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喀山以后,柳德米拉就渐渐消痩,越来越像她学生时代照的相片。她上供应商店买东西,烧饭,生炉子,擦地板,洗衣服。她觉得秋天的日子太长,怎么也没办法打发过去。

从萨拉托夫回来的那一天,她就向家里人说了这次外出的情形,说了她想过自己有一些对不起家里人的地方,说了她去军医院的情形,又把包着儿子被炮弹片炸碎的血衣的小包打了开来。在她说这些事的时候,弗拉基米罗芙娜在重重地喘气,娜佳在哭,维克托的手发抖,他都无力端起桌上的茶杯。这时来看她的玛利亚的脸也变得煞白煞白的,嘴巴半张着,眼睛里也出现了痛苦的神情。只有柳德米拉平静地说着,两只发亮的蓝眼睛睁得大大的。她一向是个十分喜欢争论的人,现在她跟谁也不争论了。以前如果有人说怎样可以到车站去,柳德米拉就会又生气又着急地抬起杠来,说根本不是走那几条街,也不是坐那几路电车。有一次维克托问她:

“柳德米拉,每天夜里你是在和谁说话?”

她说:

“我不知道,也许是做梦。”

他再也没有问她,但是他对岳母说,柳德米拉几乎每夜都要打开箱子,把被子铺在角落里一张沙发上,心事重重地在小声说话。

“我有这样一种感觉:白天她跟我、跟娜佳、跟您在一起,似乎是在梦里;到夜里她说起话来就有了精神,就像战前一样,”他说,“我觉得她好像病了,渐渐变成另外一个人了。”

“我不知道,”亚历山德拉·弗拉基米罗芙娜说,“我们都在受苦。都一样,又各有不同。”

他们的谈话被敲门声打断。维克托站起身来。但柳德米拉在厨房里高声说:

“我去开。”

家里人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儿,但却发现,柳德米拉从萨拉托夫回来以后,每天都有好几次去翻信箱,看有没有信来。

每当有人来敲门,她都要急急忙忙去开门。

现在,又听到她急匆匆的、几乎是在跑的脚步声,维克托和岳母交换了一下眼色。他们听到柳德米拉很生气的声音:

“没有,今天什么也没有,你们别总来,两天前我已经给你们半公斤面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