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印第安人的身上有一股臭味。当门铃响起来的时候，我打开中间的门去看是谁，就马上闻到了飘散在接待室中他身上的肮脏味。他像一尊铜像似的站在开向走廊的门边，上半身异常魁梧，胸膛厚实，看上去就像一个流浪汉。
他穿着一套咖啡色西装，上衣在肩膀处太小，裤腰也显得很紧。他的帽子至少比他头的尺码小两号，上面汗渍斑斑，看起来像是戴着比他更合适的别的人很随意地弄上去的。那顶帽子勉强地架在他头顶最高的地方。他的衣领像马缰一样勒得紧紧的，颜色也是马缰那种脏兮兮的棕色。他的西装被规规矩矩地扣了起来，一条黑色领带却跑到衣服外面来了。至于那领带也不知道是怎么系的，领结勒紧到像豌豆那么小。在那脏衣领上方的粗脖子上，他又系了一条黑色缎带，就好像一个老女人仍费尽心思修饰她的脖子。
他长着一张大扁脸，那个又高又宽的鼻子看起来就像舰艇的舰头一样坚硬。他的眼睛简直没有眼睑，两颊往下耷拉。他的肩膀魁梧如铁匠，两条腿像猩猩一样又短又笨拙，我后来才发现它们只是短而已。
如果他稍微梳洗一下，再换上一身白袍子，倒满像古罗马时代邪恶的元老院议员。
他身上的臭味并不是城市里的那种浊臭，而是一种原始人的泥土味儿。
“嘿，”他说，“快点走，现在就走。”
我走回办公室，朝他勾了一下手指，他跟在后面进来了。他走起路来悄然无声，像苍蝇趴在墙上一样。我坐在桌后的转椅上，把椅子转得吱嘎响，摆出一副很职业化的样子，又向他指了指顾客坐的那张椅子。他没有坐下来，那双小小的黑眼睛不太友善。
“去哪里？”我说。
“嘿，我叫普兰廷第二，我是好莱坞印第安人。”
“请坐，普兰廷先生。”
他冷冷地哼了一声，鼻孔张得很大，那鼻孔本来就大得可以钻进老鼠了。
“我叫普兰廷第二，不是什么普兰廷先生！”
“有什么我能为你效劳的地方？”
他提高嗓门，从胸膛中发出一连串像吟唱一样的洪亮声音。“他说快点来，大白人爸爸说快点来。他让我快用像火一样的大战车带你来。他说——”
“噢，省省你那些蹩脚的拉丁文，”我说，“我又不是参加祭神跳蛇舞的学校女老师。”
“疯子！”那个印第安人说。
我们隔着桌子互相嘲弄了对方好一会儿，在这方面他表现得比我更出色。然后，他表情厌恶地拿下帽子，将它翻转朝上。他的一个手指沿着防汗帽圈转了一下，整个防汗帽圈就露出来了，看上去那真的是一个名副其实的防汗帽圈。他从帽子的边缘处拿下一个回纹夹，取出一个用面巾纸包着的小包，将它丢到桌子上。然后，他用指甲被啃得乱七八糟的手指生气地指了指那个纸包。他的直发顶部这时露出一圈凹纹，那是因为帽子太紧了。
我打开纸包，看到了躺在里面的一张名片。这名片我太熟悉了，那三根俄国香烟的过滤嘴里也有一式一样的三张。
我把玩着烟斗，用力瞪着印第安人，想让他有所屈服，但他镇定得像一面墙。
“好了，他想怎样？”
“他要你快去。现在就去，用火快——”
“疯子！”我说。
那印第安人好像很欢喜我说这话。他慢慢闭上嘴巴，严肃地眨着一只眼睛，然后又几乎要笑了。
“他还得付我一百元作为预聘费。”我加了一句，尽量把一百元说得像五分钱。
“什么？”他疑心又起，语言回归到最基本的英文。
“一百元！”我说，“上面印有人像的钞票，一张一张数到一百张。没钱，我不去，懂吗？”我开始用双手手指数数目。
“嗬，摆起架子来了。”印第安人嘲讽地说。
他又在那顶脏帽子里边找了找，一会儿后又丢出一个纸包在桌上。我把它展开，里面是一张簇新的百元大钞。
印第安人把帽子戴回头上，并没有把帽子的边沿儿卷回去，这样他的样子就显得更加滑稽了。我坐在那儿盯着那张百元大钞，嘴巴张开了。
“心理医生是对的，”我终于说，“我很害怕这么聪明的人。”
“没有那么多时间等。”印第安人用会话的语言说。
我拉开抽屉，拿出一支称为“超级竞赛”的点三八口径的柯尔特自动手枪。去见卢因·洛克里奇·格雷里太太的时候，我没带这支枪。我脱下外套，套上皮枪套，把枪塞进去，然后再穿上外套。
印第安人看着这一切，简直像是看到我挠脖子痒那样无动于衷。
“我有车，”他说，“大车。”
“我不再喜欢大车了，”我说，“我自己有车。”
“你坐我的车！”印第安人要挟地说。
“我坐你的车。”我说。
我锁好办公桌的抽屉，锁上办公室的门，关了门铃开关，照样没有锁接待室的门。
我们一同沿着走廊走向电梯，印第安人身上的肮脏气味连电梯工都注意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