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军中尉别捷尔·巴赫因为肩部被子弹打伤,进了军医院。他的伤势不重,送他上救护车的同伴们祝贺他走运。

巴赫怀着一种幸福感,同时疼得哼哼着,由卫生员搀扶着前去洗澡。

一接触到热水,真是说不出的快活。

“比在战壕里舒服吧?”卫生员问道。他希望对伤员说点儿快活的,就又说:“等您出院的时候,大概那儿全都收拾好了。”他朝那个方向指了指,那边不停地传来响成一片的轰隆声。

“您来这儿不久吧?”巴赫问。

卫生员用树皮擦子给中尉擦了几下脊背之后,说:

“您为什么断定我来这儿不久?”

“这儿已经没有人认为战事会很快结束。这儿的人都认为战事很快结束不了。”

卫生员看了看澡盆里光着身子的中尉。巴赫想起来,军医院工作人员有责任汇报伤员的思想,而他的话流露出他对德军威力的不信任。于是他一字一顿地又说了一遍:“是啊,卫生员同志,这事怎样结束,目前还没有人知道呢。”他为什么把这句危险的话重说一遍?这是只有生活在极权制帝国的人才能明白的。他重说一遍,是因为他很生气,不该在说过第一遍之后就害怕了。他重说一遍,也带有防备的目的——想骗骗他所设想的这个告密者,表示自己有口无心。

过了一会儿,他为了消除有关自己的反对立场的不好印象,又说:

“我们在这里集中这样多的兵力,可能自从战争开始以来还不曾有过。请相信我的话,卫生员同志。”

后来他厌烦了这种又复杂又伤脑筋的把戏,一心一意玩起儿童游戏:把浸透了肥皂水的海绵攥在手里,使劲攥,那肥皂水一会儿射到澡盆沿上,一会儿射到巴赫自己的脸上。

“喷火器就是这样喷射。”他对卫生员说。

他痩了多少啊!他看着自己光光的两臂和胸膛,想起两天以前吻他的那个俄罗斯年轻女子。他何曾想到,在斯大林格勒会跟一个俄罗斯女子有这样一段艳史?当然,这还很难叫做艳史。只不过是偶然的战地艳遇。那是一种很不平常、难以想象的环境,他们在地下室里相遇,他在一片瓦砾中向她走去,一阵阵爆炸的火光映照在他身上。那在小说中也是一种十分精彩的场面。昨天他应该去找她的。她大概以为他已经牺牲了。等他康复后,一定还要去找她。真想知道,是谁填补了他的位子呢?自然界是不兴留空缺的呀……

洗过澡以后,很快把他带到X光室,医师让他站到X光透视机前。

“中尉,那边不好过吧?”

“俄国人比我们更不好过。”巴赫回答说。他想给医生一点儿好印象,希望得到很好的诊断,动起手术也会轻快些,少受点罪。

外科医生走了进来。两位医生看了看巴赫的内脏,可以看清已经在胸腔里钙化了的过去的各种病灶。

外科医生抓住巴赫的胳膊,把他转来转去,一会儿拉着他贴到荧光屏上,一会儿把他拉远一点儿。他注意的是弹片伤,至于伤的是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那是无关紧要的情况。

两位医生说起话来,夹杂着拉丁语和开玩笑的德国粗话,于是巴赫明白了,他的伤情不严重,胳膊还能保得住。

“请你们准备给中尉做手术,”外科医生说,“我还要在这儿看一个复杂的病例,是颅部重伤。”

卫生员脱去巴赫的伤员服,一名外科护士叫他坐到凳子上。

“见鬼,”巴赫苦笑着说,并且因为自己光着身子感到不好意思,“小姐,应该先把凳子弄暖和一点儿,再让斯大林格勒大战参加者的光屁股坐到上面。”

她连笑也没笑,回答他说:

“我们没有这样的任务。”

她说过这话,便把手术用具从玻璃橱里一样一样往外拿,巴赫一看到就觉得害怕。可是摘除弹片的手术进行得又快又轻松。巴赫甚至生起医生的气,认为医生是在向伤员散布瞧不起小手术的思想。

那位外科护士问巴赫,要不要把他送到病房里去。

“我自己能走。”他说。

“您在我们这儿不会待很久的。”她用安慰的语调说。

“太好啦,”他说,“我已经开始无聊了。”

她笑了。

这位护士显然是按照报纸通讯来想象伤员的。作家和记者们在通讯里写的伤员,总是偷偷地从军医院跑出去,跑回自己的营里和连里;他们一定要向敌人开枪开炮,不这样就不能过日子。

也许,记者们在军医院里也碰见过这样的人,不过当巴赫躺在铺了干净被单的床上,吃了一碗米饭,又抽了一支烟(在病房里严禁抽烟),和邻床的人聊起来的时候,他可是感到快活得不得了。

病房里有四名伤员:三名是前方下来的军官,第四名是文官,凹进去的胸脯,凸出来的肚子,是从后方来办公事,在古姆拉克地区遭遇车祸。在他仰面躺着,把两手放在肚子上的时候,就好像有人和这位大叔开玩笑,往他的被窝里塞了一个足球。

显然,他就是因为这种伤得了个外号“守门员”。

守门员在所有的人当中,是唯一表示遗憾的,因为受伤不能报效国家。他常常用慷慨激昂的语调谈起祖国、军队、天职,说他因为在斯大林格勒受伤感到光荣。

为民族流过血的前方军官们,常常嘲笑他的爱国主义。其中有一位侦察连长克拉普,因为屁股受伤,天天趴在床上,苍白的脸,厚嘴唇,棕色的凸眼睛,他对守门员说:

“看样子,您这样的守门员不仅能把球挡回去,也会把球踢进去。”

这位侦察连长是个色情狂,他主要谈的是两性关系。守门员想讽刺一下对方,问道:

“为什么您没有晒黑呀?您大概是在办公室工作吧?”

克拉普可没在办公室工作过。

“我是夜里的鸟儿,”他说,“我打食儿都是在夜里。我跟娘们儿睡觉是在白天,和您不一样。”

在病房里常常骂官僚,他们一到晚上就坐小汽车从柏林上别墅去;骂那些军需官,他们得勋章比作战的人都便当;谈作战的官兵家庭的贫困,不少人家里的房子都被炸毁了;骂后方的浪荡子勾引军人的妻子;骂前方的小货摊光卖香水和刮脸刀片。

睡在巴赫旁边的是耶内中尉。巴赫原以为他是贵族出身,谁知他却是个农民,是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党政变中涌现的人物之一。他担任一个团的副参谋长,在夜晚空袭中被弹片炸伤。

守门员被送去做手术的时候,躺在角落里的憨厚的上尉弗列谢尔说:

“我从一九三九年就打仗,可是我从来没有夸耀过自己的爱国主义。给我吃,给我喝,给我穿,我就打仗。没有什么道理好说。”

巴赫说:“不对,不能那样说。打过仗的人嘲笑守门员的虚伪,这里面就有自己的道理。”

“是这样啊!”耶内说。“请问,这究竟是什么样的道理?”

他那很不和善的眼神,巴赫早就习惯了。他感觉到,耶内恨那些希特勒上台以前的知识分子。巴赫耳闻目睹许多言论,说旧知识分子倾慕美国财阀,暗地倾向犹太旧教和犹太观念,在绘画和文学方面喜欢犹太风格。巴赫感到非常气愤。现在,当他愿意向这些新势力的粗暴低头的时候,为什么还拿阴沉的、像狼那样的怀疑目光看他呢?难道他不是和他们一样,也挨过虱子咬,挨过冻吗?他们竟不把他这个前沿阵地的军官当成德国人!巴赫闭上眼睛,转身朝着墙。

“你为什么问得这样恶毒?”他在心里生气地说。

耶内会带着鄙夷和优越的笑容说:

“您好像没有明白吧?”

他会被这话激怒,说:“我跟你讲过,我是没有明白。”然后补充说:“我要想想。”

耶内当然笑了。

“你怀疑我阳一套阴一套?”他高声喊道。

“就是,就是阳一套阴一套!”耶内的声音显得很快活。

“精神阳痿?”

这时候弗雷塞尔会哈哈大笑起来。克拉普用胳膊肘支起身子,非常不客气地看看巴赫。

“你们这群退化的败类,”巴赫会用打雷一样的声音喊道,“耶内,您已经是介乎猴子和人之间了……咱们说真的。”

他恨得打了一个寒颤,闭紧了本来就阖上的眼睑,在心里继续说:

“你们只要就任何小问题写出一个小册子,马上就仇恨起为德国科学奠定基础和砌墙的人。你们只要写进一本薄薄的小说,马上就瞧不起有光荣传统的德国文学。你们是否以为科学和艺术有点儿像官场,老一辈的官员妨碍你们晋升?你们和你们的书越来越没有出路了,科赫、能斯特、普朗克和凯勒曼已经在挡你们的路了……科学和艺术不是官场,是无垠的天空下的帕耳纳斯山,永远是宽阔的,整个人类历史长河中所有的天才在那儿都有足够的地方可以生存,只是容不得你们和你们的恶果。不是没有地方,只是那儿不是你们待的。可是你们还在忙着清除场地。你们那可怜的、吹不起来的汽球不会因此就升高一点儿。你们赶走爱因斯坦,你们永远不能填补他的位置。是的,是的,爱因斯坦,他当然是犹太人,不过,对不起,他确实是天才。世界上还没有那样大的权力,能够帮助你们接替他的位置。你们想想吧,值不值得花那样大的力量来消灭那些人,那些人的位置是永远无法填补的。如果你们不够格,不能走希特勒开辟的道路,那也只能怪你们自己,不能恼恨够格的人。在文化方面动用警察,煽动仇恨,这种办法是毫无用处的!你们瞧,希特勒和戈培尔对这一点认识得多么深刻?他们以身作则在教导我们。他们在对待德国科学、绘画、文学方面表现得多么喜爱,多有耐心,多有策略。就要学他们的样子,走团结的道路,不能给我们德国的共同事业造成分裂!”

巴赫不出声地说完这番话,睁开眼睛。旁边的人都还躺在被窝里。

弗雷塞尔说:“伙计们,往这儿看!”

他像变戏法一样从枕头底下抽出一瓶意大利白兰地。耶内的喉咙里发出一种奇怪的声音。只有真正的酒徒,而且只有农村里的真正酒徒看到酒瓶才会露出这样的神情。

“他这人不坏嘛,从各方面看,他不坏。”巴赫想道。并且为自己没有说出的歇斯底里的话感到不好意思起来。

就在这时候,弗雷塞尔用一条腿蹦着,往几个床头小柜上的玻璃杯里斟酒。

“您真是野兽。”侦察连长笑着说。

“这可是能征惯战的中尉。”耶内说。

弗雷塞尔说:“有个医官发现了我的酒瓶,问:‘您这报纸里包的是什么?’我回答说:‘这是我母亲的来信,我一直带着不离身。’”

他举起杯,说:“来吧,中尉弗雷塞尔向你们致敬!”

大家一饮而尽。

耶内马上就想再喝一杯,就说:

“噢,应该还要留一杯给守门员呀。”

“守门员去他妈的吧,你说是吗,中尉?”克拉普问道。

“让他为祖国效劳吧,咱们喝咱们的。”弗雷塞尔说。

“每个人都希望活着嘛。”

“我现在来劲儿了,”侦察连长说,“这会儿顶好再来一个不胖不瘦的娘们儿。”

大家都轻松、快活起来。

“好,再来一杯。”耶内举起杯来。

大家又喝干了。

“咱们能住到一个病房里,太好啦。”

“我一看,马上就断定:‘这才是真正的伙伴,都是上过火线的。’”

“可是说实话,我怀疑过巴赫,”耶内说,“我心想:‘哼,这是党里的人。’”

“不,我不是党里的。”

他们掀开被子,躺了下来。大家都觉得热起来。谈起前方的事。

弗雷塞尔原来在右翼,在奥卡托夫镇一带作战。

“谁他妈的知道,”他说,“苏联人简直不会打进攻仗。可是到十一月初,我们还停在那儿。我们八月里喝了多少伏特加呀,天天举杯祝贺:‘但愿战后不要失去联系,要成立攻克斯大林格勒老战士协会。’”

“他们进攻的本领不算差,”在工厂区作过战的侦察连长说,“他们不会固守。他们只要把我们从楼房里打出来,就马上要么睡觉,要么吃起东西。俄国军官就爱喝酒。”

“他们都是一些野蛮人,”弗雷塞尔说着,挤了挤眼睛,“我们在这些斯大林格勒野蛮人身上耗费的钢铁,比在整个欧洲耗费的还要多。”

“不光是耗费钢铁,”巴赫说,“在我们团里有一些人,常常无缘无故地哭,像公鸡一样扯开嗓子又哭又喊。”

“如果到冬天事情还不能解决,”耶内说,“那就要真的陷入僵局了。像那样打来打去,毫无意思。”

侦察连长小声说:

“我告诉你们,咱们正准备在工厂区发动攻势,调集的兵力超过以前任何时候。近几天就要打响了。到十一月二十日,咱们都可以跟萨拉托夫的姑娘们睡觉了。”

在挂了窗帘的窗户外面响起低沉的隆隆炮声和夜袭的飞机的轰轰声。

“苏联飞机出动了,”巴赫说,“他们的飞机在这时候进行轰炸。有些人管它们叫‘锯神经的锯子’。”

“在我们团部里管它们叫‘值班士官’。”耶内说。

“别作声!”侦察连长竖起一个手指头。“你们听,这是重型炮!”

“可是我们却在轻伤员病房里喝酒呢。”弗雷塞尔说。

于是他们在这一天里第三次快活起来。

他们谈起苏联的女人。每个人都有可谈的。巴赫一向不喜欢谈这些事。

但是在军医院的这天晚上,巴赫却说起住在被炸毁的楼房的地下室里的季娜,说得很带劲儿,大家都在笑。

卫生员走进来,打量了一下一张张笑脸,就动手收拾守门员床上的被单。

“这个柏林来的祖国的卫士出院了吧?受伤是装的吧?”弗雷塞尔问。

“卫生员,你怎么不说话?”耶内说。“我们都是男子汉嘛,他要是有什么情况,就对我们说说。”

“他死了,”卫生员说,“心肌麻痹。”

“你们瞧,满嘴爱国主义,落了个这样的结果。”耶内说。

巴赫说:“这样说死人,可不大好。他并不是说假话,他用不着在咱们面前说假话。就是说,他是真心实意的。伙计们,这样不好。”

“哦,”耶内说,“怪不得我觉得这位中尉是奉党的命令上我们这儿来的。我一下子就明白了,他可是有新思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