墙报上出现那篇文章之后,又过了几天。实验室里的工作照常进行着。维克托有时灰心丧气,有时兴致勃勃,很带劲儿地工作,在实验室里走来走去,还不时用手指头在窗台和金属外壳上轻快地敲出自己喜欢听的声音。

他开玩笑说,看样子,在研究所里蔓延起近视流行病,很多熟人面对面遇到他,都带着若有所思的神气从旁边走过去,连招呼也不打。古列维奇老远看见维克托,也摆出一副若有所思的神气,走到大街的另一边,在一张广告前面站下来。维克托为了看个究竟,回头看了看,这时候恰好古列维奇也回头看,他们的视线相遇了。古列维奇做出一副又惊讶又高兴的姿态,鞠了个躬,这一切都不是多么使人愉快的。

斯维琴见到维克托,打了招呼,还小心地碰了碰脚跟表示敬意,不过在打招呼的时候他脸上的表情却很不自然,就好像他在迎接不友好国家的一位大使。

维克托做了统计:哪些人不理睬他,哪些人对他点头,哪些人和他握手问好。

每天他回到家里,第一件事就是问妻子:

“有没有谁来电话?”

柳德米拉的回答一般都是:

“没有,如果不算玛利亚的话。”

她知道她说过这话后他常常问的问题,就又说:

“马季亚罗夫暂时也没有信来。”

“你瞧,”他说,“过去天天给咱们打电话的,现在不怎么打了;过去不怎么打的,现在根本不打了。”

他觉得,家里人对待他也和以前不一样了。有一次他正在喝茶,娜佳从他身边走过,也不向他问好。他厉声对她喝道:

“为什么连招呼也不打?你觉得我不是活物吗?”

显然他在说这话的时候脸上表情显得非常可怜、非常痛苦,娜佳理解他的心情,所以没有顶撞他,而是急忙说:

“好爸爸,爸爸,原谅我。”

就在这一天,他问她:

“娜佳,你还是常常和你那位大将军见面吗?”

她一声不响地耸了耸肩膀。

“我要警告你,”他说,“不许和他谈政治问题。如果在这方面出问题,就更够我受的了。”

娜佳还是没有粗暴地回答,而是说:

“你放心吧,爸爸。”

早晨,他快到研究所的时候,就开始四下里张望,时而放慢脚步,时而加快脚步。他看到走廊里没有人,便垂下头急匆匆地往前走,如果有什么地方的门开了,他的心就紧缩起来。

他终于走进实验室之后,便气喘吁吁,就好像一个士兵终于跑过炮火控制的阵地,进入自己的战壕。

有一天,萨沃斯季扬诺夫来到维克托的办公室里,说:

“维克托·帕夫洛维奇,我和大家都请求您写一份检讨书,检讨检讨。我请您相信,这能够起作用。您想想看,就在您面前摆着大量的工作,应该说,摆着伟大的工作的时候,就在我们这学科的有生力量都指望着您的时候,忽然就这样一下子翻了车,怎么办呀!您写一份检讨书,承认一下错误吧。”

“我检讨什么?我有什么错误?”维克托说。

“哎,还不就是那么一回事儿,大家都这样做嘛,不论是在文学界,在科学界,还有不少党的领导人,还有您喜欢的音乐家们,肖斯塔科维奇也承认错误,写检讨书,检讨过之后,就没有事了,还在继续工作。”

“不过我究竟检讨什么呢?向谁检讨呢?”

“您写给院部,写给党中央。这实际上不是主要的,写给谁都行!主要的是您检讨了。比如,就写:‘我承认错误,我错了,现在认识到了,保证改正。’就写诸如此类的话,您是知道的,这都是老一套了。不过主要的是,这能管用,总是管用的!”

萨沃斯季扬诺夫那一向在笑的、快活的眼睛现在是严肃的。似乎眼睛的颜色也变了。

“谢谢,谢谢,好同志,”维克托说,“您的友情真使我感动。”

又过了一个钟头,索科洛夫对他说:

“维克托·帕夫洛维奇,下礼拜举行学术委员会扩大会议,我认为,您一定要说一说。”

“说什么呢?”维克托问。

“我觉得,您应该解释解释,说干脆些,就是要检讨错误。”

维克托在办公室里踱起来,忽然在窗前站下来,朝院子里看着,说:

“索科洛夫同志,是不是最好还是写一份检讨书?这样比起当众往自己脸上吐唾沫,总要轻松些。”

“不,我以为,您一定要说一说。昨天我和斯维琴谈过,他向我示意,说上面,”他还含含糊糊地朝上面的门檐上指了指,“希望您在会上说一说,而不是要您写检讨书。”

维克托很快地朝他转过身来:

“我既不在会上检讨,也不写检讨书。”

索科洛夫就像一位精神病医生在和病人谈话那样,用十分耐心的语气说:

“维克托·帕夫洛维奇,您在目前的情况下不说话,就等于有意地自杀,有可能把您的问题弄成政治问题。”

“您可知道,使我特别难受的是什么?”维克托问道。“为什么在大家都高高兴兴的胜利日子里我会遇到这样的事?哪一个狗崽子会说我公开攻击列宁主义原理,说我认为苏维埃政权完了?有人就是喜欢拣软的欺。”

“我听到过这种说法。”索科洛夫说。

“哼,去他妈的吧!”维克托说。“我不检讨!”

可是到了夜里,他一个人却躲在自己的卧室里写起检讨书。他感到羞惭,把检讨书撕碎,却马上又写起在学术委员会会议上的发言稿。他重看了一遍,用手在桌上一擂,又把发言稿撕碎。

“就这样,随它去!”他说出声来。“要怎样就怎样吧。坐牢就坐牢好啦。”

他咂摸着自己的最后决定的滋味,一动不动地坐了一阵子。然后他想出一个主意:他可以写一份检讨书的预备稿,如果他决定检讨的话,就交上去。这样不会损伤什么尊严。谁也不会看到这份检讨书,任何人看不到。

他是一个人,门也关着,周围的人都睡了,窗外静悄悄的,没有警笛声,也没有汽车声音。但是有一种看不见的力量把他压住。他感觉到它的威慑的重量,它强迫他按它的意图去想,强迫他按照它的意思写。它就在他身体内部,强迫他的心收缩,溶解他的决心,干预他对待妻子和女儿的态度,混入他的过去,混入他关于年轻时代的一些想法。他开始感觉自己是愚钝的、无聊的,常常说一些枯燥无味的啰唆话使人感到厌烦的。甚至他的著作好像也失去了光彩,蒙上一层灰土,不再使他充满了光明和欢乐。

只有不曾亲身体验过这种力量的人,见到有人屈服于这种力量,才会感到惊讶。亲身体验过这种力量的人,感到惊讶的倒是另一点:敢于发一下火,哪怕是迸出一句怨言,或者很快地做一个表示抗议的手势。

维克托写检讨书是自己留着的,他要收藏起来,不给任何人看,但是同时他心里也明白,这检讨书说不定会用得着的,还是留着吧。

早晨,他一面喝茶,一面看表:该上研究所去了。他充满可怕的孤独感。似乎今生今世再不会有谁上他家来了。要知道,没有人给他打电话,不仅仅是因为害怕。还因为他又无聊,又乏味,又无能。

“不用说,昨天也没有谁问到我了?”他对柳德米拉说过这话,便朗诵起来:“我一个人在窗前守候,看不到客人,也看不见朋友……”

“我忘了告诉你,契贝任回来了,打来电话,说希望看到你。”

“啊,”维克托说,“啊,这事儿你怎么能不吿诉我呢?”他在桌上敲起胜利的乐曲节拍。

柳德米拉走到窗前。维克托不慌不忙地踱着步子,高高的身躯,微微驼背,不时地挥两下皮包,她知道,这是他想着和契贝任见面,在考虑怎么跟他问好,和他说话呢。

这些天来,她十分心疼丈夫,为他担心,但同时也想着他的缺点,想着他的主要缺点——自私。

刚才他还在朗诵:“我一个人在窗前守候,看不见朋友……”现在他上实验室去了,实验室里有很多人,有工作;到晚上他就要去找契贝任,大概不到十二点不会回来,也不想想,她一整天会孤单单的,会一个人站在窗前,房子里空荡荡的,身边一个人也没有,她也看不到客人,看不到朋友。

柳德米拉上厨房里去洗碗。这天早晨她心里特别难受。玛利亚今天也不会打电话来,今天她要上沙鲍洛夫镇去看姐姐。娜佳的事多么使人不放心呀。她不言不语,当然也不顾禁令,仍然天天晚上出去玩儿。维克托天天操心的是自己的事,也不肯想想娜佳。

门铃响了,大概是木匠来了,昨天她和木匠约好,今天要来修托里亚房间的门。柳德米拉非常高兴:活生生的人来了。她把门开了——在幽暗的走廊里站着一个女子,头戴灰色羔羊皮帽,手里还提着箱子。

“叶尼娅!”柳德米拉叫起来。她的声音那样高,那样伤感,连她自己都很吃惊。她一面吻着妹妹,抚摩着她的肩膀,一面说:“托里亚不在了,不在了,不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