舞者餐厅的露台上,几个早到的食客已经在准备吃午餐。二楼房间临街的一面是玻璃,在前方撑出一顶遮阳棚。我继续向前开,拐过弯道后直入斯特里普街,随后把车停在街边。对面是一栋两层楼的方形房子,用玫瑰红色的砖砌筑而成。房子有几扇白色铅制飘窗,前门有道希腊式的门廊,隔着街道看过去,就像是个古色古香的合金门把手。门的上方是一个扇形窗户,上面镶嵌着几个黑色的木刻字:“谢里·巴娄有限公司”。我锁好车,过街向那扇门走去。门是白色的,又高又宽,钥匙孔大得能钻进老鼠。钥匙孔里面才是真正的门锁。我想拉起门环扣门,但他们已经想到了这一层——门环与门是连为一体的,根本起不到敲门的作用。

我拍拍门廊上一根细长的、有凹雕装饰的白色柱子,打开门,直接走进了几乎占据了这栋房子前半部分的一间接待室。这里摆的都是古香古色的深色家具,放着很多把椅子,还有一把铺了类似印花棉布软垫的长椅。窗户上挂着蕾丝花边的窗帘,旁边是与印花棉布家具配套的印花棉布箱子。地上铺了一条花地毯,很多等着要见巴娄先生的人聚在那里。

他们中的一些人看上去欢快、愉悦、满怀着希望,有些人看上去已在此等候多日。有个褐色皮肤的小姑娘正捧着手帕在角落里抽泣,没人注意到她。在从我各个角度好好欣赏了她一番之后,这伙人才意识到,我既不是来这里买东西,也不是来工作的。

一个凶巴巴的红发女人慵懒地坐在一张橡木书桌边,对着一部纯白色的电话讲话。我走过去,她从蓝眼睛中向我射来两道冷冷的、流弹般的目光,然后抬眼看着环绕天花板四周的飞檐。

“不行,”她对着话筒说,“不行,非常抱歉,恐怕没用。我实在非常——非常忙。”她挂断电话,在一张单子上钩掉了什么东西,眼睛又向我射来几道冷光。

“早上好,我想见巴娄先生。”我说,并把我简陋的名片放到她的桌上。她提起名片一角,感到好笑地看了一眼。

“今天?”她友善地询问着,“这个星期?”

“一般都要等多久?”

“有等了六个月的,”她愉悦地问,“不能找别人帮帮忙吗?”

“不能。”

“抱歉,没办法。改天再来好吗?大概感恩节前后。”她穿了条白色羊毛裙,酒红色的真丝衬衫上罩了一件黑色天鹅绒短袖夹外套。她的头发是明媚的落日的颜色。她戴着黄宝石手镯、黄宝石耳环和盾状黄宝石戒指,指甲的颜色和衬衫完全一样。她看上去花费了好几个星期才打扮完自己。

“我一定得见他。”我说。

她又看了一眼我的名片,嫣然一笑。“大家都一样,”她说,“那个——呃——马洛先生,看看这一大群可爱的人,他们可都是两小时前开门时就在这里等了。”

“我的事非常重要。”

“当然,我能问问是如何重要吗?”

“我想兜售一件小丑闻。”

她从一个水晶盒子里掏出一根烟,用水晶打火机点上。“兜售?你的意思是要卖钱——在好莱坞?”

“可能吧。”

“什么小丑闻?别怕,我不会被吓到的。”

“有点不雅,嗯——”我扭头想去看摆在她桌上的名牌。

“海伦·格雷迪,”她说,“好的,不过一点有教养的不雅倒也无妨,你说对吗?”

“我没说有教养。”

她谨慎地向后靠在椅背上,吐出一口烟喷在我的脸上。

“简单来说,就是想敲诈。”她叹口气,“你他妈的还不给我滚蛋,伙计?在我往你身上扔一窝胖警察之前赶快滚。”

我坐在她书桌的一角,在空中抓了两把她喷出来的烟,再吹进她的头发。她怒气冲冲地躲开了,“滚,蠢货。”她的声音尖锐得能刮掉油漆。

“呦,呦,优雅的布林莫尔 [1] 跑哪儿去啦?”

她头也没回,尖着嗓子说:“范恩小姐。”

一个高挑、优雅、褐色皮肤的女孩出现了。她刚刚穿过一道伪饰成彩色玻璃窗的暗门走出来。这个女孩走近后,格雷迪小姐把我的名片递给她说:“斯平克。”

范恩小姐带着名片,穿过彩色玻璃门走进去。

“坐下来,歇歇脚吧,伙计。”格雷迪小姐说,“你没准得在这儿待上一个星期呢。”

我坐在了一把印花棉布扶手椅上,椅背比我的脑袋还高出八英寸,让我顿时感觉自己矮了半截。格雷迪小姐又对我笑了笑,有点不怀好意的意味——然后又俯身去接电话。

我环顾四周,角落里的小姑娘已经停止了哭泣,换上一脸平静淡漠的表情。一个高大英俊的男士优雅地抬起手臂看了看他精致的腕表,然后从容地站起身来。他把一顶珍珠灰的洪堡软毡帽戴在头上,摆出颇为潇洒的角度,检查了一下他的黄色小羊皮手套和银手柄的拐杖,便阴郁地踱步到红头发接待小姐那里。“为了见巴娄先生我已经等了两个小时。”他冷冷地说,好听的声音明显是经过很多训练的结果,“我从来不会为了见谁等上两个钟头。”

“非常抱歉,福蒂斯丘先生,巴娄先生今早实在太忙,没法见你。”

“可惜我没法给他开张支票,”优雅的高个子男士疲惫而轻蔑地说,“大概他只对这个感兴趣。不过既然没法开票给他——”

“等一下,宝贝,”红头发小姐拿起电话,对着话筒说:“什么?除了戈尔德温还有谁这么说?你就不能找个没发疯的人问问吗?……那就再试试看吧。”她砰的一声摔掉电话。那个高个子男士动也没动。

“既然没法开票给他,”他继续说,就像没被打断一样,“我想给他留个简短的口信。”

“请讲,”格雷迪小姐告诉他,“我会想方设法传达给他。”

“转达我的敬意,并告诉他,他是一只臭不要脸的臭猫。”

“改成臭鼬吧,亲爱的,”他说,“他都不知道臭猫是什么。”

“就改成臭鼬吧,奇臭无比的臭鼬。”福蒂斯丘告诉她,“外加一股子硫黄和妓院里最廉价的香水味。”他整了整帽子,瞅瞅自己镜子里的身影。“我告辞了,去他妈的谢里·巴娄公司。”

高个子演员优雅地昂首阔步而去,用他的手杖打开门。

“他怎么了?”我问。

她同情地看看我,“比利·福蒂斯丘吗?他没怎么,他没戏可演,所以每天都来这里照例表演一通,寄希望于有朝一日能被星探发现、欣赏。”

我慢慢合上嘴。你有可能在好莱坞住过很久,但都不一定亲眼见过电影里的场景。

范恩小姐从里门走出来,抬抬下巴朝我示意。我经过她的身边往里走。“这边走,右手第二间。”她目送我走过长廊,来到第二扇门前,门是开着的。我走进去,关上门。

一个胖胖的白发犹太人坐在书桌后面,对我温和地笑着。“你好,”他说,“我叫莫斯·斯平克。你有什么想法,老兄?别那么紧张,抽个烟?”他打开一个类似行李箱的东西,递给我一根烟——足有一英尺长,被装在单独的玻璃管里。

“不了,谢谢。”我说,“我抽卷烟。”

他叹口气。“好吧,来,让我想想,你名叫马洛,嗯?马洛,马洛,我有听说过谁叫马洛吗?”

“大概没有。”我说,“我从没听说过有谁叫斯平克。我要见的人叫巴娄,听上去很像斯平克吗?我要找的不是叫斯平克的人。有句话你知我知——去他的斯平克。”

“你反犹,嗯?”斯平克说。他大度地摆摆手,手上的金丝雀黄钻戒看上去好像黄色的交通信号灯。“别这样,”他说,“坐下来消消气。你不认识我,你也不想认识我。我没发火。在影视圈里,你根本就不能发火。”

“巴娄。”我说。

“理智点,老兄。谢里·巴娄是个大忙人,他一天工作二十个小时还赶不完日程。坐下来和小斯平克聊聊天吧。”

“你在这儿是做什么的?”我问他。

“我负责他的安全,老兄,我得保护他。谢里这样的可不是谁都能见的,我帮他见一些人。我和他是一样的——在某个范围内,你知道。”

“我可能已经超出你的范围了。”我说。

“可能吧。”斯平克和气地表示赞同。他撕掉雪茄铝制包装上的厚胶带,轻轻拿出一根雪茄,仔细端详着。“我不否认,为何不做点什么,证实你的话?那样我们就知道了。从开始到现在你一直在说空话,这种人我们见多了,已经不起作用了。”

我看着他夹起那根看上去很昂贵的雪茄,点上火。“我怎么知道你不会出卖他?”我狡猾地问。

斯平克眯缝着的小眼睛眨了眨,我不敢肯定,但的确看到里面泛出了泪花。“我出卖谢里·巴娄?”他磕磕巴巴地低声说,像在参加一场只花了六百块钱的葬礼。“我?我宁可出卖自己的亲妈。”

“这话说给我听没用。”我说,“我也从没见过你妈。”

斯平克把雪茄放进大小如鸟池一般的烟灰缸里。他挥舞着双臂,面露悲伤之色。“噢,老兄,你说的什么话啊。”他哀叹道,“我爱谢里·巴娄就像爱我自己的父亲,甚至还更多咧。我的父亲——算了,不提了。拜托,老兄,有点人情味吧。让我们彼此信任友好一些,把那件丑闻和斯平克讲讲,如何?”

我从口袋里掏出一个信封,从书桌上扔给他。他从里面抽出一张照片,面色凝重地看着。他把照片放在桌上,抬头看我,低头看照片,又抬头看我。“嗯,”他呆板地说,那种他所说的“彼此信任友好”忽然从他的声音里消失无踪了,“这有什么大不了的?”

“用我告诉你这女的是谁吗?”

“这男的是谁?”斯平克忽然喝问。

我没说话。

“我问你这男的是谁?”斯平克差点怒吼起来,“说,混蛋!说。”

我还是没说话。斯平克缓缓把手伸向电话,锐利而明亮的目光一直盯着我。

“继续啊,打给他们啊,”我说,“打到警察局,找刑事组的克里斯蒂·弗伦奇警探,他这个家伙可不容易被糊弄。”

斯平克把手从电话上挪开,慢慢站起来,拿着照片走了出去。我等待着。外面日落大道上的车流声听起来遥远而陌生,时间仿佛一分一秒安静地渐次落入井中。斯平克刚点的那根雪茄升腾起袅袅烟雾,萦绕在空中,然后被空调的通风口吸了出去。我看着墙上无数的签名照,它们都是签给谢里·巴娄的,还附上了她们永恒的爱。不过既然照片出现在斯平克的办公室,可想而知她们都已成了昨日黄花。

注释

[1] 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的私立女子高等学院,以培养女子高雅的气质为主要特色。菲利普·马洛显然用的是反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