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天下午,安德列耶夫从拖拉机厂工人村回来了。
他走进屋里,一看到弗拉基米罗芙娜,他那忧郁的脸笑了——这些天她第一次起了床,脸色还很苍白,还很消瘦,坐在桌旁,戴起了眼镜,正在看书。
他说,他很久都找不到他的房子原来所在的地方,到处是战壕,炸弹坑一个连着一个,到处是碎瓦片和坑洼。
工厂里已经有很多人,每时每刻都有人回来,甚至民警也有了。参加民兵队的人还没有什么消息。大家都在掩埋士兵,埋好了,又不断地发现还有死人,有的是在地下室里,有的是在战壕里。到处是碎钢片,废铁……
弗拉基米罗芙娜问他,他上那儿去是不是很难走,他在哪儿睡的,怎么弄到吃的,炼钢炉破坏得是不是很厉害,工人们有没有东西吃,他是不是见过厂长。
上午,在安德列耶夫回来之前,弗拉基米罗芙娜对薇拉说:
“我平时常常讥笑预感和迷信,可是今天我平生第一次肯定无疑地预感到,安德列耶夫会带来谢廖沙的消息。”
可是,她错了。
安德列耶夫说的事情是很重要的,不管听他说的人是幸福的还是不幸的。工人们对安德列耶夫说:没有东西吃,也不发工资,地下室和土室里又冷又潮湿。厂长变成了另一个人,当初德国佬向斯大林格勒进攻的时候,他在车间里跟工人们亲热得不得了,现在连话也不愿意说了,他的房子已经修好了,还从萨拉托夫弄来了小汽车。
“现在发电站情况也很差,不过没有什么人恼恨站长,很明显,大家不好过,他也不好过。”
“他是很不痛快呀。”弗拉基米罗芙娜说。“老人家,你打算怎么办?”
“我是来告别的,我想回家,虽然家也没有了。我在公共宿舍里找了个地方,在一个地下室里。”
“很对,很对,”弗拉基米罗芙娜说,“不论怎么样,总算是在家里。”
“这是我挖出来的。”他说着,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生了锈的顶针。
“不久我也要进城,上果戈理大街去,看看自己的家,翻翻碎瓦断砖,”弗拉基米罗芙娜说,“真想回家呀。”
“你现在起床是不是早了一点儿,你的脸色还很苍白。”
“我听到你说的一些事,十分难受。真希望在这块神圣的土地上的一切是另一种样子。”
他咳嗽了几声。
“您该记得,斯大林在前年说:兄弟姐妹们……可是现在,打败了德国人,就连厂长的小院子不通报也别想进去,兄弟姐妹们却住在土室里。”
“是啊,是啊,这种状况是不大好。”弗拉基米罗芙娜说。“唉,谢廖沙还是一点音信也没有。”
晚上,斯皮里多诺夫从城里回来。早上他上城里去的时候,没有对任何人说州党委要处理他的问题。
“安德列耶夫回来了吗?”他生硬地操着厂长的口气问道。“谢廖沙没有什么消息吗?”
弗拉基米罗芙娜摇了摇头。
薇拉一下子就看出来,爸爸醉得很厉害。从他开门的猛劲儿,从他那拼命忽闪的难过的眼睛,从他把带回来的东西往桌子上放的那股神气,脱大衣的样子,问问题的口气,都可以看出这一点。
他走到睡在衣服篮子里的米佳跟前,俯下身来。
“你不要朝着他呼酒气。”薇拉说。
“没关系,让他受点儿训练。”斯皮里多诺夫快活地说。
“你快坐下吃饭吧,恐怕你光是喝酒,没有吃东西。外婆今天是第一次起床。”
“噢,这太好啦。”斯皮里多诺夫说着,把羹匙掉在碟子里,往衣服上溅了不少菜汤。
“哎呀,斯捷潘,你今天醉得真厉害,”弗拉基米罗芙娜说,“这是因为什么喜事儿呀?”
他把碟子推开。
“你吃呀。”薇拉说。
“你们听我说,是这样的,”他低声说,“我有一个消息。我的问题已经定了,在党内受到严重警告,部里来的命令是,要我上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到一个很小的发电站去,是烧泥炭发电的,农村型的,总而言之,一降到底了,住房可以保证。搬迁费相当于两个月的工资。明天就开始办移交。可以弄到车票。”
弗拉基米罗芙娜和薇拉对看了一眼,然后弗拉基米罗芙娜说:
“可见,喝酒是有充分理由的,没说的。”
“妈妈,你也跟我们去吧,给您单独一个房间,好些的。”斯皮里多诺夫说。
“恐怕到那儿也只能给你们一个房间。”弗拉基米罗芙娜说。
“妈妈,反正有一个房间也要给您住。”他还是生平第一次唤她妈妈。也许是因为醉了,他眼里还噙着泪水。娜塔莉亚走进来,斯皮里多诺夫换了话题,问道:
“工厂的情形怎样,我们的老头子是怎么说的?”
娜塔莉亚说:
“刚才他等您的,现在他睡着了。”
她坐到桌旁,用拳头支着腮,说:
“他刚才说,工人在工厂里炒瓜子吃,这就是他们的主要食品。”
她忽然问道:
“斯捷潘·费多罗维奇,听说您要走,是吗?”
“是这样啊!我也听说了。”他快活地说。
她说:
“工人们都舍不得让您走。”
“有什么舍不得的,新的站长季什卡·巴特罗夫是一个很好的人。我和他在大学里是同学。”
弗拉基米罗芙娜说:
“你们到了那里,谁能给你补袜子补得这样好呀?薇拉又不会。”
“这倒的确是一个问题。”斯皮里多诺夫说。
“这么看,娜塔莉亚还得跟你们一块儿去呢。”弗拉基米罗芙娜说。
“好吧,”娜塔莉亚说,“我去!”
大家都笑起来,但是说过笑话之后,沉默中却出现了难为情和紧张的气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