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天过去。没有提审克雷莫夫。
他已经知道什么时间吃饭,吃些什么,知道放风的时间和洗澡的时间,知道监狱烟草的烟气、点名的时间,知道图书室里大概有一些什么样的书,认识了一些看守的面孔,常常惶惶不安地等待着同囚室的人被提审归来。被提审次数最多的是卡茨涅林鲍肯。提审鲍戈列耶夫总是在白天。
没有自由的生活!这是疾病。失去自由就等于失去健康。电灯亮着,水龙头里有水,钵子里有菜汤,但是灯光、水、面包都是不同的:是专门供应给你的。有时为了侦讯的需要,可以使犯人一时见不到灯光,吃不到饭,睡不成觉。因为他们得到这一切,不是为了他们本身,这是对待他们的一种工作方法。
瘦得皮包骨的老头子被提审过一次,他回来以后,很神气地说:
“我三个小时不开口,侦讯官先生终于弄清楚了,我的姓确实是德列林格。”
鲍戈列耶夫总是非常和蔼可亲,和同囚室的人说话总是用十分尊敬的口气,常常询问狱友的健康和睡眠情形。有一天,他对克雷莫夫念起诗来,后来他忽然停住,说:
“对不起,您好像不感兴趣呀。”
克雷莫夫笑了笑,说:
“说实在的,我一窍不通。不过我过去看过黑格尔的书,我倒是懂。”
鲍戈列耶夫非常害怕提审。他一听到值班的看守来传他去受审,就惊惶失措。每次受审回来,似乎都瘦了,小了,老了。
他说起对他的审讯,都是前言不搭后语,绕来绕去,而且眯着眼睛。无法理解他的罪名是什么:也许是说他有意谋害斯大林,也许是说他不喜欢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精神创作的作品。
有一次大个子肃反工作人员对鲍戈列耶夫说:
“您可以帮助他们制造一条罪状。我劝您这样编造:‘我对一切新事物怀有刻骨的仇恨,凡是获得斯大林奖金的艺术作品,我都不满意。’这样也不过判十年徒刑。尽量不要揭发自己的朋友,揭发朋友并不能保护自己,相反,他们倒是会说您参加什么组织,就会把您关进保密劳改营。”
“您怎么啦,”鲍戈列耶夫说,“他们什么都知道。我能怎么办?”
他常常就他喜欢的话题小声发表议论:我们都是童话中的人物。不论是威风凛凛的师首长、伞兵,不论是马蒂斯、皮萨列夫的高徒,不论是党员、地质学家、肃反工作人员、五年计划的建设者、驾驶员、巨型钢铁产品的制造者,都是童话中的人物。我们本来神气活现,信心十足,可是一跨进这奇异的楼房的大门,魔杖一挥,我们就变成小不点儿,变成小猪崽子、小松鼠。现在我们算什么?不过是小虫儿,不过是蚂蚁蛋儿。
他的见解独到、奇特,显然也很深刻,不过在日常生活方面气量却很狭小,常常担心发给他的东西比别人的少,比别人的坏,担心缩短了放风时间,担心有人在放风时间吃他的东西。
生活中充满各种各样的事件,但生活是空虚的,是虚假的。囚室里的人生存在干涸的河槽里。侦讯员在侦查这河槽、石头、裂缝、高高低低的堤岸。但是当初冲成这河槽的水已经没有了。德列林格很少和人说话,如果说话,大半是和鲍戈列耶夫,显然因为他不是党员。不过他在和鲍戈列耶夫说话的时候,常常发火。
“您是一个怪人,”有一次他说,“第一,您对您瞧不起的人又恭敬又亲热,第二,您天天问我身体怎样,其实我是死是活对于您完全是一样。”
鲍戈列耶夫抬起头看着囚室的天花板,把两手一摊,说:“您听着。”于是拖长声调念道:
“你的甲壳是什么做的,可是龟甲?”
我这样问,得到这样的回答:
“这是我积累的恐惧做成的,
世界上再没有什么比这更结实!”
“这是您写的诗吗?”德列林格问道。
鲍戈列耶夫又把两手一摊,没有回答。
“老头子很害怕,积累了不少恐惧。”卡茨涅林鲍肯说。
吃过早饭以后,德列林格给鲍戈列耶夫看了看一本书的封面,问道:
“您喜欢吗?”
“说实在的,不喜欢。”鲍戈列耶夫说。
德列林格点了点头。
“我也不赞赏这部作品。盖奥尔吉·瓦连季诺维奇说:‘高尔基塑造的母亲形象是圣像,工人阶级不需要圣像。’”
“一代一代的人都在读《母亲》,”克雷莫夫说,“……怎么是圣像?”
德列林格用幼儿园保育员的语调说:
“所有希望奴役工人阶级的人,都需要圣像。比如,在你们共产党的神龛里就有列宁的圣像,也有圣斯大林的圣像。涅克拉索夫不需要圣像。”
似乎不光是他的头顶、额头、手、鼻子是用白骨头旋成的,他的话也当当响,好像是骨头做成的。
“噢呀,真是一个坏家伙。”克雷莫夫在心里说。
鲍戈列耶夫生起气来。克雷莫夫从来没看到这个和蔼可亲、善于隐忍的人这样生气。鲍戈列耶夫说:
“您在对诗的认识方面,只知道有涅克拉索夫,却不知后来又出了布洛克,出了曼德尔施塔姆,出了赫列布尼科夫。”
“曼德尔施塔姆我不了解,”德列林格说,“可是赫列布尼科夫不过是颓废、堕落。”
“去您的吧!”鲍戈列耶夫第一次十分激烈地大声说。“我讨厌透了您那普列汉诺夫的老一套说教。在咱们这房间里,你们是不同派别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是有一点是相同的:对诗歌一窍不通,根本不懂得诗是怎么一回事儿。”
说来很奇怪。克雷莫夫一想到,在看守人员的眼里,不论值夜班的、值日班的人员眼里,他这个布尔什维克、这位政委竟和坏老头子德列林格没有任何不同,他就特别不痛快。
所以现在,他这个一向反对象征派、颓废派、一生喜欢涅克拉索夫的人,宁愿在争论中支持鲍戈列耶夫了。
如果皮包骨的老头子说起叶若夫的坏话,他也会信心十足地代为辩护的,会说枪毙布哈林是正确的,妻子不揭发丈夫被流放也是正确的。可怕的判决、可怕的审讯都是正确的。
可是皮包骨的老头子没有说。
这时候一名看守走进来,带德列林格去厕所。
卡茨涅林鲍肯对克雷莫夫说:
“我和他两个人在这房间里过了五天。他一句话也不说。我对他说,两个犹太人,都上了年纪,在卢比扬卡附近的村子里一块儿过了好几个晚上,一句话也不说,实在好笑。不行!他就是不说话!为什么不睬人?他为什么不愿意和我说话?是有血海深仇还是夜里在拉克鲍伊麦拉赫杀了神甫?他要怎样?真是一个老小孩儿。”
“是敌人。”克雷莫夫说。
显然大个子肃反工作人员对德列林格非常感兴趣。
“您要知道,他的罪行很重!”他说。“不可思议!他已经在劳改营里待了很多年,前面还有棺材等着他,可是他毫不在乎。我真羡慕他!来提审他,喊:谁是‘德’?他像树桩一样,就是不作声。直到喊他的姓,他才答应。领导人来到囚室里,打死他,他也不站起来。”
等到德列林格上厕所回来,克雷莫夫对卡茨涅林鲍肯说:
“在历史法庭面前,一切都算不了什么。你我虽然在这里面,还是要痛恨共产主义的敌人。”
德列林格带着好笑和好奇的神气看了看克雷莫夫。
“什么历史法庭,”他没有对着任何人,只是说,“这是历史性的迫害!”
卡茨涅林鲍肯羡慕德列林格的刚强也是枉然。他的刚强已经不是人的刚强。是一种盲目的、非人的狂热用自己的化学热在燃烧空虚而冷漠的心。
俄罗斯的轰轰烈烈的战争、和战争有关的一切大事都很少触动他,他不问前方的战事,也不问斯大林格勒的情形。他不知道新兴的城市,也不知道大力发展的工业。他过的已经不是人的生活,而是在独自下一局没完没了的、抽象的狱中棋。
克雷莫夫倒是对卡茨涅林鲍肯很感兴趣。克雷莫夫感觉出来、看出来,卡茨涅林鲍肯很聪明。他说笑,打诨,瞎扯,但他的眼睛却是深沉的、懒懒的、疲惫的。见过世面、厌倦了人生而不怕死的人的眼睛往往是这样的。
有一次谈起在北冰洋沿岸建筑铁路,他对克雷莫夫说:
“这计划是非常美好的。”
接着又说:
“不过,要实现这一计划,得付出上万人的生命。”
“是有些可怕。”克雷莫夫说。
卡茨涅林鲍肯耸了耸肩膀,说:
“您要是看看劳改队怎样去上工就好啦。全都像死人一般沉默着。头顶上是绿的和蓝的北极光,四周围都是冰雪,黑沉沉的北冰洋在怒吼。在这儿也可以看到强大的力量。”
他劝克雷莫夫说:
“应该帮助侦讯员,他是新干部,很难完成任务……如果帮助他,给他指示,那也是帮助自己,免得一次一次的提审。结果反正一样:专门会议会作出早就作出的决定。”
克雷莫夫正要和他争论,他又说:
“个人清白——是中世纪残余,是神话。托尔斯泰说,世界上没有有罪的人。我们肃反工作人员却得出最严密的结论:世界上没有无罪的人,没有不能判罪的人。逮捕证写的是谁,谁就有罪。在逮捕证上写谁都可以。每个人都可以上逮捕证。给别人写逮捕证写了一辈子的人也可以,摩尔人已经把事情干完,摩尔人可以走了 [1] 嘛。”
他认识克雷莫夫的很多朋友,有些是在一九三七年经他审讯时认识的。他说起经他审讯的人,既不痛恨,也不抱愧,使人觉得有些奇怪,他说:“这人很有意思,”“真是怪人,”“这人挺讨人喜欢。”
他常常提到法朗士,提到《阿巴纳斯随想录》,喜欢引用巴别尔笔下别尼亚·克里克的话。他说起大剧院的歌舞演员,都亲切地叫他们的名字和父称。他搜集了不少珍本古书。他说了说他在被捕前不久搜集到的一部拉季谢夫文选有多么珍贵。
“要是能把我搜集到的书交给列宁图书馆,那就好了,”他说,“要不然那些浑蛋会让那些书散失了,因为他们不懂书的价值。”
他的妻子是芭蕾舞演员。他担心拉季谢夫文集的命运,显然胜过担心妻子的命运。克雷莫夫说到这个想法,他回答说:
“我的安格琳娜是一个聪明女子,她不会倒霉的。”
似乎他什么都明白,但是什么感情也没有。一些很普通的概念,如离别、磨难、自由、爱情、女人的忠贞、痛苦,他都无法理解。他说起他在肃反委员会工作的头几年,他的声音中出现了兴奋的意味。
“那时候多好呀,那些人多棒呀。”他说。
至于克雷莫夫一生的所作所为,他认为那属于宣传范畴。
他说过斯大林:
“敬佩斯大林,胜过敬佩列宁。他是我真正爱戴的唯一的一个人。”
但是,这个当年参与制定处治反对派首领方案、在贝利亚手下主持北极圈大规模劳改营建设的人,如今在自己原来工作的楼房里,夜间提着剪掉了扣子的裤子前去受审,为什么竟这样心平气和,处之泰然?而孟什维克德列林格用沉默对他表示不满,他却那样不安,那样难受?
有时克雷莫夫自己也怀疑起来。为什么他在给斯大林写信的时候,那样愤怒、冲动,浑身打颤,浑身冒汗。摩尔人已经把事干完,摩尔人可以走了。这事就出在一九三七年,好几万党员,都是像他这样的,甚至比他更好。摩尔人可以走了。为什么他现在对“汇报”这个词儿这样反感?仅仅是因为他坐了牢,正是由于什么人的汇报。过去他常常听取排里政治时事宣传员的政治汇报。那是很平常的事。很平常的汇报。红军士兵里亚鲍什坦贴身戴着十字架,说共产党员是不懂天理的人;里亚鲍什坦进了惩戒连,活了多久呢?红军士兵高尔杰耶夫说他不相信苏联武装力量的强大,认为希特勒一定会胜利;高尔杰耶夫进了惩戒排,活了多久呢?红军士兵马尔凯维奇说:“所有共产党员都是贼,等时候一到,我们用刺刀把他们戳死,人民就自由了。”军事法庭判处马尔凯维奇死刑。都是他汇报的。他还向方面军政治部汇报过格列科夫,如果不是德国的炸弹把格列科夫炸死的话,会当着很多军官的面把他枪毙的。那些被送进惩戒营、被法庭判了刑、在特别科被审讯的人,又是什么感觉呢?
可是在战前,他多次参与办理这一类的案件,心安理得地看待一些朋友的话:
“我在党委说过我和彼得的谈话。”
“他在党的会议上如实地交代了伊万来信的内容。”
“一传讯,他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当然应该把一切都说出来,他交代了同志们的思想情况,也交代了瓦洛佳多次来信的内容。”
是的,是的,这些情况都有过。
唉,这又管什么用……所有这些解释,不论是书面的还是口头的,都不能帮助任何人走出监狱。其真正用意只有一点:为的是自己不陷入泥坑,自己摆脱。
克雷莫夫没有很好地维护自己的朋友,实在没有,虽然他不喜欢干这类事情,怕这类事情,千方百计地逃避。他为什么冲动,为什么打颤呢?他希望怎样呢?是希望卢比扬卡的值班看守知道他的孤独?希望侦讯人员同情他被心爱的女子扔掉,在分析案情时要考虑到他夜夜在呼唤她,在咬自己的手,考虑到他母亲还唤他的小名?
夜里克雷莫夫醒来,睁开眼睛,看见德列林格在卡茨涅林鲍肯床前。明亮的电灯光照在老囚犯的背上。鲍戈列耶夫也醒了,用被子盖着腿,坐在床上。
德列林格冲到门口,用皮包骨的拳头擂起门来,用骨头般的声音叫喊起来:
“喂,值班的,快叫医生,犯人心脏病发作啦!”
“别叫,住嘴!”值班看守跑到小孔跟前,喝道。
“怎么能不叫,人要死啦!”克雷莫夫大声叫道。他也从床上跳起来,跑到门口,和德列林格一起用拳头擂起门来。他看到鲍戈列耶夫又在床上躺下来,用被子蒙住头,显然是怕参与这夜晚的特别事件。
一会儿门就开了,走进来好几个人。
卡茨涅林鲍肯昏迷了,他身躯高大,老半天才把他弄到担架上。
早晨,德列林格突然向克雷莫夫问道:
“请问,您这位共产党的政委在前方是不是常常遇到不满的表现?”
克雷莫夫问:
“什么样的不满,对什么不满?”
“我指的是对布尔什维克的集体化政策、对战争的总的领导不满,总之,是指政治上的不满的表现。”
“从来没有。类似的思想表现连影子也没有遇到过。”克雷莫夫说。
“噢,噢,当然,我也是这样想。”德列林格说,并且满意地点了点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