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间办公室，不大不小，显得很专业。一个玻璃门书柜里摆着厚重的书，一个急救柜立在墙边，一个白色的搪瓷和玻璃消毒柜里有一些正在煮着的针头和针筒。一张宽宽的书桌上放着一本记事簿、一把铜制裁信刀、一个笔筒、一本记事日历，其他就只剩下一双男人的胳膊肘在上面，他坐在那儿将脸埋在手掌中沉思。
从他黄色的手指指缝中，我看到了他如浸了水的沙子般的褐色头发，它们服帖得像画在脑袋上的一样。我又向前走了三步，他一定看到了我的鞋在移动。他抬起头看着我，他那张茶褐色的脸上长着一双深陷的无神的眼睛。他摊开手向后靠，面无表情地盯着我。
然后，他伸手做了个无助而又带有反抗意味的手势。当他收回双手的时候，其中一只手放在很靠近桌角的地方。
我向前又迈了两步，亮出铁棍，这时他的手指仍在偷偷摸摸地向桌角移去。
“那警铃，”我说，“今天晚上帮不了你了，你的那个手下已经被我撂倒了。”
他的眼睛变得迟钝起来。“先生，你的身体状况很不好，非常不好，我觉得你不应该起来走动。”
我说：“右手！”我扬扬手中的铁棍，他的手像受了伤的蛇一样缩回去了。
我绕到桌子后面，咧嘴笑着，自己也不知道有什么好笑的。他的抽屉里当然有支枪。他们这种人总是会在抽屉里藏着一支枪，而掏枪的时候他们又总是会迟一步。我把枪拿出来，是一支点三八口径的自动手枪，标准型的，还不如我的这支好，但我用得着它里面的子弹。抽屉里没有子弹，我开始从他的枪里取出子弹夹。
他几乎不被察觉地动了动，深陷的眼睛露出悲哀的神色。
“也许地毯下还有另一个警铃，”我说，“也许报警信号能传到总部老板的办公室。你最好别动它，我在这一个小时内可是个很强硬的家伙，谁走进那扇门就是走进棺材。”
“地毯下没有警铃。”他说，声音里隐约有一丝外国口音。
我把两支手枪的弹夹都取出来，将它们进行对调。我又从他那支枪的枪膛中取出一颗子弹放到我的枪里，然后把他的枪放到桌上，走到桌子的另一边。
门上有个弹簧锁。我倒退着朝门走去，用后背推了它一下，然后听到门锁发出了咔嚓一声。门上还有个插销，我也把它插好了。
我走回桌旁，坐到一张椅子上。这时我几乎已经用尽了所有的力气。
“威士忌。”我说。
他的手开始移动。
“威士忌。”我又说了一遍。
他朝药柜走去，从里面取出一个扁扁的贴着绿色封贴的瓶子和一只玻璃杯。
“拿两只杯子来。”我说，“我尝过你的威士忌了，差点儿让我撞上了卡特琳娜岛 [1] 。”
他拿出两只小玻璃杯，将瓶子上的封贴拆开，往杯子里倒满酒。
“你先喝。”我说。
他微微一笑，举起一只杯子。
“先生，为你的健康干杯——尽管现在你的身体状况很糟糕。”他一饮而尽，我也一饮而尽。我伸手把瓶子拿到我的近旁，等着酒精在体内发生作用。一会儿后，我的心脏开始剧烈地跳动起来。它终于回头了，回到它正常的位置了。
“我做了个噩梦，”我说，“一个荒唐的梦。我梦见自己被锁在一个钉着铁条的房间里，被绑在床上，全身都被注射了麻醉药。我虚弱无力，昏昏沉沉地睡了一觉，肚子里空空如也，像大病了一场。我是被打昏后送到这儿来的。他们费了那么大的劲儿，我哪里有那么重要。”
他什么也没说，只是看着我，眼睛里有一丝揣测的神色，好像在估算我还能活多久。
“我醒来时房间里全是烟雾，”我说，“那只不过是一种幻觉，是视觉神经受到刺激后的反应，或者是你们这种人会说的别的什么反应。我没有喝醉酒，只是被注射了麻醉药。后来我开始大叫，叫来了一个穿白色外套的恶汉，他拿着一根铁棍。我费了一点时间才从他那里抢下棍子。我拿走了他的钥匙和我自己的衣服，还从他的口袋里拿回了我的钱。我现在就在这里了，痊愈了。你想说点什么呢？”
“我无话可说。”他说。
“你总得说点什么，”我说，“那些话就在你嘴边等着你说出来呢。这个——”我轻轻晃动一下手中的棍子，“会劝你说的，这是我从别人那里借来的。”
“请马上把它还给我。”他脸上带着讨人喜欢的微笑说。那笑容和刽子手在行刑前到你的牢房来量你的身高时的表情差不多——有点友善，有点慈爱，同时又有点小心翼翼。至于你嘛，如果能多活一会儿，你会喜欢那笑容的。
我把铁棍放到他的手掌中——是左手掌。
“现在请把枪给我。”他轻轻地说，“你的身体很虚弱，马洛先生，我认为你必须躺下休息。”
我盯着他。
“我是桑德伯格医生。”他说，“请别再胡闹了。”
他把棍子放到他面前的桌子上，笑容僵硬得像冰冻的鱼，修长的手指像垂死的蝴蝶一样移动。
“请把枪给我。”他又轻轻地说，“我坚持认为——”
“现在是什么时候了，狱官？”
他看上去有点吃惊。我现在戴着手表，可是它已经停了。
“快午夜了，怎么了？”
“今天是星期几？”
“哎呀，先生，当然是星期天晚上。”
我在桌前尽量站稳，努力思索。我把枪举到离他很近的地方，近得他可能会尝试来抢夺。
“已经超过四十八个小时了，怪不得我会这么虚弱。谁带我来这里的？”
他看着我，左手却悄悄靠近手枪。他一定是巧手俱乐部的成员，女孩子们大概会很欣赏。
“别逼我动粗，”我抱怨道，“别逼我舍弃我优雅的礼貌和我完美的英文。只要告诉我我是怎么来这儿的就可以了。”
他倒很有勇气，伸手来抢枪，可惜没抢到。我退后一步坐下，把枪放在膝上。
他面红耳赤，抓起那瓶威士忌给自己倒了一杯酒，一口将它喝下，然后深吸一口气，发起抖来。他并不喜欢酒的味道，有毒瘾的人都是这样的。
“如果你离开这里，你马上就会被抓起来，”他声音尖厉地说，“你是被治安部门的人抓住——”
“他们不会做这种事情。”
这句话使他有点不安，他那张黄脸上的表情发生了一些变化。
“说出来吧，”我说，“是谁把我送来的？为什么？怎么送的？我今天晚上心情很差，想大玩一场。我听到死亡之声了，这个星期我还没开杀戒呢。快说，医生，痛痛快快地说出来吧。”
“你是麻醉药品中毒，”他冷冷地说，“你差点儿死了，我只好给你打了三针强心剂。你大叫大嚷地抵抗，我们只好将你绑起来。”他说得很急，急到有些字眼都含混不清。“你如果这样离开医院的话，是自找麻烦。”
“你说你是个医生——一个医学博士？”
“当然，我说过了，我是桑德伯格医生。”
“麻醉药品中毒是不会使人叫嚷和抵抗的，只会让人昏迷过去。我再给你一次机会。拣重点扼要的说，是谁把我送到你这个可笑的私人医院来的？”
“但是——”
“别再说那些废话了，不然我就把你浸在水里，浸在白葡萄酒里淹死。我希望我也有一大桶白葡萄酒能淹死我自己。莎士比亚说的，他也懂酒啊。来吧，我们再喝一点灵丹妙药吧。”我把他的杯子拿过来，将两只杯子都倒满酒。“说吧，卡洛夫。”
“警察送你来的。”
“什么警察？”
“自然是湾城的警察，”他用那不安分的黄黄的手指转动着酒杯，“我们现在是在湾城。”
“噢，这位警察先生留下大名了吗？”
“我记得有一个警官叫加尔布雷斯，他不是普通的巡警。他和另外一个警官星期五晚上发现你神志不清地在外面游荡。因为当时离这里比较近，他们就把你送过来了。我以为你是个瘾君子，吸毒过量了，但可能我弄错了。”
“这个故事编得不错，我听不出漏洞来，但为什么要把我关在这儿呢？”
他摊开那双不安分的手。“我告诉你好几遍了，你的身体状况很不好，而且现在也是这样，你要我怎么办呢？”
“那么，我一定欠你一些钱喽？”
他耸耸肩。“当然，两百元。”
我把椅子往后推了推。“那我可捞到便宜了，你就试试看这钱是否能拿到！”
“如果你离开这里，”他尖声说，“你会立即被抓起来。”
我从桌上探过身子凑到他脸上说：“不会只是因为我要离开这里吧，卡洛夫。把墙上的保险柜打开。”
他猛地站起来。“太过分了！”
“你不开？”
“我绝对不会开！”
“我手上拿着的可是枪呢。”
他拘谨而又苦涩地微笑。
“这保险箱真大，”我说，“而且很新，这支枪也不是省油的灯。你不想打开它吗？”
他脸上的表情丝毫未变。
“见鬼，”我说，“当你手上有枪时，别人不是应该对你俯首帖耳吗？在这里行不通，是吗？”
他仍在微笑，那微笑里有一种虐待性的快感。我往后闪了一下，几乎快倒下了。
我的双腿在桌边颤抖，他静静地等着，连嘴唇都微微张开了。
我撑着桌子，用力瞪着他有好一会儿，然后咧嘴笑了。他脸上的微笑像一块肮脏的抹布一样掉了下来，额头上出现了大颗大颗的汗珠。
“再见，”我说，“还是让那些比我更厉害的人来对付你吧。”
我倒退着朝门走去，然后开门出去了。
前门并没有锁。房子前面有个带屋顶的门廊。花园里花儿竞相开放，还围着白色的篱笆，篱笆上开着一道小门。这房子是在一个街角。这是一个清凉、潮湿的夜晚，没有月光。
街角的指示牌上写着“德斯康索街”，街边的房子里都亮着灯。我等着听警车的警笛声，却没听到。另一个指示牌上写着“二十三街”。我艰难地迈着步子走到二十五街，又朝八○○街区走去，八一九号是安·赖尔登的家——那将是我的避难所。
我走了好长一段路才发觉自己的手中还拿着枪，不过我还是没听到警笛声。
我继续往前走，外面的空气对我有好处。但威士忌的效力正在慢慢地消失，等它完全消失时，情况就不妙了。沿着这条街种植着杉树，街两边是砖房。这里的景观看上去不像南加州，倒像西雅图的国会山庄。
八一九号房子的灯还亮着。房子前面有一条小小的白色车道，车道边上有一排高高的柏树篱笆。房子前面还有玫瑰花丛。我走上门前那条小道，在按门铃前先静听一会儿，还是没听到警笛声。门铃响了一会儿，从一个你在锁着的门后可以对着外面讲话的电子装置中传出一个声音，带着抱怨的口气。
“请问是谁？”
“马洛。”
她的声音也许是噎住了，也许是那电子装置的原因，总之，她的声音中断了。
门打开了，安·赖尔登小姐穿着浅绿色的便服站在那里看着我。她的眼睛睁得大大的，里面充满了惊恐的神色，她的脸在门廊灯光的照射下突然变得惨白。
“老天，”她喊道，“你简直像哈姆雷特那个变成鬼的爸爸。”
注释
[1] 卡特琳娜岛（Catalina Island），太平洋中的一个岛屿，离洛杉矶很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