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早晨,维克托从索科洛夫口里听到一桩新闻。头天晚上,希沙科夫把研究所里一些人请到家里去了。索科洛夫去了,紧接着科甫琴科也坐着小汽车到了。
在被邀请的人当中还有党中央科学处年轻的处长巴季因。
维克托觉得很不自在:显然,他给希沙科夫打电话,正是高朋满座的时候。
他冷冷笑着对索科洛夫说:
“在被邀请的宾客中还有圣热曼伯爵呢,先生们究竟谈了些什么?”
他忽然想起来,在给希沙科夫打电话的时候,还用那样从容的语调报自己的姓名,相信希沙科夫一听到“施特鲁姆”,马上就会高高兴兴地跑了来呢。他想起这一点,甚至懊恼得叫了起来,心里想,狗要抖掉咬得它受不了的虼蚤却抖不掉,就是这样叫的。
“顺便说说,”索科洛夫说,“这次招待得很好,完全不像在战争时期。咖啡,真正的古尔贾尼葡萄酒。人也不多,只有十来个人。”
“很奇怪。”维克托说。索科洛夫马上明白了这意味深长的“很奇怪”指的是什么,他也意味深长地说:
“是啊,不完全清楚。更确切地说,完全不清楚。”
“古列维奇去了吗?”维克托问道。
“古列维奇没有去,好像给他打过电话,他在指导研究生试验。”
“哦,哦,哦。”维克托说着,用手指头敲起桌子。过了一会儿,出乎自己的意料,他忽然向索科洛夫问道:“索科洛夫同志,大家没有说起我的论文吗?”
索科洛夫踌躇了一下,说:
“维克托·帕夫洛维奇,我有这样一种感觉,很多人称赞您,崇拜您,是在帮您的倒忙,因为这样领导很生气。”
“您怎么不明说呢?嗯?”
索科洛夫告诉他,加甫罗诺夫说起维克托的论文,说论文中的观点与列宁主义的物质观相矛盾。
“噢?”维克托说。“那又怎么样呢?”
“是啊,您要知道,加甫罗诺夫是胡说八道,不过总是很不愉快的事。巴季因就支持他的说法。似乎是这样,您的论文尽管有不少独到的见解,但是和那次有名的会议上所定的方针是抵触的。”
他回头朝门口看了看,又朝电话机看了看,然后小声说:
“您要知道,我觉得,因为要开展维护科研的党性的运动,咱们研究所的领导可能有意选定您做替罪羊。您该知道咱们的运动是怎样进行的。选定一个牺牲品,拼命来折腾。这真是可怕呀。您的论文可是真了不起,真难得呀!”
“怎么,就没有人表示不同意见吗?”
“好像没有。”
“您呢?”
“我认为争论是没有意义的。反正无法推翻他们的定论。”
维克托感觉出朋友的尴尬,也不好意思了,就说:
“噢,噢,当然,当然,您说得很对。”
他们都沉默着,但这种沉默并不令人感到轻松。维克托感到毛骨悚然的恐惧,触发了平时隐藏在心中的恐怖感。他害怕国家发怒,怕自己成为国家发怒的牺牲品,国家发起怒来,可以使人变为齑粉。
“是啊,是啊,是啊,”他意味深长地说,“不图发胖,只求活命就行啦。”
“我多么希望您能明白这一切呀。”索科洛夫小声说。
“索科洛夫同志,”维克托也用小声问道,“马季亚罗夫在那儿怎么样,平安无事吗?他有信给您吗?我有时十分担心,自己也不知道因为什么。”
他们突然用低声耳语交谈,好像是在特意表示:人与人之间还有自己的、特别的、人性的、国家以外的关系。
索科洛夫沉着地、一个字一个字地回答说:
“没有,我没有收到喀山方面任何信件。”
他平静而响亮的声音好像在说:这些特别的、人性的、国家以外的关系现在对他们毫无意义了。
马尔科夫和萨沃斯季扬诺夫走进办公室,谈起完全不同的话题。马尔科夫举了一些例子,说明一些妻子搅得丈夫过不好日子。
“有什么样的丈夫,必然有什么样的妻子。”索科洛夫说过这话,看了看表,便走出办公室。
萨沃斯季扬诺夫对着他的背影笑着说:
“如果在电车上只有一个位子,必然是他坐上去,他的玛利亚站着。如果夜里有人来电话,他再也不会从床上起来,而是玛利亚穿了睡衣跑去问:‘您是哪位?’显然,这样的妻子是一个人的好伙伴。”
“我不在幸福者之列,”马尔科夫说,“我常常听到命令:‘你怎么,聋了吗,开门去!’”
维克托忽然生起气来,说:
“哼,您怎么啦,咱们怎么能比得上……索科洛夫是模范丈夫!”
“马尔科夫同志,您怕什么,”萨沃斯季扬诺夫说,“您现在日日夜夜在实验室里,老婆管不到了。”
“您以为,她因为我天天不在家,不骂我吗?”马尔科夫问道。
“当然啦,”萨沃斯季扬诺夫说着,舔了舔嘴唇,已经感觉出自己要说的俏皮话的滋味了,“你应该待在家里!正如俗话说的,我的家就是我的监狱嘛。”
马尔科夫和维克托都笑起来。马尔科夫显然担心这愉快的谈话会拖延下去,便站起来,自言自语地说:
“该干事情了。”
等他走出门去,维克托说:
“这样古板的一个人,动作一向慢条斯理的,现在却像喝醉酒一样了。的确是日日夜夜泡在实验室里。”
“是啊,是啊,”萨沃斯季扬诺夫也承认说,“他就像一只做窝的鸟儿。一头埋进工作里啦!”
维克托笑了笑,说:
“他现在连上流社会的新闻也不关心了,不再传播这种新闻了。是啊,是啊,我很喜欢做窝的鸟儿。”
萨沃斯季扬诺夫猛地转过脸来,朝着维克托。
他那淡黄色眉毛的年轻的脸是严肃的。
“正好,要谈谈上流社会的新闻,”他说,“维克托·帕夫洛维奇,应该说,昨天在希沙科夫家举行酒会,没有请您去,这是令人气愤的事,毫无道理的事……”
维克托皱了皱眉头,他觉得这种同情的话有伤他的尊严。
“您算了吧,别说了!”他不客气地打断了他的话。
“维克托·帕夫洛维奇,”萨沃斯季扬诺夫说,“当然,希沙科夫没有请您,算不了什么。不过,加甫罗诺夫说的话多么可恶,索科洛夫没有对您说过吗?只有丝毫不顾羞耻,才会说您的论文中有犹太教精神,才会说古列维奇称赞您的论文是经典性的,只因为您是犹太人。尤其是在领导者不出声的冷笑中说这些卑鄙的话。好一个‘斯拉夫兄弟’!”
在午休的时候,维克托没有上食堂去,他在自己的办公室里来来回回地踱着。他何曾想到,人世间有这样多卑鄙龌龊的东西!萨沃斯季扬诺夫倒是有头脑!可原来还以为他只会说说俏皮话,天天带着姑娘的泳装照片,是个头脑简单的小伙子呢。是啊,总的说,这一切都是小事。加甫罗诺夫的胡说八道根本算不了什么,他是一个精神变态的人,是一个爱嫉妒的小人。没有人反驳他,是因为他说的话太荒唐,太可笑。
可是这些小事、微不足道的事还是使他很不安,很难受。希沙科夫怎么能不请他呢?的确很不礼貌,很没有道理。特别有伤自尊心的是,平庸无才的希沙科夫和他的宾客们丝毫不把他放在眼里。他非常痛苦,就好像出了不幸的事,这一生都无法挽回了。他知道这是胡思乱想,可是自己拿自己没有办法。哼,哼,还想比索科洛夫多分一两个鸡蛋呢。休想!但是有一件事实实在在地使他伤心。他真想对索科洛夫说:“我的朋友,您怎么不羞愧?加甫罗诺夫那样诬蔑我,您怎么瞒着我?您在那儿不说话,也不对我说。您真不应该,真不应该啊!”
可是,尽管还在生气,他马上自己对自己说:“不过,你也没说话嘛。你也没有对朋友索科洛夫说,卡里莫夫怀疑他的亲戚马季亚罗夫嘛。你也没有作声!因为不好意思?怕伤和气?胡说!不过是害怕!”
显然,命中注定这一整天是不愉快的。
安娜·斯捷潘诺芙娜走进办公室,维克托看到她一脸愁容,问道:
“安娜·斯捷潘诺芙娜,出了什么事吗?”又在心里想道:“她是不是听说我的一些不愉快的事了?”
“维克托·帕夫洛维奇,”她说,“这样的事落到我头上了,为什么我落得这种下场?”原来,在午休时间人事处把她叫了去,要她写离职申请书。因为院长有指示;要解除没受过高等教育的试验员的职务。
“胡说八道,我真不明白这搞的是什么名堂,”维克托说,“我去叫他们别胡闹,请您放心。”
使安娜·斯捷潘诺芙娜感到特别难受的是杜宾科夫的话,他说,领导对她本人没有任何意见。
“维克托·帕夫洛维奇,这是怎么回事?”她说。“我妨碍您工作了,对不起,请您原谅我吧。”
维克托披上大衣,就穿过院子,朝人事处所在的二层楼走去。“好啊,好啊,”他在心里说,“好啊,好啊。”他再也没有多想。但是这“好啊,好啊”却包含着很多意思。
杜宾科夫一面和维克托打招呼,一面说:
“我正要找您呢。”
“为安娜·斯捷潘诺芙娜的事吗?”
“不是,那不必要。是因为有某些情况,研究所的主要工作人员需要填这样一份履历表。”
维克托看了看很多张表格纸订成的履历表,说:
“哎呀!这要花一个星期的工夫。”
“维克托·帕夫洛维奇,瞧您说的。不过,在填写否定项目的时候,不要划斜线,要写:没有,不是,未参加,等等。”
“我有一个意见,”维克托说,“应该取消解除我们的一级试验员安娜·斯捷潘诺芙娜·洛沙科娃职务的荒唐命令。”
杜宾科夫说:
“洛沙科娃吗?维克托·帕夫洛维奇,我怎么能取消院领导的命令啊?”
“鬼知道这算怎么一回事儿!她拯救了研究所,在炸弹底下保护了所里的财产。可是现在凭着形式上的理由解除她的职务。”
“没有形式上的理由,我们不会解除任何人的职务,”杜宾科夫很神气地说。
“安娜·斯捷潘诺芙娜不仅是一个极好的人,她还是我们实验室里最出色的工作人员之一。”
“如果她的确是无法代替的,那您就去找找科甫琴科同志,”杜宾科夫说,“正好,你们实验室里还有两个问题,您要征求他的同意。”
他把用别针别在一起的两张纸递给维克托。“这是关于选聘人员担任研究员职务的。”他朝一张纸看了看,慢慢念了念:“兰杰斯曼·艾米里·平胡索维奇。”
“哦,这是我写的嘛。”维克托认出杜宾科夫手里的纸,就说。
“这是科甫琴科同志的批示:不符合要求。”
“怎么不符合要求?”维克托问。“我知道他是符合要求的,科甫琴科怎么知道他不符合我的要求?”
“所以您要去和科甫琴科同志谈谈。”杜宾科夫说。他看了看另一张纸,说:“这是我们留在喀山的工作人员的申请书,也需要您去说说理由。”
“哦,怎么啦?”
“科甫琴科同志批的是:目前不宜调动,因为喀山大学的工作十分需要他们,这个问题放到学年结束时再研究。”
他说话声音不高,很温和,好像希望用亲切的声音软化这使维克托不愉快的消息,但是他的眼睛里却没有亲切的神气,只有不怀好意的好奇。
“谢谢您,杜宾科夫同志。”维克托说。
维克托又来到院子里,又一遍一遍地在心里说:“好呀,好呀。”他不需要领导的支持,不需要朋友的情谊,不需要和妻子心灵相通,他可以单独作战。他回到主楼,登上二层。
科甫琴科身穿黑色西装和乌克兰式绣花衬衣,紧跟着向他报告维克托来见的女秘书走出办公室,说:
“请,请,维克托·帕夫洛维奇,请进寒舍坐坐。”
维克托走进摆满了红色安乐椅和大沙发的“寒舍”。科甫琴科请维克托坐在沙发上,自己也挨着坐了下来。他一面听维克托说话,一面微微笑着,他的亲切神情很有点儿像杜宾科夫的亲切神情。而且,在加甫罗诺夫发言评论维克托的论文的时候,他好像也是这样微笑的。
“有什么办法?”科甫琴科把两手一摊,很伤心地说。“这不完全是我们自作主张啊。她曾经在炸弹底下吗?现在这已经不算功劳了。如果祖国有命令的话,每一个苏联人都会到炸弹底下去。”
后来科甫琴科沉思了一下,说:
“还有一种办法,虽然会有人找碴儿。可以把洛沙科娃调任制剂员。科技人员供应卡还给她留着。这我可以办到。”
“不行,这对她是一种侮辱。”维克托说。
科甫琴科问道:
“维克托·帕夫洛维奇,您是希望,苏维埃国家施行一种法律,在您的实验室里施行另一种法律吗?”
“恰恰相反,我正是希望在我的实验室里也施行苏维埃的法律。按照苏维埃法律,不能解除洛沙科娃的职务。”
维克托又问:
“科甫琴科同志,如果要谈法律的话,那您为什么不批准很有才华的小伙子兰杰斯曼进我的实验室?”
科甫琴科咬了咬嘴唇。
“您可知道,维克托·帕夫洛维奇,也许,按照您的要求,他能工作得很好,不过还有一些情况,是研究所的领导应该考虑的。”
“很好,”维克托说,又重复一遍,“很好。”
他又小声问:
“是履历问题吗?亲属在国外?”
科甫琴科不作回答,只把两手一摊。
“科甫琴科同志,如果这种愉快的谈话还能继续下去的话,”维克托说,“请问,为什么您不让我的同事安娜·纳乌莫芙娜·魏斯帕比尔从喀山回来?顺便说一句,她是副博士。我的实验室和国家有什么矛盾?”
科甫琴科带着受难者的脸色说:
“维克托·帕夫洛维奇,您怎么审问起我来了?我对干部负有责任呀,您要理解这一点。”
“很好,很好,”维克托觉得已经到了一点不客气地谈一谈的时候,就说,“那好吧,可敬的同志,我不能继续工作了。研究科学不是为杜宾科夫,也不是为了您。我在这儿也是为了工作,不是为了给人事处创造我无法知道的好处。我要给希沙科夫写报告,让他派杜宾科夫来主持核物理实验室好了。”
科甫琴科说:
“维克托·帕夫洛维奇,说实在的,不要激动嘛。”
“不,我就是不能再工作了。”
“维克托·帕夫洛维奇,您不知道,领导上,尤其是我,有多么看重您的工作。”
“至于你们看重我还是不看重我,我可是一点不放在眼里。”维克托说过这话,在科甫琴科脸上看到的不是生气的表情,而是快活与满意的表情。
“维克托·帕夫洛维奇,”科甫琴科说,“我们无论如何不能让您离开研究所。”
他皱起眉头,又说:
“而且也完全不是因为无人可以代替。难道您以为就没有人可以代替维克托·帕夫洛维奇·施特鲁姆吗?”
最后又用十分亲切的语调问道:
“如果您没有兰杰斯曼和魏斯帕比尔就不能从事科学研究的话,难道全苏联都没有人能代替您吗?”
他看着维克托,维克托感觉到,科甫琴科就要把一些话说出来了,那些话就像不见形迹的雾气,一直缭绕在他们中间,时时触及眼睛、手、脑子。维克托垂下头,这位做出了不起的科学发现的人,这位又傲慢又骄矜、又清高又尖刻的教授、博士和著名学者,顿时消失不见了。这个驼背、窄肩、鬈发、鹰钩鼻子的男子眯缝起眼睛,好像等着挨耳光似的,望着穿乌克兰绣花衬衫的人,等待着。科甫琴科轻轻地说:
“维克托·帕夫洛维奇,不要激动,不要激动,说实在的,不要激动。嗯,您怎么啦,真的,因为这样一点儿微不足道的事,吵闹起来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