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用手指拨弄着那三根长长的俄国香烟中的一根，然后把它们整整齐齐地排在一起，把椅子摇得吱吱响。你就是不会轻易丢掉证物，所以它们是证物。能证明什么呢？证明有个人偶尔会吸吸大麻，证明有个人喜欢带点异国风味的东西？不过，许多厉害家伙都吸大麻的，还有乐团的人、高中生、放弃美德的好姑娘都吸嘛！这是美国的大麻，在任何地方都可以生长。现在种植大麻是不合法了，在像美国这么大的一个国家，这可不是一般的事情。
我坐在那儿抽着烟斗，听着隔壁噼噼啪啪的打字声，好莱坞大道上交通信号灯转换时发出的砰砰声，还有空气中的飒飒声——像是纸袋被风吹起来沿着人行道滚动的声音。
这些香烟相当粗大，不过很多俄国香烟都是这样的，而且大麻叶是很粗糙的叶子。印第安大麻、美国大麻。证物。老天，那女人戴的是什么帽子？我的头很疼。神经病。
我掏出我的小折刀，打开小而锋利的刀片，这原本不是用来清烟斗的。我拿过来一根烟。警察局的化验师接下来一般会这么做：从中间割开香烟，把里面的填塞物拿到显微镜下检验。也许里面会有什么，也许不会，管他的，化验师是领月薪的。
我将一根香烟从中间割开。香烟的过滤嘴部分很硬，割起来很费劲。好吧，我也是条硬汉，我就是要割开，看你能不能挡住我。
过滤嘴部分出现了闪着光泽的卷起来的薄纸片，纸片这时平整了一些，上面还印有字。我坐得笔直，仔细拨弄着那些纸片，尝试着把它们平铺在桌上，但它们散在桌上滑来滑去。我于是抓起另一根大麻烟，眯着眼往过滤嘴里瞧。然后我采用另一种切割法，先将过滤嘴和烟身切开。纸很薄，你都可以感觉到纸下的东西。接着，我更仔细地将过滤嘴竖着割开，里面露出一张卡片，它是卷着的，完好无缺。
我开心地把卡片撑开。这是一个男人的名片，薄薄的，颜色是接近白色的象牙色，字精细地印在上面。左下角印着一个斯蒂尔伍德高地的电话号码，右下角印着“事先预约”。中间的字字号较大，但仍是娟秀字形：“朱尔斯·阿姆托尔”。底下一行字较小：“心理医生”。
我拿起第三根香烟。这一次我没用刀子割，很艰难地取出了那张卡片。这张卡片和刚才的那张是一模一样的，我又把它放回去。
我看了看手表，把烟斗放进烟灰缸，接着又看了看手表看到底是几点。我用半张纸巾将割开了的两根香烟和割坏了的卡片包在一起，再用半张纸巾将完好无损的那根香烟包起来，接着把两个小包都锁进办公桌。
我坐在那儿看着那张卡片。朱尔斯·阿姆托尔，心理医生，事先预约，斯蒂尔伍德的电话号码，没有地址。三张这样的卡片被卷在三根大麻烟中，装在一个中国或日本的丝质仿玳瑁框的烟盒里。这种烟盒你花上三毛五到七毛五，就可以在任何东方商店买到。那些商店的名字不外乎“胡福生”、“龙生堂”这一类，里面总有个有礼貌的日本人跟你嚼舌根，听你说起阿拉伯之月的香料闻起来很像旧金山的妓院里那些姑娘的气味时，他们总是笑得很殷勤。
所有这些东西全装在一个死人的口袋里，他其实有另一个真正昂贵的烟盒，那里面装着的才是他会抽的香烟。
他一定是忘记它了，但是这没道理啊。也许那不是他的烟盒，也许他是在什么旅馆大厅捡到的，忘了自己还把它放在身上，忘了交还给别人。朱尔斯·阿姆托尔，心理医生。
电话响了，我心不在焉地接起来。对方声音冷冷的，一副自以为是好警察的样子。那是兰德尔，他没朝我吼，他是那种冷冰冰的人。
“你不知道昨天晚上那女孩是谁吗？她是在公路上让你搭便车，你是走到那条公路上的？撒谎的技术很高明啊，马洛。”
“也许你也有个女儿，而你不愿意让新闻记者围着她闪光灯闪个不停。”
“你骗了我。”
“荣幸之至。”
他沉默了一会儿，好像在作什么决定。“那就算了，”他说，“我见过她了。她来我这儿，跟我说了一遍事情的经过。她正好是我认识也尊敬的人的女儿。”
“她把事情告诉了你，”我说，“你也把事情告诉了她。”
“我只说了一点点，”他冷冷地说，“有理由的，也因此我打电话给你。这个案子完全是暗中调查。我们有机会抓获这个珠宝抢劫团伙，我们一定要侦破这个案子。”
“噢，今天早上这就成了个歹徒团伙谋杀案，很好。”
“顺便说一下，那个上面绣着龙的古怪的烟盒中的碎屑是大麻。你确定没见过他从那里拿香烟抽吗？”
“非常确定。我在场的时候，他只从另一个烟盒里拿香烟抽，但我不是时时都在场的。”
“我知道了，就这样吧。记住我昨天晚上跟你说过的，别在这个案件上自做主张。我们只要你保持沉默，不然——”
他停下来，我朝话筒打着哈欠。
“我听到了。”他厉声说，“也许你以为我办不到那种事情，告诉你，我可以。你只要走错一步，我就把你当证人关起来。”
“你是说报界不会知道这个案子？”
“他们会知道这个谋杀案——但不会知道背后的事情。”
“你也不知道。”我说。
“我已经警告你两次了，”他说，“不会有第三次。”
“你说得挺多的，”我说，“对于你这样一个手上有王牌的人来说。”
我这话使他当即挂了电话。好吧，随他去，让他去忙吧。
我在办公室里踱着步子稳定情绪，然后喝了一点酒。我又一次看了看手表，却没看出是什么时间，于是又在桌子后面坐下来。
朱尔斯·阿姆托尔，心理医生，事先预约。只要给他足够的时间和足够的钱，他什么病都能治，从疲惫不堪的丈夫到昆虫的瘟疫。对于治疗失恋、独居女人的心病、不写信回家的浪荡子的乡愁，还有对于诊断“现在就应该卖掉房地产，还是应该再等一年；这会损害我的公众形象，还是会使我显得更多才多艺”这种问题，他是专家。男人们也会偷偷去见他。他们在办公室里呼风唤雨、吼声如雷，实际上内心脆弱无比。不过去找他的多半是女人，有气喘吁吁的胖女人和耗尽精力的瘦女人，有仍怀着梦想的老女人和自以为有恨母恋父情结的年轻女人。这些女人身材不同，长相各异，年龄不等，但她们有一个相同之处——都是有钱女人。对于朱尔斯·阿姆托尔来说，这可和星期四在县医院的情形不同，那些女人会拿着钱排着队等他。那些有钱女人可能付小钱拖拖拉拉，但绝不敢耽误他。
这小子是个骗子，是个吹牛大王，而且在死人身上的大麻烟中卷入他的名片。
这可有趣了。我拿起电话，向接线员询问斯蒂尔伍德高地的电话号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