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现代中国来说，最重要的外邦莫过于日本。为了理解日本扮演的角色，有必要对这个国家作一番了解。现在，就让我们把目光投向日本。
读日本历史，最让人惊奇的一种情况是：几千年间，同一种力量、同一种信仰持续起作用。日本历史实际上也是以“维新”开篇，但这一维新跟1867—1868年的明治维新完全不一样。552年，佛教由朝鲜传入日本[1]。与此同时，日本对中华文明的了解更加深入。之前几个世纪里，中日偶有交流，彼此了解不多。日本人钟情这两样新东西，即佛教和中华文明。608年，两名日本学生（后来又来了很多）来到中国，意欲通晓中华文明。日本这个民族注重实验尝试。在向全国传播佛教以前，他们让一两个位高权重的大臣先去信佛，看看是不是比传统的神道教更有作用[2]。几度兴衰沉浮之后，实验结果明了，佛教这个外来宗教受到青睐，得到朝廷承认，比神道教更有声望。但后者从未遭废止，在13世纪前一直是日本农民心目中第一大教。值得注意的是，到了16世纪，农家子弟丰臣秀吉还是对神道教这一“诸神之道”推崇有加，认为神道教比佛教好[3]。近代，神道教复兴。原因很可能是，日本国民中没有权势的那一部分一直都在信神道教。但就史书上的人物而言，佛教发挥的作用远超神道教。
1867—1868年明治维新的部分目标是恢复645年体制。而645年体制改革的目标是恢复古昔盛时的政体。但古昔盛时立政的人有什么目标，我不敢妄言。情况可能是这样：645年之前，日本实行封建制，内乱不断，天皇权力已跌至最低点。天皇手中一直握有民事权力，但允许强藩控制军权，文官政府无权无势。与卓越不凡的中华文明接触后，日本有识之士认为中国体制宜于仿效，中国人恪守的道德观念、信奉的宗教也应引介。中国皇帝是天子，所以日本天皇是太阳女神的后裔。中国皇帝不论是励精图治，还是昏聩无能，都是万民之主，至高无上，日本天皇也必须是这样。
中国对645年日本大化改新的影响，以及欧洲对1867—1868年明治维新的影响有相似之处。默多克阐述如下[4]：
1863年夏天，长州藩四个年轻人偷偷上了一艘英国汽船。帮助他们上船的是苏格兰人。他们同情这几个年轻人，愿意帮他们到欧洲求学。但苏格兰人可能不知道，这四个人就是几个月前烧掉御殿山英国公使馆的主谋。他们肯定也从来没有怀疑过四人此行的真正目的。其实，这四个人是要去搞清楚西方文明秘密所在。目标只有一个，那就是把西方蛮族赶出日本圣土。伊藤博文和井上馨就在这冒险四人组之中。到了伦敦后，他们立马感到了失望。因为当地人跟自己见过的西方蛮族一个样，都让人鄙视。回到日本后，他们迫不及待地宣扬一种新主张，得到很多人拥护。如今，日本在世界强国中盛气凌人的那种大日本主义观念与这种宣传很有关系。
尽管如此，608年去中国的两名学生“为他们的祖国效力更大，超过了伊藤博文和井上馨。因为，1868年革命运动的先驱对645—650年这一时期进行了回顾，从中汲取了很多灵感。他们认为，那两名前往中国的学生是那个时代真正具有政治眼光的人，可称之为‘民族医生’。”
从政治方面来看，日本在645年以及随后一个时期做的事情，与法国国王路易十一和路易十三的宰相黎塞留所作所为并没有什么区别，都是限制大贵族，抬高君主，整治军事混乱，代之以民事司法。推行这场运动的人称之为“改新”。“新”的程度与1867年明治维新一样。在1867年那场“改新”中，天皇权力也得到巩固提高，但引入西方思想却是创新。与之类似，在645年大化改新运动中，与天皇有关的事情是承袭旧制，而对传播中华文明有关的事情却恰恰相反。所以，这两次运动都体现了一种奇怪的混合，既有复古倾向，又有改革倾向。
在大化改新以后到明治维新之前这段历史时期，我们似乎可以看到两种相反的力量争着抢着要主导人们的思维。这两种力量分别是：中国在理治、文明、艺术方面的思想；日本本土在藩制、氏族政治、内战方面的倾向。这种冲突与中世纪欧洲教会与贵族之争很像。教会代表罗马思想，而贵族不满于现状，希望维护古条顿人的生活方式。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亨利四世到卡诺莎城堡向教皇格列高里屈服，英国国王亨利二世向坎特伯雷大主教贝克特悔过。这两例都代表文明战胜粗鲁，与大化改新和明治维新期间的日本相似。
645年之后，天皇政府掌了几百年实权，但渐渐受到武士摆布。不过，只要天皇有钱财在手（丧权后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是这样），就一直是日本最开化力量的代表。皇室学习中国文学，赞助艺术，重文尚雅。但朝廷贵族（自始至终都与军事藩主迥然不同）腐化堕落，软弱无能，墨守成规，不思进取，完全不可能执政任事。在这方面他们与中世纪教会有很大区别。没有人会说欧洲中世纪教会死气沉沉，缺乏活力。因此，欧洲教会常常击败世俗王公。日本情况则刚好相反。明治维新以前，天皇及皇室越来越为人所不齿。
日本人热衷区分实权政府与名义政府，让后者装点门面，让前者执掌实权，这一点很让人奇怪。首先，天皇让位给幼子，自己出家为僧，但仍继续执政。后来，代表军权的幕府执掌大权，但仍以天皇名义行事。“幕府”一词就是“将军”的意思。我们称为“幕府”的这个人的头衔全称为：征夷大将军。其中的“夷”指的是日本原住民阿伊努族。第一任征夷大将军是源赖朝。1192年，天皇授给他这一头衔。但没过多久，幕府跟天皇一样，也变成有名无实的傀儡。按传统，幕府这一职位只能由源氏家族出任，但实权握在摄政手中，摄政以幕府名义执政。这一局面一直持续到16世纪末德川家康出任幕府。德川家康是源氏家族成员，是那个时代权力最大的军事领袖，有能力独当一面。在明治维新废除幕府制以前，德川家康及其后裔一直行幕府之权。但明治维新没有改变名义政府后藏着实权政府的做法。日本首相及内阁对外代表日本政府，但真正的政府是元老和他们的继任者。关于这些人，我将在下一章予以详述。
佛教对日本人的作用让人想起基督教对条顿人的影响。最初，佛教和基督教在精神内涵上很相像，都倡导出世致圣，不理政事，淡泊财利，看重来世，教人恭温平和、逆来顺受。但这两种宗教都不得不经历巨变，才能契合崇武好战的蛮族人本能。日本宗派林立，与正统大乘佛教相去甚远。佛教成为日本全民信仰，染上嗜武色彩。大寺庙住持变身大藩主，僧众成军，稍遇事端，随时开战。围攻寺庙，群僧争斗，在日本历史上并不鲜见。
众所周知，日本在跟西方传教士、商人打了100年交道后，关上了国门，完全不与外邦往来。只有一种情况除外：荷兰人能来日本做贸易，但交易范围非常有限，且受到严密监管。第一批葡萄牙人于1543年左右来到日本，最终于1639年遭到驱逐。这两个年份之间发生了什么，对理解日本富于启示意义。第一批葡萄牙人带来了基督教和枪炮。二者之中，日本人为了得到后者，对前者报以宽容。那时，日本几乎没有中央政府，各大名争斗不断。地处西南的九州岛与日本其他地区相比，更不服中央权威管教，这个岛（长崎港即坐落于此）就是葡萄牙人登陆日本的第一站，他们在此最为活跃，用大船从澳门运来商品、火绳枪、耶稣会修士，还有火炮。日本人发现，葡萄牙人意在传播基督教，但一些大名为了拿到货物和枪支，情愿接受耶稣会修士洗礼。那时候的葡萄牙人似乎真的是急于找信徒，没有心思扩大贸易。后来，日本人开始反对传教士，但仍然希望跟外国人做买卖。此时，不论是葡萄牙人，还是西班牙人都不能不对神父坐视不管。然而，如果葡萄牙人能够保住教宗诏书授予给他们的垄断权，一切都会进展顺利。这一贸易垄断权与耶稣会垄断传教活动连在一起。但从1592年开始，来自马尼拉的西班牙人跟住在澳门的葡萄牙人展开竞争，随西班牙人而来的道明会和方济各会传教士与葡萄牙人带来的耶稣会传教士也形成了竞争关系。他们吵得不可开交。这些传教士不时地会遭到异教徒迫害。但就连这时候，他们也还是争执不下。他们给对方安的罪状，日本人自然信以为真。后来，日本人看了地图，得知西班牙国王坐拥广阔领土，就感到惊恐不已，害怕日本国土不安。1596年，西班牙“圣菲利普号”船在从马尼拉驶往墨西哥阿卡普尔科途中，因无风助航，停靠在日本海岸。当地大名坚持要派人把这艘船拖到自己的港口，搁浅到沙滩上。手下人照办了。大名声称要霸占价值60万克朗的整船货物。当时，丰臣秀吉飞黄腾达，在日本一手遮天，感觉一介草民不劳而获得这么大一笔财富不免过分，于是派一个叫增田的人去跟西班牙船长见面。船长据理力争，但无济于事，只好吓唬增田。
他拿出一张世界地图，指出腓力二世的广阔版图。增田问他，怎么会有那么多国家承认自己受一个人左右……船长直截了当说道：“最开始，我们的国王想征服哪个国家，就向那个国家派驻修士。修士会引导当地人信仰我们的宗教。等到修士取得重大进展后，再派驻部队，与那个国家的新基督徒对接。这样一来，我们的国王不用费多大力气就能让其他人乖乖臣服。”[5]
此时，西班牙和葡萄牙都在腓力二世手中。听了这样的话，葡萄牙人也起了疑心。另外，荷兰人以前跟西班牙打过仗，跟日本做贸易时间不长，把他们知道的所有关于耶稣会、道明会、方济各会、天主教徒的坏话都跟日本人说了。当时的英国女王是伊丽莎白一世。英国一个船长威廉·亚当斯风趣健谈。他的船在日本失事，自然而然受到日本人盘问，他就把英国人知道的西班牙无敌舰队意欲征服英国、最终大败而归的故事讲了很多。当时的日本人对枪炮的使用和制造深谙于心，开始觉得从基督教国家学不到什么东西。
与此同时，三位伟人织田信长、丰臣秀吉、德川家康相继执政，统一了日本，摧毁了处于半独立状态的藩主，实现了国内和平稳定。这一局面一直持续到明治维新，时间跨度大约两个半世纪。在这种局面下，中央政府有可能实施任何与外国人及其宗教有关的政策。耶稣会修士和托钵修士在日本约有30万信徒，多数分布在九州岛。这个岛是最后进入丰臣秀吉控制范围的地区。岛上居民反叛权威。这种倾向不仅能从他们信奉基督教看出来，还体现在他们所处的地理位置。从1867年开始，就是在这一地区发生了反对幕府的暴动。自大化改新以来，岛上大族萨摩族一直在中央政府握有重权。1877年，萨摩族发动叛乱。在16、17世纪发生的多次运动中，很难分清哪次是因基督教而起，哪次是仅仅对中央政府怀有敌意。不管是哪种情况，德川家康决意整治基督徒，就算丢掉对外贸易也在所不惜。他的继任者加大迫害力度，更不热心做贸易。1637年，基督徒暴动，遭到镇压。基督教全面遭禁，对外贸易被严令禁止，当政者措辞激烈：
只要太阳辉泽地球，基督徒就别妄想来日本。要让所有人知道，即便是腓力二世本人，甚或是基督徒信奉的上帝，抑或是祖鲁沙卡大帝违反这一禁令，他们也必须付出代价，奉上头颅[6]。
日本残酷迫害基督徒，暴戾程度令人发指。但这种迫害不是因为宗教上的排斥不相容，而仅仅是出于政治动机。他们害怕基督徒站在西班牙国王一边图谋日本。就算是没有外国势力介入，他们也害怕基督徒暴动，反抗新立中央政权。这两种恐惧都不无理由。经济剥削这个词从现代意义来说，也还是没有跟政治支配分立。如果没有遭受侵略之虞，日本人不会不欢迎对外贸易。但他们似乎高估了西班牙的实力，不知道西班牙肯定打不过他们。那时候，日本军队规模已经远远超过欧洲。日本人学会了使用枪炮，精战术，懂兵略。当时的都城京都是全世界最大城市之一，有100多万住户。日本总人口可能比任何一个欧洲国家都要多。所以，日本不费多大力气就能挡住欧洲派来的远征侵略军是有可能的。甚至可以这样说，按丰臣秀吉的想法，拿下马尼拉对日本都不成什么问题。但我们完全可以理解，看到一张世界地图上画着北美洲、南美洲，这两大块陆地全都属于腓力二世，该是多么让人害怕。此外，日本政府让人伪装成基督徒到欧洲做神父。这些人见到了教皇，渗入到了西班牙议会，了解到了欧洲帝国主义种种图谋。后来，这些间谍回到日本，写了报告呈递给政府，不由得让人更害怕。因此，日本人决定不再与白人有任何交流交往。所以，不论日本的锁国政策遭到什么样的反对，我还是觉得这一政策不能算是愚昧不明。
在二百多年的时间里，一直到1853年马休·佩里率舰队从美国来日本之前，日本完全不受外来侵扰，也几乎完全处于停滞状态。这一时期在日本历史上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看到美国舰队，日本人发现原先学到的枪炮知识已经过时，有必要再向西方国家学习，也有必要废止锁国政策，直到学成为止。等到日本人学成出师，也许我们就会看到另一个时期的隔绝孤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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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关于古代日本，有一本书写得最好。书名为《日本史》，作者是詹姆斯·默多克。涉及较早时期日本历史的那一卷，由基根·保罗出版社于1910年出版。而叙述历史时期较晚的那一卷出版时间较早，书名是《早期对外交流世纪（1542—1651）的日本历史》，由詹姆斯•默多克与艾索山形合著，神户日本编年史办公室1903年出版。我把这两卷分别称作默多克1、默多克2。
[2]默多克1，第113页及后页。
[3]默多克2，第375页及后页。
[4]见默多克1，第147页。
[5]参见默多克2，第288页。
[6]参见默多克2，第66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