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间里充满了烟雾。
烟雾悬在半空中，一缕一缕的，直直的，宛如珠帘一般。在远处的一面墙上似乎有两扇打开的窗户，不过烟雾并没有飘动。我从来没见过这个房间，窗户上都装了铁条。
我的脑子昏昏沉沉的，里面一片空白。我觉得自己好像已经沉睡了一年。但那烟雾真的让我很厌烦，我平躺着琢磨这是怎么回事。过了一会儿，我深深地吸了口气，这让我的肺部一阵发疼。
我大声喊道：“失火啦！”
这让我笑了起来。我不知道那有什么好笑的，不过我就是笑了，笑得像个疯子，那笑声我自己听着都觉得讨厌。
一声喊叫便足够了。从外面马上传来沉重的脚步声，接着便是钥匙插进门锁的声音，然后门就被推开了。一个人跳了进来，他将身后的门关上，右手搭在臀部。
这是一个矮矮胖胖的男人，穿着一件白色外套。他的眼睛黑黑的，没什么神采，里面有一种古怪的神情；外眼角上的皮肤有灰色的小泡。
我在硬硬的枕头上转过头来打了个哈欠。
“别在意，这个哈欠是不留心打的。”
他很不高兴地站在那里，右手在右臀上摩挲，脸色是铁青的，眼睛是黑而无神的，皮肤是灰白色的，而那个鼻子简直像个贝壳。
“你是想再尝尝紧身衣的滋味吧。”他讥讽地说。
“我很好，伙计，好得很。我睡了一个长觉，大概还做了个梦。我这是在哪里呀？”
“在你该在的地方。”
“看起来这是个不错的地方，”我说，“人不错，空气也不错。我想我可以再睡一小觉。”
“这样最好不过了。”他吼着。
他出去了，门关上了，锁也锁好了，脚步声渐渐听不到了。
他的到来没有对那些烟雾产生任何影响，我看到它们仍悬在房间当中，满房间都是，像帘子一样，不散去，也不飘动。房间里有空气在流动，我的脸感觉到了，可是那些烟雾硬是纹丝不动，像一千只蜘蛛织出来的灰色的网。我不知道他们是从哪里找来这么多蜘蛛的。
我的身上是棉质法兰绒睡衣，是那种县医院里的病人穿的没有前开襟的套袍，缝线简单稀疏，质料也很粗糙，那领子还一直磨着我的脖子。我的脖子还很疼，我记起一些事情了，伸手去摸脖子上的肌肉，那里痛得要命。只有一个印第安人，砰！好吧，海明威，你不是想当侦探吗？那可以赚大钱。只要上九节简单的课程就可以了。我们会提供证章，如果你多付五毛钱的话，我们还会附赠一副手铐。
我的脖子很疼，可是触摸着它的手指没有任何知觉，它们就像一串香蕉一样。我看着那些手指，它们没什么异样。不好，它们是邮购来的手指，一定是和那个证章、那副手铐，还有那张文凭一道寄来的。
已经是深夜了，窗外一片漆黑。从房间的天花板中央垂下来三根铜链，在它们的末端吊着一个搪瓷灯罩，从那里面发出灯光来。灯罩的边缘围着一圈橙色和蓝色交替的嵌片，我这时盯着它们，已经被烟雾弄得烦不胜烦。就在这时，那些嵌片像舷窗一样打开了，从里面伸出若干人头来，像珠子一样小，但活生生的，又像小洋娃娃的头，也是活生生的。其中有一个男人戴着一顶游艇帽，鼻子像尊尼获加威士忌酒标上的大鼻子；有一个女人长着一头蓬松的金黄色头发，戴着一顶带图案的帽子；还有一个瘦瘦的男人系着一个皱瘪的领结，很像海边小镇的侍者，他张开嘴巴嘲讽地说：“您的牛排要几分熟，先生？”
我紧紧地闭上眼睛，又用力地眨了眨。当我再睁开眼睛时，看到的只不过是吊在三根铜链上的一个骗人的瓷制灯罩。
烟雾仍一动也不动地悬在流动的气流中。我抓起那粗糙床单的一角擦干脸上的汗，而那麻木的手指是在我听了九节简单的课程、预先付了一半学费之后，由函授学校寄给我的。他们的邮购地址是艾奥瓦州锡德城二四六八九二四信箱。
我从床上坐起来，一会儿后才能伸脚去碰地板。我的脚是赤裸的，像针刺般发疼。太太，卖针线纽扣的柜台在左边，大号的安全别针在右边。我的脚开始有知觉了，我站起来，但用劲太猛，我又弯下腰，喘着粗气，扶在床沿边。这时，有个声音似乎从床底传来，一遍又一遍地说：“你被下药了……你被下药了……你被下药了……”
我开始迈开脚步，但摇摇晃晃地像个醉汉。在两扇装着铁条的窗户中间有一张白色搪瓷小桌，桌上摆了一瓶威士忌，看上去还不错，不过只有半瓶了。我走过去。不管怎么样，这世界上还是有很多好人。你可以臭骂报纸，可以在电影院里踢旁边观众的小腿，可以嘲讽那些政客卑鄙无耻、令人失望，但这世界上还是有很多好人。就拿这个把半瓶威士忌留在这里的家伙来说吧，他的胸怀像梅·威斯特 [1] 的屁股一样宽大。
我抓住那个酒瓶，两只半麻木的手都抓上去了。我把它举到嘴边，冷汗直冒，像正在举起旧金山金门大桥一般。
我咕噜灌下一大口酒，然后极其小心地放下酒瓶，用舌头舔了舔我的下唇。
这威士忌的味道很古怪。当我觉得不对劲的时候，我看到墙角有个洗脸槽，赶紧朝它扑了过去，然后开始呕吐，吐得天昏地暗。
时间慢慢地过去了。我摇摇晃晃地抓着洗脸槽的边缘，感觉头晕目眩。我发出了像动物一般的呼救声。
但我熬过去了。我蹒跚着回到床边仰面躺下，气喘吁吁地看着那些烟雾，它们现在不那么清楚了，而且也不真实了，也许它们只是我眼中的障碍物。突然，烟雾都不见了，从天花板下那搪瓷灯具中发出的灯光照着房间内的每样东西都清清楚楚。
我又一次坐起来。在门的附近的墙边有一张厚重的木椅子。此外，在那个穿白色外套的男子出入的门旁还有另一扇门，那可能是个衣橱的门，可能里面还放着我的衣服呢。地上铺着灰色和绿色的方块形地板布，墙壁被粉刷成白色。这是一个相当干净的房间。我身下的这张床是医院用的窄窄的铁床，比一般的床要矮，两边都有厚厚的带环扣的皮带，是用来绑病人的手脚的。
如果我能够逃出去的话，这是个不错的房间。
这时，我全身都有知觉了，头上、脖子上、胳膊上到处都在疼痛。我记不起胳膊上的疼痛是怎么来的。我卷起袖子，困惑地看着我的胳膊，上面密密麻麻都是针孔，针孔上都贴着硬币大小的无色纱布片。
麻醉药，他们给我注射麻醉药让我保持安静！也许还给我注射了镇静剂，想让我开口说话。他们给我注射了太多的麻醉药，幸亏我熬过来了，有些人做得到，有些人不行，这会因人而异。麻醉药啊！
怪不得我会看到那些烟雾，还有灯罩边缘的那些人头，还有那些声音和乱七八糟的思维，还有那铁窗、皮带、麻木的手脚。那瓶威士忌可能只是备用的，他们把它留在那里，好让我喝下去后继续保持昏昏沉沉的状态。
我站起来，差点儿迎面撞到墙壁。我只得又躺下去，慢慢调整我的呼吸。这时，我浑身都有刺疼感，冒着冷汗。我甚至可以感觉到汗滴从额头上慢慢滑下，沿着我的鼻子两侧一直流到嘴角边，我的舌头笨拙地舔着那些汗珠。
我又一次坐起来，把脚放到地上站起来。
“好的，马洛，”我咬着牙说，“你是个硬汉，是个六英尺高的铮铮铁汉。你洗过脸后不穿衣服，净重一百九十磅。你肌肉结实，下巴坚硬。你能挺过去。你被人用棍子打昏两次，脖子差点儿被掐断，下巴又被人用枪托打得不像样。你还浑身被人注射了麻醉药，被弄得神志不清。这一切又算得了什么呢？只不过是家常便饭罢了！现在看看你到底有多坚强，先穿上裤子试试看！”
可是，我又一次在床上躺了下去。
时间又过去了，我不知道过了多久。我没有手表，即使有手表，在这里也没什么用。
我坐了起来，这事儿让人有点烦了。我站起来走了几步，这可不是什么有趣的事，让人心跳得像只紧张的猫。最好躺下去再睡一觉，最好先放松一下。你的状况很不好呢，伙计。好了，海明威，我的确很虚弱，我连一个花瓶都打不碎，连一片指甲都弄不断。
不行，我得继续迈步，我很坚强，我必须离开这儿。
我又一次躺到了床上。
第四次就好点儿了，我已经能在房间里来回走两趟。我走到洗脸槽旁，用水把它冲洗干净，靠在那里用手掬起水来喝。过了一会儿，我又喝了一些水，感觉舒服多了。
我走呀，走呀，走呀。
走了大概半个小时后，我的膝盖开始发抖，但我的头脑越来越清醒。我又开始喝水，喝了很多，喝水的时候我几乎忍不住要朝那洗脸槽大叫。
我走回床边。这是一张可爱的床，它简直是用玫瑰花瓣做成的，是世界上最美的床。这张床是他们从卡洛尔·隆巴德 [2] 那儿弄来的，它对她来说太软了。只要能在这床上再躺两分钟，这辈子也很值得。美丽柔软的床，美好的睡眠，垂着的睫毛，闭着的美丽的眼睛，轻微的呼吸声，周围的黑暗，还有头枕在深陷的枕头上休息的感觉……
我又走了起来。
他们建造了金字塔，然后对它们感到厌烦了，就把它们拆了，用拆下来的大石块做水坝，把水引到阳光灿烂的南方，并且引来了洪水。
我不停地走着，我不能被杂念烦扰。
后来我停了下来，我已经准备好找人谈谈了。
注释
[1] 梅·威斯特（Mae West，1892—1980），美国一位胖胖的性感女明星。
[2] 卡洛尔·隆巴德（Carole Lombard，1908—1942），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好莱坞著名的喜剧女明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