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林斯基过去很少像这次来加尔梅克草原上出差一样,一连几星期过这种苦闷的日子。他给方面军领导人打了一个电报,说在安然无事的左翼边区再待下去没有必要,说他的任务已经完成了。但是方面军领导却表现出达林斯基无法理解的一股固执劲儿,就是不把他召回。

最轻松的是工作时间,最难捱的是休息时间。

周围都是松散、干燥、窸窣作响的沙子。当然这里也有生物:蝎虎和乌龟在沙里沙沙地爬着,尾巴在沙上划出一道道印子,有的地方生长着脆弱的、和沙一样颜色的刺草,老鹰在空中盘旋着,寻找动物的尸体和扔掉的食物,蜘蛛用老长的腿奔跑着。

自然条件的贫乏,十一月的无雪沙漠的寒冷与单调,似乎把人掏空了,不仅人的生活,就连人的思想也贫乏、单调和苦闷了。

达林斯基渐渐屈服于这种沉闷的沙漠的单调。他一向对吃东西很淡漠,可是在这里他老是想着吃饭。第一道菜是用大麦粉和渍番茄做的酸羹,第二道菜是大麦米饭,他一见到这样的饭就头痛。他坐在幽暗的板棚里,面对着洒满一摊摊菜汤的木板桌子,看着人们端着浅浅的洋铁钵子喝汤,就感到难受,想快点儿离开食堂,别听羹匙的叮当声,别闻令人恶心的气味。但是一走出来,食堂又恢复了吸引力,他又想着食堂,数算着到明天吃午饭还有多少时间。

夜里小屋很冷,达林斯基睡不好:脊背、耳朵、脚、手指头都冻得难受,脸颊冻得发木。他睡觉总是不脱衣服,脚上裹两副裹脚布,头用毛巾包起来。

起初他感到奇怪,他在这儿接触到的人似乎想的不是战争,他们的头脑里塞满了吃的问题、抽烟问题、洗衣服问题。但是没过多久,达林斯基在和营长、连长们谈大炮怎样过冬、谈锭子油、谈弹药供应问题的时候,就发现自己头脑里也充满了生活方面的各种各样操心的事、希望和苦恼。

方面军司令部好像远在天外,他只能幻想小一点儿的:到埃利斯塔附近的集团军司令部去住一两天。他想上集团军司令部,不是盼望和蓝眼睛的阿拉·谢尔盖耶芙娜会面,而是思念着洗洗澡,洗洗衣服,吃一碗菜汤白面条。

现在他觉得在鲍瓦那儿过夜都是愉快的了,住在鲍瓦的小屋里实在不坏。而且和鲍瓦谈的不是洗衣服,也不是菜汤。

特别使他受不了的是虱子。

他很长时间不明白为什么身上常常发痒,有时正谈着公事,他忽然拼命在腋下或大腿上抓起痒来,却还不明白谈话对方的会心的笑。他一天一天地痒得越来越厉害。锁骨旁边和腋下发痒已经成了习惯。他以为是害皮疹,认为害皮疹是因为皮肤太干燥了,是尘土和沙子刺激的。有时痒得难受,他在路上走着,忽然站下来,又搔大腿,又搔肚子,又搔屁股。夜里身上痒得特别厉害。达林斯基一醒过来就拼命拿手指甲挠胸前的皮肤,挠上很久。有一次他仰面躺着,把腿跷起挠腿,又一面呻吟着挠腿肚子。越热皮肤越痒,他发现了这一点。一到被窝里浑身就痒得受不了。有时在夜里他到寒冷的空气里,就不怎么痒了。他想上医务所去,要一点治皮癣的药膏。

有一天早晨,他扯了扯衬衣领口,看到领子缝儿里有一些懒洋洋、肥嘟嘟的虱子。虱子非常多。达林斯基又害怕又不好意思地回头看了看睡在他旁边的大尉,大尉已经醒来,坐在床上,脸上带着发狠的表情在敞开的长衬裤上挤虱子。嘴里还不出声地嘟哝着,显然是在进行战斗统计。

达林斯基脱下衬衣,也干起同样的事。这儿的早晨静悄悄,雾蒙蒙。听不见枪炮声,也没有飞机隆隆声,大概正因为这样,在两位军官手指甲下面阵亡的虱子的咯吧声特别清脆。大尉瞥了达林斯基一眼,说:

“嗬,好家伙,像狗熊!不,应该说,像母猪!”

达林斯基一面在衬衣领子上搜索着,说:

“难道不发药粉吗?”

“发是发,”大尉说,“可是有什么用?需要洗澡,可是喝的水都不够。食堂里为了节省水,锅碗几乎都不洗。哪儿有水洗澡?”

“有没有灭虱汽锅?”

“算了吧。只是把衣服熏一熏,熏得虱子红一阵子。唉,我们驻扎在奔萨做后备队的时候,那日子才快活呢!我都没有上过食堂。女房东给我做吃的,而且不是老太婆,是水灵灵的娘们儿。每星期洗两次澡,天天有啤酒喝。”

“怎么办呀?”达林斯基问道。“这儿离奔萨还远。”

大尉一本正经地看了看他,用信任的口气说:

“中校同志,有一个好办法。用鼻烟!把砖碾碎了,和鼻烟掺和在一起。撒到衬衣上。虱子就要打喷嚏,难受得团团转,撞到砖上把头撞碎。”

他是一本正经的,所以达林斯基一下子没有明白他是在进行口头创作。几天之后,达林斯基便听到十来个这种题材的故事。口头创作是很丰富的。

现在他的脑子日日夜夜思索着许多问题:吃饭、洗衣服、换衣服、药粉,用瓶子装开水把虱子烫死,把虱子冻死,把虱子烧死。他连女人也不想了,他想起了他在劳改营里听刑事犯人说的俗语:“有劲儿活,就没劲儿想老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