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东·赫麦尔科夫有时从心底里对自己的工作感到害怕。晚上,他躺在床上,听着特罗菲姆·茹琴科的笑声,感到发冷,难受,心慌。
茹琴科的手指头又粗又长,正是这双手天天关上毒气室的密闭的门。他的手好像从来没有洗过,当他伸手到面包篮子里去拿面包的时候,实在令人感到厌恶。
茹琴科每天早晨出去值班,等着人群排着队从铁路那边走来的时候,感到无比的兴奋。他总觉得人流移动得慢得不得了,常常扯着嗓子发出尖细的、焦急的叫声,上下颌轻轻哆嗦着,就好像小猫注视着玻璃窗外的麻雀。
此人便是赫麦尔科夫心里不安的原因。当然,赫麦尔科夫也可以喝酒,也可以醉醺醺地拿站队等候的女人取乐。有一处狭窄的通道,监督队的工作人员可以从这里进脱衣室去挑选女人。男人毕竟是男人。赫麦尔科夫有时也挑选一个大姑娘或者小媳妇,带到无人的棚屋隔间里,过半个钟头再带回去交给押解人员。他不说话,女人也不说话。不过,他来到这里,不是为了女人和酒,不是为了华达呢马裤和细皮的军官靴。
在一九四一年七月的一天,他被俘了。德国人用枪托子劈头盖脸地打他,他害痢疾,穿着破靴子被赶着在雪地里走,给他喝黄黄的漂着机油的水,他用手指头撕死马身上发黑发臭的肉,他吃臭大头菜和烂土豆皮。他所选择的只有一点——活下去,他再也不想别的,他躲过了十来次死亡,没有饿死,没有冻死,他不想死于痢疾,不想头上带着九克重的弹头倒下去,不想害浮肿,让水肿从脚下一直攻入自己的心脏。他不是罪犯,他是刻赤市的一名理发师,不论亲戚、同院的邻居、同行,还是和他一起喝酒、吃熏鱼、打牌的朋友,从来没有谁认为他不好。他也认为,他和茹琴科没有任何共同之处。但是有时他觉得,他和茹琴科之间的区别是微不足道的;干的反正都是一样的事情,至于怀着什么心情去干,一个高兴,一个不高兴,又有什么要紧?
可是他却不知道,茹琴科使他惶惶不安,不是因为茹琴科的罪恶最大。他所以觉得茹琴科可怕,是因为茹琴科的天生的、可怕的变态在为他的行为辩护。而赫麦尔科夫却不是变态人,他是正常的人。
他模模糊糊地懂得,在法西斯时期,对于一个还想做人的人来说,比活命更容易做到的选择——就是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