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按了隔壁房子的门铃,又敲了门,但没有人回应。纱门并没有搭上挂钩,房门也没有锁,所以我便进去了。

屋子里没有任何变化,连金酒的气味也没有散去。地上仍然没有尸体。昨天弗洛里安太太坐过的椅子旁的小桌上有一只脏兮兮的玻璃杯,收音机被关掉了。我走近那张小沙发,伸手探探椅垫后面,摸到的还是那个空酒瓶,只是现在那旁边又多了一个。

我喊了几声,没人回答我。然后,我隐隐约约听到一声很像呻吟的长长的、缓慢的、痛苦的喘息声。我穿过那扇门,悄悄走进过道。卧室的门是半开的,呻吟声就从门后传来。我探头朝门里张望。

弗洛里安太太正躺在床上。她平躺着,身上的被子被拉到下巴处,被子上结起的一个毛球几乎就在她的嘴里。她的长脸现在蜡黄,十分松弛,像个半死的人。她肮脏的头发散乱在枕头上。她慢慢地睁开眼睛看着我,毫无表情。房间里的味道混合了酒精、脏衣服和睡眠的气味,一缕缕朝鼻孔里钻来,令人作呕。一个廉价的闹钟在油漆剥落的灰白色梳妆台上滴答滴答地发出响声,那声音大得似乎连墙都受到了震动。梳妆台的上面有一面镜子,里面映照着那个女人扭曲的脸。那只她从里面拿出过照片的箱子仍是打开的。

我说:“下午好,弗洛里安太太。你病了吗?”

她嚅动着嘴唇,让上下唇纠缠了一会儿,然后伸出舌头舔舔嘴唇,接着又让下巴动了动。当声音最后出来的时候,活像磨损不堪的老唱片。她的眼睛现在认出我了,但她很不高兴。

“你们抓到他了吗?”

“驼鹿?”

“当然。”

“还没有。我希望很快会抓到他。”

她转动了一下眼珠,然后突然把眼睛睁开,仿佛要挤掉眼前的一层雾气。

“你应该把门锁上的,”我说,“他可能会回来。”

“你以为我怕驼鹿,是吗?”

“我昨天和你谈话时,你看起来很怕他。”

她想了想,思考对她太艰难了。“有酒吗?”

“没有,今天没带酒来,弗洛里安太太。我最近手头有点紧。”

“金酒很便宜,劲儿又大。”

“过一会儿我可能会去买一些。这么说,你不怕马洛伊?”

“我为什么要怕他?”

“好吧,你不怕他。那么你究竟在害怕什么?”

她的眼睛里突然闪起亮光,一会儿后那双眼睛又变得暗淡了。“哎,滚吧!你们这些警察让我屁股都发疼。”

我什么也没说,靠在门框上,放了一根香烟在嘴里。我努力使那根香烟往上翘着去碰我的鼻子,这不太容易。

“警察,”她慢吞吞地说,仿佛自言自语,“永远抓不到那小子。他很厉害,又有钱,还有很多朋友。你们这些警察只是在浪费时间。”

“这只不过是例行公事罢了,”我说,“反正那时他实际上也只是自卫杀人。他会在哪儿呢?”

她暗笑了一下,抓起被子抹了抹嘴巴。

“现在又来这一套了,”她说,“说起软话来了。警察小聪明,你们以为这一套还管用吗?”

“我很喜欢驼鹿。”我说。

她的眼睛里又亮了一下,似乎对我的话有些兴趣。“你认识他?”

“我昨天还和他在一块儿——就是他在中央大道上杀死那个黑鬼的时候。”

她张大嘴巴疯狂地笑起来,笑得连眼泪都流到了脸上,但那声音比掰断一条烤面包的声音大不了多少。

“他是个大块头硬汉,”我说,“不过有时心肠很软。他找韦玛找得很急。”

她垂下眼帘,轻声地说:“我还以为是她父母找她呢。”

“他们也在找她。不过她已经死了,这是你说的。用不着找她了。她是在哪里死的?”

“得州达哈尔市。她那时得了感冒,肺部受了感染,后来就这样死了。”

“你当时在场吗?”

“当然不在,只是听说的。”

“噢,谁告诉你的,弗洛里安太太?”

“哪个舞女吧,我现在记不起她的名字了,也许喝点酒就能想起来。我现在感觉自己像死谷 [1] 。”

“你看上去还有点像一头死驴。”我心里这么想,但没敢说出口。“还有一件事情,”我说,“问完后我可能会去买点金酒。我查过你的房子的产权资料了,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要这么做。”

她的身子在被子下僵住了,像一块木头;连她那半盖在浑浊不清的眼睛上的眼皮也定住不动了,她的呼吸似乎也停止了。

“这房子的信托额可真不小,”我说,“和这一带真正的房价可不大相称。提供那笔贷款的人名叫林赛·马里奥特。”

她的眼睛开始快速地眨动,可是身体其他部分仍一动不动。她直直地瞪着我。

“我以前替他工作过,”她终于说,“我以前在他家当过仆人,他很照顾我。”

我取出嘴里那根并未点燃的香烟,毫无目的地看着它,然后又把它放回嘴里。

“昨天下午我见过你几小时后,马里奥特先生打电话到我的办公室,雇我做一件事情。”

“什么事情?”她的声音现在变得很沙哑了。

我耸耸肩。“我不能告诉你,这是要保密的。我昨天晚上去见他了。”

“你这聪明的浑蛋!”她声音含混地说,她的一只手在被子下动了动。

我看着她没说话。

“警察小聪明。”她讥讽地说。

我伸出一只手在门框上随意地摸索。门框黏糊糊的,光这么碰碰它我就想洗个澡。

“好了,就这样,”我轻快地说,“我只是在猜这些事情是怎么回事。也许什么也不是,巧合罢了,不过看上去好像又有点不寻常的地方。”

“警察小聪明。”她不以为然地说,“你还不是真的警察,只是个低级的侦探。”

“我想是这样。”我说,“好了,再见了,弗洛里安太太。顺便告诉你,明天早上你可能收不到挂号信了。”

她把被子一掀,猛地坐起来,眼睛里冒着怒火。她的右手握着一个亮晃晃的东西,那是一支小型左轮手枪,很旧,磨损得很厉害,不过仍然显得气势逼人。

“说说看是怎么回事,”她声色俱厉地吼叫,“快说!”

我看着那支枪,枪口正对着我,但不太稳。她握着抢的手开始抖动,但眼睛里仍冒着怒火,嘴角流出唾沫来。

“我们俩将来可以合作。”我说。

她的下巴和枪同时垂落下去。我离门口只有几英寸远,当那支枪一直往下垂时,我很快穿过那扇门,跑出了射击范围。

“考虑考虑吧!”我回头喊道。

没有声音传出来,什么声音也没有。

我快速穿过过道,走回饭厅,出了那栋房子。当我沿着那条小道往外走时,我感觉背脊上凉凉的,肌肉绷得紧紧的。

什么事情都没发生。我沿着街道向前走,然后钻进我的车里,飞驰而去。

这是三月的最后一天,像是酷热的夏天了,我开车的时候很想把外套脱下来。我开到七十七街分局前的时候,看到两个巡警正对着一辆车被撞坏了的前翼子板皱眉头。我走进那扇弹簧门,看到一个穿制服的警官坐在栏杆后,他正在查看一份指控登记表。我问他纳尔蒂在不在楼上。他说在吧,问我是不是他的朋友。我说是的。他说好吧,你上去吧。我走上那破楼梯,沿着走廊向前走,然后敲门。有人大声回应我,我就进去了。

他正坐在椅子上剔牙,把脚搭在另一张椅子上。他伸直左胳膊,盯着左手的拇指。那拇指在我看来没什么毛病,但从纳尔蒂沮丧的神情看来,它好像永远没有康复的一天。

他把手放到腿上,把脚放到地上,将目光从拇指那儿移到我身上。他穿着深灰色西装。桌子上有一截压扁了的雪茄烟,等着他用牙签将它捯弄好。

我把另一张椅子上的毛毡椅垫翻了个面,椅垫的带子没有系上。我坐下来,放了一根香烟在嘴里。

“是你啊。”纳尔蒂看着他的牙签,检查它是否被嚼得差不多了。

“有收获吗?”

“你是说马洛伊吗?我已经不调查那个案子了。”

“现在谁在负责那个案子?”

“没人!想知道为什么吗?那小子逃跑了。我们把他的资料输入了电报通讯网,他们已经把这些资料发布下去了。见鬼,他可能早就跑到墨西哥去了。”

“唉,反正他就只杀了一个黑鬼嘛,”我说,“我想那只是一项轻罪。”

“你对这个案子还这么有兴趣?你不是有别的工作要做吗?”他那双颜色很淡的眼睛懒洋洋地扫视了一下我的脸。

“我昨天晚上确实有工作要做,不过没做多久。那张穿着小丑服的女孩的照片还在你这儿吗?”

他的手四处摸索了一下,然后伸到他的记事簿下,把那张照片拿了出来。照片中的人看上去仍然很美丽。我盯着那张脸。

“这其实是我的,”我说,“如果你不存档,我想要回来。”

“我想是应该存档的,”纳尔蒂说,“但我把这件事忘了。好吧,拿去收藏吧,我不存档了。”

我把照片放到胸前口袋里,站了起来。“好了,就这样。”我说,语气过分轻松了点。

“我能感觉到这里面有点小问题。”纳尔蒂冷冷地说。

我盯着桌上的那截雪茄,他追随着我的目光,然后把牙签丢到地上,把雪茄抓起来放进嘴里。

“和这雪茄没关系。”他说。

“只是一些直觉罢了。事情如果有进展,我不会忘了你的。”

“现在不好干活啊,我需要一点突破,老兄。”

“像你这么辛苦工作的人,的确应该有一点突破。”我说。

他往拇指指甲上划了根火柴,因为一擦就着,显得很高兴,然后吸着雪茄喷出的烟雾。

“真幽默!”我走出他的房间时,他悲哀地说。

大厅里很安静,整栋楼都很安静。楼前的那两个巡警还在看着那被撞坏了的前翼子板。我开车往好莱坞驶去。

我走进办公室时电话响了。我趴在桌上拿起话筒:“喂?”

“我是在和菲利普·马洛先生说话吗?”

“是的,我是马洛。”

“这里是格雷里太太的府邸,卢因·洛克里奇·格雷里太太。格雷里太太想在方便的时候尽快见到您。”

“在哪儿?”

“地址是湾城阿斯特大道八六二号。我可以回话说您答应在一个小时之内赶到吗?”

“您是格雷里先生吗?”

“当然不是,先生,我是管家。”

“您听到门铃响时,那就是我啦!”我说。

注释

[1] 死谷(Death Valley),位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东南部,是北美最热、最干燥、最低的陆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