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尔绍夫少校的脑子日日夜夜紧张不懈地工作着。

他在考虑囊括德国所有集中营的地下工作计划,考虑地下组织相互联系的技术问题,记熟各劳动营和集中营以及一些火车站的名称。他考虑编制密码,如何利用营里的文书把一些组织者列入调动名单,使他们可以在各营之间串通。

他的心中充满了幻想。成千上万的地下工作者大力宣传,成千上万的英雄暗地进行活动,可以创造条件武装起义,占领各集中营。起义者可以夺取守卫各营的高射炮,把高射炮变为反坦克炮和反步兵炮。应该事先物色高射炮手,为将来夺取的各门高射炮准备炮手。

叶尔绍夫少校很了解集中营里的情况,知道收买、恐惧所起的作用,知道饥饿的力量,看到过很多人脱下清白的军服,换上叛徒弗拉索夫部队带肩章的蓝大衣。

他见过低三下四、背信弃义、巴结顺从;他见过比恐惧更甚的恐惧,见过一些人在可怕的侦讯官员面前吓得怎样发呆。

这位衣衫破烂的被俘的少校毕竟没有沉醉在幻想中。德国人在东线急速推进的阴暗时期,他用乐观、大胆的话鼓励同志,劝浮肿的人千方百计保重自己的身体。他对强权的鄙视一直未消失,未减弱,一直很强烈。

很多人接触过叶尔绍夫之后,感到他身上有一种令人快活的热情——这是人人需要的、平常又宜人的温暖,燃烧白桦木柴的俄罗斯壁炉发出来的温暖就是这样的。

也许,正是这种感人的温暖,而不光光是才智和胆识,使叶尔绍夫少校成为苏联战俘的头儿。

叶尔绍夫早就明白,莫斯托夫斯科伊是第一个可以信得过的人,可以对他敞开自己的想法。叶尔绍夫睁着眼睛躺在铺上,看着粗糙的木板顶棚,就像在棺材里望着棺材盖,他的心怦怦直跳。

他这一生的三十三年以来,从来没有像在这里,在集中营里这样感到自己的力量。

他在战前过的日子很不好,他的父亲是沃龙涅什省的农民,在一九三〇年被划为富农。这时候他在军队里服务。

他没有和父亲断绝关系。他不能进军事学院,虽然他的入学考试成绩优秀。他好不容易在军事学校毕了业,被分配到区兵役局。他的父亲成了流动人口,这时候带着一家人住在北乌拉尔。叶尔绍夫请了假去看父亲。从斯维尔德洛夫斯克起要乘二百公里的窄轨火车。路两旁是一片片的森林和沼地,一堆堆待运的木材,一道道集中营的铁丝网,一座座棚屋和泥屋,还有高高的看守塔楼,就像一簇簇高脚毒蘑菇。火车两次被拦住,押送队要搜查一名逃犯。夜里火车停在一个会让站上,等待前方开来的火车,叶尔绍夫没有睡,听着警犬的吠叫声、哨兵的哨子声。原来会让站附近就是一座很大的集中营。

叶尔绍夫第三天才到达窄轨铁路的终点站。虽然他的领子上戴着中尉领章,证件和乘车证也都是符合规定的,但在检查证件的时候他还是担心有人会对他说:“喂,把东西带着!”把他带到集中营里去。似乎这地方的空气也被铁丝网关住了。

后来他坐上一辆顺路的吨半汽车,走了七十公里。道路从沼地中间穿过。汽车是“奥格普”国营农场的,叶尔绍夫的父亲就在这个农场干活儿。车上很拥挤,上面坐的都是干活儿的流动人口,被调到一处集中营分场去伐木。叶尔绍夫试着向他们询问,但是他们只用一两个字回答,看样子,是害怕他的军装。

傍晚,汽车来到紧靠林边与沼地边缘的一个小村子。他永远记住了北方集中营沼地上的宁静而柔和的黄昏。在暮霭中,一座座小屋完全成了黑的,似乎是在焦油里煮过的。

他走进一座土屋,晚霞随他一起进来,可是迎接他的是潮气、闷热、穷人的食物、衣服和被窝的气味,热乎乎的烟气……

在黑暗中出现了他的父亲,一张瘦削的脸,一双很好的眼睛,那双眼睛流露出的一种无法描述的神情使叶尔绍夫大吃一惊。

一双又老又瘦的粗糙的手臂搂住儿子的脖子。搂住年轻指挥员脖子的这一双受尽磨难的老人的手不住地抽搐着,从中可以感觉出老人在畏畏怯怯地诉苦,是那样痛苦,那样恳切地求助,所以叶尔绍夫只能用一点来回答这一切:他哭了。

后来他们在三座坟前站了一阵子。母亲是第一个冬天死的,大姐阿纽塔死在第二个冬天,妹妹玛露霞死在第三个冬天。

集中营边沿的坟地和村子连在一起了。茅屋墙脚下、土屋斜面上、坟包上、沼地土丘上生长的都是一样的青苔。妈妈和姐姐、妹妹就要一直待在这片天空之下了,不论是冬天,严寒冻实沼地的时候,不论是秋天,坟地上堆满沼泽里冲来的黑糊糊的冲积物的时候。

父亲和不说话的儿子站在一起,也不说话,后来抬起眼睛,看了看儿子,把两手一摊,说:

“死去的,活着的,你们都原谅我吧,我没有把我爱的人保护住。”

夜里,父亲说起来。他说得很平静,声音不高。他说的事情只能用平静的口气来说,如果痛哭、流眼泪,是说不下去的。

在铺了报纸的箱子上,放着儿子带来的点心,还有一瓶酒。老人家在说,儿子坐在旁边,听着。

父亲说起饥饿,说起乡亲们的死,说起饿疯了的老妇人,说起小孩子,说孩子们的身体变得比三弦琴、比小鸡都轻。说村子里日日夜夜都能听到饥饿的哭叫声,村子里许多人家的门窗都钉死了。

他对儿子说,那年冬天他们坐着破漏的货车在路上走了五十天,一些死去的人在车上跟活人一起待了很多天。他说了说流浪者怎样长途跋涉,女人还要抱着孩子。妈妈也这样跋涉过,在酷暑中走路的时候曾经昏过去。说了说他们在冬天怎样被带到这里,既没有草棚,又没有土屋,他们又是怎样重新过起日子,怎样生篝火,拿树枝落叶当床铺,在锅里熔化雪水,怎样掩埋死者……

“这都是斯大林的主意呀。”父亲说。他的话里没有愤怒,也没有恼恨的意味。老实人谈到强大的、无法改变的命运时,都是这样。

叶尔绍夫探亲回来之后,写了一份申请书给卡里宁,要求格外开恩饶恕他无罪的父亲,要求准许老人家上儿子这儿来。可是申请书还没有到莫斯科,叶尔绍夫就被上级叫了去,因为有信来告发他去乌拉尔的事。

叶尔绍夫被军队开除了。他来到建筑工地,打算挣些钱,再去看父亲。可是不久就从乌拉尔来了一封信,报告父亲的死讯。

战争开始后的第二天,预备役中尉叶尔绍夫便应召进了军队。

在罗斯拉夫利战役中,他接替牺牲的团长,把溃散的人召集起来抗击德军,打退渡河的敌人,保证了统帅部后备重炮部队的撤退。

压在他肩上的担子越重,他的肩膀越是强壮有力。他原来也没想到自己会是一个强者。原来,驯顺与他的天性格格不入。压迫越强,越凶狠,他的斗志越强烈。

有时他问自己:为什么他这样痛恨弗拉索夫分子?弗拉索夫分子的号召书所写的事,正是他的父亲所说的。他知道这都是真实的。但是他知道,这些真实的东西到了德国人和弗拉索夫分子嘴里就成了诬蔑。

他觉得道理很清楚,他和德国人斗争,就是为苏联的自由生活而斗争,战胜希特勒,也就是战胜导致他的父母、姐妹早死的死亡营垒。

叶尔绍夫百感交集——在这儿,履历表失去作用,他成了强者,别人都听他的。在这儿,高级头衔、勋章、特种部队、第一科、人事处、鉴定委员会、区委的电话、政治处副处长的意见,全没有意义了。

莫斯托夫斯科伊有一天对他说:

“这是海涅早就说过的:‘脱去自己的衣服,我们都是光光的身子……’但是,一个人脱去礼服,露出虚弱、可怜的身子,另外一些人却被窄小的衣服束缚着,等他们把衣服脱去,才能看到,原来真正的力量在这儿!”

叶尔绍夫所幻想的,已成为今天要做的事情,于是他进一步考虑:该让谁知道,让谁参加。他凭着自己所了解的一些人的长处和短处,逐一思索、掂量。

谁可以进入地下工作指挥部?在他的脑子里出现了五个名字。有些生活上的小缺点,性格上的小怪癖,一切都从新的角度出现在他的脑海里,微不足道的事如今也重要起来。

古济有将军头衔的威望,但是他优柔寡断,胆小怕事,看样子文化水平也不高,如果有聪明能干的副手和参谋长,他才行。他指望指挥员们服侍他,供养他,而且认为这种服侍是理所当然的,不必感谢。他想念自己的厨师似乎比想念老婆孩子的时候多。他常常谈起打猎,又是野鸭,又是野鹅,回忆在高加索军中打猎的情形,打野猪,打山羊。看来他很爱喝酒,也很爱吹牛。常常谈起年的一些战役,周围的人都是不对的,左邻的将军不正确,右邻的将军也不正确,古济将军永远正确。他从来不会责怪最高军事领导的失误。为人处事圆滑,精细,像一个很世故的小吏。总而言之,如果依照叶尔绍夫的意见,他连一个团也不会交给古济将军指挥,更别说一个军了。

旅政委奥西波夫很聪明。有时他忽然会用嘲笑的口吻说在异国的领土上作战要尽量少流血,流露出很悲观的神气。可是过一个小时之后,他又十分坚决地批评起抱着怀疑态度的人,说教起来。然而到第二天,他又会翕动着鼻孔,说:

“真的,同志们,咱们飞得太高,太远,太快啦,这样是不切实际。”

他说起战争头几个月的失败,说得很有道理,但并不感到痛心,就像一名棋手说起一局败棋。他和人说话很随便,毫不拘束,但他的坦率是假装的,不是真正的同志间的坦率。他真正感兴趣的是跟柯季科夫谈话。

这位旅政委为什么对柯季科夫感兴趣?

奥西波夫经验丰富。善于了解人。这种经验非常有用,地下工作指挥部少了奥西波夫不行。不过他的经验不光可以成事,也可以碍事。有时奥西波夫说起一些著名军事人物的可笑轶事,直呼他们的名字,如:谢苗·布琼尼、安德柳什卡·叶廖缅科。有一天,他对叶尔绍夫说:“图哈切夫斯基、叶尔罗夫、布柳赫尔犯的错误,跟你我一样。”

可是基里洛夫对叶尔绍夫说,在一九三七年奥西波夫担任军事学院副院长时,毫不留情地揭发过几十个人,宣布他们是人民的敌人。他很怕生病,常常摸摸自己的头,把舌头伸出来,侧着眼睛看看,有没有舌苔。看样子,他倒是不怕死。

兹拉托克雷列茨上校是一个郁郁寡欢的老实人,是战斗部队的团长。他认为,最高领导在一九四一年的撤退方面犯了错误。大家都能感觉出他在战斗中的指挥能力和作战能力。他的身体十分强壮,声音也刚强有力,这样的声音才能喝止逃跑,发动进攻。他很喜欢骂娘。

他不喜欢解释,喜欢干脆利落地下命令。很讲义气。可以把饭盒里的菜汤倒给士兵。不过他太粗暴。人们常常能感觉出他的厉害。在工作中都要听他的,他大喝一声,谁也不敢不听。谁也别想糊弄他,他决不马虎。可以和他共事。但是他太粗暴了!

基里洛夫倒是个聪明人,但是思想上有些马马虎虎。什么问题他都能看得出来,可是对一切都懒得去问,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他对一切很淡漠,对人没什么热心,但是原谅人的缺点和卑劣。他不怕死,有时候还很想死呢。

他说起撤退,说得似乎比谁都有道理。他不是党员,有一次他说:

“我不相信共产党会让人变好。在历史上还没有这样的事。”

他似乎对一切都十分淡漠,但是夜里有时在床上哭,对叶尔绍夫的问话很久没有回答,后来低声说:

“俄罗斯我是很爱的。”

他是一个很容易打交道的人,很随和。有一天他说:

“啊,我多么想听听音乐呀。”

昨天他带着傻笑的神气说:

“叶尔绍夫,您听着,我来念一首小诗。”

叶尔绍夫不喜欢这首诗,但他却记住了这首诗,这首诗也不管好歹钻进了他的脑子:

好同志,在要死的时候,

你不要向人呼救。

最好趁你的血还冒热气,

让我在这血上暖暖手。

别像小孩子,别怕,别悲怆,

你只是被打死,不是受伤。

最好把毡靴脱给我,我还要去打仗。

这诗是不是他自己写的呢?不行,不行,基里洛夫不能进指挥部。他怎么能带动别人呀,他自己也未必能行。

还是莫斯托夫斯科伊!他学识渊博,意志坚强。据说,在审讯中他始终刚强不屈。不过,说也奇怪,没有一个人是叶尔绍夫挑不出毛病的。前几天他就责备过莫斯托夫斯科伊:

“莫斯托夫斯科伊同志,您干吗要跟那些骗子磨嘴皮,比如,跟那个绿眼睛的伊康尼科夫,跟那个逃亡的独眼睛坏蛋,有什么好说的?”

莫斯托夫斯科伊笑了笑,说:

“您以为我的立场动摇了吗?以为我会成为教徒或者‘孟什维克吗’?”

“谁知道呢,”叶尔绍夫说,“是臭东西,最好别去碰。这个伊康尼科夫一直待在咱们的集中营里。一旦德国人把他传去审讯,他就会出卖自己,出卖您,出卖跟他接近的人……”

得出的结论是这样:对于做地下工作,没有理想的人。他需要衡量一个人的长处和弱点。这并不难。但只有根据一个人的本质,才能判断这个人是否合适。本质是无法衡量的,只能推测和感触。于是他就从莫斯托夫斯科伊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