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从哪里来？只能靠猜想推出来。要想了解中国古代史，只能读中国人自己写的编年史，但里面没有阐释从何而来这一问题。跟古罗马历史学家李维写作风格一样，儒家经典《尚书》以王公诸侯传奇故事开篇，叙其德恶，以警示启迪后世君主。尧舜两位贤明皇帝大约于公元前三千年在世。在中国文献中，“尧舜之治”相当于西方的“黄金时代”。有一点似乎可以肯定：有史之初，中国人沿黄河而居。这一区域只相当于现今中国一小部分国土。他们务农为生，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文明水平，东亚其他地区难以比及。黄河水势迅猛，水流湍急，不利航行，且混浊多泥。泥沙沉积于河床，渐渐高出周围乡村。突然改道时，滔天洪水冲走村庄城镇。在远古多数农业民族中，人们会对黄河这种河心生敬畏，形成迷信观念，以为生人活祭可避水患。但从《尚书》的字里行间几乎看不到迷信说法。尧舜禹都曾忙于治水。但他们用的是工程师的办法，并不是奇招神技。这至少表明，孔子在世时，中国人有什么样的信仰。从下文对尧品格的描写可以看出中国人对皇帝抱有怎样的期许：
曰若稽古：帝尧曰放勋，钦、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让，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1]
——《尚书·虞书·尧典》
中国历史上最早有确切记述的时间是公元前776年[2]，那一年发生了日食。因为时间太早，我们可以认为这种记录大体正确，但定不下来确切的年代先后顺序。据推测，周朝建于公元前1122年，公元前249年覆灭。到公元前776年时，周王室衰微，诸侯国林立。从这时起到接下来的500年间，皇帝的权位跟中世纪法国国王差不多，都处于最低谷。在中国历史上，王朝兴衰更替。每一王朝始强后弱，渐渐对诸侯失去控制，随之陷入混乱（有时可延续几百年），最终由新王朝接替，重建强势中央政府，但都不长久。历史学家往往将一个王朝的覆灭归结于宦官专权，但这种解释可能是文学上的约定俗成。
让皇帝殊于众人的不仅在于政治权力，更在于一定的宗教特权。因为政治权力会随皇帝个性的强弱而发生变化。皇帝是天子，要在冬至日祭天。中国古人把“天”用作“帝”的同义词。在他们眼中，“帝”代表一神论中的上帝[3]。翟理斯教授对那些似乎已成定论的观点进行过分析，据此认为，皇帝这一称号的正确英文译法应为“上帝之子”。中文的“天”既指天空，也指上帝，但后一种说法现在很少有人用。“上帝”即“帝”，基本上用于孔子之前的时代。但这两个词最开始都代表一个上帝，与旧约中的上帝一样，都是人格神[4]。
时间一长，“帝”之意义渐渐不明，而“天”却保留了下来，用来描述皇家仪礼。只有皇帝本人有权祭“天”。1912年清王朝覆灭之前，祭天仪式几乎没有发生改变。到了近代，这种仪式在北京天坛举行（世界美景中，天坛为一胜）。孔子以前的宗教活动只有一个得到官方认可，那就是天坛每年举办的祭祀活动。但从严格意义上来讲，这种活动也不能算是宗教的。因为佛教和道教这两种宗教从未与官府有过任何联系。
从公元前722年开始，中国历史呈现出一些细节。因为从这一年开始，孔子所在的春秋时代拉开序幕。鲁国以春秋时代开篇记述历史。而孔子曾在鲁国为吏。
中国历史上有过一件怪事，皇帝传继两千多年后，出了一位君王，自称“始皇帝”。公元前221年，打了几仗之后，始皇帝获得了整个秦帝国的统治权。公元前210年，始皇帝去世。除了攻城略地，秦始皇因三件事为世所瞩。第一，修长城，挡匈奴；第二，打破封建割据；第三，焚书。坦白地讲，打破封建割据这一举动不得不为后世许多君王所效仿。因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只要中央政府权力弱化，封建割据就会再次形成。但秦始皇是有史以来第一个在中国全境有效行使权力的统治者。虽然他所缔造的王朝到了儿子一代就传不下去了，但有一个事实能让我们记住他。英语“China”一词很可能是从秦始皇的姓——“秦Chin”而来[5]。
焚书一事非同寻常。秦王自称“始皇帝”，不愿听人说中国在他出生以前就已存在。因此，他憎恶历史。此外，秦国文人众多，追随孔学，推崇旧制。而始皇帝不遗余力改制创新。还有一个原因是，秦始皇似乎没受过多少教育，也不是纯汉人血统。因此，做事极端又重虚名的秦始皇下了这样一道诏令：
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史记·秦始皇本纪》，前引高第著作第203页）
可以看出，始皇帝有点像布尔什维克。难怪中国文人对他印象不佳。但中国现代倡导革故鼎新的人也曾遭到老派学者的阻挠，对秦始皇打破子民保守观念的行为倒有几分同情。李文彬[6]因此认为：
中国发生的激烈变革无一不遭到儒生反对。今天是这样，秦时更是如此。大刀阔斧打破封建割据的确是一种激烈变革。但无论这变革有利与否，儒生都无暇探究。只要对祖宗是好的，也肯定对自己和子孙后代有益。他们引经据典，论证己方观点，不加斟酌就认为秦始皇有错。他们不断抨击朝政，崇古声之大，令朝廷不得不息之为快。至于焚书诏令执行情况如何，我们不得而知。不管怎样，这道诏令免去了官办图书馆及博士焚书之责。如果说这道诏令真给中国文学带来什么损害的话，可以肯定地说，其损害程度没有后世作家说的那么严重。但这一极端措施的确不如人愿，咸阳很多儒生都相继蒙受活埋之难。
这段文字是从“少年中国”学派的视角来写的。当时的中国急于吸收西学，取代老朽古学。和其他任何一个文明国家一样，中国也有阻碍进步的传统。中国人长于维稳，弱于求进。因此，“少年中国”认为工业文明是维持国运的关键。这样的中国自然而然以嘉许的眼光看待始皇帝与他那个时代反动腐儒之间的争斗。但从先秦传世文献来看，秦始皇的诏令没有起到多大作用。实际上，仅实施22年，就于公元前191年废止了。
始皇帝之子不具备父亲的能力，统治时间不长。大汉王朝建立，于公元前206年到公元220年间存续。这一时期，中华帝国发展鼎盛，与罗马全盛期同时。其间，中国人在印度北部、中亚发起战事，与印度、波斯，甚至是罗马帝国有过接触[7]。中印关系对中国、日本的宗教产生了深刻影响，佛教于这一时期传入。罗马与中国建立关系，主要是想从中国获得丝绸。这一关系一直维持到伊斯兰教建立。罗马对中国影响不大。但我们也了解到这样两个情况：公元164年，古罗马帝国有一篇天文学著作传入中国[8]；马可·奥勒留在中国史书上留名，不过，在《后汉书·西域传》中，他被称作“大秦王安敦”。
正是在这一时期，一直到19世纪欧洲陆海两军到来之前，中国在远东声名卓著。有时，人们会这样想，白人侵入中国可能最终跟匈奴人、蒙古人突袭欧洲一样，都只是暂时现象。我们西方人以为，欧洲对亚洲的军事优越是一种永恒的自然规律，但当然不是这样。而且，我们的文明优越也只是一场幻觉。西方史书把地中海当作宇宙中心，这种视角大错特错。在论及汉朝时期的军事战役和航海发现时，高第说[9]：
西方人明显缩小了世界史视角，把人类分作以色列人、希腊人、罗马人，对人类扩张发展情况知之甚少，对中国、印度洋海域上的航行活动，对驰骋在广阔中亚地区、纵贯波斯湾的骑兵一无所知。那些撰写自我小小世界历史的人对于宇宙最为精彩的篇章，对于比肩古希腊罗马文明，但自成一体的文明不知道、不理解，却以为全世界的历史都已在自己的笔下呈现。
今天，这种偏狭短浅在我们的文化中处处可见，很容易导致政治灾难，祸及人类文明。如果我们不想激惹亚洲，让他们怒中而起，彰显自己，我们就必须将亚洲纳入我们的思维空间。
汉朝覆亡后，各王朝如走马灯不断更替，社会失序，唐朝（618—907）建立后才趋安定。盛唐时期，中华帝国版图最大，艺术诗歌达到巅峰[10]。虽然成吉思汗（1162—1227）建立的帝国面积更大，控制中国大部分疆域，但他是从异域外邦征服中国。他和手下将领从蒙古起势，在中国、印度、波斯、俄国所向披靡。成吉思汗纵横中亚地区，每征服一座城池，那里的男人、女人、小孩一个都活不下来。中亚城市梅尔夫沦陷时，化作一片荒地，70万人惨遭屠戮。但也有人说，很多人混在死尸中假死逃过一劫。因此，在随后攻打伊朗内沙布尔时，成吉思汗下令砍掉所有居民的头。砍下的头颅做成了三座金字塔，男人、女人、小孩各一座。为防止有人挖地洞逃生，成吉思汗又留下一支分遣队，看见一个杀一个[11]。类似恐怖事件也在莫斯科、基辅、匈牙利、波兰上演。但制造这些大屠杀事件的凶手却是人称“圣路易”的法国国王路易九世以及教皇四处寻找、结盟交好的对象。成吉思汗时代让人们联想到当下。不同点在于，成吉思汗的杀人法要比第一次世界大战《康边停战协定》以来采用的办法仁慈。
我们通过马可·波罗和英国诗人柯勒律治知道了忽必烈（1215—1294）这个名字。他是成吉思汗的孙子，是第一个承认中国皇帝的蒙古人，让宋朝（960—1277）垮台灭亡的就是他。到了这一时期，蒙古人与中国已有接触，暴虐程度比祖宗要轻。忽必烈从蒙古的哈拉和林迁都到北京。由他敕建的城墙还围着北京城。他还在墙上建了一座观象台，存留至今。1900年前，忽必烈敕建的天文仪器中有两台还留在这座观象台内。但义和团运动失败后，德国人把这两台仪器搬到了波茨坦[12]。据我所知，根据《凡尔赛条约》其中一款规定，这两台仪器得到了修复。如果情况真是这样，这可能是《凡尔赛条约》给全世界带来的最大好处。
忽必烈在日本历史中扮演的角色相当于腓力二世在英国历史中所起的作用。腓力二世曾遣无敌舰队征伐英国，而忽必烈两次派舰征服日本，两人均以失败告终。忽必烈的失败部分是因为风急浪大，部分是因为日本人英勇应敌。
忽必烈死后，蒙古皇帝越来越多采用中国的制度习俗，不复专制暴虐。1370年，蒙古王朝走向终结，接替的明王朝完全由汉族人所建。1644年，明朝灭亡，清朝建立。清王朝也采纳了中国的制度习俗。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推翻了清朝。清朝对中国本土文化贡献不多，最显眼的就是那条绑在男人脑后的长辫子。辛亥革命后，留辫一习正式遭禁。
中华帝国之所以存续到今天，不是因为兵精器锐。相反，鉴于中国地大物博，很多时候中国在战争中处于弱势，表现不济。中国南邻跟中国比起来，更不好战，而且国土面积更小。北西两面邻国土壤贫瘠，多为沙漠，人烟稀少。百年战事后，匈奴败退。蒙古人、满族人统治中国。但他们人数太少，文明开化程度低，不足以让中国人接受他们的思想和生活方式。相反，中国还把他们给同化了，并自行其道，仿佛这些外族人从来就没有存在过。罗马本来可以在哥特人入侵时屹立不倒。但当时来的不仅有哥特人。一波波蛮族接踵而至，来得太快太猛，根本来不及吸收罗马文明。中国因戈壁沙漠和青藏高原天障，免遭此运。但白人渡海而来，原有地缘障碍消失。中国人要想保持民族独立，就必须下更大力气。
中国有地缘优势，中华文明绵延不绝，自佛教传入以来没有发生根本变化。这种现象很不一般。埃及和巴比伦也持续了很长时间，但自这两种文明消失以来，世界上还没有哪种文明能与中华文明相媲美。也许，主要原因在于中国人口极多，中华文化自成一体。据估计，18世纪中叶中国约有5000多万人口，但10年后，遭遇战祸，减到1700万左右[13]。有人统计过中国历史各时期人口，但一般只统计房屋，不统计个人。从房数来计算人数，多少有点让人怀疑。而且还有这种可能：不同情况用不同办法，得出的数字自然不一样，所以也就比不出来哪个是对，哪个是错。辛博森[14]写道：
1651年，社会恢复安定，清王朝第一次统计人口，发现人口在5500万，比公元1年汉朝第一次人口普查数字要少，大致与1295年忽必烈统治下的元朝人数相当（此处可能是误印，忽必烈卒于1294年）。所以，我们看到这样一个惊人事实：公元纪年伊始，因内讧祸乱、边疆战事，中国人口伤亡巨大。因此，尽管中国一直在扩张版图，1600年间人口却大致保持不变。这在其他各国历史上绝无仅有。但此后一场巨变降临。1720年，清名君康熙死后三年，人口增长到1.25亿。另一名君乾隆执政之初（1743年），人口在1.45亿。乾隆末年，即1783年，人口翻番，增长到2.83亿。嘉庆年间（1812年），人口又增到3.6亿。太平天国运动以前（1842年），增长到4.13亿。但这场运动破坏不小，过后降到2.61亿。
我认为这些数据并不确凿。《1919年中国年鉴》第1页（我见过的最新统计数据）有这样的话：
西方国家采用的人口普查办法，中国从来没有用过。结果是，总人口估计数据相差很大。也许，1910年的那次普查用的估算办法是最可靠的。结果还写进了报告，通过美国驻华公使馆的见习翻译雷蒙德·P.丁尼交给了美国国务院。报告指出，就连这次普查也只是近似数据。因为，除了几个特例外，普查都是以户数而非人数为单位计算的。
根据这份普查，中华帝国人口估计为329,542,000。不同年份人口估值如下：
这些数字足以表明，我们对中国人口知之甚少。同一年份估值相差很大，比如1760年。但从其他方面来看，这些数字也是可信的。辛博森可能会认为，中国人口之所以从1580年的6000万下降到1662年的2100万，是受战争影响。但没有人会相信，1711—1736年，中国人口从2800万增加到1.25亿，也不相信1790—1792年，人口翻了一番。没有人知道中国人口到底是在增加，还是在减少；中国家庭规模是大还是小；有没有其他事实能说明白这些人口动态统计数字的含义。对这些主题的论述虽显武断，但也只是猜测而已。就连北京现在有多少人我们都不知道。据说有90万左右，但也可能是在80万到100万之间。至于中华帝国的总人数，可以假设是在3亿到4亿之间，说不超过3.5亿也是有可能的。至于以前中国有多少人，证据非常少，谁也没把握。就是因为证据太少，我们对文中列数据的作者不能不表示怀疑。
中国传统文化大致具有某些方面的特征，成就了特殊品格。以下我试举最重要的三个特征：1. 使用表意文字，不用字母；2. 受教育阶层修习儒家伦理，不信教；3. 科举取仕，而非世袭贵族当政。家族体系让传统中国有别于现代欧洲，但其他多数文明也经历过这一阶段，所以不能算是中国特有。上述我列举的三点能把中国与以前其他所有国家区分开来。现逐一阐示如下：
1. 大家都知道，西方人用字母，中国人不用，而用符号标志表达整个词汇。这当然造成了很多不便，体现在三方面。第一，为了学写字，要记住很多不同的符号，不像我们只有26个。第二，因为不以字母排序，字典、文件、目录等很难组织，也不可能用莱诺铸排机整行排字。第三，外来词汇，比如专有名词、科学术语等不能像欧洲语言那样根据发音写出来，必须特意造出某个词来表示[15]。所以，志于改革、务求先进的中国人推行拼音运动。我认为，这项运动至关重要。中国要想在喧闹哄嚷的列国间找到一席之地，就必须这样做。因为这些国家以为别人都比不过自己，只有自己最优秀。即便没有别的观点支持采用拼音，只看看小学教育这一项就够了。小学阶段读写占用时间太长，不用拼音很困难，笃信民主价值的人都会看到这一点。因此，从实际功用出发，应支持拼音书写运动。
虽然欧洲人看不太出来，但可以从很多方面考虑，推断中国为什么会使用表意文字，由此理解中华文明稳固之所在。对我们来说，有一点似乎不言自明：写在纸面上的一个词必须表示一个声音。但在中国人看来，这个词表示一种思想。在数字方面，西方采用了中国的体系。比如：1922这个数字。英语、法语，或其他语言发音各不相同，但意思一样。类似的情况是：汉字在中国各地写法一样，但方言不同，说出来相互之间听不懂。就连日本人，虽然不知道汉语某个词怎么说，但可以在日语中写出汉字，也能读出英国人写出的一列数字。而且，现在的中国人还能读懂古文，但汉语口语肯定发生了很大变化，就像法语虽然源自拉丁语，但变化很大一样。
汉语书面语相对于口语的这种优势使得汉语存续时间更长，能够成为一种工具，沟通不同地域、不同时代。但因为口语因时因地变化，书写的典型优势就要通过文字来体现。这种文字不能以表示口语发音为目的。
纵观历史，中国书写的方式没有什么特殊之处，只是代表所有文字都可能会经历的阶段罢了。世界各地的文字似乎都以图片形式起源，而不代表声音符号。我认为，可将埃及象形文字从表意文字到拼音文字的发展过程作为一项课题进行研究。中国特殊之处在于，中华文明高度发达，但在其千年发展过程中，表意文字体系得到了保存。部分原因很可能是，汉语口语是单音节，不发生屈折变化，而且有很多同形同音的异义词。
至于中国文字体系对说汉语、写汉字的人的心态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我从一篇文章里找到了一些意味深长的思考。这篇文章发表于《中国留美学生月刊》（巴尔的摩，1922年2月号），作者是李济，标题为“中国在人类学方面的一些问题”。第327页有这样几段文字：
欧洲科学家总是习惯把语言看作声音的集合，而不是某种比发声器官更内在、更深刻的表达。语言符号对人的心态形成会持续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尚未有人探讨。如果以此为基础对世界现有人种文化进行分析的话，我们可以察觉到，使用字母文字的人和使用象形文字达意的人之间存在根本差异。可以说，二者各有优势，也各有不足。就字母文明而言，我们必须坦率地说，其内在严重缺陷是稳定性不够。字母文化最发达的那部分地区居民最浮躁多变。这种情况在西方国家历史上反复出现。因此，希腊起伏不定，罗马兴衰无常，阿拉伯人荣枯往复。闪米特人、含米特人都用字母，他们的文明和希腊罗马人的一样不稳定。毋庸置疑，这一现象部分可解释为：字母语言飘忽不定，不能依靠一个合适的器官将某种实实在在的思想保存下来。可将使用字母的这些人产生的思想内容比作瀑布激流，而非汪洋大海。没有哪个民族能比他们有更丰富的思想，但也没有哪个民族会跟他们一样把宝贵的思想抛却得那么快……
中文完全与字母语言相反。字母语言中有的大部分优点，中文都没有。但中文代表一种质朴深刻的真理，不易受到挤压冲击。中文保护中华文明的历史已长达四千年之久。中文遒劲端正，造型优美，一如其体现的内在精神。至于是这种精神产生了这一语言，还是这一语言反过来强化了这种精神，还有待定论。
上述理论饱含爱国情愫，我们不用全信，但我们必须承认，西方人还不习惯接受这样一种思想：“字母文明”只是人类文明的一种，西方人只是碰巧生活在这一文明中罢了。我没有资格评判表意文字在形成中华文明特殊品格中所起的重要作用，但我不怀疑这样一种说法：表意文字作用很大，上述引文可资为证。
2. 就其社会影响力而言，我们必须把孔子（前551—前479）看作宗教创始人。他对社会制度、对人的思想影响深远，可比肩佛陀、耶稣、穆罕默德，但性质有所不同，这一点非比寻常。与佛陀、耶稣不同，孔子在历史上确有其人。我们对他生平经历了解很多。关于他的传奇、神话也不像大多数圣人那样离奇。孔子与宗教创始人最显著的区别是：他让人们接受并崇尚一种严格的伦理准则，但不把这一准则跟宗教教义挂钩。因此，世世代代的中国文人对神学完全持怀疑态度，转而缅怀孔子，以理治为务。
与几大宗教创始人相比，孔子更像是古希腊立法者来古格士和梭伦。他务求政治实绩，关心国事。他向别人传授的不是那种教人修得圣人之身，或者在来世得到救赎的美德，而是能在天下建立和平繁荣社会的美德。从本质上来讲，他观点保守，力修周德。他认同现存宗教，不刻意强调一神论，还相信亡魂暗中存在，子孙后代有责任让祖先生活舒适。但他从未谈过超自然事件。有一次，他的弟子樊迟问他什么是智慧。孔子答道：“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论语·雍也第六》）[16]可见儒家不重鬼神之敬，而关注祖先祭拜仪式。因为这种仪礼包含在孝道之中，与“民之义”融为一体。顺从皇帝也是尽孝。但以下情况除外：皇帝昏聩奸恶，失去天赋之权。跟日本人不一样，中国人总认为，如果皇帝治国无当，理应遭到反对。下文引自翟理斯教授，可以为证[17]：
一致认为，皇帝只是上帝养子。如治理不当，则会失位，以示惩处。如君王怠责，臣民无须尽义务，君王神权随之消失。关于这一点，《左传》有例可为佐证。公元前558年有这样一段对话：
晋侯曰：“卫人出其君，不亦甚乎？”对曰：“或者其君实甚……若困民之主，匮神乏祀，百姓绝望，社稷无主，将安用之？弗去何为？”
纵观中国历史，人们一直认为这种观点是明智高见，叛乱也就司空见惯。
孝道，以及家族力量，可能是儒家伦理道德中最弱的一环。只有这一环是儒家思想体系与常识大相径庭的地方。家庭私情掺杂进来，公益精神弱化，老者坐上权位，古制旧风横行。今天，我们应该用完全崭新的视角看待中国遇到的问题。而儒家思想体系所具有的这些特征是重建必要体制的一道障碍。自然而然，我们发现，所有打算剥削掠夺中国的外国人无一例外都歌颂旧传统，谴责“少年中国”学派为建造一些东西、满足现代需求所做的努力。儒家对孝道的强调阻碍了公益精神的培育，从下面这个故事可见一斑[18]：
叶公向孔子吹嘘本国道德水准之高。
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
有趣的是，我们可以将这个故事与罗马元老院议员老布鲁图斯和他的儿子——刺杀恺撒的布鲁图斯的故事做一下对比。我们西方人从小都是听着这个故事长大的。
汉代经学家赵歧认为：“家贫亲老，不为禄仕，不孝也。”[19]不过，这种罪孽在中国不多见，在其他国家也很少见。
但最大的不孝是“不娶无子，绝先祖祀”。很有可能正是因为这一信条，中国人才多子多孙。这具有很重要的生物学意义。当然，不只中国有孝道。在文化特定阶段，推崇孝道是普遍现象。从这个角度，以及其他几个视角来看，中国特就特在：文明高度发达后，还能维持旧风故俗。古希腊罗马文明也发展到了很高水平，这一点与中国没有分别。但随着文明的发展，家庭对他们越来越不重要。然而，时至今日，中国仍以家庭为重。
不论有多少人反对孝道，这一信条肯定还是比西方爱国主义观念造成的危害要小。当然，二者都犯了这样一个错误：向某一部分人灌输观念，让他们以排斥别人为己任。但爱国主义引导人忠于某一作战单位，孝道则不是（非常原始的社会除外）。因此，爱国主义极易导致军国主义、帝国主义。增进一国利益的主要办法是杀人；增进一家利益的主要办法是贪腐诈巧。所以，家庭私情要比爱国主义危害小一些。回顾历史，对比中国与欧洲现状，就可以得出这一观点。
除了孝道之外，儒学实际上主要是一套倡导文明行为的准则。不过，有时会发生退化，变成礼仪教程。儒家提倡克己、中庸，礼为上。儒学与佛教和基督教蕴含的道德准则不同。后两者极为苛刻，只有少数圣人才能做到，而且主要关注个人救赎，不太看重与政治制度相容与否。对于世俗普通人来说，达到儒家要义并不难。但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克己，不得有怠。这种克制自控跟人们小时候学到的“不捣乱、守规矩”那种教诲是一种类型。修习儒学的人决不能暴躁行事，决不能孤傲骄矜，必须“顾面子”，在挫败敌手时永不施辱；为人处世恪守中庸，不为爱恨左右。总而言之，必须沉着冷静，不偏不倚，处之泰然。18世纪的欧洲人就秉持这种态度，但在法国大革命中湮灭不存，浪漫主义、卢梭、断头台让这种态度无处可寻。中国虽然饱经战争革命之乱，但依然恪守儒家倡导的沉着冷静。怀着这种态度，投身其中的人感觉战争革命没有那么骇人，没有卷入其中的人可以超然于外。在中国，在雨雪天气攻击对手为人所不齿。我听说吴佩孚做过这样的事。他打赢了一仗，但敌方将领说他有失仪礼。于是等到天晴，他们重回战场，又打了一仗。应该指出的是，中国很少发生血淋淋的战争。在这样一个国家，军国主义并没有造成西方那样的祸害灾乱。儒家伦理道德是差别所在[20]。
儒家学说发展到今天这个形式是从12世纪开始的。理学家朱熹[21]摈弃了孔子的人格神，对儒学进行了阐发，使之成为官办学说。1368年，元朝覆灭，官府上下一致尊儒学为国学。在此之前，儒学还得和佛教、道教分庭抗礼。这两家会请神作法，为迷信的皇帝所钟情。不少皇帝为延年益寿，服用道家丹剂而亡。元朝皇帝信奉佛教中的喇嘛教。这支教派至今仍在西藏和内蒙古盛行。清朝皇帝虽然也是从北面而来，征服中国，却对儒学笃信不疑。中国有这样一个传统：几千年来，文人墨客仅以儒学为务，倡言伦理道德，但对宗教心存怀疑。而其他人同时信奉儒释道三家。中国人没有犹太人传给西方人的那种观念，即认为一种宗教为真，其他皆为假。但到了今天，中国似乎没有什么宗教信仰。不过，那些没受过教育的中国人还信请神作法这一套。在中国各个历史时期，即便真的有宗教，人们虔诚信奉的劲头还是要比欧洲人小得多。有一种现象引人注目：中国人虽然对宗教持怀疑态度，却不怀疑伦理道德之功。这跟欧洲不同。欧洲经常出现宗教和伦理两者不分家的情况。
3. 现在再来说说科举取仕这一制度。如果没有这一安排，几乎不可能建立以文论才、不以迷信为念的制度，让儒学站稳脚跟。中华民国曾任总统徐世昌曾在《欧战后之中国》一书第59—60页发表了对科举考试的看法[22]。在论述周朝学制之后，他接着写道：
士不忠实不足以言敬业，不博爱不足以言乐群者也。然则民德之成，夫岂偶然也哉。迨至汉唐，虽因时代之要求，学制稍有变更。唐时律学算学诸科，各设专门，与国学并重。然贞观中制，太学四门，律书算学皆属国子监，而其国学官必聘老师醇德者充之。故国子监诸生体用兼备，有德有识者，多至三千余人。虽下至屯田飞骑，亦皆能谈道讲经，诚大观也。其时日本新罗吐蕃高丽诸国，亦均遣子入学，计凡八千余人。教育之兴，于斯为盛矣。
宋元以后，迄乎明清，虽改行科举，侧重文学，古代学制逐渐衰废。古代学校与贡举相表里，盖学校为施教之地，贡举乃登庸之方，其程序则然也。降至两汉，以乡举里选用人。魏晋又以中正取士，其弊也高。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惟尚门籍。甚至一代婚宦交际之类，无不受其牵制。试按南北史之卿相，多世家及勋阀。新唐书至立宰相世系表，几与所谓贵族政治。故改行科举以振拔孤寒，防抑权贵，就制论制，实亦未可厚非。惟侧重文学，为其所失耳。一切学术上之进步，似亦因之而稍形停顿。然独崇实去华，讲信修睦诸教，仍各父诏其子，兄勉其弟，而始终未间也。
虽然这种考而优则仕的制度比此前大多数制度安排，比如任人唯亲、卖官鬻爵、以叛乱为由要官赏官等好得多，但中国这一制度自定型后便产生了危害。原因是，仅以读经作文取仕，陈腐无新意。科举取仕制度在明朝皇帝朱元璋在位（1368—1398）时成型，1905年遭废止，其间没有发生改变。现代中国改革者以废科举为第一要务。李文彬写道[23]：
洪武可赞扬的事虽多，但与一桩吞噬国民心灵的恶行脱不了干系。那就是，三年一次的八股文考试。八股文是所有写作比赛的基础，这在中国文学史上是第一次。称之“八股”，是因为作者要在点题后写四段破题，每段分两股，每股句数、字数相等。题目不是选自“四书”，就是采自“五经”。作者不能表达自己的观点，不能与朱熹及门生后学有出入，必须按要求援引孔子等人的话，按规定作文，按等取仕。耗时进学、善作此文者即可胜任各类官职，不可不说是荒谬之至。但虽说科举荒谬至此，从洪武三年开始延至近代，几年前才遭废止。没有哪种制度能比八股文取仕制度威力更强大，让一个国家知识文学发展停滞不前。正是长着“八股”，中国早早就已走到穷途末路。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种腐坏老朽的制度经久未废，宋代理学家说教长久为世人所尊。
这些话出自当今中国爱国人士之口。毫无疑问，放到当下制度里来看，“八股文”之恶，李文彬所言不差。但在14世纪，要让人们考虑还有哪些切合实际的路子可走，可以看出，这样一种选人用人的计划还是有不少好处。为善也好，作恶也罢，科举考试制度深刻影响了中华文明。好的影响有：社会普遍尊知尚学；无须出身名门望族，也有可能出仕；选出的官员至少能做到勤奋上进；即便有蛮族入侵，中华文明依然完整无缺。但跟中国很多传统一样，科举考试制度也必须废止，才能满足现代需求。我希望，在中国人奋力而为，赶走外国侵略者，抵制外国人误称为“文明”的那种残酷野蛮的制度时，不要丢掉任何有重大价值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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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理雅各译《尚书》，第15页，引自德裔美国汉学家夏德《中国古代史》（Ancient History of China），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11年出版。《中国古代史》涉及中国古时很多重要信息，非常有用。（理雅各，James Legge，近代英国著名汉学家。他是第一个系统研究、翻译中国古代经典的人，与法国学者顾赛芬、德国学者卫礼贤并称汉籍欧译三大师。本书中注释均为作者原注，另行说明除外——编者注。）
[2]同前引夏德著作第174页。常误为775年。
[3]参见前引夏德著作第100页及后页。
[4]关于这一主题，参见翟理斯教授所著《儒家学说及其反对派》（Confucianism and its Rivals）第一讲，重点参看第9页（威廉姆斯和诺格特出版社1915年出版）。（翟理斯，Herbert Allen Giles，英国作家，潜心中国语言、文化、文学研究及翻译。——编者注）
[5]比较亨利·高第（Henri Cordier）所著《中国通史》（Histoire Générale de la Chine，1920年，巴黎），第一卷，第213页。
[6]《中国历史纲要》第61页，上海商务印书馆1914年出版。
[7]参见夏德所著《中国和罗马人的东方》（China and the Roman Orient，莱普依格与上海出版社1885年出版）。这本专著引人入胜，令人钦佩。维吉尔与霍勒斯在著作中多次提到中国人。比较前引高第著作，第一卷，第271页。
[8]前引高第著作，第一卷，第281页。
[9]前引高第著作，第一卷，第237页。
[10]默多克（James Mrudoch）在其所著《日本史》（第一卷，第146页）中描述了初唐盛况：“次年（618年），李渊建立唐朝。这一朝代赫赫有名，左右中国时局近300年。李渊在位十年，功绩奕奕，传子太宗（626—649年在位）。唐太宗可能是中央王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君主。在位期间，中华文明卓立于前。这一点无人质疑。当时的中国不仅是全亚洲，也是全世界最强大、最开明、最进步、治理得最好的帝国。唐太宗治下疆域远至波斯、里海、吉尔吉斯草原上的阿尔泰山，沿山脉北抵戈壁大沙漠，东达兴安岭内侧。中亚的索格底亚那、伊朗的呼罗珊、印度喀什周边地区也都承认中国是宗主国。尼泊尔和印度摩揭陀王国向中国派遣特使。643年，拜占庭帝国和波斯朝廷特使也来到中国。”
[11]前引高第著作，第二卷，第212页。
[12]前引高第著作，第二卷，第339页。
[13]前引高第著作，第一卷，第484页。
[14]《中日两国真相》（The Truth About Chian and Japan），乔治·艾伦与昂温出版社，第13—14页。（辛博森是中国通，他以“帕特南·威尔”为笔名出版过《远东的新调整》《满人和俄国人》等书。——编者注）
[15]例如我的名字，汉语中发音最接近的是“罗素”。“罗”是一个字，“素”又是一个字。除此之外，没有哪个组合更接近我名字的发音。
[16]前引翟理斯著作第74页。翟理斯教授对“而远之”作如下注解：理雅各博士的意思是“与之疏远”，相当于“与之毫无瓜葛”。而孔子的本意似乎是“与之不亲”。
[17]前引第21页。
[18]前引翟理斯著作，第86页。
[19]前引高第著作，第167页。
[20]道家极力反对使用武力。老子说：“夫佳兵者，不祥之器。”（前引翟理斯著作第150页）。中国军队不乏“佳兵”。
[21]前引翟理斯著作第八讲。朱熹过世，女婿守灵，奇事发生。这位圣人一生都在教导学生，奇迹异象绝无可能。此时，棺木升起，离地一米，女婿震恐，作祷词说：“岳丈大人，奇迹异象绝无可能，勿坏我念。”此时，棺木缓缓落地，女婿重定信念。
[22]经济信息局译，1920年，北京。
[23]前引第23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