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克托,妈妈刚刚才回来。”柳德米拉说。

弗拉基米罗芙娜披着披肩坐在桌旁。她把一杯茶端到自己面前,却马上又推到一边,说:

“是这样,我和一个人谈了谈。那人在战争开始前见过米佳。”

她很激动,因此用分外平静、从容的语气说,她们车间实验室有一位同事,邻居家里来了一位乡亲,要在这儿住几日。那位同事在来客面前偶然提到了弗拉基米罗芙娜的姓,那人就问,在这位弗拉基米罗芙娜家里有没有人叫米佳。

下班后,弗拉基米罗芙娜去了同事家里。才知道那人是不久前才从劳改营里释放出来的。他原是报社的校对员。排字工人在排一篇社论时,把斯大林同志的姓氏排错了一个字母,他没有校对出来,结果坐了七年牢。战前又以不守纪律为由,把他从科米自治共和国的劳改营转押到远东,那里属于湖泊区劳改营系统,是对外严格保密的劳改营。在那里和他住同一棚屋的有一个人姓沙波什尼科夫。

“一听他的话,我就知道那是米佳。他说:‘他躺在床铺上,老是吹口哨:小黄雀,斑海雀,你在哪儿……’米佳在被捕前上我这儿来,我问他什么,他总是笑笑,总是在吹口哨:‘小黄雀……’今天晚上那人就要搭载货汽车上莱舍沃去了,他的家在那儿。他说,米佳有病,是坏血病,心脏也不大好。还说,米佳不相信自己能获释。米佳跟他说过我,说过谢廖沙。米佳在厨房里干活儿,这被认为是上等的工作。”

“是啊,要干这种活儿,得上两次大学呢。”维克托说。

“这事儿可不能轻易相信,万一是派的人来暗地里试探呢?”柳德米拉说。

“谁需要试探一个老婆子?”

“不过,维克托是在很重要的单位里,自有人想知道他的情况。”

“算啦,柳德米拉,这是胡思乱想。”维克托生气地说。

“他为什么得到释放,他说了吗?”娜佳问道。

“他说的一切,都让人觉得不可思议。那里有许许多多人,我觉得,那是个不可理解的世界。他好像是从另一个国度来的。他们有自己的风俗,自己的中世纪和新世纪历史,自己的谚语……

“我问他为什么获释,他很吃惊,说‘您怎么不明白,给我定案啦’。我还是不懂。原来,放出来的都是些身体太弱、快要死的人。他们劳改营内部有这样的分类:有的是做苦力的,有的是糊涂虫,有的是看守的狗腿……我问,一九三七年有许多人被判十年没有通信自由,是怎么回事儿?他说,他换过几十个劳改营,没遇到一个人是这样判的。那些人又到哪儿去了呢?他说,不知道,劳改营里反正没有。

“伐木,超期服刑,迁徙转移……他说得我直心疼。米佳也在那里面,那里有苦力、糊涂虫、狗腿……他还说到了自杀的方法:在科雷马沼地上,不吃东西,一连几天光是喝水,就这样死于水肿,他们把这叫做‘喝水’、‘开始喝水’,当然,心脏有毛病才用这种死法。”

她注意到维克托神情紧张而痛苦,女儿眉头紧皱。

她非常激动,觉得头很疼,嘴里发干,但她继续说下去:

“他说,在路上和军车里,比在劳改营里更可怕。刑事犯作威作福,剥衣服,抢吃的东西,拿政治犯的性命当赌注,输了就用刀杀人,被杀的人直到死也不知道自己的命是别人的赌注。还有更可怕的:劳改营里刑事犯处处占据着领导地位,棚屋大组长、采伐队长都是刑事犯,政治犯丝毫无权,拿他们不当人看,刑事犯还管米佳叫‘法西斯分子’。”

弗拉基米罗芙娜放大了声音,像对着人群讲话一样说:

“后来,这个人又从米佳那个劳改营,转押到瑟克特夫卡尔。在战争的第一年,中央派了一个姓卡什科津的人到米佳所在的那一类劳改营里去,布置杀害了好几万犯人。”

“哎哟,我的天呀,”柳德米拉说,“我很想明白:斯大林是不是了解这种可怕的事?”

“哎哟,我的天呀,”娜佳很气愤地学着妈妈的语调说,“难道你不明白吗?他们是斯大林下命令杀的呀。”

“娜佳,”维克托说,“住嘴!”

维克托就像有些人一样,感觉内心的虚弱被旁人识破了似的,忽然发起火来,朝娜佳吼道:

“你别忘了,斯大林是最高统帅,正率领军队同法西斯作战,你的祖母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天都指望着斯大林,我们生活、呼吸,都因为有斯大林和红军……你还是先学学揩鼻涕,再去评论斯大林,是斯大林在斯大林格勒挡住了法西斯。”

“斯大林住在莫斯科,在斯大林格勒挡住法西斯的,你也知道是谁,”娜佳说,“真不知道你是怎么一回事儿,你从索科洛夫家回来,也说过我说的这话……”

他对娜佳的气更大了,他觉得这股气一辈子都消不了。

“我从索科洛夫家回来,根本没说过类似的话,你别胡扯。”他说。

柳德米拉说:“就在苏联的孩子们纷纷为国战死的时候,干吗要提这些可怕的事?”

但是娜佳也马上说出她所理解到的爸爸心中的隐秘和弱点。

“哼,当然啦,你什么也没有说,”她说,“现在嘛,现在你在研究中取得了那样的成就,在斯大林格勒也把德国人挡住了……”

“你怎么能,”维克托说,“你怎么能怀疑爸爸虚伪!柳德米拉,你听见没有?”

他希望得到妻子的支持,但柳德米拉无动于衷。

“你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她说。“你说的话她听了不少。这都是你和你那个卡里莫夫说的,和那个讨人嫌的马季亚罗夫说的。玛利亚也常对我说起你们谈的话。而且你自己在家里也说了不少。唉,还是快点儿回到莫斯科去吧。”

“够啦,”维克托说,“我早就知道你要对我说什么样的痛快话了。”

娜佳没有再说话。她的脸变得像老太婆一样委顿、难看,她扭过头,背着爸爸,但是他还是看到了她的眼神,她用那样痛恨的眼神看他,他吃了一惊。

气氛显得非常窒闷,空气中包含了太多沉重的东西,让人喘不过气来。

几乎在每一个家庭,一年年暗地生长着的东西,可能作怪,可能平息,但因为相爱和信任而被压抑着的东西,现在冲了出来,浮到表面上,漫开去,充塞在生活中,似乎在父亲、母亲和女儿之间仅仅存在着不了解、怀疑、气恼和责难了。

难道他们共同经历的命运,产生的只有分歧和隔阂吗?

“外婆!”娜佳唤道。

维克托和柳德米拉同时看了看弗拉基米罗芙娜。她坐在那里,用手紧紧按着额头,好像头疼得不得了。

她是那样软弱无力,似乎她和她的痛苦谁也不稀罕,只能妨碍别人,使人生气,使家里人不和,她这个一辈子刚强、坚毅的人,这会儿坐在那里,那样孤单,那样软弱——这一切流露着一种说不出的可怜意味。

娜佳忽然跪下,把额头贴到外婆的腿上,说:

“外婆,亲爱的外婆……”

维克托走到墙边,打开收音机,硬纸板做的喇叭嘶哑地响起来,发出呻吟和喘息。好像广播的是秋夜的雨雪天气。在战场的前沿阵地,在战火烧毁的村庄,在阵亡士兵的坟头,在科雷马和沃尔库塔,在野战机场,在冷雨和初雪打湿了的卫生营帆布篷顶,今夜将是一片雨急风狂、雪花漫舞的景象。

维克托看了看妻子愁眉不展的脸,便走到岳母跟前,抓起她的手,吻起手来。

然后,他俯下身去,抚摩娜佳的头。

似乎在这几分钟里一切都没有变化,房里依然是这几个人,他们依然十分痛苦,他们的命运依然如故。只有他们自己知道,他们的痛苦不堪的心在这几分钟里充满了多么神奇的温暖……

忽然一个很响的声音冲进房间:

“一天来,我军在斯大林格勒地区、图阿普谢西北和纳尔奇克地区同敌人继续进行战斗。其他战线没有任何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