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张床全空着,另外三个人也许搬到别的囚室去了,也许他们都在受审。

他被打得皮开肉绽,失去自制力,带着被遗弃的人生躺在床上,腰部疼得非常厉害,好像他的肾被打坏了。

在人生毁灭的痛苦时刻,克雷莫夫懂得了女人爱情的力量。妻子!只有她珍爱这个被无情的铁脚践踏得血肉模糊的人。他浑身是血,她会给他洗脚,给他梳理蓬乱的头发,她看着他的失神的眼睛。他的心灵被伤害得越厉害,世上的人越是厌恶他、瞧不起他,她就越是觉得他可亲可爱。她跟在汽车后面跑,她在库兹涅茨桥站队,在劳改营铁丝网外面等候,她一心想着给他送几块水果糖、几头大蒜,她在煤油炉上给他烙糖饼,她愿意花费几年的时间,为的是哪怕跟他见半个小时的面……

不是所有睡过觉的女子,都能跟妻子一样。

他因为绝望得像挨刀割一样,就也想唤起另一个人的绝望。

他想好了一封信的开头几句:

“你听到这事会十分高兴的,不是因为我被抓了起来,而是因为你已经离开我了,你可以感谢你那耗子般的本能,使你离开了下沉的船……我是一个人……”

眼前闪过侦讯员桌子上的电话机……一头健壮的公牛打他的腰,打他的腋下……大尉拉起窗帘,把灯熄了……档案材料沙沙响着,他在沙沙声中渐渐入睡……

忽然有一根烧得红红的、弯弯的锥子扎进他的头盖骨,似乎他的脑子发出焦糊味:是叶尼娅·尼古拉耶芙娜告密,出卖了他!

十分精彩!十分精彩!这是有一天早晨在兹纳缅卡,在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办公室里对他说的话……那个尖下巴胡、戴着光闪闪的夹鼻眼镜的人看过克雷莫夫的文章,就很亲切地小声说了这话。他记得:那天夜里他对叶尼娅说,党中央把他从共产国际召回,让他在政治出版社主编一本书。“当年也算一个人物呀。”他想道……就是那天夜里他对叶尼娅说,托洛茨基看了他的文章《革命与改良——中国与印度》,说:“十分精彩。”

说这话的时候没有旁人在场,他也没有对任何人转述过,只是对叶尼娅说了说,这就是说,侦讯员是从她嘴里听说的。是她告密的。

他再不觉得已经有七十个小时没有睡觉,他似乎已经睡足了。是强迫她的?反正还不是一样。同志们,米哈伊尔·西多罗维奇,我完了!把我弄死了。不是手枪子弹、不是拳头把我打死的,不是死于不能睡觉。是叶尼娅把我弄死的。我来写供状,什么都承认。有一个条件:你们要说明,是她告密的。

他从床上爬下来,用拳头擂起门来,值班守卫马上就朝小孔里窥视,他朝守卫喊道:

“带我去见侦讯员,我什么都招认。”

值班班长走来,说:

“别吵闹,等什么时候提审,您招认好啦。”

他不能一个人待在这儿。还不如挨打,昏迷过去。既然医生认为没事儿……

他一瘸一拐地走到床边,当他觉得再也经受不住精神上的痛楚,当他觉得头脑就要碎裂,觉得好像有成千上万的碎片往心里、喉咙里、眼睛里直钻的时候,他明白了:叶尼娅不可能告密!于是他咳嗽起来,哆嗦起来:

“原谅我,原谅我吧。我没有福气跟你在一起,这怪我,不怪你。”

自从捷尔任斯基踏进这座楼房里来,这里的人从来没有体会过的美妙感情来到他心中。

他醒了过来。一头贝多芬式乱发的大块头卡茨涅林鲍肯坐在他的对面。克雷莫夫对他笑了笑,他那低低的肥厚的额头皱了起来。克雷莫夫明白,卡茨涅林鲍肯认为他的笑是精神失常的表现。

“我看见了,他们打得您很厉害。”卡茨涅林鲍肯指着克雷莫夫血糊糊的衣服说。

“是的,打得挺厉害,”克雷莫夫歪着嘴回答说,“你们怎么样?”

“我上医院去逛了逛。他们两个都走了:特别会议又判了德列林格十年,就是说,一共是三十年了;鲍戈列耶夫转到别的囚室去了。”

“啊……”克雷莫夫说。

“您说说吧。”

“我在想,”克雷莫夫说,“到了共产主义社会,新的克格勃会秘密搜集人的一切好的行为,搜集每一句好话。那时的谍报人员会在电话里窃听一切和忠诚、正直、善良有关的言论,并且在书信里寻找,从公开的谈话里提炼,把一切好的汇集到卢比扬卡来,归入档案。光搜集好的!这儿将增强人的信心,而不是像现在这样摧毁人的信心。第一块基石是我砌的……我相信,我胜利了,告密、谎言没有把我制服,我相信,我相信……”

卡茨涅林鲍肯漫不经心地听他说着,插话说:

“这话都很对,将来会这样的。不过应该补充的是,编成这种美好的档案之后,会把您弄到这大楼里来,还是要枪毙。”

他用问询的目光看了看克雷莫夫,怎么也无法理解,克雷莫夫那土黄色的脸,那凹下去又肿起来的眼睛,那带着黑色血印子的下巴,为什么在幸福而安详地笑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