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环安乐屋内刚办完一场葬礼。一辆灰色的大灵车等候在侧门边。街道两旁挤满了汽车，三辆黑色轿车在文森特·拉加蒂医生诊所的那一侧排成一列，人们正庄严肃穆地从举办葬礼的小教堂次第走出，经过街角坐回车子里。我远远地站在三栋楼开外处观望。车队还没有开动。有三个人搀着一个全身黑衣、脸罩面纱的女人走了出来。他们几乎是把她搬上了一辆黑色豪华轿车内。安乐屋的老板忙碌地穿梭其间，优美的小手势和肢体动作就像肖邦音乐的尾声一般优雅，一张平静的灰脸长得足以在脖子上绕两圈。
业余的抬棺者从侧门旁抬出棺材，由专业人员接过，他们轻松地将棺材推入灵车尾部，就像端着一盘奶油小面包般轻而易举。随后，鲜花就如小山般被堆在了上面。玻璃门关上了，四周的汽车纷纷发动了起来。
几分钟后，车都开走了，只剩下街对面的一辆小轿车。安乐屋的老板一路嗅着蔷薇花，回去清点他的收入。他笑容满面地消失在殖民风格的雅致门廊中，世界又恢复了空荡荡的清静模样。剩下的那辆小轿车依旧一动没动。我发动汽车，掉头转到了那辆车后面。轿车司机穿着蓝色的哔叽外套，戴了一顶帽檐闪闪发光的软鸭舌帽，他正在做晨报上的填字游戏。我往鼻梁上架上一副那种半透明的墨镜，慢悠悠地驶过他身旁，向着拉加蒂医生的诊所开去。他没抬头。当开过他前方几步远时，我摘下墨镜，假装用手帕擦拭镜片，并透过其中一个镜片看向他。他还是没抬头。他应该只是个埋头于填字游戏的人。我把墨镜架回到鼻梁上，朝拉加蒂医生的前门开去。
门牌上写着：“按铃后进入。”我按了门铃，但门不让我进入。我等待着，又按了一次铃。我又等待着。里面静悄悄的。随后门被慢慢地开了个缝，接着一张白色制服之上、瘦削而无表情的脸探出头来看着我。
“抱歉，医生今天什么病都不看。”她对我的墨镜使劲眨眼睛——她不喜欢它们。她的舌头在嘴唇里不耐烦地动来动去。
“我来找一位奎斯特先生，奥林·P.奎斯特。”
“谁？”她的眼睛显出微微震惊的神情。
“奎斯特，Q是Quintessential里的Q，U是Uninhibited里的U，E是Extrasensory里的E，S是Subliminal里的S，T是Toots里的T。 [1] 五个首字母拼在一起就是奎斯特。”
她看着我，仿佛我是个胳膊上挂了条淹死的美人鱼、刚从海底爬上来的人一样。
“抱歉，拉加蒂医生不——”
她被一双我没看见的手推开，一个黑瘦、忧郁的男人站在了半开的门边。
“我是拉加蒂医生，请问有什么事？”
我递给他一张名片。他看看名片，又看看我。他的脸苍白憔悴，有种坐等大难临头的表情。
“我们在电话里聊过——”我说，“关于一个叫克劳森的人。”
“请进来，”他很快地说，“我没印象了，不过请进。”
我走了进去。房间里很昏暗，窗帘紧闭，窗户关着。这里很昏暗，也很冷。
护士退下去，坐在了一张小书桌后面。这是一间很普通的客厅，木制装潢上刷了浅色的油漆，不过照屋子的年头推断，漆原本是深色的。一道方形拱门将餐厅与客厅隔开。屋里还有几把安乐椅和一张摆了几本杂志的桌子。这儿看上去真是名副其实——的确是一间医生诊所的接待室，但在一栋私人住宅里。
这时，护士桌前的电话响起来。她准备伸手去接，又停住了。她瞪着电话。响了一会儿后，铃声停了。
“你刚才说的名字是？”拉加蒂医生温和地问。
“奥林·奎斯特。他妹妹告诉我他在帮你做什么事。我已经找了他好几天。昨晚他打了电话给她，就从这儿打的，她说。”
“这儿没有叫这个名字的人，”拉加蒂医生礼貌地说，“从来没有。”
“你不认识他？”
“我从没听说过他。”
“那我不明白他为什么这么和他妹妹说。”
护士偷偷地擦擦眼睛。她桌上的电话又丁零零地响起来，再次吓了她一跳。“不要接。”拉加蒂医生头也没回地说。
我们一直等着铃声响完。一般这种情况大家都会等。过了一会儿，铃声停了。
“你为什么不回家呢，沃森小姐？这里已经没你的事了。”
“谢谢，医生。”她坐着没动，低头看着书桌。她用力闭上眼睛，又眨眨眼睁开来。她绝望地摇摇头。
拉加蒂医生转身对我说：“不如来我的办公室吧？”
我们穿过一扇通向走廊的门。我像走在鸡蛋上一样如履薄冰。这房子里笼罩着一种不祥的气氛。他打开一扇门，领我走进一间曾经一定是卧室、但如今毫无卧室痕迹的房间。这是间小巧紧凑的医生诊疗室。从一扇打开的门可以望见检验室的一部分，角落里有个消毒器正在运作，里面煮着一大堆针头。
“针头可真不少。”我说，我一向心直口快。
“请坐，马洛先生。”
他走到书桌后面坐下，拿起一把细长的裁信刀。
他悲伤的眼睛平视着我。“不，我不认识什么叫奥林·奎斯特的人，马洛先生。我想破脑袋也不能明白，为什么叫这名字的人会说他在我的房子里。”
“躲避。”我说。
他扬起眉毛，“躲什么？”
“躲那些想往他脖子后面插把冰锥的人，谁让他拿着他的小莱卡相机胡来，别人想保护隐私他却偏要把人家拍下来。或者也可能是别的事情，比如贩了毒又想金盆洗手。我说的不难懂吧？”
“是你之前把警察引到这儿来的。”他冷冷地说。
我没说话。
“是你打电话报告说克劳森死了的。”
我和之前一样不发一言。
“是你打来电话问我认不认识克劳森，我说了我不认识。”
“但你没说真话。“
“我没有义务告诉你任何消息，马洛先生。”
我点点头，拿出一根香烟点上。拉加蒂医生瞥了一眼手表，他在椅子上转过身，关上了消毒器。我看着那些针头。好多。很久以前在湾城，我和一个煮针头的家伙之间有过麻烦。
“这地方哪里特别？”我问，“游艇码头吗？”
他拿起那把很是吓人的裁信刀——银制刀柄上带有裸女造型——刺了一下拇指上鼓起的肉球，一滴暗红的血珠立时渗了出来。他把血珠凑到嘴上轻轻舔掉。“我喜欢血的味道。”他轻声说。
似乎远远传来了前门打开又关上的声音，我们两人都竖耳倾听，仔细听着房前台阶上渐行渐远的脚步声。
“沃森小姐已经回家了，”拉加蒂医生说，“房子里就剩下我们两个。”他琢磨一下这话，又舔了下手指。他小心地把刀放在书桌上的便条簿上。“噢，说起游艇港，”他补充道，“你肯定是想到它与墨西哥很近，大麻轻易就能——”
“我想的已经不是大麻的事了。”我又紧盯着那些针头。他顺着我的视线看去，耸耸肩。
我问：“怎么这么多针头？”
“这关你什么事？”
“没什么事关我的事。”
“但你似乎在等着我回答问题。”
“我只是随便说说，”我说，“我在等着某件事发生。这屋里看来是有事情要发生——角落里有个东西在对我虎视眈眈。”
拉加蒂医生又舔掉了拇指上的一滴血珠。
我仔细盯着他看，但看不清他的灵魂。他安静、忧郁、封闭，生命的所有不幸都显现在他的眼里，但他仍然温文尔雅。
“让我给你讲讲这些针头的故事。”我说。
“请讲。”他再度拿起那把细长的裁信刀。
“停下，”我尖声叫，“它弄得我毛骨悚然，就像看人在充满爱抚地摸一条蛇。”
于是他又轻柔地放下那把刀，露出微笑。“我们似乎在兜圈子。”他暗示我。
“很快就到重点。针头的故事。几年前，一个案子把我带到这儿来，让我认识了一位叫阿尔莫的医生，他住在牵牛星街。他出诊的方式很有趣：晚上带着一大箱子皮下注射器出门——准备都用光——装得满满当当。他治的病也很古怪，酒鬼、有钱的吸毒者——这种人比大家想象得可多得多，生活太过刺激以至无法放松的人、失眠的人——所有无法镇静下来的神经衰弱患者，大家都离不开那些小小的药片和手臂上的针孔，得靠这些熬过去。
“过不了多久，他们的生活就会彻底变成一摊烂泥。于是医生有了红火的生意，阿尔莫就是他们的医生。现在说这话没什么关系，他大约一年前就死了，死于自己的药。”
“所以你认为，我可能继承了他的工作？”
“总会有人这么干。只要有病人，就不愁没医生。”
他看上去比刚才又疲惫了许多。“我看你是个笨蛋，朋友。我不认识阿尔莫医生，也没干你口中所说的那种勾当。至于针头——简而言之——在如今的医学专业里，它必不可少，常常要用来注射普通的药物，比如维生素。而且针头会钝，一旦钝了就会弄痛患者。所以一天下来，有人可能要用到一打以上，没有一针是毒品。”
他缓缓抬起头，用鄙夷的眼神定定地盯着我。
“我可能弄错了，”我说，“昨天我在克劳森的住所闻到大麻味，又看到他拨你的号码——还直呼你的名字，这些都可能导致我下错结论。”
“我确实治疗过毒瘾，”他说，“哪个医生没干过？纯粹是白费力气。”
“有些人能被治好。”
“他们被断绝毒品，受尽折磨之后，最终也能戒掉。但这不叫治好，朋友。这治不好当初让他们染上毒瘾的紧张情绪和情感创伤，只能让他们变得呆滞消沉，成天坐在太阳底下玩弄手指，最终无聊空虚地死去。”
“这种说法太草率了，医生。”
“是你提起了这个话题，我该说的说完了。现在我要另外找个话题。你大概已经注意到这屋子里的诡异气氛和紧张空气——就算你还戴着那副愚蠢的墨镜。现在你可以摘掉了，就算你戴着它也一点不像加里·格兰特 [2] 。”
我摘下墨镜，我早把它忘得一干二净了。
“警察来过这里，马洛先生。一个叫马格拉尚的警探，他正在调查克劳森的死因，他会很乐意和你见面的。要我打电话给他吗？我敢肯定他愿意跑一趟。”
“请便，打给他吧，”我说，“我来这儿，只是为了在自杀路上歇一会儿。”
他的手向电话伸去，但又被裁信刀吸了回来。他再度拿起了刀子——看上去像是忍不住。
“用这东西可以杀人。”我说。
“轻而易举。”他露出一丝笑容。
“刺进颈后一英寸半，就在凸出枕骨的正下方。”
“冰锥效果更佳，”他说，“尤其短的那种，磨得非常锋利，不会折弯。要是没刺中脊椎，也不会造成很大伤害。”
“那需要一点医学常识喽？”我掏出一包破旧的骆驼牌香烟，剥掉玻璃纸拿出一根。
他只是继续笑着，淡淡的、非常悲伤的笑，不是担惊受怕的人表现出的那种笑。“会有帮助，”他轻声说，“不过这种技术，随便一个手巧的人十分钟以内就能学会。”
“奥林·奎斯特学过两年医。”我说。
“我告诉过你，我不认识叫这个名字的人。”
“对，我知道你说过。但我不太相信你。”
他耸耸肩，但目光却一如既往，最后又落到了刀子上。
“我们就像一对甜蜜夫妻，”我说，“就坐在这儿，隔着桌子聊陈年家常，好像世上无事值得挂怀一样，因为天黑前我们两个都要进牢房了。”
他再次扬起眉毛。
我继续说：“你，是因为克劳森认识你，叫得出你的名字，而且没准是最后一个和他说过话的人。我，是因为我干尽了私家侦探不该干的所有事：隐瞒证据，隐瞒信息，发现了尸体却没有摘下帽子、恭恭敬敬地向那些可敬而清廉的湾城警察报案。反正，我是完了，彻彻底底完了。但今天下午的空气中弥漫着狂野的香水味。我好像什么也不在乎。或许我是爱火燃烧。我真的好像什么都不在乎了。”
“你喝酒了。”他慢慢说道。
“不过就是香奈儿5号香水、香吻、白皙美腿上的光泽，还有深蓝色眼睛抛出的诱人邀约，类似这样无害的小玩意罢了。”
他看上去更加悲伤，前所未有的悲伤。“女人是祸水，对吗？”他说。
“克劳森。”
“一个无可救药的酒鬼。你大概知道他们是什么样子。他们喝个不停，不吃东西，然后一点点地因为缺乏维生素而出现幻觉。需要为他们做的只有一件事。”他转头看着那个消毒器，“针头，然后是更多针头。这让我感觉自己很龌龊，我毕业于堂堂巴黎大学，可是却在一个龌龊的小城，在一群龌龊的小人中间行医。”
“为什么？”
“因为多年前发生的一件事——在另一个城市。不要问太多，马洛先生。”
“他能直呼出你的名字。”
“某些阶层的人有这种习惯，演员曾经特别爱这样，无赖也是如此。”
“噢，”我说，“这就是全部原因？”
“全部。”
“所以警察来这里盘问，你担心的不是克劳森，而是害怕一件很久以前发生在另一处地方的事情曝光，也许跟爱有关吧。”
“爱？”他缓缓地把这个词舔到舌尖，仔细品味着，说完后，一丝苦笑留在了嘴边，就像开枪后空气中久久不散的火药味。他耸耸肩，把文件盘后面的一盒香烟从书桌上推到我这边。
“那就不是爱情喽，”我说，“我只是在试着读出你的心事。你手握一张巴黎大学的文凭，却在一个廉价的龌龊小城开了一家廉价的小诊所。我很了解这种事。所以你到底在这儿干吗？你干吗又和克劳森这样的人混在一起？当初发生了什么，医生？是毒品、堕胎？还是因为你在东岸哪个城市当过黑帮的私人医生？”
“比如哪儿？”他微微笑着。
“比如克利夫兰。”
“你想得太远了，朋友。”现在他的声音冷得像冰块一样。
“和地狱一样远。”我说，“但像我这种脑细胞有限的人，习惯于把有限的信息拼凑成形。虽然常常会弄错，不过这是我的职业病。事情是这样的，如果你愿意听的话。”
“我在听。”他再次拿起刀子，轻戳着书桌上的便条簿。
“你认识克劳森，克劳森被人用冰锥手法娴熟地杀死了。他死的时候我就在屋子里，在楼上跟一个叫希克斯的骗子说话。希克斯撕掉了住宿登记簿上的一页——写了奥林·奎斯特名字的那页，然后迅速搬走。那天傍晚时，希克斯在洛杉矶被人用冰锥杀死。他的房间被人搜查过。有个女人曾出现在那里，要从他手里买什么东西，但没能到手。而我有更宽裕的时间搜查，也确实找到了。那么第一种假设：克劳森和希克斯是被同一个人杀的，但不一定出于相同的原因。希克斯被杀是因为他对别人的利益巧取豪夺，最后还要独吞。克劳森被杀是因为他是个胡言乱语的醉鬼，而且有可能知道是谁干掉了希克斯。故事到现在好听吧？”
“我对此一丁点兴趣都没有。”拉加蒂医生说。
“不过你在听，我猜纯粹是因为礼貌。好吧，我找到的究竟是什么东西呢？一张照片，上面是一位电影皇后和一个克利夫兰的前任黑帮头目——也许曾经是——而现在是好莱坞一家餐厅的老板之类的，在某个特殊的日子吃午餐。按理，那天本该是这位克利夫兰前任黑帮头目被抓入狱的日子，而刚好那天，这位头目曾经的同伙在洛杉矶的富兰克林大道被人枪杀身亡。他为什么会入狱？因为有人密报了他的真实身份，不管洛杉矶的警察有多差劲，他们还是在想方设法要把东部来的黑帮头目赶出城去。向警察告密的人是谁？就是被抓进牢里的那家伙。因为他以前的黑帮同伙经常给他找麻烦，非除掉不可，而坐牢可是头等高明的不在场证据。”
“真精彩，”拉加蒂医生疲惫地微笑说，“无比精彩啊。”
“是啊，还有更糟的。警察没法证明他就是曾经的黑帮头目，克利夫兰的警察对他没兴趣，洛杉矶警察就只好放了他。不过他们要是看了那张照片，保准不会放人。照片因此成了重要的勒索工具，首先可以用来敲诈那个黑帮头目一笔——如果他确是其人的话；其次可以拿来敲诈电影皇后，因为她被看见和黑帮头目在公共场合一起用餐。一个好人能靠这张照片发笔小财，而希克斯不够好。下一段。现在第二种假设来了：奥林·奎斯特——我一直在找的那个家伙——拍下了那张照片。照片是用康泰克斯或莱卡牌相机拍的，没有闪光灯，照片中的人也没发现被偷拍。奎斯特有台莱卡相机，他还专门喜欢干这类事。在这件事中，当然，他有另外的商业目的。问题来了，他是怎么得到机会拍照的呢？答案是，电影皇后是他的妹妹，她当然会允许他靠近，和她说话。他失业了，需要钱用。她很可能给了他一些，条件是不要再接近她。她不愿和家人有什么瓜葛。还觉得无比精彩吗，医生？”
他阴郁地瞪着我，“不知道，”他缓缓说道，“好像开始有点道理了，不过你为什么要把这么危险的故事讲给我听？”
他从烟盒里掏出一根烟，又随意丢给我一根。我伸手接住，看了看：埃及烟，椭圆形，挺粗厚，对我的血液略显浓烈了一些。我没点烟，只是把它夹在指间，看着他不高兴的深色眼睛。他给自己点上烟，神情紧张地吸起来。
“现在，我就要把你放进故事里了，”我说，“你说你认识克劳森，是因为工作的缘故。可当我告诉他，我是个侦探，他试图第一时间就打电话给你，只是他醉得太厉害，没法和你讲话。我记下了电话号码，之后告知你他的死讯。如果你光明磊落的话，你就会报警。但你没有，为什么？你认识克劳森，也可能认识他的一些房客，不过我也没证据。第三种假设：你认识希克斯或奥林·奎斯特，或者两人都认识。洛杉矶的警察没法，或者说目前还无法证明那位克利夫兰前任黑帮头目的身份——我们就用他的新名字吧，叫他斯蒂尔格雷夫。不过总得有人证明那张照片是否重要到需要杀人灭口的份上。你在克利夫兰出过诊吗，医生？”
“当然没有。”他的声音像从遥远的地方而来。他的眼神也很遥远。他的嘴张开的幅度只够叼住一根香烟。他一动不动。
我说：“电话局里放了一整房间的电话簿，全国的电话号码都能找到。我查过你的。”
“你曾在克利夫兰闹市区的办公大楼里有一大间套房，”我说，“但现在——却沦落到在一个海边小城偷偷摸摸地执业。你一定曾想过换个名字——不过你没有，为了保住执照。总得有人在幕后为这桩买卖出谋划策，医生。克劳森是个无赖，希克斯是个蠢货，奥林·奎斯特是个专打歪主意的小人。不过他们可以拿来利用。你不能直接联系斯蒂尔格雷夫，不然能不能活到下次刷牙时都是个问题。你只能借助小棋子——那些死不足惜的棋子。怎么样，有点意思了吗？”
他微微一笑，叹口气向后靠在了椅背上。“第四种假设，马洛先生。”他几乎耳语着说，“你是个不折不扣的大傻瓜。”
我笑笑，摸出一根火柴，点上他给的那根粗厚的埃及烟。
“补充一下，”我接着说，“奥林的妹妹打电话和我说，他在你这里。这些论述分开来看说服力不够强，这我承认，不过合起来看，矛头全都指向你。”我悠哉地吞云吐雾。
他盯着我。他的脸似乎在晃动，变得模糊起来，飘向远处又飘回来。我觉得胸口一紧，脑子慢得像试图奔跑的乌龟。
“这是怎么回事？”我听见自己嘟囔道。我把手放在椅子扶手上，想撑着站起来。“我有些傻，是不是？”我说，那根香烟还含在我的嘴里，而我还在吸它。“傻”这个字已不足以形容我，还得发明个新词才行。
我从椅子上起身，双脚好像陷入了两桶水泥里。当我说话时，声音好像是从棉花中传出去的。
我放开椅子扶手，伸手想拿掉烟，却一连几下都没抓到，最后才用手勉强握住它。它摸上去不像一根烟，而像大象的后腿，有着尖利的脚趾，刺伤了我的手。我甩甩手，大象也挪开了它的腿。
我的眼前晃荡着一个模糊但非常庞大的人影，一头驴子一脚踢在我的胸口。我坐在了地板上。
“一点点氰化钾，”一个声音说道，似乎是从跨越大西洋的电话里传来，“不会致命，危险都谈不上，只是让他放松放松……”
我开始挣扎着从地板上站起来。你什么时候也可以试试，不过最好先找人把地板钉牢才行。
脚下的地板转了一个又一个圈子，好一会儿之后才稍微稳住一些。我选了个四十五度角的方向，站定，准备瞄准某个目标走过去。地平线上有个东西，看起来很像拿破仑的陵墓，这个目标就很好。我开始迈步。我的心跳得又快又重，我的肺喘不上气来，就跟刚踢完一场足球赛一样，好像你的肺永远都找不回来了——永远，永远，永远。
然后那东西不再是拿破仑的陵墓了。那是汹涌海浪上的一叶小舟，上面有个人。我曾在哪里见过他。人不错，我们相处得挺好。我朝他走去，然后肩膀撞在了墙上，撞得我天旋地转。我伸出手想抓住点什么，结果除了地毯什么都没有。我是怎么趴到这上面的？问也没用，这是个秘密。每次你问问题时，他们都把地板推到你脸上。那好吧，我趴在地毯上向前爬行。刚才还是用手和膝盖在爬行，现在两者都毫无知觉。我朝着一面深色的木墙爬行——也可能是黑色的大理石墙。拿破仑的陵墓又回来了。我跟拿破仑有什么关系吗？他干吗一直向我展示他的陵墓？
“给我杯水喝。”我说。
我等待着回音。没有回音。也没人说话。也许是我没把话说出口。也许它只是我脑子里的想法，觉得不说也罢。氰化钾。当你正手脚并用想爬出隧道时，说出这一长串词真是有点烦人。不会致命，他说。好吧，只是好玩而已，你就称之为半致命吧。菲利普·马洛，三十八岁，有执照的私家侦探，声名狼藉，于昨晚身背一架大钢琴爬过巴隆纳排水管时被警方逮捕。在大学城警察局接受审讯时，马洛宣称他要把大钢琴送给某位印度王公。当被问道为何靴子上要带马刺时，马洛表示客户的秘密是神圣而不可泄露的。马洛目前仍在关押候审中，拉巴探长表示警方目前无可奉告。被问及钢琴是否音律正常时，拉巴探长宣称他已于三十五分钟内弹奏一曲华尔兹舞曲，并就其所知，钢琴内并未有任何琴弦。他暗示说其中另有他物。一份完整的报告将在十二小时之内公布，拉巴探长突然声称。据坊间谣传，马洛曾试图掩埋一具尸体。
黑暗中，一张脸向我游来。我改变方向，朝那张脸爬去。但现在已是下午接近黄昏之时，日薄西山，天色迅速变黑。那里的脸没了，墙没了，书桌没了。然后地板没了。什么都没了。
甚至我都已经不存在了。
注释
[1] 五个单词的意思分别是“典型的”“杳无人迹的”“超感觉的”“潜意识的”和“酒宴”。
[2] Gary Grant（1904—1986），英国电影演员，一九七○年获得第四十二届奥斯卡终身成就奖。他的代表作有《美人计》《西北偏北》《谜中谜》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