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尔方特大楼是一幢毫无特色的八层楼房，被挤在另外四座建筑物中间。一边是装着镀铬窗框的大玻璃窗、专售廉价商品、被涂成绿色的商业大厦。另一边是一座带地下室的三层停车场。车辆开进开出，喧闹得像正在给几只狮子投食一样。贝尔方特大楼的过道很脏，活像养鸡的院子。大楼的租户姓名牌镶在一面墙上，中间有不少空缺。我感觉兴趣的只是其中一个，不用看我就已经知道了。在这排牌号对面，斜倚在人造大理石墙面上的是一个广告牌：现有地盘出租，适合经营香烟摊位。如有意租赁，请与三一六室面谈。
大楼装着两部铁笼式的升降机，但似乎只有一座在运转，因为上下楼的人并不多。一个下巴耷拉着、两眼泪汪汪的老头儿，坐在电梯间里的一只木凳上，屁股底下垫着一块折叠起来的粗麻布。看他的样子，好像自从南北战争之后就一直坐在这里了，而且那次内战并没给他带来什么好处。
我上了电梯，告诉他我去八层。老头儿费力地关好电梯门，搬动一个手柄，于是这台老机器一摇一晃地向上爬去。老头儿嘘嘘地喘着气，倒好像他在往上搬运这台电梯似的。
到了我要去的那一层，我走出电梯，从过道往前走。老头儿探出脑袋，手捏着鼻子挤了一下，把鼻涕甩在一个装垃圾的纸盒里。
莫宁斯塔尔的办公间在楼道靠后的一端，对着防火门。他有两间屋子，每间屋子的磨砂玻璃上都刷着黑漆字：莫宁斯塔尔，钱币商。靠里的一间挂着“入口”的牌子。
我扭动门柄，走进一间窄小的屋子。两扇窗，一张破旧的打字桌，几只木柜，柜里摆着一枚枚颜色暗淡的钱币，嵌在斜立的底托上。每枚币下面附有一张打着字的标签。此外，这间屋子还有两只靠墙立着的资料柜。窗户没挂窗帘。颜色灰暗的旧地毯已经破了许多洞。要是不小心的话，很可能就要把你绊个跟头。
绕过资料柜，小打字台后面有一扇木头门通向里面的屋子。门没有关，从门里边传出一些琐细的声响，看来屋里的人并没有专心致志做什么事。果然，莫宁斯塔尔干涩的声音对我喊：“请进。请到里屋来。”
我走进去，里面的这间屋子同外面一样窄小，但是装的东西更多，一只绿颜色的保险柜几乎把半间屋子挡住。保险柜后面，一张桃花心木桌子堵住这间屋子通向过道那扇门。桌子上摆着几本颜色发黄的旧书、一摞旧杂志和不少尘土。后墙的窗户开着，但并没有减轻屋子的霉味。衣架上挂着一顶沾满油污的皮帽。三张带玻璃罩的长脚桌，玻璃罩下面摆着更多的钱币。屋子中间放着一张又沉又大的皮桌面写字台。写字台上除了该有的一些文具外，还有一台罩在玻璃罩下面的珠宝商使用的天平，两只金属柄放大镜。拍纸簿上放着只钟表修理匠用的那种倍数很高的单眼放大镜，旁边扔着一条墨渍斑斑的黄绸手绢。
写字台后面的转椅上坐着一个穿黑灰色西服的老人。西服的领子很高，前襟钉着一大排扣子。有绺白头发一直耷拉到耳朵上，脑门上面是一块灰白色的头顶，像是童山濯濯突露出一块岩石。他的两只耳朵里都长着细绒毛，足捕住一只飞蛾。
老人的黑眼睛眼神锐利。两只眼睛下面悬着紫红色的下眼泡，眼泡上布满皱纹。双颊发着油光，小尖鼻子看来成年累月一直受着酒店熏染。老人脖子上的一副硬领紧紧卡住喉结。这副硬领如果拿去洗涤，哪个像点儿样的洗衣房都不会接活。一根黑领带套在领子上，前面打了个小结，从远处看像是个小老鼠正从鼠洞里往外钻。
老人开口说：“我的助手，那位年轻小姐度假去了。你就是马洛先生吧？”
我点了点头。
“请坐。”他的一只瘦手指了指写字台对面的一把椅子，我在椅子上坐下。“我想你没忘记带着点儿什么证明你的身份吧？”我拿出名片给他。在他看我名片的时候，我闻到一股气味，那是从他身上散发的霉味。
他把我的名片翻过来放在写字台上，交叠双手按在名片上。他的一双锐利的黑眼睛没有漏掉我脸上的每个细节。
“好吧，马洛先生。我能替你做点儿什么？”
“给我讲讲布拉舍金币的事。”
“啊，是这样的。”他说，“布拉舍金币，这是一枚令人感兴趣的钱币。”他把手从桌面上抬起一点儿来，两手手指搭成宝塔尖形状。他的样子像老年的顾问律师在剖析一个复杂问题。“从某个意义上讲，可以说是美国早期钱币中最令人感兴趣、也是最宝贵的钱币。这无疑你是知道的。”
“我对美国早期钱币知道的不多。”
“是吗？”他说，“真是这样？你是想叫我给你讲讲？”
“我就是为这个来的，莫宁斯塔尔先生。”
“这是枚金币。铸造时的价值大概同二十美元金币不相上下，大小很像半美元硬币，几乎一样大。这种币是一七八七年为纽约州制造的。不是造币厂造的。美国直到一七九三年才有造币厂，费城造币厂是第一家。布拉舍金币多半是用币模轧制法制造的，出自私人之手，一个名叫伊弗雷姆·布拉舍的金匠。也有人叫他布拉舍尔。谈到这个金匠的时候，名字是布拉舍尔，可是他做的金币却习惯叫做布拉舍金币。为什么？我也说不清。”
我把一根纸烟放在嘴里，点上火。我认为这可以缓解一下屋子里的霉味。“什么叫币模轧制法？”
“币模正反两面的图案分别雕刻在两个钢模上。当然都是凹雕。把两个钢模镶嵌在铅块里，中间放进金质坯件，然后放在硬币压力机里轧制。轧好以后从模子里取出来，把币边修整光滑，统一重量。这种币不能叫机制币。一七八七年还没有轧制花边的机器。”
“这种方法造币一定非常缓慢。”我说。
他点了点头。“非常慢。此外，由于钢模的表面硬度不够强，随着一枚币一枚币地轧制模子，就开始磨损。因此，必须不断雕刻新模。结果是，钱币上的图案会出现细微变化，这在高倍放大镜下是能看出来的。可以这么说，如果用今天的显微镜进行观察，没有两枚币是一模一样的。我解释清楚了没有？”
“清楚了。”我说，“只不过还有一点，这样的币制造了多少枚？现在是什么价值？”
他把用手指制造的尖塔拆掉，重新把手板平放在桌面上，轻轻地拍打着。
“我不知道究竟做了多少，没有人知道。几百枚，上千枚，也许比一千还多。但是留下来的极少是没有使用过的。用行家的话说，留下来的很少是未流通币。价钱是有差别的，最低要几千元，还有更贵的。今天由于货币贬值的缘故，我可以肯定地说，这样一枚未流通的样币如果落到一个有信誉的币商手里，如果他再能卖出个好价钱的话，少说也能给他带来一万美元，也许比一万还多。当然了，这枚币必须来历清楚。”
我“啊”了一声，表示惊讶。我慢慢地把烟从肺里呼出来，一面用手掌扇动，不叫它飞到写字台对面老人那边去。他看上去不像个抽烟的人。“要是来路不明，币商又卖不出好价钱——能卖多少钱？”
他耸了耸肩膀。“来路不明意味着这枚币不是合法到手的。偷来的，也许是骗来的。当然了，也不一定。珍稀钱币偶然也会在你意想不到的地方突然冒出来。在保存得很好的盒子里，在新英格兰人住的老房子里面一个桌子抽屉里。这样的事不多见，但确实发生过。我就知道有一次，一个旧货商人在修理旧沙发的时候，从沙发的填充物里掉出来一枚非常珍贵的古币。这只沙发在马萨诸塞州费尔里弗的一幢老房子里摆了九十年。谁也不知道这枚币是怎么跑进沙发里去的。但一般说来，多半是偷来的，特别是在咱们这块地方。”
他心不在焉地看了看天花板的一角。我注视着他，他看上去像一个能保守秘密的人——如果这是他自己的秘密的话。
他慢慢地又把目光转到我身上，开口说：“五块钱，请拿出来。”
我又“啊”了一声。
“五块钱，我要你付给我。”
“为什么？”
“别装糊涂了，马洛先生。我给你讲的那些事在公共图书馆里都查得到。特别是福斯戴克的《硬币史》里记得非常详细。你不去图书馆，偏偏要到我这儿听我讲，所以你要付给我五块钱的咨询费。”
“要是我不给呢？”我说。
他把身体往椅背上一靠，合上双眼，嘴角上浮现出淡淡的笑容。“你会给的。”他说。
我把钱付给他。我从钱包里拿出五张一元的票子，站起来，俯身到写字台上。我小心翼翼地把票子摆在他前面，轻轻用手指抚摸着，好像在抚摸一只小猫。
“五块钱，莫宁斯塔尔先生。”我说。
他睁开眼，看了看钞票，笑了。
我说：“现在让咱们谈谈有一个人想卖给你的那枚布拉舍金币吧！”
他的眼睛睁得更大了一点儿。“噢，有人想卖给我布拉舍金币吗？他们干吗要卖给我？”
“他们需要钱。”我说，“他们又不想叫人刨根问底儿。他们知道或者打听到你是做钱币买卖的，而且在你这幢贫民窟似的大楼里什么事情都办得到。他们知道你的办公室在走廊尽头，而你又是个上了年纪的人，不太可能跟他们来硬的——你得考虑自己的身体。”
“他们知道的好像太多了。”莫宁斯塔尔干巴巴地说。
“他们至少知道他们需要知道的，好跟你做这笔买卖。正像咱们也在做买卖一样。这些事都很容易打听出来。”
老头儿把小手指塞进耳朵里，转弄了一阵，掏出一块耳屎，随随便便地把它抹在衣服上。
“只是因为我给默多克太太打过电话，问过她是否肯出售那枚布拉舍金币，你就想象出这么多事来？”
“当然了。她也是这个想法。合情合理。正像我在电话里跟你说的那样，你早就知道那枚币是不出售的。你是吃这行饭的，还能不知道？”
他把头俯下一点儿，脸上虽然没有笑容，但显得很高兴。他觉得我是在恭维他。
“是会有人找你来出售这枚币。”我接着说，“情况有些可疑，你也准备买下来，只要价钱低，你手头又有这笔钱，但是你想弄清楚这枚金币的来源。即使你确切知道它是偷来的，你也会买，只要便宜。”
“噢，我会买？”他好像对我说的有些兴趣，但又不是很感兴趣。
“你当然会——如果你是个有信誉的钱币商人的话。我相信你是的，买下这枚币来，你就保护了钱币的主人或者让给这枚金币保险的公司不致受百分之百的损失。他们会很高兴把你垫付的收购款还给你。这种事过去都是这么办的。”
“照你这么一说，这枚默多克家的布拉舍金币真是偷出来的？”他突然说。
“别引用我的话。”我说，“这是个秘密。”
这次他又想掏鼻孔，但及时控制住了自己。他只从鼻孔里揪断一根鼻毛。他冷不丁地一揪，身子哆嗦了一下。他举着鼻毛看了一会儿，又把目光从那上面转到我脸上。
“你的雇主肯出多少钱把金币赎回去？”
我倚在写字台上对他暧昧地笑了笑。“一千块钱。你是出多少钱买的？”
“我看你这人真够精明的。”他说，他的脸活动起来，肉下巴在前胸上上下颠动，嘴里冒出一阵咯咯的声音，活像公鸡刚刚学会打鸣。
他笑得乐不可支。
过了一会儿，他不笑了。他脸上的皱纹没有了，眼睛睁开，射出锐利狡黠的光亮。
“八百元。”他说。“八百元买了枚未流通的布拉舍样印。”他又咯咯地笑了两声。
“干得不错。金币在你这儿吗？净赚两百。资金马上就周转回来，利润不低，对谁都无风险。”
“不在这间办公室。”他说，“你以为我会那么傻？”他从装怀表的坎肩口袋里掏出一块古老的银表，眯缝着眼睛看了看。“咱们就定在明天上午十一点吧。”他说，“你带着钱来，那枚币或许在这儿，或许不在。如果我对你的行为感觉满意的话，事情会安排好的。”
“就这么办。”我站起身来说，“反正我也得弄钱去。”
“要使用过的旧票子。”他几乎像做梦似的说，“用过的二十元一张的钞票就成了，有一两张五十元的也可以。”
我笑了笑，向门口走去。但半路上我又转回身，走到写字台前。我双手撑在桌面上，靠近他的脸问：“那女人长得什么样子？”
他茫然地望着我。
“那个卖给你金币的女人。”
他的脸色更加茫然。
“好吧。”我说，“不是女的，是她的助手。一个男的，那个男人什么样子？”
他撅起嘴唇，又用手指搭起一座宝塔。“是个中年人，身体魁梧，大概五英尺七英寸高，体重一百七十磅。他告诉我他叫史密斯。他穿着蓝色西装、黑皮鞋，系着绿颜色领带，没戴帽子。西服上衣外边口袋露出一角棕颜色的手绢。黑色头发，夹杂着几根白毛。天灵盖上有一块一美元大小的肉皮没长头发。面颊上一条两英寸长的疤痕。在左边，我想不错，是在左边。”
“观察得够细的。”我说，“左脚上的袜子是不是有个破洞？”
“我忘了叫他脱鞋看看了。”
“你太粗心了。”我说。
老头儿没有再多说什么。我们两人的两双眼睛互相盯着，有点儿好奇，又带着点儿敌意，好像两个新邻居。突然间，他又咯咯地笑起来。
我给他的那张五元钞票仍然摆在桌子上。我伸过手去，一把抓过来。
“你现在用不着这个了。”我说，“咱们现在要做一千元的交易了。”
他的笑声停了。过了一会儿，他耸了耸肩膀。
“上午十一点。”他说，“别耍计谋，马洛先生。别认为我不懂怎样自我防卫。”
“我希望你懂。”我说，“因为你现在玩弄的是炸药包。”
我离开他，穿过外间的办公室。我打开房门，再把它关上。我并没有走出去。过道里本应响起我的脚步声，但我穿的是橡皮跟鞋，走路没有声响。我欠着脚走过铺在地板上的破地毯，躲到通往里屋的门后边，打字桌同半开着的房门中间有一处空隙，我玩的是小孩捉迷藏的游戏，但有些时候这种花招倒也奏效，特别是我刚才同他耍了不少嘴皮子，显示出我如何精明、世故之后。要是我的这个计策失败，我同那个老头儿只能面对面地互相耍贫嘴了。
我的计策奏效了。开始一段时间，里屋什么动静也没有，他只是擤了一次鼻子。接着他又像公鸡打鸣似的一个人咯咯笑了一阵。他清了清嗓子，屁股下的转椅吱呀地一响，接着是脚步声。
他的脑袋从门里探出来，也就从门边伸出两英寸。他向外间打量了一会儿，我站在门后边连大气也不敢出。后来他的脑袋缩了回去，几个肮脏的手指头摸着门边把门往回拉。门关上了，门锁咔嗒响了一声。我开始重新呼吸，连忙把耳朵贴在门板上。
他的转椅又吱呀呀地响了一阵，接着我听见他在拨动电话机。我跳了一步，抓起打字桌上另一部电话机的听筒。电话线的另一端铃声响起来。电话铃响了六次。一个男人在那一端接了电话。
“是弗罗伦斯公寓吗？”
“你找谁？”
“我要跟二○四房间的安森先生讲话。”
“别挂。我去看看他在不在。”
莫宁斯塔尔先生同我都没有挂。电话里传来嘈杂的声音：广播电台正在大声播放一场垒球赛。收音机虽然不在电话机跟前，可是声音却吵闹得很。
过了一会儿，我听见响着回音的脚步声向电话机走近，话筒拿起来咔嗒哒地响了两声。那边的人说：“不在家，要留什么话吗？”
“我过一会儿再打吧。”莫宁斯塔尔先生说。
我立刻把话筒挂上，飞快地跨到门口。我尽量轻轻地把房门打开，走到门外，又轻轻地关上，连门锁挂住的声音也没叫它发出。
我喘着气向过道另一端走去，按动电梯升降开关。在等待电梯的时候，我掏出乔治·安森·菲利普斯在大都会饭店休息大厅里给我的那张名片。我并没有认真地看。其实不用看我也记得那上面的地址是庭院街一二八号弗罗伦斯大楼二○四房间。老旧的电梯慢腾腾地爬上来，像是一辆拉满砂石的笨重卡车。我等着它上来，一面用指甲弹着那张名片。
这时是下午三点五十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