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傍晚,克雷莫夫做过又一次报告之后,来到师长巴秋克中校的掩蔽所里。掩蔽所在马马耶夫冈的斜坡上,紧靠着班内山沟。

巴秋克的个头儿不高,一张被战争折磨得痛苦不堪的战士的脸。他见克雷莫夫来了,十分高兴。吃晚饭的时候,巴秋克的桌上摆了挺好的肉冻和滚热的面饼。巴秋克一面给克雷莫夫斟酒,一面眯起眼睛说:

“我一听说您来给我们作报告,就想您先到哪儿呢,先到罗季姆采夫那儿去,还是先到我这儿来。结果,您还是先到罗季姆采夫那儿去了。”

他哼哧两声,笑了笑:

“我们在这儿,就像住在乡下一样。到晚上一安静下来,就跟邻居们打电话聊天:你吃的什么,有谁上你那儿来啦,你要上谁那儿去,首长对你说什么来着,谁那儿澡堂好,报上报道什么人啦?报纸不报道我们,一个劲儿报道罗季姆采夫,从报上看,就好像只有他一个人在斯大林格勒作战。”

巴秋克拿好东西招待客人,自己却只是喝茶吃面包,看来他对好吃的东西不感兴趣。

克雷莫夫看到,那安详的动作和乌克兰式的缓慢语调,与巴秋克流露出来的一些不愉快的想法很不相称。克雷莫夫觉得难过的是,巴秋克没有向他提出任何一个与报告有关的问题。报告似乎没有接触到巴秋克真正关心的事。

巴秋克说了说战争刚开始时候的事,克雷莫夫听了十分吃惊。在大家都从边境撤退的时候,巴秋克率领自己的一团人向西开去,要堵住德国人的渡口。正在公路上向后撤退的高级首长却以为他是想向德国人投降。立即就在公路上进行审讯,所谓审讯就是骂娘和歇斯底里的喝叫,接着就下令把他枪毙。在最后一分钟,他已经站到一棵树跟前,手下的士兵把他抢了出来。

“是啊,”克雷莫夫说,“中校同志,情形很严重呀。”

“我的心脏没被打穿,”巴秋克说,“不过还是落得一点儿毛病,算我的成绩吧。”

克雷莫夫带着几分演戏般的语气说:

“听见雷恩卡的枪声吗?这会儿戈罗霍夫是在干什么事情吧?”

巴秋克侧眼看了看他。

“他干什么?大概是在玩捉‘傻瓜’。”

克雷莫夫说,他听说在巴秋克这里要开一个狙击手会议,他很有兴趣参加这个会议。

“噢,当然会有兴趣,怎么会没有兴趣。”巴秋克说。

他们谈起前线的情况。巴秋克担心的,是德国人夜里悄悄地在北段集结兵力。

等到狙击手们聚集在师长的掩蔽所里,克雷莫夫才知道这些烙饼是为谁准备的。这些身穿棉袄,又腼腆、又拘谨、又矜持的人纷纷坐到靠墙和桌子周围的长凳上。新来的人就像工人放下铁锹和斧头那样,轻轻地把步枪和自动枪放在角落里,尽量不弄出响声。

著名的神枪手扎伊采夫的脸很好看,像平常人一样,是一个可爱、温和的农村小伙子。但是等他转过头来,并且皱起了眉头,便露出十分刚强的相貌。

克雷莫夫想起战前偶然留下的一个印象:有一次,他在一个会上注视着自己的老朋友,忽然看到他那一向显得十分刚强的脸完全变了样子:眼睛眨巴着,鼻子耷拉下去,嘴巴半张着,再加上那小小的下巴,构成了一幅优柔寡断和懦弱的画像。

和扎伊采夫坐在一起的是迫击炮手别兹季科,窄窄的肩膀,一双深棕色眼睛总是带笑,还有一个是乌兹别克小伙子苏列伊曼·哈里莫夫,像小孩子一样撅着厚厚的嘴唇。炮兵狙击手马采古拉一个劲儿地拿手帕揩额头上的汗,他像一个拖家带口的人,他的性格似乎跟可怕的狙击方面的事没有任何共同之处。

来到掩蔽所里的其余的狙击手,有炮兵中尉舒克林,有托卡廖夫、曼茹里亚、索洛德基,全都像腼腆而羞涩的小伙子。

巴秋克向狙击手们询问着,低着头,很像一个好学的学生,而不是一个经验丰富、老谋深算的斯大林格勒战场上的指挥员。

当他和别兹季科说话的时候,所有坐在这儿的人的眼睛里都出现了快活的神气,似乎在等待好笑的事。

“喂,别兹季科,咋样?”

“昨个儿我闹得德国佬够呛,中校同志,您已经知道啦,今个儿早晨,我打死五个德国鬼子,用了四发迫击炮弹。”

“是啊,可这还比不上舒克林,他一门炮打了十四辆坦克。”

“他打一门炮,因为他的炮兵连就剩一门炮啦。”

“他打坏了德国佬的碉堡呢。”漂亮的小伙子布拉托夫说了一句,脸就红了。

“我觉得那不过是普通的掩蔽所。”

“是啊,掩蔽所,”巴秋克说,“今天一颗迫击炮弹把我的门打掉啦。”又转身朝着别兹季科,带着责备的口气用乌克兰语说:“打得这么准,我还以为是狗崽子别兹季科打的呢。”

特别腼腆的炮兵瞄准手曼茹里亚抓起一张饼子,小声说:

“中校同志,这面饼真好。”

巴秋克拿一颗子弹敲着茶杯,说:

“好啦,同志们,咱们言归正传。”

这是一次生产会议,就像工厂里、田野宿营地上常常召开的那种会议。但坐在这儿的不是织布工,不是面包工,不是裁缝,谈的也不是烤面包,不是打谷。

布拉托夫说,他看到一个德国人搂着一个女人在路上走着,他迫使他们趴到地上,在打死德国佬之前,让他们爬起来三次,后来又迫使他们趴下,子弹打得离他们的脚两三厘米的地方直冒烟。

“等他一站起来,我一枪把他打死,他就十字交叉倒在那女人身上了。”

布拉托夫懒洋洋地说着,他说得使人震惊,因为士兵们从来没有说过这样使人震惊的事。

“好啦,布拉托夫,不要胡吹。”扎伊采夫插话说。

“我没有胡吹,”布拉托夫不解地说,“今天我一共打死七十八个。政委同志决不会叫人胡吹,你瞧,这是他签的字。”

克雷莫夫本想加入谈话,很想说,在布拉托夫打死的德国人中可能有工人、革命者、国际主义者……应该记住这一点,要不然就会成为极端民族主义者。但是他没有说出口。因为这种思想对作战没有好处,不能武装军队,倒是会瓦解武装。

口齿不清、面色灰白的索洛德基说了说他昨天怎样打死八个德国佬。然后他又说:

“我是乌曼的集体农庄庄员,法西斯在我们村子里造了许多孽。我自己也流了一些血,受了三次伤。所以我不再做农民,做起了狙击手。”

愁眉苦脸的托卡廖夫说了说怎样选择好地点,监视德国人取水和去厨房必经的道路,然后又顺便说:

“我老婆来信说,很多人在莫扎伊城外被抓去杀了,我儿子也被杀了,因为我给他取了一个和列宁相同的名字——弗拉基米尔·伊里奇。”

哈里莫夫激动地说:

“我从来不着慌,等心定了,我才开枪。我来到前方,有个好朋友古罗夫中士,我教他说乌兹别克语,他教我说俄语。德国佬把他打死了,我打死十二个德国佬。我摘了一个军官的望远镜,挂在自己的脖子上:政治指导员同志,我是照你的吩咐做的。”

狙击手们创造的这些数字还是使人觉得震惊。克雷莫夫经常嘲笑神经衰弱的知识分子,嘲笑叶尼娅和维克托·施特鲁姆一听到富农分子在集体化时期遭殃就唉声叹气。他常常对叶尼娅说起一九三七年的事:

“消灭敌人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自己人杀自己人。”

现在他很想说说,消灭白党分子、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歹徒,以及消灭富农,他一向不手软,他对革命的敌人从没有任何恻隐之心,不过,在消灭法西斯的同时,把许多德国工人打死,不应该感到高兴。听着狙击手们的话,还是感到可怕,虽然他们都知道他们干这些事为的是什么。

扎伊采夫说起他很多天以来在马马耶夫冈脚下同一名德国狙击手的较量。德国狙击手知道扎伊采夫在注视着他,他也在注视着扎伊采夫。他们的本领大致相当,谁也没有打到谁。

“昨天他打倒了我们三个人,我坐在小棚子里,一枪也没有发,他最后一枪打出来,打中了,一名弟兄把胳膊一伸,侧着身子倒下了。他们那边走出来一个兵,手里拿着一摞纸,我坐着,看着……我明白,他知道这儿有狙击手,一定会打死他们那个兵,可是那个兵走过去了。我知道,他看不到他打倒的那个战士,他很想看一看。静了一阵子。又有一个德国佬提着水桶跑过去,我还是没有动。又过了十几分钟,他慢慢欠起身来,站了起来。我一下子站了起来……”

扎伊采夫沉浸在当时的情景中,在桌子旁边霍地站了起来,在他脸上闪现过的一种特别的、刚强的表情,现在成了他的唯一的、主要的表情,他已经不是一个和善的大鼻子小伙子,在他那鼓起的鼻孔、宽宽的额头、充满凌厉逼人的必胜神情的眼睛中,有一股狮子般的强硬而凶狠的杀气。

“他认出我来,明白了。我也开枪了。”

有一阵子鸦雀无声。昨天响过那一枪之后大概就是这样寂静,而且似乎听到了那个德国狙击兵倒下去的响声。巴秋克忽然朝克雷莫夫转过脸来,问:

“怎么样,感兴趣吗?”

“很好。”克雷莫夫只是回答了一声,再也没有说什么。

克雷莫夫留在巴秋克的掩蔽所里过夜。巴秋克咕哝着嘴巴,数着心脏病药水的滴数往杯子里倒,然后又往杯子里倒水。

他一面打着呵欠,一面对克雷莫夫说师里的事情,不是说战斗情况,说的是各种各样生活中的事。

克雷莫夫觉得,巴秋克说的一切,都和战争一开始巴秋克遭遇的那件事有关系,他的思想一直牵挂着那件事。

自从克雷莫夫来到斯大林格勒,就一直有一种奇怪的感觉。有时他觉得自己进入一块非党的天地里。有时恰恰相反,他觉得呼吸到了革命初期的空气。

克雷莫夫忽然问道:

“中校同志,您入党很久了吧?”

巴秋克说:

“怎么,政委同志,您觉得我掌握的路线不对头吗?”

克雷莫夫没有立即回答。他对这位师长说:

“您要知道,我是个还算不错的党的报告员,常常在工人大会上作报告。可是在这儿我一直有一种感觉:是别人在开导我,不是我开导别人。事情就是这么奇怪。是的,这就是谁掌握着路线,谁被路线掌握着。我本来想加入你们的狙击手们的谈话,进行一点纠正。可是后来我想,圣人面前夸学问,自讨没趣儿。不过说实在的,我没有插嘴,也不光是因为这一点。政治部就是要报告员使士兵们认识到,红军是复仇的军队。可是我却要从无产阶级立场谈什么国际主义。主要的是鼓起群众的愤怒来反对敌人嘛!要不然就会像童话里说的那个糊涂蛋一样:本来是来参加婚礼的,却念起追荐亡灵的经文……”

他想了想,又说:

“而且也是习惯……党一般都是鼓起群众的仇恨和愤怒,使他们去打击敌人,消灭敌人。在我们的事业中用不着基督式的人道主义。我们苏维埃的人道主义是严酷无情的……我们不讲客气……”

他想了想,又说:

“当然,我指的不是毫无根据就要把您枪毙那样的事。在一九三七年也常常有杀自己人的事,这些事是我们的不幸。现在德国人侵入工人和农民的国家,那就来吧!战争毕竟是战争!他们是罪有应得。”

克雷莫夫等待巴秋克说话,可是巴秋克没有作声,不是因为他听了克雷莫夫的话感到无法回答,是他睡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