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克托没有从研究所回家,而是去找自己的新朋友卡里莫夫,邀他一起上索科洛夫家去。

卡里莫夫是个麻子,相貌很丑。黑皮肤衬得白头发特别白,白头发又使黑皮肤显得特别黑。

卡里莫夫俄语说得十分地道,只有仔细听,才能听出在发音与用词造句方面的细微差异。

维克托过去没有听到过他的名字,但实际上他已经很有名气,而且不只是在喀山。卡里莫夫将《神曲》、《格列佛游记》译成鞑靼语,最近又在译《伊利亚特》。

当他们还不熟识的时候,他们走出大学的阅览室,常常在吸烟室里见面。图书管理员是个衣着马虎,爱抹口红又十分健谈的老太婆,对维克托说了不少有关卡里莫夫的事情。说他是巴黎大学毕业的,在克里木有别墅,战前每年一大半时间在海边度过。战争时期他的妻子和女儿留在克里木,他一直没有她们的音信。老太婆还向维克托暗示,此人一生中有过长达八年的艰难经历,但是维克托却用大惑不解的目光迎接了这一消息。看样子,老太婆也把维克托的情况对卡里莫夫说了。他们还没有认识就彼此了解了,感到很不好意思,每次相遇时不是微笑,倒是皱起眉头。有一次他们在图书馆的前厅里撞了个满怀,两个人同时笑起来,说起话来,才结束了这种尴尬的局面。

维克托不知道卡里莫夫是否对他说的话感兴趣,但在卡里莫夫听他说话的时候,他很有兴趣说话。维克托有过很不愉快的经验,常常碰到一些交谈者,似乎又聪明又机智,实际上呆板得不得了。

有些人,维克托在他们面前连说话都很吃力,声音也变僵硬了,说的话既无意义,又无趣味,有点儿像聋哑盲人了。有些人,在他们面前任何真诚的话都带有做作的腔调。也有些人是多年的相识,但在他们面前维克托感到自己特别孤独。

为什么会这样?途中邂逅的旅伴,邻铺而眠的宿友,或者一次偶然争论的参与者——只要有人在场,他就愿意敞开心扉,不再感到孤独。

他们在一起走着,说着话儿,维克托心想,现在,特别每天晚上在索科洛夫家聊天的时候,他可以一连几个钟头不回想自己的研究了。以前这种情形从来不曾有过,以前他时时想着自己的研究,不论在电车上,在吃饭的时候,听音乐或者早晨洗脸的时候。

也许,他钻进的这个死胡同太气闷了,所以他下意识地要摆脱有关研究的一些想法……

“艾哈迈德·奥斯曼诺维奇,今天工作效率如何?”维克托问道。

卡里莫夫说:

“脑袋一点儿不听使唤。一个劲儿地在想着老婆和女儿,有时觉得一切都会平安无事,会看到她们的,有时会出现一种预感,觉得她们都完了。”

“我了解您。”维克托说。

“我知道。”卡里莫夫说。

维克托心想:奇怪,他和这个人才认识了几个星期,就想对他说说自己对妻子和女儿都不能说的话了。几乎每天晚上都有一些人在索科洛夫家小小房间的饭桌上聚会,这些人在莫斯科未必都见过。

索科洛夫是一个才华出众的人,说话文绉绉的,谈起什么都是长篇大论。很难相信,他出身伏尔加水手之家,会有这样优雅斯文的谈吐。他是一个善良而高尚的人,可是脸上的表情却显得狡猾又严酷。

索科洛夫还有一些地方很不像伏尔加的水手,比如,他滴酒不沾,怕穿堂风,因为怕传染,一个劲儿地洗手,吃面包还要把手指头接触到的那一部分面包皮剥掉。

维克托在宣读他的论文的时候,常常感到惊讶:一个人能这样细致、大胆地思考,这样简洁地表述和证明极其复杂和细微的原理,平常说话竟那样冗长,那样啰唆。维克托和许多在斯文的知识分子环境中长大的人一样,言谈之间倒是喜欢说一些粗话,如“他妈的”、“胡扯”,在和老院士谈话时常常把爱争吵的学者夫人叫做“冤鬼”或者“女魔”。

索科洛夫在战前最不喜欢谈政治。维克托一谈到政治,索科洛夫就沉默下来,不再说话,或者故意换个话题。

他的性格中有一种奇怪的顺从态度,对于集体化时期和一九三七年的许多残酷的事没有任何抱怨。他似乎认为国家的灾祸是自然的灾祸,是上天降下的灾祸。维克托觉得,索科洛夫似乎信仰上帝,而且这种信仰表现在他的研究中,表现在他对当今世界的强者的顺从中,表现在他与别人的个人关系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