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在世界各国中的地位非常特殊，因为中国人口多，潜力大。但从现有国力来看，中国还排在末位。这种局面引发的国际问题在华盛顿会议上成为世界政治前沿问题。结果如何，现在还预见不到。但要达成明智的解决方案，就不能忽视几个特定的事实和原则。为什么不能忽视？我将在随后几章给出证据，但我们可以从一开始就稍作陈述。第一，虽然目前中国政治无能，经济发展落后，但中华文明至少和西方一样发达。而且中华文明包含世界急需的要素。如果西方毁坏这些要素，就会害了自己。第二，各强国让中国备受凌辱，陷于种种无能境地。以前，有人找借口说这是因为中国自己行为不端，但原因其实只有一个，那就是中国陆海两军不强。第三，目前诸强中，与中国关系最好的是美国，最差的是日本。从中国利益，以及从英国自身大利益着眼，英国不再支持日本，站在美国一边是一大进展。迄今为止，美国支持中国成为自由之邦。但只有日本自由受限，中国才能自由。第四，从长远来看，中国摆脱不了外国列强的经济主导局面。除非发生以下两种情况：第一，中国壮大军事实力；第二，外国列强成为社会主义国家。因为，资本主义制度从本质上来讲是一种掠夺关系，以强凌弱，国际国内都是如此。一个军事强大的中国将是一场灾难。因此，在欧美发展社会主义是唯一的、终极的解决方案。
做出这些初步评价后，我想呈上本章主题——中国国内现状。
大家都知道，中国在皇帝理治4000年后，于11年前决定成为一个现代民主共和国。很多原因导致这一结果。越过中国前3700年的历史，我们来到1644年。那一年，女真这个崇武好战的民族从北而来，入主中国，坐上了龙位，下令中国男子留辫子，女子不缠足。一段时间过后，达成了一种圆滑的妥协办法：男子仍留辫子，女子照旧缠足。于是，社会接受了新的荒唐，保留了陈规陋俗。这一妥协特色说明英国和中国有很多相似之处。
没过多久，清朝皇帝完全汉化。但满族人在穿戴、礼仪上与他们征服的文明开化民族有显著区别，而且中原人对他们怀有敌意。1840—1900年，中国同外国多次交战，遭受重创，义和团运动更让他们感到耻辱至极，皇族荣耀扫地，有思想、有见识的人都知道师从欧洲迫在眉睫。太平天国运动从1849—1864年持续了15年。记述中国风土人物、父亲曾任职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的英国作家辛博森认为，在这15年中，1.5亿中国人殒命[1]，惨烈之状不亚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很长一段时间里，外界对清王朝能否消灭太平军怀有质疑。最终，大清在英国军官乔治•戈登的帮助下剿灭了太平军，但已元气大伤。1894—1895年，甲午战争爆发，中国败给日本。1900年，义和团运动招致列强报复。中国有识之士眼界全开，认识到必须建立一个现代政府取代皇家。但事情在中国进展缓慢。义和团运动11年后，才爆发了一场革命。
男子留辫子
满汉妇人
缠足的中国女子
汉族妇人
满族妇人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这场革命不太激烈，革命精神跟英国1688年光荣革命差不多。革命主要推动者孙中山目前任广州军政府大元帅，得到南方革命党人支持，当选临时大总统。但北洋军效忠清王朝，势力强大，很有可能打败革命者。不过，北洋军阀头子袁世凯打了一个如意算盘。他跟革命者讲和，承认中华民国，条件是，由自己担任第一任总统，取代孙中山。袁世凯当然得到了公使馆的支持，被称为“强人”。也就是说，他信奉铁血手段，不会听信民主自由一说而偏离方向。在中国，北方一直都比南方好战，开明自由程度比南方低。袁世凯编练北洋军，为中国创造了第一支现代化陆军。与此同时，袁世凯野心勃勃、老奸巨猾，能让外交使团相信他有能力、有手段。袁世凯死后，中国陷入混乱。从这一点来看，我们不得不承认，袁世凯在定策划谋方面还是有一套的。
民国立宪会议制定《临时约法》后，由正式选举的国会接替。1913年4月，国会召开会议，决定制定永久宪法。袁世凯很快就总统权力与国会发生争执。原因是，国会希望限制总统权力。国会中多数反对袁世凯，但袁世凯拥兵自重。在这种情况下，不出所料，宪制很快被推翻。袁世凯从财务上独立于国会（按规定，国会有财政权）。办法是，从外国银行贷款。这样一来就违反了宪法。南方暴动，但随即遭到袁世凯镇压。此后，袁世凯一步步成为中国的实际统治者，实行专制独裁，委任副官担任各省督军，把北洋军调往南方。袁世凯的政权本来可以持续一段时间，但由于一件事而垮台。1915年，袁图谋称帝，遭到反叛。1916年，袁世凯死亡，据说是因为心脏病。
自此之后，中国一片混乱。袁世凯委任的督军拒不听命于中央政府，手下部队滋扰驻地居民。内战此起彼伏，但并不是因为规章不明发生争斗，而是各军阀为地盘问题争吵不休。南北方仍在对峙。
各省或几省区督军独断专制，不把北京放在眼里。他们横征暴敛，四处搜刮民财，截留税收。只有外国人征收、管理的盐税等收入，他们不敢碰。督军名义上是北京任命，但实际上只要讨得省里当兵的欢心就行。中央政府几乎破产，常常发不起兵饷。当兵的为讨生活，只能四处劫掠，督军觉得合适也会分赃给他们。日本人看哪一派系要赢，就给这一派的对头撑腰，这样中国国内还是乱局。我在北京的时候，三个督军头子聚到一起商量分赃。他们对总统、总理不讲什么客气，而在外国列强眼中，总统、总理还是中国正式代表。最终，这个倒霉运、有名无实的中央政府不得不从穷得叮当响的国库里给三位大人拨钱。据各家新闻报刊说，数目达到900万美元，这才把他们打发出北京城。满洲督军张作霖拿得最多。普遍认为他是日本人的工具。他拿这一部分是要派遣远征军，平息蒙古叛乱。但目前没有人认为他会这样做。实际上，他一直都在奉天，哪儿都没去[2]。
但在中国最南端，存在着一个不同类型的政府，可能值得让人敬重。广州一直是中国激进思想的中心。1920年秋，这里推翻了北洋驻军的暴虐统治，建立了高效进步的政府，推举孙中山为总统。目前，这个政府下辖广东（省会是广州）和广西两省。有一段时间，该政府似乎要将整个南方地区纳入管辖范围，但因北洋军将领吴佩孚在湖南得胜而受到限制。广州军政府的敌人宣称，他们会再接再厉，统一全中国[3]。从各方面来看，广州军政府应该得到所有进步人士的支持。美国哲学家约翰·杜威教授在《新共和》杂志撰文，指出该政府有什么功绩，在中国香港，英国又遇到了何等激烈的反对。反对部分源于普遍遵守的原则——英国人不喜欢激进改革；部分是因为路易斯·卡塞尔少校代表英国与广东省政府签订了卡塞尔协议。这种类型的协议在中国非常普遍。协议原本可以让英国在广东的铁路矿山中处于实际垄断地位。原先的广东政府跟英国签署了这一协议，只等正式批准就能生效。但政府一换，批准也就成了泡影。新政府与美国人交好是在情理之中。美国芝加哥商人乔治•香克与新政府签署了一份协议，与卡塞尔协议有些相像。但美国政府没有站到香克一边，英国政府却认同卡塞尔协议。英国丢掉了这份非常宝贵但又非常不厚道的特许权。说其不厚道，原因很简单。我们跟美国人不一样，我们钟情陈旧腐坏，不喜欢生机活力、诚实清白。此外，我了解到，香克协议失效了。原因是香克筹措不到足够的资金。
中国的无政府状态当然让人痛心。中国每一个朋友都应抱有这样的希望：混乱无序终将结束。但夸大混乱这种恶行是错误的，与欧洲诸恶相提并论也是不对的。不应该拿中国与任何一个欧洲国家相比，而应该与整个欧洲大陆作比。在1921年11月11日的《泰晤士报》上，我发现了这样一篇文章，标题悲观消沉：“中国险情 十数政权相争”。说其悲观消沉，是因为欧洲政权不止十数个，且仇恨嫌隙程度之深，远甚于中国。欧洲军队数目比中国多得多，而且装备精良，配有毁灭性武器。自康边停战协定实施以来，欧洲烧起的战事远超同时期的中国。如果游遍中国，会发现打仗的地方只有十分之一。中国战争少有血腥残忍，士兵是拿钱雇来打仗的，对战事因何而起不感兴趣。我认为，从目前来看，中国老百姓一般比欧洲人过得幸福快乐。
有一点显而易见，那就是，中国要推进政治改革的话，必须采用联邦制，赋予各省很大自由权。中国自上古时就划省建制，人们对自己所在的省份很有感情。辛亥革命以后制定的宪法多少有点像是英国宪法，只不过是以总统代替国王罢了。但要建立一个非联邦制，就要让人口同质化，不能涉及太多地方情绪，从英国对爱尔兰事务的处理上可见一斑。在我看来，中国很多进步人士现在都青睐联邦制，只想让中央政府管理军队、海关和外交事务。但想消除现有的军事无政府状态非常困难。中央政府不能解散军队，因为财力有限，兵饷无措。有必要从国外借足款子，发齐兵饷，遣散士兵，并为之创造新就业岗位。但让人怀疑的是，有哪个或哪几个列强肯借这样一笔款子，还不用中国牺牲掉最后的那一点独立？所以，我们必须寄希望于中国人自己找到一条出路，摆脱困难，不用借助太多外援。
有一种情况不是没有可能：督军中有人可能势力极大，结交宪政派，以巩固影响力。在中国，公众舆论很有分量。为照顾某一方利益，手中握有兵权的人可能会发起行动，走上爱国路线。就目前来看，有两位督军势力很强。一个是张作霖，另一个是吴佩孚。他们两个前面已经提到过。张作霖在满洲无人能敌，得到日本人大力扶持，是中国最反动力量的代表。吴佩孚有开明自由作风，带兵很有一套。不久前，他名义上遵照北洋政府的吩咐，在长江和湖南树立了自己的威信，给广州军政府一击。现在还看不出来他怎样与广州军政府握手言和，因为广州军政府与张作霖是一条战线。但在中国其他地区，吴佩孚可能会执掌政权，并通过制宪方式，使之永久化（见附录）。如果是这样的话，中国可能会得到一个喘息空间，而中国所需要的就是这样一个空间。
除通商口岸，以及少数几个富矿区外，中国经济仍然完全处于前工业化状态。北京有近100万住户，居住面积很大。因为所有房子都只有一层，外面围着一个院子。但北京没有电车、火车、公交车。就我眼中所见，整个城区只有两三座工厂立着烟囱。老百姓靠乞讨偷盗、做贸易、去政府当差、做手艺活维生。中国的手工艺品精雕细琢，活计不像守着机器生产那样单调乏味，但很花工夫，挣得又少。
中国百分之七八十的人口从事农业。稻米、茶叶主要在南方出产，小麦等其他谷物是北方主粮[4]。南方雨水丰沛，北方只够润田。1920年秋天，我来到中国，看到北方大片地区正在闹旱灾，饥馑盛行，堪比1921年俄国饥荒。当时，布尔什维克漠不关心，外国人毫不犹豫，提供救济。至于中国人，他们心态消极，认为闹饥荒是命里该有这一劫，就连那些饿死的人也是这种看法。
多数土地为地主所有。地主又把田产分给儿子。这样一分，每个人到手的那块地只够自己和家眷维持家用。一旦遇到降水量少的年份，就会出现饿殍遍野的景象。暂时看来，不受饥荒之苦当然是有可能的。办法如下：采用科学种田法；植树造林，防涝防旱。多修铁路、建好公路能开辟市场，提高交易效率，可能会让一代农民得到极大收益。但从长期来看，如果高生育率还是维持在惯常水平，家庭人口那么多，而且还在不断增加，就不可能根治贫困。不少人撰文，认为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在中国完全适用[5]。如果是这样的话，任何改善生活的办法只会让更多的孩子活下来，到手的土地更少，最终跟长辈一样穷。只有加强教育，提高生活水平，才能根除弊端。当然，普及教育只有在建立高效廉洁的政府、有充足税收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实现。除了要解决这些困难外，中国现在还缺乏高素质的教师，满足不了普及小学教育的要求。
除战争外，欧洲文明对中国传统生活的影响还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商业，另一个是知识。这两个方面都有赖于装备精、武力强。如果英国人没有打败中国人，中国永远不会开放港口，从事对外贸易，也不会开放思想，接受欧洲观念。但中西交流以兵戎相见起始的这一背景已经淡化。中国各阶层已不太仇视外国人。我们不难提出这样的观点：白人是中国之祸。但显然，并不是所有中国人都会接受这样的观点。有一种情况除外：有人思想保守，不讲道理，怀有偏见。中国人喜欢做贸易，有强烈求知欲，这两点都很吸引西方人。跟中国人礼貌一点、客气一点，就能交上朋友。私下交好是这样，政治结盟也是如此。而且，我认为中国人不仅可以在商业方面丰富西方人的口袋，还可以在思想方面丰富我们的脑袋。
在通商口岸城市，欧美人住在租界。这里街阔灯亮，房子修成欧式，店铺里英美商品琳琅满目。中国人一般住在城里另外一个地方。那里街道狭窄，店铺花哨，气味混杂，呈现出典型的中国景象。人们常常会感觉自己突然从一扇门走进了另一扇门。旧城中有一种凌乱欢快的美；而欧洲人有洁癖，端着那种周日必去教会的正经八百的架子。两厢一对比，给人一种奇怪复杂的印象，可以说是又爱又恨。在欧洲人住的那一面，人们感到安全、宽敞、清洁。在中国人住的那一块，虽不失浪漫色彩，但拥挤不堪，疾病流行。虽然我喜欢中国，但经过这么一转换，总能让我意识到自己是欧洲人，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不意味着幸福快乐。但在采取所有必要措施减贫祛病后，我还是认为中国式生活能让中国人更幸福，而英国式生活却不能让英国人更幸福。不过，对于中国男人来说是这样，但对女人就不是了。
白人生活在上海、天津。第一眼看见上海，人们不禁会想，出门旅行有什么用。因为，这里跟自己熟悉的景象没什么两样。每一个通商口岸都是欧洲影响力中心。而通商口岸几乎遍布中国，不只海岸城市有。汉口是重要通商口岸，但位于中国正中心位置。长江把中国分成南北两地。从北京到广州的铁路又把中国分成东西两半。这两条分界线在汉口相遇。在中国历史上，汉口一直是战略要地。北京到汉口通有铁路，原来是法国、比利时共有，现在还给了中国政府。武昌位于长江南岸，与汉口隔江相望，即将铺设铁路通往广州。但目前只有半程铁路到长沙。长沙也是通商口岸。修完武广铁路，再改善码头设施后，将大大提高广州的重要性，弱化香港的地位。
通商口岸主要开展商贸业务。但在长江下游以及一些矿区，工业化进程已经开始。中国盛产棉花，多以手工办法加工，但也有一些棉厂采用现代方法生产。如果雇主看重的是低薪、低劳动力成本的话，那么兰开夏郡的产纱区就将前途堪忧了。因为，中国南方产棉，可就地取材，气候潮湿，愿意干苦力的人多的是。他们肯吃苦，不介意长时间劳作，所得薪水在英国工人眼中根本不够糊口。虽说如此，兰开夏郡不必害怕中国苦力薪水过低。中国要想竞争过英国，必须改进加工办法，开展培训教育，让中国工人拿到工资后能过上好日子。此外，中国和其他国家一样，在工业发展之初，工作环境肮脏恶劣，工厂主冷酷残忍。中国知识分子希望了解一些不那么骇人的方法发展本国工业，但目前还没有这样的办法。
1909年，汉口在建的水厂
1909年3月，汉口的外国租界
工业教育
北京一所制作政府制服的现代工厂
技能培训
中国知识分子处境特殊，跟其他国家情况不同。世袭贵族从中国消失已有两千年之久。上千年来，治理中国的是通过科举考试的人。所以，受过教育的人有那种执政任事贵族才有的威信与声望。虽然旧式传统教育迅速消亡，高等教育开始讲授现代科目，教育带来的威望依然存在，社会舆论仍然受到有学术资历的人的影响，但督军对此不以为然。因为包括张作霖在内的很多督军，原先都是土匪山贼[6]，愚昧无知。但其实也正是因为这一点，他们建立的政权脆弱不稳。少年中国的影响要比那些不尊学重教的国家大得多。在这里，我所说的少年中国，指的是那些从国外学成归来，或者在国内接受现代大学教育的人。这样的影响也许最有望改变中国时局。因为，接受现代教育的学生人数正在快速增加。他们见多识广，志存高远，令人钦敬。再过十年，他们很有可能让中国复兴。当然，前提条件是，在这十年里，各强国不再采取激烈行动。
了解少年中国学派的观念和潜能非常重要。我大部分时间是和受过现代教育的中国人待在一起，所以我可以谈谈他们有的一些思想心态。在我看来，中国明显可以分出两代人。老一辈中国人历尽艰险，走出儒家传统偏见，备尝孤独寂寞。新一辈中国人发现新式学府就在眼前。那是一个完整的世界，有现代视角的人往来其间，乐意给他们以体恤关爱，鼓励他们与家族抗争，告诉他们争执分歧不可避免。老一辈人从30岁到50岁不等。他们经过内心的挣扎，与外部世界交过战。他们与受达尔文进化论启发的理性主义者，以及古典自由主义思想家约翰·斯图尔特·密尔那一代人很像。他们必须历经艰难险阻，把思想从青少年时代被灌输的观念中解放出来，转而关注新科学、新伦理。试想一下，不让新柏拉图学派哲学家普罗提诺信仰阴影一说，强迫他敬重美国汽车大王亨利·福特，该是多么神奇。这么一想，我们就会知道为什么中国老一辈人得花几百年才能变成欧洲人。他们中有些人感觉这样做有点疲惫，体力有些不继，也失去了创造创新能力。但他们已经取得了思想革命的成功，意识到这一点的人不应该对他们的疲倦神情感到吃惊。
我们绝不能作这样的假设：一个有才能的中国人完全靠模仿才通晓了西方文化。这种情况可能发生在不那么优秀的中国人身上，尤其是那些信仰基督教的人。但那些有卓越才情的中国人绝不是这样。他们仍然是中国人，虽然吸收了欧洲文明，但仍持批判态度。他们保留了率真坦诚，相信道德的力量，并以这种信念去打动别人。工业革命还没有影响到他们的思维。如果别人劝说他们接受某些重要观点，他们会用讲道理的方式传播这种观点，而不是买下报纸头版头条，做广告、造噱头，或者在铁路沿线广告牌上写上“某某见解不凡”。从这方面来说，他们和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人大有分别。他们从来不会把观点当成肥皂一样的商品去兜售。而且，他们不欣赏刻薄残忍，不喜欢无所事事吹打热闹。他们扔掉了从小到大学习的偏见固执，还没有树立新的观念，但他们有真正开放的思维，能够实事求是，就事论事。
然而，年轻一辈比第一代现代知识分子又多了一些东西。他们经历过的困境比较少，因此更自信、更有活力。他们和上一辈人一样率直诚恳，但有更大决心发挥社会作用。也许青年人本来就是这样，但我认为中国的年轻人更有青春活力。不到30岁的年轻人一般从很小的时候就接触到了西方思想，没费多大力气，就吸收了这些思想。所以他们不必经历一番精神冲突，就学到了知识。而且，他们一开始是从中国老师那里学到了西方知识，所以没有感觉到学习有多费劲。即便是那些最幼小的学子虽然出身反动守旧家庭，但也不用对家庭言听计从，不像上代人那样碰那么多钉子。而且他们不仅从书本理论中，也从实际生活中认识到，中国尊老敬老传统有点过了头。从这些年轻人身上，我看到了中国的希望。我相信，经历过一些事情，通达人情世故后，他们有能力把中国人的观点思想引到应该走的方向。
中国有一种传统观念根深蒂固，认为明德重于格物。当然，这种观点源于儒家传统，在前工业化社会并不算错，卢梭或约翰逊博士也不会不认同。再扩大一点来说，边沁主义者以前的所有人都会赞成这种观念。但现在，我们西方人走向了另一个极端。我们倾向于认为，技术效率压倒一切，道德用意空洞无物。战舰可能就是这种看法的生动体现。我们在写起、说起一架飞机抛掷一枚炸弹，释放新发明毒气，毁掉一座城镇的时候，带着一种震颤。我们以为自己因为恐怖骇人而震颤，但实际上是陶醉于找到了科学技能。科学是我们敬奉的神祇，我们会作《圣经·约伯记》中的祷词：“他必杀我，我没有指望。”听着这样的祷词，科学杀了我们。中国人没有这方面的缺陷，他们的缺陷刚好与此相反。他们认为，只要有了诚意，什么都不缺了。我想举一个例子。中国政府聘请的林业顾问、美国人佘佛西曾于1919年1月在英国公使馆作过一次演讲，题目是《从国民视角看中国林业》[7]。在这次演讲中，佘佛西证明（不懂林业的人也能作出明断），中国大部分抛荒地区都适合植树造林，完全没有必要进口木材用作铁路枕木等，而且在河流发源的山脉坡地上种植树木，可避免发生严重洪涝灾害。但即便是最富有改革精神的中国人，也一般对植树造林不感兴趣。原因是，植树造林跟修德关系不大。树木一般围绕坟墓而植，因为孔子说过树就应该种在那里。如果儒学不兴，就连坟周围的树木都会被砍光。但是怀有国家大义的中国学生学的是西方大学教的政治学理论，瞧不起林木用途这种不起眼的问题。学完议会两院之间有什么关系后，他们回到中国，发现一些督军把两院全部解散，这些人治国理政的方式西方人编写的教科书上根本就没有提过。我们的政治理论只反映了西方现实，但我们的林业理论普遍适用。而中国学生最想学的恰恰就是我们的政治理论。与之类似，关于工业流程的实践研究可能也非常有用，但中国人更喜欢我们的理论经济学。这种学科只能在工业已经得到发展的地方有用，在其他地方派不上用场。不过，在所有这些方面，幸好近来已开始有明显改善。
是科学显现出西方人的知识观念与中国知识分子有别。中国人，就连那些最富有现代意识的中国人，也希望向白人国家，尤其是美国寻找道德箴言，取代孔子提倡的德。他们到现在都没有意识到，普通老百姓的道德准则在哪儿都是一样。只要越界了，不管是哪国的道德准则都会造成同等伤害；只要起到应该起的作用，这些准则都一样有益处。如果说中西道德准则真有区别的话，那么只有一点区别，即西方道德准则更坏。因为我们有更大精力，作的恶也更多。我们能教会中国人的不是道德准则，也不是理治箴言，而是科学技术。中国知识分子面临的真正问题是学习西方知识，但不要去学西方的机器规矩观。
关于“机器规矩观”，我说的可能有点模糊。这种观念同样存在于帝国主义、布尔什维克论、基督教青年会中，有别于中国人所有的思想观点。在我看来，这种观念非常邪恶。这是一种习惯，把人类当作原材料，比照着西方人的科学操纵法塑造成任何一种形状，去迎合我们的喜好。在持有这种观念的人的眼中，物质的本质由意志培养而得，无须洞察就能看透。这是一种狂热的道德信念，认为我们西方人的职责就是强迫别人接受我们对世界的看法。中国的知识分子不会被帝国主义这一信条所惑，但却被布尔什维克论和基督教青年会所误。从这两种观点中，他们得到了两方面信念。第一，阶级斗争和共产党专政。第二，冷水浴和哑铃有奇效。在西方，有这两方面信念的人对潜在皈依者之外的所有人都心怀蔑视。而且，他们认为，人类的进步有赖于对某种信条的传播。这两种观念都相信政府、反对自然。我称之为“机器规矩”的这种观念跟人类宗教一样古老，不过是有了机器装置后，才呈现出新的形式，变得更加恶毒。中国古代哲学家老子在《道德经》中就反对这种观念。他的弟子庄子写了一篇寓言[8]，也表达了批评意见。
马，蹄可以践霜雪，毛可以御风寒，龁草饮水，翘足而陆。此马之真性也。虽有义台、路寝，无所用之。及至伯乐，曰：“我善治马。”烧之，剔之，刻之，雒之，连之以羁馽，编之以皁栈，马之死者十二三矣；饥之，渴之，驰之，骤之，整之，齐之，前有橛饰之患，而后有鞭策之威，而马之死者已过半矣。陶者曰：“我善治埴，圆者中规，方者中矩。”匠人曰：“我善治木，曲者中钩，直者应绳。”夫埴木之性，岂欲中规矩钩绳哉？然且世世称之曰：“伯乐善治马，而陶匠善治埴木。”此亦治天下者之过也。
——《庄子·马蹄》
老子是道家创始人，庄子是其主要门徒。虽然儒家取代道家，成为中国社会主流思想学说，但这篇寓言蕴含的精神穿透中国人生活，深入内里，让中国人更加温文尔雅，包容宽厚，善悟善察，而西方人则更戾虐残暴。中国人看外国人就好比是我们看动物园里的动物，看这些动物是否“龁草饮水，翘足而陆”，看到动物的怪癖行为而发笑。跟基督教青年会不一样，中国人没有兴致改变外国人的习惯，更没有我们西方人那种想给猴子穿上硬撅撅的衬衫、塞到裤子里、放到动物园观看的兴致。而且，一般来说，中国人对彼此也包容宽厚。中国变成中华民国时，并没有像其他国家那样，砍掉皇帝的头，而是保留了皇帝的称号，留着他的宫殿，每年还给他400万美元（约合60万英镑）开销。目前，中国皇帝手下还有官吏、太监，仪礼如前，但没有一丝一毫的权力或影响力。跟中国人聊天的时候，你能感觉得出来，他们试着去了解你，而不是去改变你，对你横加干涉。他这样做也许带着讥讽或赞扬，但说话人不管是哪种口气，都善解人意，话里含着淡淡的幽默。我在北京的一个朋友让我看了不少画，让我印象最深的是各种各样的鸟：秃鹫俯冲盘旋，意在捕雀；鹰栖枝头，双爪紧握；禽鸟单足立于冰雪之上，意态萧索。所有这些画都透着体恤之意，可以感觉到中国人在人际交往中也是这样。这种情愫可能恰恰就是尼采的反面。不幸的是，中国人的这种品质在沙场上派不上用场，遭到外邦竭力压制。但这种品质无比珍贵，西方世界难觅踪影。再加上中国人有细腻精妙的美感，这让中华民族可亲可爱。我们西方人正恣意而为，残酷暴虐，对中华民族造成伤害。我们摧毁那些雅致可爱的东西，来换取野蛮暴发户想要的粗滥快感。英国汉学家阿瑟·韦利曾翻译过唐朝诗人陈子昂的《感遇诗三十八首·其五》，译名为《商人》[9]。这首诗表达得可能比我的观点还要准确，透视到了中国人比西方人高明的地方。
市人矜巧智，
于道若童蒙。
倾夺相夸侈，
不知身所终。
曷见玄真子，
观世玉壶中。
窅然遗天地，
乘化入无穷。
我真希望，西方文化使徒能对“玄真子”有些许敬重。但这种情况不太可能，所以有必要寻找别的办法，解决远东问题。
* * *
[1]《中日两国真相》第14页，乔治·艾伦与昂温出版社1921年出版。另外，程锡庚所著《现代中国》第13页写着：“2000万人遇害。”请比较英国前驻清外交官E.T.C.沃纳所著《中国人的中国》（China of the Chinese）第24页。究竟死了多少人，没有确切数字可考。但我想，2000万比1.5亿更接近真相。
[2]1922年1月，张作霖到北京组建了一个政府，更显奴颜婢膝之态。吴佩孚下令其解散。一场冲突在即。参见附录。
[3]这要怪孙中山。有人说，他与张作霖结盟。据说，广州军政府里的精干良才要数孙中山的同仁陈炯明将军。1922年4月24日，《泰晤士报》报道说，陈已被免职。这些说法看来没有多少依据可言。见附录。
[4]大豆日益成为重要产品，尤其是在满洲地区。
[5]关于中国的出生率和死亡率，目前还没有准确数字。有些作者对生育率是否真的很高持怀疑态度。我朋友丁文江给了我一本私人印刷的小册子。从中我了解到，北京协和医院的伦诺克斯博士对4000个家庭做了细致研究，发现每个家庭平均有2.1个孩子，婴儿死亡率为184.1‰。小册子中引用的其他调查结果表明，北京周边生育率在30‰到50‰之间。如果没有数据，一定要慎重看待对中国人口问题所作的总结。（马尔萨斯人口原理的主要内容可用“两个前提、三个定理”来概括。两个前提：食物是人类生存所必需的；两性间的情欲是必然的，而且几乎会保持现状。三个定理：人口的增长，必然要受到生活资料的限制；生活资料增加，人口也常随着增加；占优势的人口繁殖力为贫困和罪恶所抑制，因而使现实的人口得以与生活资料保持平衡。——编者注）
[6]不管中国人，还是外国人，所有人都这么说。我只是重复他们的说法而已。濮兰德（John Otway Percy Bland）看法相反，他认为张作霖是风雅儒生。对比濮兰德所著《中国、日本和朝鲜》（China, Japan and Korea）第104页，以及科尔曼（Coleman）的《揭开远东的面纱》（The Far East Unveiled）第143页和146页。可以看出，濮兰德对张作霖的看法跟别人都不一样。诺思克利夫子爵曾经采访过张作霖，文章刊登在近日发行的《泰晤士报》上。张作霖自称有文学造诣。子爵当然无法对此作出评判。
[7]刊载于1918年《北京导报》。（边沁主义者应指追随由边沁发展出的理论之人。杰里米·边沁，Jeremy Bentham，英国的法理学家、功利主义哲学家、经济学家和社会改革者。——编者注）
[8]《中国神秘主义者沉思录：庄子哲学选读》（Musings of Chinese Mystic）第66页，翟林奈（Lionel Giles）译，约翰·默里出版社。理雅各译本请参见《东方圣书》第三十九卷——《道家经典》第一卷，第277页。
[9]英国汉学家阿瑟·韦利（（Arthur Waley）译《170首中国诗歌》（170 Chinese Poems），第9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