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早上八点四十五分，我把车停在了离湾城照相馆两个门面的地方。我已经吃过早餐，心情愉悦，正戴着一副太阳镜阅读着当地的报纸。我翻阅了《洛杉矶日报》，可奇怪的是，报纸上只字未提有关凡努斯或其他旅馆的冰锥案事件，就连“城中旅馆发生神秘死亡”之类的标题都没有。《湾城日报》倒还没忙到没时间报道谋杀案的地步，他们把这件大事登在头版，就在肉价旁边。
本地男子遇刺于爱达荷街出租公寓
昨日稍晚时，警方接到一个匿名电话，随后赶赴爱达荷街、西曼斯—兰辛公司的木材场对面案发地。进入未锁的房间后，警方发现四十五岁的莱斯特·克劳森——该出租公寓的经理——死在自己房间的沙发上。克劳森的脖子上插了一把冰锥，经初步检查，法医弗兰克·L.克劳迪宣布，克劳森之前曾酗酒过量，死亡前可能已经失去知觉。警方未发现任何挣扎的迹象。
警探摩西·马格拉尚立刻采取行动，对下班回来的所有房客进行了逐一询问。但目前尚无任何有助于案情进展的信息。法医克劳迪在接受记者访问时表示，克劳森有可能是死于自杀，但根据伤口的位置，这一可能性已被排除。警方查看了公寓楼的住宿登记簿，发现其中一页已被人撕掉。在逐个询问入住访客后，马格拉尚警探表示，曾有一名粗壮的中年棕发男子几次出现在出租公寓的走廊上，但房客都不清楚他的名字与职业。马格拉尚警探仔细检查过所有房间后还指出，最近曾有一名房客搬走，并且行迹仓促。然而由于住宿登记簿遭到毁坏，且这一带地区情况复杂，加之无人能准确描述出该失踪男子的外貌，致使对此人的追踪变得格外困难。
“目前还不清楚克劳森被害的原因，”马格拉尚警探昨天深夜宣称，“但此前，我已对他进行了一段时间的密切观察，也掌握了他很多同伴的情况。这个案子虽然扑朔迷离，但我们一定能解开疑云。”
这篇报道写得不错，恨不得十二次提到马格拉尚的名字，外加照片说明里的两次提及。在第三版刊登的一张照片里，他手握冰锥，皱着眉头若有所思地凝视着它。另有一张爱达荷街四四九号的照片，显然有美化的嫌疑。还有一张照片显示，一具尸体躺在沙发上，被覆上了床单，马格拉尚警探面色凝重，正用手指着它。还有一张特写是市长的，他坐在办公室书桌前，一副恶心的官僚做派，旁边还附上了他就战后犯罪案件问题的讲话——完全满足你对一个市长讲话的期待，其中援引了不少胡佛 [1] 的演讲来凑数，还到处是语病。
差三分钟九点之时，湾城照相馆打开了大门。一个上年纪的黑人开始把人行道上的尘土扫进污水沟。九点整，一个穿戴整齐、戴着眼镜的年轻人打开了大门上的锁。我拿着G.W.汉布尔顿医生藏在假发内侧的橘黄色取货凭证走了进去。
当我将凭证交给他时，这个穿戴整齐的年轻人用怀疑的眼神上下打量我一番，递给我一个信封，里面装着一张小底片和六张放大成底片八倍大的上光照片。他什么也没说，但从他看我的眼神可以推断出，他记得我不是当初给他底片的人。
我走出门坐回车里，研究着到手的猎物。照片上，一个男人和一个金发女郎坐在一家餐厅的圆形雅座里，面前摆着食物。他们抬起头来，似乎是突然发现了异常情况，但在相机按下快门前还没来得及做出应急反应。从光线来看，明显没用闪光灯。
那个女孩是梅维斯·韦尔德。男的个头很小，肤色很黑，面无表情。我不认识他，也没理由认识他。厚厚的皮椅子上印着一对对跳舞的小人，呼应着这家餐厅的名字——舞者。这件事更加令人费解了。因为未得到经理同意就擅自在餐厅里按下快门的人，肯定会被狠狠地踢出去、一路滚到好莱坞大道和葡萄树街。我猜这张照片一定是偷拍的，就像露丝·斯奈德 [2] 坐在电椅上的照片一样。那个人肯定是把小相机用带子吊在大衣领内侧，使镜头刚好能从敞开的衣领里露出来，然后他再往口袋里装一个快门遥控器。要我猜出拍照片的人是谁，这也不算太难。奥林·P.奎斯特先生肯定能又快又稳地完成这一切动作，然后面不改色心不跳地离开那里。
我把照片放进了背心的口袋里，手指碰到了一张皱巴巴的纸片。我拿出来一看，上面写着：“文森特·拉加蒂医生，湾城怀俄明街九六五号。”这就是我先前在电话里与之交谈过的文森特，也可能是莱斯特·克劳森想打电话联系的人。
一位年老的警察沿着停车线来回走动着，用黄色粉笔标出轮胎的位置。他告诉了我怀俄明街的位置，于是我便驾车前往。这是一条横跨城市两端的大街，和商业街离得很远，与两条以数字命名的街道平行。第九六五号是一栋灰白色的木屋，就坐落在街角，门上挂着的一块铜牌写着：“文森特·拉加蒂，医学博士，出诊时间：上午十点到十二点，下午两点半到四点”。
房子看上去还算安静体面。一个女人带着一个满脸不情愿的小男孩走上楼梯。她读了读牌子上的字，又看看别在自己衣领上的怀表，犹豫地咬咬嘴唇。小男孩小心翼翼地瞅瞅四周，然后踢了她的脚踝一脚。她疼得瑟缩一下，但还是耐心地说：“乖，约翰尼，不能这么对待弗恩阿姨哟。”语气很温柔。
她打开门，把那个小跟屁虫也拽了进去。十字路口的斜对角有一栋很大的殖民时期白色建筑，门廊上装了顶棚，却小得和房屋不成比例。前庭的草坪上安装了泛光灯反射镜，一条小路的两侧盛开着蔷薇花。门廊上挂了个大大的黑底银字招牌：“花环安乐屋”。我很纳闷，当拉加蒂医生的目光越过前窗，看到窗外的殡仪馆时会是怎样一种情形——或许会让他变得更加小心翼翼。
我拐过十字路口，开车返回洛杉矶。我回到了办公室，一方面查看信件，顺便把从湾城照相馆得来的猎物锁进老旧的绿色保险柜——除了其中一张。我坐到桌前，拿起放大镜研究着这张照片。照片本身已被照相馆放大，再加上放大镜，细节看得还算清楚。一个又黑又瘦、面无表情的男子坐在梅维斯·韦尔德的旁边，他面前的桌子上摆着一份晚报——《新闻纪事报》。我能看出头条的标题：“轻量级拳击选手在比赛中受伤身亡”。只有在午后或是较晚时间出刊的体育版面，才会起这样的头条标题。我拿起电话，正要拨号时，电话铃声响起。
“是马洛吗？我是洛杉矶警察局的克里斯蒂·弗伦奇。今天早上有什么消息吗？”
“要是你的电报打字机没罢工，你应该也知道。我刚看了份湾城的报纸。”
“对，我们知道那事了。”他漫不经心地说，“听上去像同一个家伙干的，是吧？同样的凶器，同样的作案手段，时间好像也能对上。我希望老天保佑，千万别是桑尼·莫·斯坦那伙人又东山再起了。”
“真是他们的话，那他们的手艺可更精进了。”我说，“我昨天查了查资料，斯坦那伙人以前都把受害者戳得全身是洞，曾经有个受害者身上被捅了一百多个洞。”
“他们可能学乖了。”弗伦奇有些避重就轻地说，好像不太愿意谈这个话题。“我打电话给你是要问有关弗拉克的事情，昨天下午之后你有没有再见到他？”
“没有。”
“他溜走了，没回去工作。旅馆打电话给他的房东太太，说他昨晚卷铺盖离开了，也不知道去了哪儿。”
“我一直没见过他，也没他的消息。”
“那死人身上只有十四块钱，你不觉得有点蹊跷吗？”
“是有点，不过你自己都回答了。”
“我只是随口说说而已。弗拉克也许是被吓跑的，不然就是捞了一笔钱跑了。他也许是因为知道了什么隐情，被付了一笔封口费。要不就是他偷拿了死人的钱，只留下十四块掩人耳目。”
我说：“两种情况都有可能，也没准会同时发生。任是谁那么彻底地搜查屋子，目的应该都不是为了钱。”
“为什么？”
“因为这位汉布尔顿医生打电话给我的时候，我建议他使用旅馆保险柜，但他不感兴趣。”
“他那种人不会雇你来保管钱财的，”弗伦奇说，“他不会雇你帮他保管任何东西。他需要的是保护自己的人，不然就是合伙人——或者就是跑腿的。”
“抱歉，”我说，“我只是复述一遍他对我说的话罢了。”
“你到那儿时他已经死了，”弗伦奇说，不过他的声音有点儿过于故作轻描淡写，“所以你大概来不及把名片给他吧？”
我紧握话筒，迅速回想着我和希克斯在爱达荷街那间出租公寓里的谈话。我想起他两指夹着我的名片，低头看着，然后想起自己从他那儿一把夺回名片——趁他还没抓紧之前。我深吸了一口气，又缓缓吐出。
“来不及，”我说，“另外，请你不要再这样把我吓个半死了。”
“他有一张，老兄，折了两下装在裤子的表袋里。我们上次漏过了。”
“我给过弗拉克一张。”我说，嘴唇僵硬。
空气中一阵沉默，我能听得到周围嘈杂的声音和打字机的噼啪声。终于，弗伦奇生硬地说：“我懂了。再见。”他啪地挂断了电话。
我动作极慢地把话筒放了回去，舒展了一下抽筋的手指。我俯身盯着书桌上摆在我面前的那张照片，它告诉我的全部信息就是上面有两个人，其中一个我认识，他们正在舞者餐厅吃饭。桌子上的那张报纸还能告诉我那天的日期——只能说是，或许。
我随后打电话给《新闻纪事报》，请求转接体育版。四分钟以后，我在便条簿上记下：“里奇·贝洛，受人欢迎的年轻的轻量级选手，由于二月十八日在好莱坞军团体育馆的一场比赛中受伤，于十九日午夜前医治无效死于修女医院。《新闻纪事报》二月二十日午间体育版头条刊载。”
同一个号码，我又拨了一遍，请求转接市区版的肯尼·阿斯特，我们认识很多年了，他之前负责采访犯罪类新闻。聊了大概一分钟后，我问他：“是谁帮你报道的桑尼·莫·斯坦被杀的新闻？”
“陶德·巴罗，他现在跳槽到《洛杉矶邮报》了。怎么了？”
“可以的话，我想要更多有关案子的信息。”
他说可以找资料室的人帮忙查查，然后再打给我。十分钟后他打来电话。“他头部中了两枪，当时人在车里，离富兰克林大道上的贝尔西别墅大概两街区的位置。时间大概是晚上十一点十五分。”
“时间是二月二十日，”我说，“对吗？”
“没错，就是这样。案子没有目击者，没有逮捕人，只按警方惯例讯问过一些赌徒、失业的拳击手和一些惯犯。有什么问题吗？”
“那时候，这家伙是不是有个帮内兄弟也在城里？”
“资料上没提。这人叫什么？”
“威皮·莫耶。我有个警察朋友曾说起一件事，有个好莱坞的有钱人涉案被抓，最后又因为证据不足被放了。”
肯尼说：“等一下。我想起一件事——嗯，那家伙名叫斯蒂尔格雷夫，是舞者餐厅的老板，大概是个赌徒之类的人。人还不错，我见过。那次还闹了笑话。”
“闹了笑话，怎么说？”
“有些捣蛋的家伙跟警察密报说，斯蒂尔格雷夫就是威皮·莫耶。他们就这样关了他十天，等着克利夫兰那边的回复。克利夫兰警察局没理，对斯坦被杀一案，他们没什么要做的。斯蒂尔格雷夫一个星期都待在牢里，和那事一点关系都没有。你的警察朋友是不是廉价杂志看多了。”
“他们都这样，”我说，“所以才说话那么粗鲁。谢谢你，肯尼。”
我们互相道别，然后挂断电话。我坐在椅子上，斜靠着椅背盯着我那张照片看。过了一会儿，我拿起剪刀，剪下了印有头条标题的那部分报纸，把剪开的两部分各自装进不同的信封里，与从便条簿上扯下的纸片一起装入了我的口袋。
我拨通了梅维斯·韦尔德高级住宅区的电话。几声铃响之后，一个女人的声音传来。她的声音显得遥远而正式，我不确定有没有听过。她说：“喂？”
“我是菲利普·马洛，韦尔德小姐在吗？”
“韦尔德小姐今天很晚才回来，你介意留个话吗？”
“事情非常重要。我在哪儿能找到她？”
“抱歉，我不清楚。”
“她的经纪人知道吗？”
“有可能。”
“你真的不是韦尔德小姐吗？”
“韦尔德小姐不在。”她挂断了电话。
我就坐在那里，回味着那个声音，起初我觉得是，之后又觉得不是。我越想越不敢确定。我下楼进了停车场，开车出发。
注释
[1] 埃德加·胡佛（Edgar Hoover，1895-1972），美国联邦调查局第一任局长。
[2] Ruth Snyder（1895—1928），因谋杀丈夫被判死刑。在用电椅处决她时，有位记者偷偷藏了摄像机，于通电时按下快门。这张照片成为历史上最著名的照片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