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差一刻七点回到我的办公室的。我打开电灯，从地板上捡起从门缝底下塞进来的一张纸。这是绿羽毛快递公司送来的一张通知，告诉我有人寄给我一个小包裹。他们在等我回电，随时都可以把包裹送来。我把通知单放在办公桌上，脱下外衣，打开屋子里的窗户。我从办公桌最里面一个抽屉里拿出一瓶老泰勒威士忌喝了一口，含着它在嘴里咕嘟了一会儿。然后，我攥着酒瓶凉丝丝的瓶颈，琢磨着我要是侦破凶杀案的警察，看惯了横七竖八躺在地板上的尸体，我会有什么感觉。我想我要是在警察局干事，就不用在溜进那间屋子的时候，擦掉留在门把手上的指纹，也用不着费尽心思为雇用我的人打掩护——话说多了会伤害别人，说得太少又伤害了自己。我琢磨了半天，可是还是不喜欢给警察局干事。
我把电话拉过来，看着通知单上写的电话号码，拨通电话。对方说包裹立刻就给我送过来。我说我等着。
楼外边，天色逐渐暗下来，来往奔驰的汽车再不像白天那么喧闹了。从敞开的窗户外面飘进来的一阵小风，略带凉意。不是夜间的凉风，而是白日将尽，灰尘、汽车尾气、从晒烫了的墙壁和人行道上升起的热气……诸多气味的混合。这里面自然也有从远远近近上百个餐馆散发出来的饭菜香。如果一个人的鼻子能像猎狗那样敏锐，还可以闻到从建筑物与好莱坞周边小山上的住宅区飘来的一股公猫身上的骚味。这是一种名叫尤加利的热带树木在炎热夏天散发的气息。
我坐在那里抽烟。十分钟以后响起了敲门声。我打开门，一个戴制服帽的半大的孩子叫我签了名，递给我一个方形小包，窄窄的不过两英寸宽。我给了那孩子一毛钱小费，听见他一路吹着口哨向电梯间走去。
包裹上用蓝墨水写着我的名字、地址，是用又大又细的印刷体写的。我把捆包裹的细绳子割断，打开一个牛皮纸包。纸包里是一个贴着牛皮纸的廉价纸盒，橡皮图章印着“日本制造”字样。日本人开的商店总是用这种盒子盛小工艺品，雕刻的动物啊，小玉器啊，等等。纸盒盖得很紧，一直插进盒子最下面。我把它扯出来，看见盒里面装着不少棉花和软纸。把这些填塞物拿掉以后，我看到的是一枚半美元大小的金币，闪闪发光，好像刚刚从造币厂出来一样。
我看到一面是一只展翅的老鹰，胸前挂着盾牌，左翼上刻着E.B.两个缩写字母。环绕着老鹰的是一圈圆珠，圆珠与币边之间的文字是“合众为一”，图案最下边标着一七八七年。
我把金币放在手心里，翻过来看它的背面。金币很重，很凉，放在手心里叫我的肉皮发潮。背面的图案是山峰后面升起或者落下的太阳，两圈像是橡树叶组成的花饰，还有好几个拉丁字。引我注意的是最下面几个大写字母：布拉舍。
拿在我手里的是那枚布拉舍金元。
纸盒里除了这枚金币以外，没有任何东西。所有的纸上都没写什么字，纸盒外面手写的我的姓名、地址丝毫没有意义。我想不出在我认识的人中间谁用这种字体写字。
我找出一个装烟丝的小皮袋，装进一半烟丝，用软纸把金币裹好，放在烟丝里，再把皮袋整个装满。我拉上皮袋拉锁，把它放进衣服口袋里。我把纸盒、包装纸和绳子装进一只档案柜，上了锁，然后坐在办公桌前给莫宁斯塔尔打电话。电话没人接。我料到那边也不会有人。挂上电话以后，我又在电话簿里查他家里的号码。洛杉矶市内和近郊几个镇市都没有登记他的电话号码。
我从写字台里拿出一副手枪套，在肩上系牢，再把一支点三八口径的柯尔特枪别在枪套里。我戴上帽子，穿好外衣，整理了一下屋子。我刚刚关上灯，拉开房门的时候，电话机丁零零地响了起来。
铃声响得令人心惊，倒不是这部机器有什么问题，而是我的耳朵出了毛病。我站在原地，浑身僵直，嘴角向后抽紧，像是在苦笑。窗外霓虹灯灯光闪烁。室内空气像凝滞般的沉重。外面的门道悄无声息。只有电话铃响个不停。
我走回办公桌前，俯身接电话。只听到对方咔嗒一声挂上电话，之后就是嗡鸣声。我站在黑暗中，一手拿着话筒，一手按住电话的启动键。我不知道自己在等什么。
电话铃又响了。我在嗓子眼里呜噜了一声，把话筒贴在耳朵上，没有说话。
我们两人都沉默着。两人相距不知若干英里，每人都拿着话筒，呼呼喘着气。双方都在倾听，却什么都听不到，甚至听不到对方的呼吸声。
好像过了很长、很长的时间，我听到遥远处一个人的低语声，声音平板、模糊：“你要倒霉了，马洛。”对方的电话又咔嗒响了一声，接着就是电线的嗡鸣声。我也挂上电话，走出办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