我看看墙上的表，十点四十七分，我继续盘算着这一切。
那张皱巴巴的纸片看起来像页剪下的报纸，她试图抓住，但他不让，然后他在一张空白纸上写了一些字递给她，接着她就看着他笑了。结论：她一定有什么把柄抓在那个痞子手上，不得不假装喜欢他。
我考虑的另一点是那个男人之前离开过车站去了什么地方，可能去取车，也可能去找剪报，总之有各种各样的可能。那就意味着他不怕找不到她，这更强化了一点：他没有把话说完，只透露了一部分。也可能他自己也不太确定，这一点有待验证。但是现在，他亮出底牌后就安心地带着自己的行李，开着别克走了。可见，他不再担心找不到这个女人的行踪，有一种相当牢固的纽带把他们捆绑在一起。
十一点零五分，我把这一切都扔出脑海，开始换个角度思考。但一无所获。十一点十分，播音员广播说，前往圣安娜，欧申塞德，德尔玛尔和圣地亚哥的乘客可以在七十四号月台登车了。一大群人离开候车厅，那个女孩也在其中。另一群人在收票口。等那个女孩一穿过大门，我就奔往电话亭，扔进一枚硬币，拨通了克莱德·乌姆纳办公室的电话。
弗米利耶小姐接的电话，她除了报出一串号码再没说别的。
“我是马洛，乌姆纳先生在吗？”
她一副公事公办的腔调：“对不起，乌姆纳上庭去了，您有什么留言吗？”
“我找到了目标，她正在去圣地亚哥的火车上，在哪站下车不确定。”
“谢谢您，还有其他消息吗？”
“啊，有的，外面阳光明媚，我们的朋友却不会像您那样逍遥自在。她先是在咖啡厅吃早餐，这个大厅有一面玻璃墙对着候车厅。然后和一百五十号人挤在候车厅中等车，现在她已经待在列车的车厢中了。”
“我听明白了，谢谢你，我会尽快报告乌姆纳先生。你现在有什么初步结论了吗？”
“我的初步结论就是你有什么事瞒着我。”
她的语调突然变了，一定有什么人刚刚离开了办公室。“听着，小子，你是被雇来做事的，最好闭上嘴好好干，克莱德·乌姆纳在这座城里可是个呼风唤雨的人物。”
“谁要雨，美人？我宁可要啤酒瓶里装的那种水。如果心情好，我还可能用酒瓶演奏一曲呢。”
“你会得到该得到的。侦探——只要你活干得好。否则的话，明白了吗？”
“这是你对我说过的最动听的话，宝贝儿。再见。”
“听着，马洛，”她语气突然急促起来，“我并不想对你不礼貌。但这个案子对克莱德·乌姆纳来说非同小可。如果搞砸了，他可能就会失去一个重要的客户。我有必要告知你这一点。”
“很好，弗米利耶。我的潜意识应该都记住了，会不时地提醒自己这一点的。”
我挂了电话，进了检票口，下了回旋梯，又走一长段才到达月台。我一上车，就在令人心旷神怡的吸烟区坐下来，那儿已是烟雾缭绕，让你的喉咙颇感舒适，最后还能给你留下一片健康的肺叶。我装满烟斗点燃，加入到吞云吐雾的行列中。
火车开动了，在东洛杉矶的田野间蜿蜒前行，慢慢加速，然后到达第一站圣安娜。我的目标没有下车。在欧申塞德和德尔玛尔也没下。到达圣地亚哥，我迅速跳下车，先拦了一辆出租车，然后在这座古老哥特式风格的车站外等了八分钟，等贝雷帽帮我拿行李出来。然后，那个女孩也出来了。
她没有拦出租车，而是穿过街道，在街角转弯，进了一家租车行，不一会儿她就出来了，满脸沮丧。没有驾照是租不到车的，她不会这么没有常识吧。
她这次拦了一辆出租车，这辆车拐了个U形弯，一路向北狂奔而去。我让司机随后跟上，但却颇费了些口舌。
“您读侦探小说读多了吧，先生，在圣地亚哥我们可从来不干这事。”
我递给他一张五元的钞票，外加一张四英寸长，二又二分之一英寸宽的执照，他仔细检查了执照，甚至还检查了钞票，然后他抬起头看着街道。
“好吧，但是我要报告车行，”他说，“调度可能向警察局报告，这是我们这儿的规矩，兄弟。”
“听起来真是座宜居的模范城市，”我说，“你跟丢啦，他在前面两个街口左转了。”
司机把执照还给我。“跟丢了？”他简洁地说，“你认为我这部双向无线电话是干吗用的？”他拿起电话对着它讲起来。
他在爱什大道左转，冲向一〇一号高速公路，汇入车流之中，以四十英里的时速缓缓前行。我盯着他的后脑勺。
“放心吧，”司机头也没扭，抛给我一句话，“这五块钱是给我的小费吗？”
“没错，但是我怎么才能放心？”
“他们是去艾斯梅拉达，那地方在北边十二英里，靠近海边。除非他们中途变了主意，就算这样，也会有人告诉我——那条路最后通往一家全国连锁的旅馆叫‘朗齐奥·德斯坎萨德’，西班牙语，意思就是‘放轻松’，所以别担心。”
“嗨，早知如此，我根本就不用叫车跟踪嘛。”我说。
“您必须得认账，先生。我们可不是杂货店，想退就退。”
“你是墨西哥人？”
“我们不这样说，先生。我们说自己是西班牙裔美国人，美国土生土长的。我们有些人根本不会说西班牙语。”
“真可惜，”我用西班牙语说，“你们的语言很美。”
他扭过头来笑了，“兄弟，这说法，只有你自己相信吧。”
我们继续朝多伦斯海滩前进，穿过海滩，转向海岬。司机不停地拿起对讲机谈话，突然他转过头来说：“您不想让对方发现？”
“那个司机发现了吗？他会告诉他的乘客被跟踪了吗？”
“当然没有告诉她。我这不正问您嘛。”
“可以的话，超过他，赶在他们之前到。我再多加五块。”
“没问题。他不会发现我，一瓶特卡特酒的工夫，咱们就能超过他。”
我们穿过一个小小的购物中心，然后路变宽了些，一边的房子看起来高档而古老，而另一边的却是崭新的，应该也不便宜。道路又变窄了，我们行驶在一个限速二十五英里的路段。司机往右一转，开始抄近路，穿过几条狭窄的小街，闯过一个停车标志。我还没来得及看清到了哪儿，司机已经将车开到通往峡谷的坡道上。峡谷的一边就是微波荡漾的太平洋，峡谷与大海的相接处是宽阔而清浅的海滩，上面矗立着两座灯塔。到了峡谷的尽头，司机打算加大油门开向一扇大门，我阻止了他。大门上方有一块巨大的牌子，绿色底子上几个烫金大字：朗齐奥·德斯坎萨德。
“躲起来，”我说，“我想先确认下。”
他一调头上了高速公路，沿着石灰墙疾驶而下，然后拐进一条狭窄曲折的小巷，开到尽头停下车。我们正上方有一株枝叶繁茂的粗壮的桉树。我下了车，戴上墨镜，踱到高速路上，走近一辆鲜红色吉普，靠在车身上，车身上喷着服务站的名字。一辆出租车沿着山路下来，拐进了朗齐奥·德斯坎萨德。三分钟后出租车出来了，乘客已经下了车。出租车又沿原来的山路返回。我回到自己的出租车上。
“第423号出租车，”我说，“是同一辆车吗？”
“是的，现在怎么办？”
“再等一下，那家旅馆怎么样？”
“独栋楼房，每栋都有停车位。有些有一个，有些有两个。一楼最前面有间小办公室。这里淡旺季入住率相差很大，现在正是淡季，有大量的空房间，价钱也优惠一半。”
“再等五分钟，然后我进去登记住宿，放下行李，找地方租个车。”
他说这容易。在艾斯梅拉达，有三个租车行，按时间按里程计算的都有，想要什么样的都可以。
我们等了五分钟，现在刚过三点，我已经饿得前胸贴后背了。
我付了车钱，看他离开，然后穿过高速路走进办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