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平躺在一家海滨旅馆的床上，等着天黑下来。这是一间面朝大海的很小的房间。我身下的这张床硬得要命，床垫只不过比铺在它上面的毯子略厚一点而已。有一根弹簧坏了，正顶着我的左后背，我忍受着这不舒服的感觉躺在那儿。
霓虹灯的灯光反射到天花板上，照在那儿一闪一闪的。当整个房间都是嫣红的时候，天就已经够黑了，我就可以出去了。从旅馆外面他们称为高速公路的那条小路上，不时地传来汽车的喇叭声，从我房间的窗户下传来或轻或重的行人的脚步声，还有模糊不清的低语声。透过生锈的纱窗飘进来的空气里，有一股不新鲜的炸油气味。一个能听得很清楚的从远处传来的声音叫喊着：“尝尝吧，各位。尝尝吧，香喷喷的热狗，快来尝尝吧。”
天色渐渐暗下来。我躺在那儿想着一些事情，脑子里的思绪缓缓地、悄悄地浮动着，仿佛它正被一双严厉的、冷酷的眼睛盯着。我想到了一双死鱼般的眼睛瞪着没有月亮的天空，那下面的嘴角流着黏糊糊的黑色的血。我想到了龌龊的老女人，她们被人拽着头撞击床柱，死在她们肮脏的床上。我想到了一个金发男子，他心里害怕却又不知道自己在害怕什么，他敏感地知道有些不对劲，却又太愚蠢而猜不出哪里不对劲。我想到了容易追求到的美丽的有钱女人。我想到了苗条、善良、好奇心很强的独居女孩，她们也可以通过各种方式很容易被追求到。我想到了警察：不清白却也不是完全那么坏的凶狠的警察，如海明威；胖嘟嘟、捞足了油水、说起话来像商会会长的警察，如瓦克斯局长；干瘦、精明、冷酷的警察，如兰德尔，他们又聪明又能干，可是手脚被束缚住，无法干净利落地办案；苦恼的老警察，如纳尔蒂，他们已经放弃努力。我也想到了印第安人、心理医生，还有给人注射麻醉药的医生。
我想到了许许多多的事情。天色更加黑了，嫣红的霓虹灯灯光此时将天花板照得通红。我从床上坐起来，把双脚放到地上，揉了揉脖子。
我站起来，走到房间角落里的水池旁，往脸上浇了些凉水。过了一会儿，我感觉舒服了一点，但只是一点点而已。我需要一杯酒，我需要很多人寿保险，我需要一个假期，我需要一个乡间的家，但我所拥有的只是一件外套、一顶帽子、一支枪。我把衣服穿好，把枪套好，走出了房间。
旅馆里没有电梯，走廊里有股霉味，楼梯的扶手上满是灰尘。我走下楼梯，将钥匙丢在柜台上，告诉他们我要退房。一个左眼皮上长着一颗痣的职员点点头。一个穿着磨破了的制服的墨西哥行李生，从一棵大概是全加州最脏的橡胶植物后走出来准备帮我提行李。我没有任何行李，可他是一个墨西哥人，所以他还是替我开了门，礼貌地朝我微笑。
外面狭窄的街道上散发着难闻的气味，人行道上挤满了脑满肠肥的人。街对面有一家宾果游戏店，里面人声嘈杂；在它的旁边，两个水手和他们的女朋友正从一家照相馆出来，他们大概刚刚拍了几张骑着骆驼的照片。卖热狗的小贩的喊声破空而来，显得异常尖利。一辆蓝色的公共汽车沿着这条街道往一条小小的环形路驶去，一路喇叭按个不停。那条环形路是它们转弯掉头的地方。我朝那个方向走去。
走了一会儿，飘来一阵淡淡的海的气味，不是很浓，但是能让人们想起这里曾经是一片开阔干净的海滩，波浪在这里冲刷，泛起白色的泡沫；海风轻轻地吹拂，空气里不仅仅有炸油和冷汗的气味。
街边的小公共汽车在宽宽的水泥路上缓缓地行使，我跳上车，一直坐到终点站。我坐在一张凳子上，四周安静清凉，一大团褐色海草几乎就在我的脚下。远处那两艘赌博船已亮起灯来。当那辆小公共汽车又开回来时，我上了车，回到了我刚才离开旅馆的那个地方。如果有人跟踪我，那他实在太高明了。我想不会有人跟踪我，在这个“干净”的小城里，犯罪事件少之又少，警察对跟踪这种事应该不在行。
在灯光的照射下，可以看到黑色的码头的轮廓。它一直往前延伸，消失在黑漆漆的夜色和大海中。空气中还有油腥味，但海的气息也夹杂其中。那个卖热狗的人仍在吆喝：“尝尝吧，各位，尝尝吧。香喷喷的热狗，快来尝尝吧。”
我看着这个小贩用一支长长的叉子拨弄白色烤肉架上的香肠。即使还不到季节，他摊子上的生意还是很好，我等了好一阵才等到他稍微清闲一点，可以和他说上话。
“最远的那艘叫什么名字？”我用我的鼻子朝着那个方向示意。
“蒙地切罗号。”他稳稳地瞟了我一眼。
“普通收入的人玩得起吗？”
“怎么玩呢？”
我笑了起来，装出一副不屑的样子。
“热狗哦，”他又开始叫卖，“各位尝尝吧。”然后他又降低了声音，“女人？”
“不是。我想着的是一间清静的房间，有柔和的海风，有上好佳肴，而且没人来打扰我，就像度假一样。”
他走开了一点。“你说的话我一个字也没听到。”他说着又开始叫卖。
他又做了几笔生意。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要在这个人身上耗费时间，可能就因为他的那张脸。一对穿短裤的年轻男女走过来买了热狗又离开了，男的把手搭在女孩的胸部，两人互相吃着对方的热狗。
那个小贩又朝我走近一码，用眼睛上下打量我。“我现在应该吹口哨轻松轻松了，”他说，然后停顿了一下，“你得花费一点。”
“多少？”
“五十元，不能少于这个数，除非你有可利用之处。”
“这座城市以前是个好城市，”我说，“是个可以躲上一阵的城市。”
“我想它现在还是。”他懒洋洋地说，“但你为什么要问我？”
“我也不知道。”我说，然后丢了一张一块钱的钞票在他的台子上，“把它存起来吧，或者继续吹口哨。”
他抓起那张钞票，将它纵向对折一道，横向对折一道，接着又折了好几道，然后把它放在台子上，用中指抵着拇指一弹，钞票折便轻轻打在我的胸前，又无声地落到地上。我弯下腰把它捡起来，很快转了个身，但是没发现我身后有像警察的人。
我靠着那个台子又把钞票放回去。“一般人不会把钱朝我丢过来，”我说，“都是递的，你能不能也那样做？”
他拿起钞票把它展平，又在围裙上擦了擦，然后打开收银箱，把它丢进抽屉。
“大家都说钞票不臭，”他说，“有时我很怀疑。”
我什么都没说。又有一些顾客过来买了热狗走开了。夜晚的空气很快就变凉了。
“要是我就不去皇冠号，”小贩说，“那是专让普通的小角色去的。你看起来像个侦探，不过那是你自己的事。我只是希望你的游泳技术还不错。”
我离开了他，想着自己为什么首先就找了他。那只是直觉。直觉有可能欺骗你。在某个瞬间，你带着满嘴的直觉醒来，不闭上双眼把菜单琢磨透就不能点一杯咖啡，那只是直觉而已。
我四处走走，想看看我身后有没有什么人在跟踪我。然后，我打算找一家没有那么大油味的餐馆。最后我找到了一家前面有紫色霓虹灯招牌的餐馆。在一个芦苇做成的帘子后有一个酒吧，一个棕红色头发的英俊男子俯身坐在一架钢琴前，他一边按着琴键，一边动情地唱着《星光梯子》，但那歌声却缓了半个节拍。
我喝了一杯纯马天尼酒，然后快步穿过帘子来到餐厅。
晚餐才花了八毛五，味道就像被丢弃的邮包。至于那个侍者的模样，他看起来好像随时可以为了两毛五打我一顿，可以为了六毛钱割断我的喉咙，可以为了一块五毛钱再加上税把我装在水泥桶里丢进海里喂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