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萨拉托夫迎接柳德米拉的是粗暴和冷酷。

她一踏上码头,就和一个身穿军大衣的醉汉相撞,醉汉打了一个趔趄之后,一把把她推开,又骂了一句脏话。

柳德米拉顺着石子铺砌的很陡的岸坡往上爬,爬了一会儿,停了下来,喘着粗气,回头看了看。那轮船在下面,在一个个灰色的码头货栈中间显得很白。轮船好像知道她在向它告别,发出低低的、断续的汽笛声,好像在说:“你走吧,走吧!”于是她走了。

在上电车的时候,一些年轻女子一声不响地拼命推挤老年人和病弱的人。有一个头戴红军帽的盲人,看样子是从军医院出来不久的,还不会摸索着单独行动,两只脚急急慌慌地倒换着,拿小棍儿在面前直捣。他像个孩子一样急切地抓住一个不怎么年轻的妇女的衣袖。那妇女把胳膊一抽,朝旁边跨了一步,钉了铁掌的靴底在石子路面上叮当响了两声。他还要去抓她的袖子,并且连忙解释说:

“请帮我上车,我是刚从军医院出来的。”

那妇女骂了一声,把瞎了眼的伤兵一推,那伤兵失去平衡,一屁股坐到马路上。

柳德米拉看了看那妇女的脸。

这种无人性的表情是从哪儿来的?来自什么?是来自她在童年经历过的一九二一年的饥荒?来自一九三〇年的大批大批的死亡?还是来自穷困艰难的生活?

那盲人愣了一会儿,然后一下子站起来,用鸟叫般的声音叫喊起来。他的帽子歪到了一边,无可奈何地摇晃着棍子,他那一双瞎眼,大概也清楚地看见了自己的窘境。

盲人拿棍子在空中敲打着,在这种乱摇乱打中,表达着他对冷酷的明眼人的世界的痛恨。人们推搡挨挤着往车上爬,他站在那里又哭又叫。柳德米拉怀着希望和挚爱,把他们联结为一个辛劳、贫穷、善良和痛苦的大家庭的这些人,就好像商量好了似的,坚决不做人道的事情。他们似乎商量好了要推翻一种说法,这种说法就是:穿油污衣裳、在劳动中弄黑了手的人,心肠必定是善良的。

柳德米拉的心触到一种令人难受的、黑沉沉的东西,就好像来到俄罗斯那数千里的贫瘠土地上,感到寒冷与黑暗,这是置身现实生活的冻土带时的无可奈何。

柳德米拉问女售票员,应该在哪儿下车。女售票员冷冷地说:

“我已经说过了。你聋了吗?”

有些乘客站在电车通道上。问他们是不是要下车,他们也不回答,像石头一样,动也不动。

过去柳德米拉曾经上过萨拉托夫女子中学初级预备班。冬天的早晨,她坐在饭桌旁,悠荡着两条腿,喝着茶,她心爱的父亲给她往热烘烘的白面包上抹奶油,灯光映照在茶炊圆圆的肚子上。她不愿意离开父亲温暖的手,不愿丢下热烘烘的面包,不愿离开热气腾腾的茶炊。似乎那时在这座城市里没有寒风,没有饥饿,没有自杀的人,医院里没有奄奄一息的孩子,只有温暖,温暖,温暖。

她的大姐索菲亚死于喉炎,就葬在这里的坟地。妈妈给大姐取名索菲亚,为的是纪念因为谋刺沙皇而被处死的女革命家索菲亚·里沃菲娜·佩罗夫斯卡娅。爷爷好像也葬在这里的坟地。

她来到一座三层的学校大楼跟前,这就是托里亚所在的军医院。

门口没有岗哨。她觉得这是好兆头。她感觉到医院里的空气,气味是那样浓重,就连冻得要死的人也不会喜欢这里的温暖,宁愿离开这里再上寒冷的地方去。她从厕所旁边走过,门口还挂着过去的牌子:“男生厕所”、“女生厕所”。她经过走廊,厨房里的气味朝她扑来。她又往前走,透过蒙了一层水汽的玻璃看到院子里堆着不少长方形的棺材。她又像在家里拿着未打开的信那时候一样,心想:“天啊,万一已经死了呢。”可是她放大了步子又朝前走去,走上灰灰的地毯,从一个个床头小柜和她所熟悉的天门冬和蓬莱蕉中间穿过,来到一个门口,门口挂着“四年级”的牌子,并排挂着手写的牌子:“病历室。”

柳德米拉抓住门把手。阳光穿过乌云,射在窗户上,四周一下子都亮了。过了几分钟,爱说话的管理员一面在被阳光照得亮闪闪的长匣子里翻着病历卡,一面对她说:

“噢,噢,就是说,沙波什尼科夫,阿……哦……阿纳托里·维……噢……您很幸运,没有碰到我们的警卫长。不脱大衣,他要是看见了,够您受的……噢,噢……就是说,沙波什尼科夫……就是,就是,就是他,中尉,不错。”

柳德米拉看着他的手从长长的胶合板匣子里抽出卡片,她似乎站到了上帝面前,等候上帝告诉她是死是活,可是她一时之间呆住了,弄不清她的儿子是死了还是活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