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辆车子是一辆订制的七人座大轿车，车身是深蓝色，型号是帕卡德最新型，是那种你得戴着你的珍珠项链坐的车。车子停在一个消防栓旁边，开车的是个黑黑的外国人模样的司机，他的脸仿佛是一块被雕刻过的木头。车里套着灰色针织椅套。印第安人要我单独坐后座。我一个人坐在那儿，觉得自己像一具高级死尸，正被一个很有品位的殡仪馆工作人员随意地摆弄。
印第安人坐到了驾驶座旁。车子在道路中央猛地横打方向盘掉头。街对面的一个警察喊了一声“喂”，声音轻得像不是真的在喊，然后他就赶快弯腰假装系鞋带了。
我们朝西驶去，转进日落大道，车子安安静静地向前飞驰。印第安人坐在司机旁边一动也不动，可是他身上的那种气味偶尔还是会飘到后座来。司机看起来则像睡着了似的，不过他飞速超过了大男孩们开着的敞篷跑车，仿佛他们的车子只是被拖着行驶而已。他们一路为他大开绿灯，有些司机总能一路碰到绿灯，一个也不会漏掉。
我们沿着弯曲的日落大道行驶了一两英里，经过了有明星名字招牌的古董店，一些布满钩针花边和古董的橱窗，还有那些拥有知名厨师和聚赌房间，由帮派经营的亮晶晶的夜总会，那些乔治殖民时代的旧式建筑；经过了那些新式摩登建筑，里面的好莱坞皮条客有谈不完的生意；还经过了一家汽车餐厅，里面的小姐都穿着白色丝质上衣，戴着鼓乐队女指挥军帽，臀部以下只有发亮的结穗靴子。我们经过了这一切，转进了贝弗利山的车道。在我们的南面有一片灯光，各种颜色在无雾的夜晚显得异常清晰。我们又经过了北面那些隐在山上的豪宅，开过了整个贝弗利山，进入了弯曲的山间道路。这时，我突然感觉到了夜晚的凉意，还有从海面上吹来的阵阵海风。
下午还挺热的，但这时热气已全部散去了。我们飞快地经过了远处亮着灯的楼群和稍近的一连串灯火通明的豪宅，接着绕着一大片绿色的马球场和它旁边差不多大的一个练习场行驶了一段距离，然后往一个山顶驶去。这是一条陡峭的水泥路，路边有一个橘园，这一定是哪位有钱大爷的喜好，因为这里不是产橘的地方。渐渐地，那些百万富翁亮着灯的豪宅消失了，路也变得更窄了，这里就是斯蒂尔伍德高地。
鼠尾草的气味从峡谷中飘来，使我想起了一个没有月光的夜晚和一个死人。零零星星的灰泥房平平地嵌在山的另一边，活像一个个浮雕。然后就没有房子了，只有黑沉沉的山丘和天空中一两颗早亮的星星，还有那条窄窄的水泥路。水泥路的一边是深深的山谷，那里长满了栎树和常绿灌木。如果你停下车来静静等待，会听到鹌鹑的啼叫。路的另一边是自然形成的土坡，土坡的边缘上蹦出几朵顽强的野花，像不肯去睡觉的顽皮孩子一样。
接着，路又来了个急转弯，车子巨大的车胎刮过松动的石块。然后，车子爬上了一条长长的车道，引擎声也变大了一些。车道两旁长着野生的天竺葵。在这条车道的尽头，在山顶上，立着一栋孤独如灯塔的房子，看上去又像是筑在高山上的一个鹰巢，从里面隐隐约约透出灯光来。这是一栋用灰泥和玻璃砖砌成的房子，原始风格中夹杂着现代韵味，但并不难看。总体来说，一个心理医生在这儿挂牌开业可真不错，没有人会听得到这里的任何喊叫声。
车子在房子旁边停下来。这时，一扇黑门上的一盏灯被打开了，那门嵌在厚厚的墙壁中。那个印第安人嘟囔着爬出车外，打开后车门。司机用电子打火机点燃一根香烟，一阵浓烈的烟草味朝我轻轻地飘过来。我下了车。
我们走到那扇黑门旁，这时，门透着诡异慢慢地自动打开了。门后是通往屋子后面的一条窄窄的过道，玻璃砖墙闪闪发光。
印第安人大声喝道：“嘿，你进去吧，大人物！”
“你先走，普兰廷先生。”
他皱着眉头走了进去，门又在我们身后无声而神秘地关上了，就像它打开时的情形一样。在那条窄窄的过道的尽头，我们挤进一个小电梯。印第安人关上电梯门，按下一个按钮。电梯开始静静地上升，印第安人身上的气味充塞四周，我之前闻到的气味与此相比，简直不值一提。
电梯停下来，门打开了。我走了出去，外面是一个亮着灯光的塔楼房间，白天的最后一丝亮光正在渐渐隐去，显得有些依依不舍。这个房间四面都有窗户，我能看到远处的海水闪着亮光，夜幕在渐渐笼罩山陵。房间里没有窗户的地方是木板墙壁，地上是浅色的老式波斯地毯。房间里有一张会客桌，雕工精美，活像从老教堂里偷来的。桌子后面坐着一个女人，她朝着我微笑，那是一种干巴巴的、暗藏威胁的微笑。
她的头发平滑柔顺，被盘了起来。她的脸黑黑瘦瘦的，没什么神采，有些东方人的特征。她的耳朵上戴着色彩厚重斑斓的宝石耳环，手上戴了好几枚戒指，其中有一枚是月长石戒指，另有一枚是翡翠镶银的。那翡翠可能是真的宝石，但不知怎么的，戴在她的手上就像是从廉价商店里买来的手镯一样假。她的手干枯细瘦，皮肤显得很松弛，并不适合戴戒指。
她开始说话了，声音听起来很熟悉。“噢，马洛先生，你能来真好！阿姆托尔会很高兴的。”
我把印第安人给我的那张一百元钞票放在桌上，然后朝后一看，才发现他已经乘电梯下去了。
“对不起，我不能接受你们的好意。”
“阿姆托尔——想雇用你，不是吗？”她又笑了，嘴唇皱得像卫生纸一样。
“我想先知道那是什么样的工作。”
她点点头，从桌后慢慢站起来。她穿着的那条裙子像美人鱼的皮一样紧紧地裹在身上。她摆动着身子，好像在展示她的好身材——如果你喜欢腰部以下的尺寸忽然大了四号的那种身材的话。
“跟我来。”
她在墙壁的一块镶板上按了一个按钮，一扇门无声地滑开了，门里面是乳白色的亮光。我进去以前，又看了一眼她的微笑，那微笑比埃及古国还要老。门又无声地关上了。
房间里没有半个人影。
房间是八角形的。黑色丝绒布幔从天花板上垂到地上，高高的黑色天花板可能也是丝绒的。在那块没有光泽的黑色地毯中央，有一张白色八角桌，小得只能容得下两双手臂放在上面。桌上还摆着一个装在黑色底座上的乳白色圆球，这便是光源，至于它是如何发光的，我一点也看不出来。桌子的两边各有一张小八角凳，形状和桌子相同，一面墙边也放了一张这样的凳子。整个房间没有窗户，什么也没有，空荡荡的。墙上甚至没有固定灯具的装置，我也没有看到这房间有其他的门。我回头去看进来时的那扇门，竟然也看不出它在哪里。
我在那儿站了大概五十秒钟，模模糊糊觉得自己被人监视着。可能哪里有个窥视孔吧，但我没发现，也没有费事去寻找。我听着自己的呼吸声。屋里安静得很，我几乎听得到气息呼出我的鼻子，那就像窗帘在轻轻地摩挲。
然后，在房间的另一边，一扇隐形的门滑开了，一个男人走了进来，门在他的身后又关上了。他径直走到桌子旁，低垂着头在一张八角凳上坐下来，伸出我一生中仅见的最美的手挥了挥。
“请坐，坐在我的对面。别抽烟也别紧张，尽量放轻松。我能为你做些什么？”
我坐下来，放了一根香烟在嘴里，并没把它点燃，只是让它在嘴唇上转动。我仔细地打量他。他又瘦又高，身子直得像一根钢管。那一头我所见过的最漂亮的白发，就像是从丝绒中抽出来的细纱。他的皮肤细嫩得像玫瑰花瓣。他的年龄很难猜，三十五岁和六十五岁都有可能。他的头发直直地往后梳，侧面美得像大明星巴里摩尔。他的眉毛是乌黑的，和墙、天花板、地板的颜色一样。他的眼睛深不可测，有如梦游者的眼睛迷蒙而深不见底，给人的感觉又好像我曾经读到过的对一口井的描述：那口井在古堡中存在了九百年，你可以丢一粒石子进去，然后等待着，静静倾听。当你快要放弃等待，笑着准备转身离开时，突然，一个微弱的溅水声从井底传来。那声音是如此轻微、遥远，你简直难以相信有这么深的井存在。
他的眼睛就像那口井一样深沉，而且没有表情、没有灵魂，可以看着狮子将人撕裂而不为所动，也可以看着别人在烈日下被钉在木桩上嘶叫、眼皮被割掉而无动于衷。
他穿着一件双排扣黑色西装，剪裁精致得有如艺术家的手笔。他一脸茫然地看着我的手指。
“请别拘束，”他说，“这样我可以集中精力。”
“这样还会使冰块融化，使牛油变软，使猫咪喵喵叫。”我说。
他微微地笑了，那笑容几乎让人难以觉察出来。“我想你大老远跑来这里，不是为了东拉西扯的吧。”
“你好像忘了我是来干什么的。顺便告诉你，我把那一百元还给你的秘书了。或许你能记起来，我来这里，是为了一些香烟，装了大麻的俄国香烟，过滤嘴里卷着你的名片。”
“你希望弄明白那是怎么回事？”
“是啊，应该是我付你一张百元大钞才对。”
“那倒不必。答案很简单，世界上有很多事情我不懂，这就是其中之一。”
有那么一会儿，我几乎相信他了。他的脸平静得像天使的翅膀。
“那么你为什么要送给我一百元——还派个臭烘烘的印第安人和一辆车来接我？还有，那个印第安人身上为什么带着臭味？如果他是在为你工作，你难道不能让他洗个澡吗？”
“他是个自然媒介。他们这种人太稀有了——就像钻石一样。而且，他们也像钻石一样有时是在肮脏的地方被发现的。据我所知，你是个私家侦探吧？”
“是的。”
“我认为你是个很笨的人。你的样子很笨，你选了个笨职业，而你也是为了一个很笨的目的来到了这里。”
“我明白了，”我说，“我就是很笨，你强调几次后，这事儿真的刻骨铭心了。”
“我想我没必要再挽留你了。”
“你没挽留我，”我说，“是我在挽留你。我想知道那些名片为什么会出现在那些香烟里。”
他几乎让人难以觉察地耸耸肩。“谁都可能有我的名片，我也不会把大麻烟给我的朋友，你的问题实在太笨了。”
“不知道这是否能让事情变得明白一点：那些香烟是在一个廉价的中国或日本的仿玳瑁框烟盒中发现的。你见过这种烟盒吗？”
“没有，不记得见过。”
“那么我说得更明白一点吧，这个烟盒放在一个叫林赛·马里奥特的人的口袋里。你听说过他吗？”
他思索着。“是的，我曾经试着治疗过他惧怕摄影机的毛病。他那时想去演电影，不过那是浪费时间，因为电影界并不需要他。”
“这我可以猜到，”我说，“他拍起电影来大概会像伊莎多拉·邓肯 [1] 一样。我还有个大问题要问你，你为什么要送给我一百元？”
“我亲爱的马洛先生，”他冷冷地说，“我可不是傻瓜。我从事的职业很敏感，我是个江湖医生，也就是说，我做的是一般在小圈子里生活的胆小自私的医生不敢做的事情。我随时都处在危险中，要提防像你这种人。我只是在处理危险前估量一下它的程度罢了。”
“我这事只是小事一桩，对吧？”
“小得不能再小了。”他很有礼貌地说，同时用左手做了个奇怪的动作，把我的视线吸引了过去。然后，他把那只手慢慢地放在那张白色的桌子上，眼睛瞧着它。过了一会儿，他再一次抬起那双深不见底的眼睛，盘起双臂。
“你难道没听到——”
“我闻到那股气味了，”我说，“但我现在并没有想着他。”
我向左边转过头去，看到那个印第安人正靠着墙上的黑色丝绒坐在第三张凳子上。
他的身上已经罩上了一件白色的罩衫，坐在那儿一动也不动，双眼紧闭。他的头往前垂着，好像他已经睡了一个小时一样。他那张黑黑的坚实的脸膛上尽是阴影。
我转过头看着阿姆托尔，他的脸上仍带着难以察觉的微笑。
“那可能会吓掉老太太的假牙呢。”我说，“他到底真正是干什么的——平时坐在你的膝盖上唱唱法国歌？”
他不耐烦地做了个手势。“请说重点吧。”
“昨天晚上，马里奥特雇我和他一起出去，目的是到一个一帮歹徒选定的地点去付给他们一笔钱。不过，我在现场被人用棍子敲昏了，醒来时发现马里奥特已经被杀害了。”
阿姆托尔脸上的表情没发生多大变化，他既没有大叫，也没有手足失措。但对他来说，他的反应恐怕已经算是剧烈的了。他把盘着的手臂松开，换了个姿势继续盘着，嘴角露出一丝严肃的表情，然后就像图书馆门外的石狮子般一动也不动了。
“那些香烟是在他的身上找到的。”我说。
他冷冷地看着我。“但我猜不是警察找到的，因为警察还没来过这里。”
“对极了。”
“那一百元，”他轻声说，“简直太小儿科了。”
“那得看你想拿它买什么。”
“你把那些香烟带在身上了吗？”
“带了一根，但它们说明不了什么事情。正如你所说的，任何人都可能有你的名片。我只是奇怪它们为什么会在那里，你有什么想法吗？”
“你认识马里奥特有多深入呢？”他轻轻地问。
“一点也不深入。但我对他有些看法，有些事情太明显了，遮也遮不住。”
阿姆托尔的手指在那张白色的桌子上轻轻地敲着。那个印第安人仍在睡觉，他的下巴垂到了厚实的胸膛上，厚眼皮紧闭着。
“顺便问一下，你见过格雷里太太吗，那位住在湾城的阔太太？”
他心不在焉地点点头。“见过。我矫正过她说话的方式，她原来有点口吃。”
“那你真是成绩斐然，”我说，“她现在话说得和我一样好。”
他并不欣赏这玩笑，他的手指仍在桌子上敲着。我不太喜欢这声音，听上去好像是某种暗号。他停下来，又盘起双臂，身子往后仰。
“这份工作里每个人都认识每个人，我喜欢这一点。”我说，“格雷里太太也认识马里奥特。”
“你是怎么查出来的？”他缓缓地问。
我没有回答。
“你一定会把这件事情报告给警察吧——有关那几根香烟的事情？”
我耸耸肩。
“你可能在猜我为什么不把你踢出去。”阿姆托尔愉快地说，“普兰廷第二可以像折断芹菜一样把你的脖子拧断。我自己也不明白我为什么还让你待在这儿。你好像有些什么想法。我从来都不付勒索费，因为那买不回任何东西——而且我有很多朋友。但是，自然总有点什么事情会使我状况不好。心理学家，性学专家，神经病学家，还有那些手上拿着橡胶锤子、书架上摆着一大堆有关精神病的书籍的卑鄙小人，他们当然都是——医生，而我只是个江湖医生。你的想法是什么？”
我逼视着他，想让他有所收敛，但显然没什么用。我发现自己在舔嘴唇。
他轻轻地耸耸肩。“我不能责怪你不说出你的想法，这事我也要好好想想。也许你比我想象的聪明多了。我也会犯错的，同时——”他往前靠了靠，把双手放在那个乳白色圆球上。
“我认为马里奥特是个专门勒索女人的家伙，”我说，“他还是一个抢劫团伙的眼线。但是，是谁告诉他应该结交什么女人的呢？——这样他就会知道她们的活动，和她们熟络，跟她们谈情说爱，让她们穿金戴银地跑出来，然后偷偷打电话告诉他的同伙在哪里下手。”
“那么，”阿姆托尔小心地说，“这就是你对马里奥特的看法——也是对我的看法。我有点想呕吐了。”
我往前凑了凑，离他的脸不到一英尺远。“你摆脱不了的，不管你怎么遮掩，这个敲诈案也有你的一份儿。这不只是因为名片而已，阿姆托尔。正如你所说的，谁都可能有你的名片。这也不只是因为那些大麻，你大概还不至于沦落到干那种勾当——你不可能那么做。不过，每张名片后面都有一个空白处，在这个空白处，或者有字的地方，有时会写上一些隐形的东西。”
他的脸上露出阴森的笑容，但我几乎没有觉察到。他的手又移到了那个乳白色圆球上。
突然，灯熄了，房间内一片漆黑。
注释
[1] 伊莎多拉·邓肯（Isadora Duncan，1878—1927），美国著名舞蹈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