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三年四月一日,斯皮里多诺夫接到苏联电力委员部的撤换工作的通知;要他交出斯大林格勒发电站的工作,前往乌拉尔,到一座不大的、用泥炭发电的发电站去担任站长。这处分不算重,因为本来也可以送交法庭的。斯皮里多诺夫在家里没有说起电力委员部这道命令,决定再等州党委的决定。四月十四日,州党委因为他在艰难的日子里擅离职守,给予他严重警告处分。这项决定也算很宽容的,因为本来也可以把他开除出党。但是斯皮里多诺夫觉得州党委做出这样的决定是很不应该的,因为州委的同志们都知道,他一直坚持到斯大林格勒保卫战的最后一天,他是在苏军已经开始进攻的那一天上左岸去的,他是为了去看看在船舱里分娩的女儿。在州党委的会议上他本想分辩一下,可是普里亚欣非常严肃,说:

“您可以向中央监察委员会上诉,我估计,什基里亚托夫同志会认为州党委的决定太宽容,太姑息。”

斯皮里多诺夫说:

“我相信,中央监察委员会会取消这种决定。”

但是,因为他听到不少有关什基里亚托夫的事情,他还是有点儿怕提出上诉。

他担心和怀疑的是,普里亚欣的面孔那样严肃,不仅是和斯大林格勒发电站的事有关系。普里亚欣当然记得,斯皮里多诺夫与叶尼娅和克雷莫夫有亲戚关系,他自然不喜欢一个知道他和坐牢的克雷莫夫有多年关系的人。

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普里亚欣想帮助斯皮里多诺夫,也不能帮助了。假如他这样做了,对他不友好的人(有权势的人周围总会有不友好的人)马上就会向有关部门反映,说普里亚欣因为同情人民敌人克雷莫夫,竟帮助克雷莫夫的亲戚、怕死的斯皮里多诺夫。

但是,很明显,普里亚欣不帮助斯皮里多诺夫,不仅是因为他不能,而是因为他不愿意。显然,普里亚欣知道,克雷莫夫的岳母已经来到斯大林格勒发电站,正住在斯皮里多诺夫家里。大概普里亚欣也知道,叶尼娅常和母亲通信,不久前还寄来自己给斯大林的申诉书的底稿。

在州党委会议散会之后,斯皮里多诺夫到小卖部去买乳酪和香肠,在这里碰见州保安局局长沃罗宁。沃罗宁带着好笑的神气看了看他,并且用好笑的口吻说:

“斯皮里多诺夫真是一个天生的好当家,刚刚受过严重警告处分,就做起家务事来啦。”

“一家人要吃饭呀,有什么办法,我现在做外公啦。”斯皮里多诺夫说着,笑了笑,是一种苦笑,无可奈何的笑。

沃罗宁也对他笑了笑,说:

“我以为你准备办移交呢。”

斯皮里多诺夫听了这话,心里想:“幸亏把我赶到乌拉尔去,要不然在这儿就完了。薇拉和小孩子怎么办呀?”

他搭吨半载重汽车回斯大林格勒发电站,透过驾驶室的模糊的玻璃望着他就要离开的被战争摧毁的城市。他想着,在战前他的妻子就是走这条如今已是堆满瓦砾的人行道去上班;他想着供电网,想着等到从斯维尔德洛夫斯克运来新电缆,他已经不在斯大林格勒发电站了;想着小外孙因为营养不足,胳膊和胸前出了很多小疙瘩。他想道:“严重警告就严重警告好了,有什么了不起?”他想,不会发给他“保卫斯大林格勒”奖章的,不知为什么一想到奖章他就非常伤心,其伤心的程度竟超过离别这座他长期生活、工作,流着泪安葬了玛露霞的城市。他甚至因为得不到奖章懊恼得大声骂起来,所以司机问他:

“斯皮里多诺夫同志,您这是骂谁?是不是有什么东西忘在州党委啦?”

“是的,我忘记了,”斯皮里多诺夫说,“可是它没有忘记我。”

斯皮里多诺夫家几个房间里又冷又潮湿。代替炸掉的窗玻璃的是胶合板和木板。墙上的石灰有很多地方脱落了。饮用水要用桶提上三层楼。房间里生火的是用铁皮做的小炉子。有一个房间暂时关上不用,厨房也没有用,眼下成了放木柴和土豆的仓房。

斯皮里多诺夫、薇拉和小孩子、在他们回来之后便从喀山赶来的弗拉基米罗芙娜,住在原来做餐室的大房间里。原来薇拉住的紧靠厨房的小房间里住着安德列耶夫老头子。

本来斯皮里多诺夫可以修修天花板,粉粉墙壁,砌两座砖炉,发电站里还有干这种事的一些工人师傅,材料也是有的。

但是不知为什么一向操心家事、果断干练的斯皮里多诺夫不愿意请人做这些事情。

显然,薇拉和弗拉基米罗芙娜也觉得住在战后残破的家宅里更舒服些,因为战前的生活已经毁灭,为什么要让屋子恢复原来的样子,又使人想起一去不再返的生活?

弗拉基米罗芙娜来了之后,又过了几天,安德列耶夫的儿媳妇娜塔莉亚也从列宁斯克来了。她在列宁斯克和已故的婆婆的妹妹吵了一架,又把儿子暂时丢给她,就上斯大林格勒发电站来找公公。

安德列耶夫一看到儿媳,就生起气来,对她说:

“你以前和你婆婆吵,现在又和她的妹妹吵。你怎么能把孩子丢在那儿呀?”

看样子,娜塔莉亚在列宁斯克过的日子十分艰难。她一走进安德列耶夫住的房间,打量了一下天花板、墙壁,就说:“这儿太好了!”虽然这儿一点儿也没有什么好的:天花板上的板条子已经露了出来,角落里还堆着石灰,烟囱已经不成样子。

窗户上堵了一块胶合板,上面嵌了一小块玻璃片,房间里的光线就是透过玻璃片进来的。

从这自制的小窗户望出去,一片凄惨景象:到处是断垣残壁,有红颜色的,也有蓝颜色的,还有破烂的铁皮屋顶。

弗拉基米罗芙娜一来到斯大林格勒,就生起病来。她因为生病,暂时没有上城里去。她很想去看看她那烧毁的房子。

最初几天,她克制着病痛,帮薇拉做事情:生炉子,洗尿片,在炉子的铁皮烟囱上烘尿片,把脱落的石灰搬到楼梯平台上,甚至还尝试过从下面往上提水。

但是她的病情越来越重,在烧得很暖和的房间里她会觉得冷,在很冷的厨房里她的额头会冒出汗来。

她想硬撑过去,不说自己有病。但是有一天早晨,她上厨房里去抱木柴,却一下子昏迷过去,倒在地板上,把头都跌破了。斯皮里多诺夫和薇拉把她搀到床上躺下来。

弗拉基米罗芙娜苏醒过来以后,把薇拉叫到床前,说:

“你要知道,我在喀山在柳德米拉家里过的日子不如在你们家里。我上这儿来,不光是为了你,也为了我自己。我只是怕,我躺在这儿不能动,会把你累坏。”

“外婆,我有你在这儿就很好。”薇拉说。

可是薇拉确实感到十分艰难。水,木柴,牛奶,一切东西都要花很大力气才能弄来。外面的阳光已经有了暖意,可是房间里又冷又潮湿,不得不把炉子烧旺些。

小米佳的胃有毛病,夜里常常哭,妈妈的奶也不够他吃。薇拉一天到晚在房间和厨房里忙活,要不然就是出去买牛奶和面包,洗锅洗碗,从下面往上提水。她的两手泡得红肿,脸也被风吹红了,而且出现了冻斑。因为劳累,因为天天活儿干不完,她心中无时无刻不感到阴雨和沉重。她不梳头,很少洗脸,也不照镜子,生活的重担把她压坏了。她时时刻刻非常想睡觉。到晚上,胳膊、腿、肩膀都酸疼,很想休息。她一躺下,米佳就哭。她就爬起来,走过去喂奶,把尿片换一换,抱起来在房间里走一走。过一个钟头,他又哭起来,她就又爬起来。天蒙蒙亮,他就醒来,再也不睡了,于是她就在朦胧的晨曦中又开始了新的一天——不等睡够,便脑袋昏昏沉沉地上厨房里抱柴,生炉子,烧开水,准备给爸爸和外婆泡茶,开始洗衣服。但奇怪的是,她现在一点也不发脾气了,变得又和善又有耐性。

娜塔莉亚从列宁斯克来了以后,薇拉的日子轻松些了。

娜塔莉亚来了以后,安德列耶夫便上斯大林格勒北部的拖拉机厂工人村去住了几天。也许是他想看看发电站和自己的房子,也许是因为儿媳妇把孩子丢在列宁斯克,生她的气,也许是他不愿意让她吃斯皮里多诺夫家的粮食,所以走的时候把他的供应卡给她留下了。

娜塔莉亚不等休息过来,在来到的那一天就动手帮薇拉的忙。

啊,她干起活儿多么轻快、有劲儿,年轻的手一干起活儿,那沉甸甸的水桶、盛满了水的煮衣锅、满口袋的煤炭全都变轻了。

现在薇拉可以抱着孩子上外面玩一会儿了,可以在石头上坐坐,看看那闪闪发光的春水,看看草原上升起的蜃气。

四周静悄悄的。战场已经移到几百公里之外。似乎德军飞机在空中嗡嗡直叫,炮弹不停地爆炸,生活中充满了火、恐惧和希望的时候,心里倒是轻松些。

薇拉看着小孩子满脸的脓疙瘩,心疼起来。她同时也怜惜起维克托罗夫。上帝,上帝,苦命的万尼亚,生一个儿子竟是这样瘦,这样虚弱,这样爱哭。

然后她踏上到处是垃圾和碎砖的楼梯,上了三楼,干起活儿,她的苦恼便沉没在忙碌中,沉没在浑浊的肥皂水中,沉没在炉子的灰烟里,沉没在墙壁散发的潮气中。

外婆把她叫到床前,抚摩着她的头发,外婆平时那安详又明亮的眼睛里出现了异常悲痛和温柔的神情。薇拉没有跟任何人谈起过维克托罗夫,没有跟爸爸谈,没有跟外婆谈,甚至也没有对五个月的米佳说过。

娜塔莉亚来到以后,房间里的一切都变了样子。她刮掉墙上的霉斑,把发黑的墙角都粉刷了,地板上有些脏东西就像长在上面似的,她都擦洗干净了。她还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清扫,本来薇拉准备等天暖和了再干的——她把一层一层楼上的垃圾全部清除了。

下午,她又把长长的黑蟒蛇似的烟囱收拾好了。烟囱本来歪歪扭扭,接缝处不住地往下滴松脂色的脏水,滴得地板上一个一个的小水洼儿。娜塔莉亚在烟囱上涂了石灰,又把烟囱抻直了,用铁丝捆上,在接缝处挂了几个空罐头筒,脏水就往里面滴。

她来的第一天,就和弗拉基米罗芙娜很要好了,虽然她好像是一个爱吵爱闹的泼辣女子,还喜欢说男女之间的粗野话,应该不是弗拉基米罗芙娜喜欢的人。娜塔莉亚很快就认识了许多人,有线路工人,有涡轮房里的工人,有载重汽车的司机。

有一次,娜塔莉亚去站队买东西刚刚回来,弗拉基米罗芙娜对她说:

“娜塔莉亚,有一位同志问你来着,是一位军人。”

“是一个格鲁吉亚人吧?”娜塔莉亚问道。“他要是再来,您把他撵走。大鼻子鬼,想向我求婚呢。”

“这么着急?”弗拉基米罗芙娜惊讶地问。

“您以为他们能沉得住气吗?他要我在战后上格鲁吉亚去呢。我把楼梯擦洗得干干净净,难道是为了跟着他走?”

晚上她对薇拉说:

“咱们上城里去,今天有电影。司机米沙用汽车送咱们去。你带小孩子坐在驾驶室里,我可以在车厢里。”

薇拉摇了摇头。

“你去吧,”弗拉基米罗芙娜说,“我的身体要是好一些,我也跟你们去了。”

“不去,不去,我怎么也不能去。”

娜塔莉亚说:

“还是要好好地过下去呀,要不然咱们都成了鳏夫和寡妇了。”

然后她又带着责备的口气说:

“你天天待在家里,哪儿也不想去,你也没有把爸爸照应好。我昨天洗衣服,他的衬衣和袜子都很破了。”

薇拉抱起孩子,走到厨房里。

“米佳,你说说,你妈妈不是寡妇吗?……”她问。

斯皮里多诺夫这些天十分关心岳母,两次从城里请来医生给她看病,帮薇拉给她拔火罐,有时把水果糖塞到她手里,说:

“您不要给薇拉,我已经给她吃过了,这是留在橱子里专门给您的。”

弗拉基米罗芙娜明白,女婿有很不愉快的事,心里很苦闷。但是每次她问他州党委方面是不是有什么消息,他总是摇摇头,说起别的事情。只有那一天晚上,当他接到通知,说即将处理他的问题的时候,他回到家里,挨着岳母在床坐下来,说:

“我这都怎么搞的呀,假如玛露霞知道我的事情,会发疯的。”

“他们究竟说你有什么错儿?”岳母问。

“全是错。”他说。

这时候娜塔莉亚和薇拉走了进来,谈话就中断了。弗拉基米罗芙娜望着娜塔莉亚,心想,是有这样一种刚健而顽强的美,任何艰难的生活对这种美都无可奈何。娜塔莉亚的一切都很美,不论是脖子,青春的胸脯,还是腿,几乎露到肩膀的匀称的手臂。弗拉基米罗芙娜心想:“真是一位没学过哲学的哲学家。”她常常发现,有一些没有过惯贫苦日子的女子,一遇到艰难的环境就憔悴下来,不再注意自己的容貌,像薇拉就是这样。她很喜欢那些做季节工的姑娘们,那些干重活儿的女工,军事调度员姑娘们,她们住在棚子里,在灰土和泥水中干活儿,却还要烫发,照镜子,往脱了皮的鼻子上搽粉。有些顽强的鸟儿就是在刮风下雨的天气,也要不顾一切地唱自己的歌儿。

斯皮里多诺夫也望着娜塔莉亚,后来突然抓住薇拉的手,把她拉到怀里,搂住她,好像请求原谅似的,吻了吻她。

弗拉基米罗芙娜也好像没头没脑地说:

“有什么了不起的,斯捷潘,咱们死还早着呢!就连我这个老婆子还想把身体养好,在世上多活几年呢。”

他很快地看了看她,笑了。这时娜塔莉亚往脚盆里倒了不少热水,端到床前,跪下来,说:

“弗拉基米罗芙娜,我给你洗洗脚,现在屋里很暖和。”

“你疯啦!傻瓜!快起来!”弗拉基米罗芙娜叫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