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尼娅在贴满五颜六色的伪装纸条的大剧院附近下了无轨电车,走上库兹涅茨桥,经过美术基金会展览馆,战前这儿曾经展出她熟悉的一些画家的作品,也展览过她的作品,可是她现在从这里走过,甚至都没有想起来。
她有一种奇怪的感觉。她的生活就像茨冈人玩的纸牌。一下子就变出了莫斯科。
她老远就看到卢比扬卡那座牢固的大楼,黑灰色花岗岩石墙。
“你好,尼古拉。”她在心里说。也许克雷莫夫已经感觉出她走近了,十分激动,却不知道为什么激动。
旧的命运成为她的新命运。似乎已经永远成为过去的,又成为她的未来。
宽敞的新接待室带有明亮的朝街玻璃窗,现在关闭着,仍然在老接待室里接待探望者。
她走进肮脏的院子,顺着一面旧墙朝半开着的接待室的门走去。接待室里一切都显得十分平常:桌子上有许多墨水印子,墙边摆着一张张木沙发,带有木板窗台的一个个小窗户,小窗户便是查询处。
似乎那座俯瞰卢比扬卡广场、斯列津巷、福尔卡索夫巷、小卢比扬卡的多层的石头大楼和这个小小的办公室没有什么联系。
接待室里的人很多,都是探望亲人的,多数是妇女,在各个窗口站着队,有的坐在沙发上,有一个老头子戴着厚玻璃眼镜在桌上填写一张表。叶尼娅看着这些老老少少、男男女女的一张张的脸,心想,他们所有的人的眼神、嘴的形态有很多相同之处,她如果在电车上、在大街上碰到这样的人,就会猜到是上库兹涅茨桥24号来的。
她向一名年轻的值班人员打听。这人穿着红军服装,不知为什么却不像红军。他问叶尼娅:“你是第一次来吧?”然后指了指墙上开的小窗户。叶尼娅站进队伍,手里拿着身份证,她的手掌和手指头都紧张得出了汗。站在她前面的一个戴圆帽的妇女小声说:
“如果在内部监狱没有,就要去马特罗斯·济什纳,然后去布特尔斯克,不过那里是在一定的日子按字母顺序接待的,然后上列弗尔托夫军事监狱,然后再到这儿来。我寻找儿子找了一个半月了。您上军事检察院去过吗?”
队伍移动得很快,叶尼娅心想,这不是好事,大概回答都是敷衍了事,很简短。但是,等到一个穿得很讲究的上了年纪的妇女走到窗口,却停顿了很久。大家小声传说着,值班人员亲自问情况去了,因为在电话里说不详细。那个妇女半侧身朝着队伍站着,眯着眼睛,那表情似乎在说,她在这儿也不认为自己和这群可怜的被捕者的亲属是平等的。
不一会儿,队伍又动起来。有一个年轻女子在离开窗口的时候,小声说:
“回答只有一句:不准送东西。”
旁边一个女子对叶尼娅解释说:
“这就是说,侦讯还没有结束。”
“那能不能见面呢?”叶尼娅问道。
“唉,您怎么啦!”那女子说,并且笑了笑叶尼娅的天真。
叶尼娅从来没有想到,人的脊背这样善于表情,这样明显地表达出人的精神状态。快要走到窗口的人们,不知为什么很特别地伸长了脖子,他们的脊背,连同那耸起的肩膀,那绷紧的肩胛骨,好像是在叫,在哭,在抽搭。
等到叶尼娅前面只有六个人了,小窗户啪的一声关上了,说是休息二十分钟。站队的人在沙发上和椅子上坐下来。
这里有母亲,有妻子;有一个上了年纪的男人,是一位工程师,他的妻子是对外文化协会的翻译,现在在监狱里;有一名女中学生,她的妈妈被捕了,她的爸爸在一九三七年就被判处剥夺十年通信自由;有一位瞎眼的老奶奶,是邻居领她来的,她是来打听儿子的消息;有一位外国女子,不大会说俄语,她是一名德国共产党员的妻子,身穿方格的外国大衣,手里提着一个花布提包,眼睛完全像俄罗斯老奶奶的眼睛。
这里有俄罗斯人,有亚美尼亚人,有乌克兰人,有犹太人,还有莫斯科郊区集体农庄的一名女庄员。在桌子上填表的那个老头子是季米里亚泽夫学院的教师,他上中学的孙子被捕了,显然是因为在晚会上说错了话。
在这二十分钟里,叶尼娅听到和了解了很多事情。
今天的值班员很好……在布特尔监狱不收罐头食品,一定要送大葱和大蒜——治坏血病……在这里,上星期三有一个人拿到了证件,在布特尔监狱关了他三年,一次也没有审问过,就放了……从被捕到进劳改营,一般要过一年左右……不能送好东西;在克拉斯诺普列斯宁羁押监狱,把政治犯和刑事犯关在一起,刑事犯见什么东西抢什么东西……不久前这儿来过一个妇女,她的老头子是一个很大的设计师,老头子被捕了,原来他在年轻时和一个女子有过短时间的关系,生了个男孩子,他一直付给她孩子的赡养费,可是从来没有见过那孩子,等那孩子长大成人,在前线上跑到德国人那边去了,所以设计师被判了十年徒刑,因为他是祖国叛徒的父亲……大部分是依据58-10条定罪进来的。反革命宣传罪,主要是因为瞎扯,随便发表议论……就在五一节前被捕了,一般在节日前抓人抓得特别多……这里来过一个妇女,有一个侦讯官往家里给她打电话,她忽然听到丈夫的声音……
说也奇怪,叶尼娅在这内部监狱的接待室里,倒是比在姐姐家洗过澡以后心里镇定些,轻松些。
有的妇女送的东西被收下,脸上露出幸福的神情。
有一个人用压得低低的声音在旁边说:
“他们说到一九三七年被捕的一些人的情况。都是胡乱说的。他们对一个妇女说,‘你丈夫活着,在干活儿呢。’可是她第二次来,还是那个值班的回答她说:‘你丈夫在一九三九年死了。’”
终于小窗户里面的人抬起眼睛看着叶尼娅了。这是一张普普通通的办事人员的脸,也许他昨天还在消防队办公室里工作,明天,如果上级有命令,他又会到授奖科填报表了。
“我想打听一个被捕的人——克雷莫夫·尼古拉·格里高力耶维奇。”叶尼娅说。她觉得,就连不认识她的人都会察觉,她说话的声音变了。
“什么时候被捕的?”值班人员问。
“在十一月里。”她回答说。
值班人员交给她一张查询表,说:
“您填好,交给我,不用再排队。明天来听回话。”
他在给她表的时候,又看了她一眼,这匆匆的一瞥不是普通办事员的目光,而是克格勃人员的精明和搜索的目光了。
她开始填表,手指头哆嗦着,就像刚才坐在这椅子上的那个季米里亚泽夫学院的老头子。
在和被捕人关系一栏内她写的是“夫妻”,而且用粗粗的笔划描了描。
她把填好的表交去以后,坐到沙发上,把身份证放进手提包。她从手提包的这一格又换到那一格,重放了好几次,她明白了,她是不愿意离开这些站队的人。
此时此刻她只希望一点:让克雷莫夫知道她在这里,知道她为了他已经扔掉一切,看他来了。
但愿他能知道她在这儿,在他跟前。
她在街上走着,暮霭渐渐浓了。她这一生一大半是在这座城市里度过的。但是举行画展的日子,看戏、下饭馆、别墅休养、听交响乐的日子离开她太远了,似乎她没有过过那种日子。斯大林格勒,古比雪夫,诺维科夫那好看的、有时她觉得英俊无比的脸已成为过去。剩下的只有库兹涅茨桥24号的接待室,她觉得她好像是在一个陌生城市的陌生街道上走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