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宰杀害了传染病的牲口,要做一系列准备工作:把牲口运送和集中到屠宰点,给屠宰工人作指示,开挖壕沟和大坑。

居民们帮助政府把染病的牲口送往屠宰点,或者帮助捕捉跑散的牲口。他们这样做不是因为痛恨牛犊或老牛,而是出于自我保全。

在大规模屠杀人的时候,一般的人对于要被消灭的老人、妇女和儿童同样没有切齿的痛恨。所以,要进行大规模的消灭人的运动,必须进行特殊的准备。在这方面,光有自我保全的心态是不够的,还必须唤起一般人的憎恶和仇恨。

对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犹太人的种族灭绝,正是在这种憎恶和仇恨的气氛中进行的。当年,也是在这块土地上,斯大林煽动起群众的痛恨,推行了消灭富农阶级的运动和残杀托洛茨基——布哈林分子的运动。

经验证明,在这样的运动中大多数人对政府的指示只是盲目服从,也有少数人是为运动摇旗呐喊、制造气氛的。其中有残忍成性、幸灾乐祸的糊涂虫,也有抱着个人目的和打算的,想要捞到别人的财物、住房和职务空缺。大多数人心里害怕大规模的残杀,然而他们尽量不露声色,不仅是对最亲近的人,而且对自己隐瞒真实的心情。一有煽动种族残杀的大会,这些人就坐满了会场。不论这样的大会开多少次,不论会场上有多少人,几乎没有什么人破坏一致默认的事。要是一个人面对被怀疑的疯狗,看到疯狗祈求的目光而没躲开,并且让疯狗住到自己和妻子儿女同住的家里去,这样的事就更少了。不过,这样的事总归还是有的。

二十世纪上半叶在历史上将占有特殊地位,因为它是伟大科学发明的时代,革命的时代,巨大的社会变革的时代和两次世界大战的时代。

但是,二十世纪上半叶将以普遍残杀各阶层犹太人的时代进入人类历史,而这一残杀运动还有种族和社会理论的根据。当代现实抱着不难理解的谨慎态度,对此讳莫如深,保持沉默。

在这个时期暴露出来的人类天性最惊人的一个特点就是顺从。有时候,前往行刑的地方要排很长的队,等待被杀的人就自动排队。有时候,等待受刑要从早晨等到深夜,在长长的炎热的一天中,已经知道这件事的母亲提前带着水和面包为儿子准备着。成千上万的无辜者感觉到自己快要被逮捕了,提前把衣服和手巾包好,提前和家里人告别。千百万人住在巨大的集中营里,这些集中营不仅是他们自己建造的,而且自己看守着。

不是一万、两万人,甚至也不是几千万人,而是无数的芸芸众生成为旁观者,看着顺从的无辜者被杀害。他们不只是顺从的旁观者,等到要他们做表决的时候,他们会众口一声地表示赞成大规模的屠杀。这种大量的人的顺从,是新发现的一种意外。

当然,也有反抗,也有人英勇、顽强,也有起义,也有自我牺牲。有的人为了挽救毫不相干的陌生人,献出了自己和家人的生命。可是,群众性的顺从总归是无可争辩的事实!

这种顺从说明什么呢?是不是说明在人的天性中忽然出现了新的特点?不是。这种顺从说明有一种新的可怕的力量对人的影响。极权社会的超级暴力,足以造成所有大陆上人类灵魂的麻痹。

甘心为法西斯效劳的人会把只能使人遭殃和灭亡的奴性称作唯一和真正的美德。出卖国家民族的人一面承认人类感情,一面说法西斯的种种暴行是最高形式的人道主义,赞成把人分为高雅的、体面的人和不高雅、不体面的人。自我保全的欲望,就表现在生存本能与良心的相互妥协。

一些影响遍及世界的思想所具有的麻醉力量,支持着生存的本能。这样一些思想号召:为了祖国的伟大前途,为了人类幸福,为了民族、阶级的幸福,为了人类的进步事业,为了达到伟大的目的,不惜任何牺牲,不惜采取任何手段。

除了一些伟大思想的麻醉力量,跟生存本能一同起作用的还有第三种力量,这就是对于强大国家机器不受限制的强权,对于已成为国家日常生活基础的残杀的恐惧。

极权国家的强权是如此巨大,以至于它不再是手段,而变成了神秘的宗教崇拜的对象。

要不然怎样解释一些有思想有知识的犹太人的说法呢?他们说,为了人类幸福必须杀尽犹太人,他们认识到这一点,愿意把自己的孩子领到屠杀点去,为了祖国的幸福,他们愿意作出牺牲,就像圣经上的亚伯拉罕那样。

要不然怎样解释一位农民出身的才智双全的诗人的作为?他怀着真挚的感情写了一首长诗,歌颂农民受苦受难的血腥时期,正是那个时期吞噬了他那忠厚、纯朴、干了一辈子庄稼活儿的父亲。

法西斯制服人的手段之一,就是使人完全地,或者近乎完全地丧失理性。人们不相信会被消灭。说来奇怪,已经站在坟坑边上,竟是那样乐观。在极不明智的,有时是不可告人的、可鄙的希望的基础上产生的顺从,也是见不得人的,有时甚至是可鄙的。

华沙起义、特雷布林卡集中营的起义、索比波尔集中营的起义、炉工们的暴动和起义,都是由于完全失去了希望。

但是,真实、彻底的绝望引起的不仅是起义和反抗,也能使一些人产生正常人不能理解的早作刀下鬼的渴望。有些人就为了走向血淋淋的埋人坑的先后而争吵,还能听到兴奋的、激昂的、几乎是狂喜的叫喊声:“犹太弟兄们,不要怕,没有什么可怕的,再有五分钟就行了!”

希望能产生顺从,失望也能产生顺从,因为同命运的人们的性格各不相同。

需要想想人们遭受的苦难和折磨,才能理解为什么有些人认为早点儿被杀是幸运的。很多人应该想想这一点,特别是那些喜欢教导人的人,他们常常教导人在艰难境况下应当怎样进行斗争,可惜这些说空话的导师都很幸运,想象不出那样的境况。

明白了人对于强权暴力的顺从,还必须做出最后的结论,这样的结论对于理解人、理解人的未来是有意义的。

人的天性会不会起变化,在极权暴力作用下会不会变异?人会不会失去生来就有的对自由的渴望?人的命运、极权国家的命运就在对这一问题的回答中。人如果改变了天性,国家独裁制必然会取得世界性的永久的胜利;人追求自由的愿望不改变,就是对极权国家宣判死刑……

人类渴望自由的天性是消灭不了的,可以压抑,但无法消灭。极权政治不能不使用暴力。如果离开暴力,极权政治就会完蛋。经常或者不断使用的超级暴力,露骨的或者经过伪装的超级暴力,是极权政治的基础。人不会自愿地放弃自由。我们时代的曙光、未来的曙光就在这一结论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