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雷莫夫走出小汽车,把灰色的卢比扬卡峡谷打量了一遍。因为长时间的飞机马达声,因为眼前不停地闪过一片片收割完毕和尚未收割的田野、一条条小河、一片片树林,因为心中交替地闪过失望、信心、灰心,这会儿头脑里在轰轰作响。

门开了。他进入窒息人的官气和疯狂的官场严密统治的世界,进入一种生活,这种生活在战争之外,与战争无关,又在战争之上。

在一个闷人的空房间里,在探照灯似的明亮的灯光下,叫他脱光了衣服。在一个若有所思、穿白大褂的人摸他的身体的时候,他打着哆嗦想道,战争的沉雷和钢铁都没有打乱这不知羞耻的手指头一丝不苟的动作。

他想起一名死去的红军战士,在防毒面具里留下进攻前写好的字条儿:“我是为幸福的苏联生活死的,家里还有老婆和五个孩子。”被烧死的坦克手,浑身黑糊糊的,一缕缕头发粘在年轻的头上;成千上万人民的军队,穿过森林和沼地,开炮,打机关枪……

那手指头还在摸着,又镇定,又平静,可是政委克雷莫夫还在炮火下呼喊过:“怎么,格涅拉洛夫同志,您不想保卫苏维埃祖国!”

“转过身去,弯下腰,两脚分开。”

然后,他穿起衣服照相,敞着领口照,板着面孔照,带着表情照,从正面照,从侧面照。然后,他在心里狠狠地骂着娘,在一张纸上盖了手印儿。然后一名忙忙碌碌的工作人员把他裤子上的纽扣剪下来,又拿走他的腰带。

然后他乘着灯光明亮的电梯上去,顺着铺了地毯的长长的、空荡荡的走廊朝前走去,经过一个个带圆孔的门。外科诊所病房。癌外科诊疗室。空气是暖和的,是带有官气的,被电灯照得通亮。这是诊断社会病的X光研究所……

“究竟是谁把我关进来的?”

在这窒闷、不通风的空气中很难思考什么。梦、清醒、过去、未来全都搅在一起。他失去了自我感觉……我是不是有过妈妈?也许,我从来没有妈妈。叶尼娅也是可有可无的了。松树顶上的星星,抢渡顿河,德国人的绿色照明弹,“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每一个门里面都有人,我要死得像个共产党员,莫斯托夫斯科伊这会儿在哪儿,头轰轰直响,难道是格列科夫朝我开枪,卷发的格里高力·叶甫谢耶维奇,共产国际主席,在这走廊上走,多么难闻、多么闷人的空气,多么讨厌的探照灯光……格列科夫朝我开枪,特别科的坏家伙打我一拳,德国人朝我开枪,不知明天我会怎样,我向你们发誓,我什么罪也没有,要说有罪,只有瞎编,好样的老头子在十月革命节在斯皮里多诺夫那儿唱起歌儿,肃反委员会,肃反委员会,肃反委员会,捷尔任斯基当年是这座房子的当家人,亨利·亚戈达,还有明仁斯基,后来就是小个子、绿眼睛的彼得堡无产者叶若夫,现在是又和蔼又精明的贝利亚,当然,当然,我们见过面,我们唱过“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我什么罪也没有,要说有罪,只有瞎编,难道要把我枪毙?……

在笔直的走廊里走,而生活是乱糟糟的,又是小道,又是山沟、沼地、小河、草原灰土、未收割的庄稼,挤着走,绕着走,当命运笔直的时候,就直着走,走廊,走廊,走廊里有很多门。

克雷莫夫从容不迫地走着,不快也不慢,好像押着他的士兵不在他后面,在他前面。

他一来到卢比扬卡监狱,就产生了一种不同的感觉。

“点的轨迹。”他在按指印儿的时候,这样想道。他不明白自己为什么这样想,虽然正是这个念头表达了他的新的感觉。

所以产生新的感觉,是因为他失去了自己的本来面目。如果他要喝水,会让他喝个够,如果他心脏病发作,突然跌倒在地,也会有医生给他打针抢救。可是他已经不是克雷莫夫,他感觉到这一点,虽然他还不理解这一点。他已经不是原来那个克雷莫夫同志,不能像原来那样穿衣,吃饭,买票看电影,思考,睡觉,总是感觉自己就是自己。克雷莫夫同志本来和所有的人都不同,心灵不同,思想不同,革命前的党龄不同,刊登在《共产国际》杂志上的文章与众不同,各种各样的习惯与众不同,气派与众不同,和共青团员或区委书记、工人、老党员、老朋友、求助者谈话的语调也不同。如今他的身体像人的身体,行动和思维像人的行动和思维,但是克雷莫夫同志作为人的实质、他的尊严、他的自由全消失了。

把他押进一间囚室。囚室长方形,光溜溜的镶木地板,有四张床,铺得平平展展,被子连褶都没有,他顿时感觉出来:三个人用人的好奇的目光看着这第四个人。

他们是人,至于他们是好人还是坏人,他不知道,他们对他敌视还是漠视,他不知道,但是他们对他的好态度、坏态度、冷漠态度,都是人对人的态度。

他坐到给他指定的床上,那三个人坐在床上,膝头放着打开的书本,都一声不响地看着他。他似乎已经失去的美好、可贵的感觉又回来了。

有一个人大块头,宽额头,凸凸的脸,低低的肥厚的额头上面是密密的鬈发,白了的和没有白的,像贝多芬那样蓬乱。

另一个是老头子,两手像纸一样白,光秃的头顶和脸部显得骨骨棱棱的,就好像雕在金属上的浅浮雕,似乎他的血管里流的是雪,不是血。

还有一个和克雷莫夫坐在一张床上,模样很和蔼,因为刚刚摘下眼镜,鼻梁上还带着红红的印子,这人又可怜,又善良。他用手指了指头,微微笑了笑,摇了摇头,克雷莫夫便懂了:看守的士兵在小孔里看着呢,不能说话。

头发蓬乱的人第一个开口说话。

“好吧,”他慵懒然而很和善地说,“我就代表大家欢迎部队来的人。敬爱的同志,您是从哪儿来的?”

克雷莫夫很不好意思地笑了笑,说:

“从斯大林格勒。”

“噢,看到英勇保卫战的参加者,真是高兴。欢迎光临寒舍。”

“您抽烟吗?”白脸老头子很快地问道。

“我抽烟。”克雷莫夫回答说。

老头子点了点头,就低下头看书。

这时和克雷莫夫坐在一起的近视的人说:

“是这样的:我没有给同志们创造方便,我说我不抽烟,就不发给我。”

他问道:

“您离开斯大林格勒很久了吗?”

“今天早晨还在那里。”

“哦……哦……”那个大个子说。“乘飞机来的吗?”

“是的。”克雷莫夫回答说。

“您说说,斯大林格勒怎么样?我们没有订到报纸。”

“您想吃饭,是吗?”和善而近视的人问道。“我们已经吃过晚饭了。”

“我不想吃。”克雷莫夫说。“德国人拿不下斯大林格勒。现在这已经很清楚了。”

“我一直相信这一点。”大个子说。

老头子砰的一声把书合上,向克雷莫夫问道:

“看样子,您是共产党员吧?”

“是的,是党员。”

“小声,小声,只能用小声说话。”和善而近视的人说。

“说到党员身份也要用小声。”大个子说。

克雷莫夫觉得他的面孔很熟悉,他忽然想起这个人:这是莫斯科有名的报幕员。当年克雷莫夫带妻子上圆柱大厅参加音乐会,看到他在舞台上。现在却在这儿见面了。

这时候门开了,看守的士兵往里面看了看,问:

“谁是‘卡’,跟我走!”

大个子回答说:

“我是卡,卡茨涅林鲍肯。”

他站起来,用手指头梳了梳乱蓬蓬的头发,便不慌不忙地朝门口走去。

“这是提审他。”近视的邻床犯人说。

“为什么说‘卡’?”

“这是规矩。前天看守来喊他,就说‘谁是卡茨涅林鲍肯?就叫卡’。真好笑。真怪。”

“是啊,我们都笑了。”老头子说。

“你这个老会计,因为什么也到这儿来啦?”克雷莫夫在心里说。“我也要叫‘克’了。”

犯人们开始睡了,可是强烈的光依然亮着。克雷莫夫觉得有人在小孔里注视着他卷裹脚布,往上提长衬裤,挠胸膛。这是一种专用的灯光,不是为囚室里的人照亮,而是为了能看清他们的活动。如果在黑暗中观察他们更方便的话,就让他们待在黑暗中了。

老会计脸朝墙躺着。克雷莫夫和邻床的近视的人在小声说话,谁也不看谁,而且用手捂着嘴,免得看守的士兵看到他们的嘴巴在动。他们不时地看看旁边空着的床。不知为什么他们在为受审的报幕员担心。近视的人说:

“我们在牢房里都变成兔子了。就像童话里说的,神仙用手一指,人就变成兔子。”

他说起同囚室的人。

老头子也许是社会革命党,也许是社会民主党,也许是孟什维克,他的姓是德列林格。克雷莫夫过去在什么地方听说过这个人。德列林格在监狱、政治隔离室、劳改营里过了二十多年,接近当年莫罗佐夫、诺沃鲁斯基、弗罗连科、菲格纳在施吕瑟尔堡要塞度过的年限。现在把他押回莫斯科,是因为他又作案:他在劳改营里想就农业问题对被划为富农的犯人作报告。

报幕员和德列林格有同样漫长的狱龄。二十多年之前,他开始在肃反委员会捷尔任斯基手下工作,后来又在亚戈达领导的国家政治保安局,在叶若夫领导的内务部,在贝利亚领导的国家安全部工作。他有时在中央机关工作,有时主持大规模的劳改营建设。

克雷莫夫原来也错看了和自己说话的这位鲍戈列耶夫。这位难友原来是一位艺术理论家,古董鉴赏专家,有时还写诗,不过他的诗从来没有发表过,因为不符合时代要求。

鲍戈列耶夫又小声说:

“可是现在,您要知道,什么都完了,完了,我也变成了兔子。”

多么荒唐,多么可怕呀,世界上什么都没有了,只有抢渡布格河、第聂伯河,只有在皮里亚京被围困,只有奥夫鲁奇沼地、马马耶夫冈、“6-1”号楼,只有政治汇报、弹药消耗、政工人员负伤、夜间突击、在战斗中和行军时的政治工作、试射、坦克袭击、火箭炮、总参谋部、重机枪……

在同一世界、同一时间里什么都没有了,只有夜间的审讯、起床号、点名、被押着上厕所、发香烟、搜查、对质、侦讯员、特别会议的决定。

但是这种情形、那种情形都有。

但是为什么他似乎觉得狱友失去自由、住在内部监狱的囚室里是很自然的、不可避免的?而他,克雷莫夫,住在这囚室里、睡在这床铺上就是荒唐的、毫无道理的、不可思议的?

克雷莫夫急不可待地要谈谈自己。他忍不住说:

“我老婆离开我了,没有人给我送东西。”

大个子肃反工作人员“卡”的床铺直到早晨都是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