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里,格特马诺夫穿了军装,坐在写字台边写信。妻子穿着睡衣坐在他旁边,注视着他的手的移动。他把信折叠起来,说:
“这是给区卫生局长的,如果你需要专门治疗,需要出外就诊,可以找他。具体手续由弟弟给你办,局长只是开介绍信。”
“领取限额物品委托书你写了吗?”妻子问道。
“这用不着,”他说,“你可以打电话找州委办公室主任,最好找普济琴柯本人,他会给办的。”
他把写好的一叠信、委托书、便条检查了一遍,说:
“好,该写的好像都写了。”
他们沉默了一会儿。
“亲爱的,我真为你担心呀,”妻子说,“你这是去打仗。”
他站起来,随口说:
“你自己多保重,把孩子们照应好。白兰地放到提箱里了吗?”
她说:
“放进去啦,放进去啦。你可记得,两年前也像这样,你天不亮就给我写了不少委托信,然后飞到基斯洛沃斯克去了?”
“现在基斯洛沃斯克被德国人占了。”他说。
格特马诺夫在房里踱了一会儿,听了听,说:
“孩子们睡了吗?”
“当然,都睡了。”加林娜说。
他们朝孩子们的房间走去。奇怪的是,这两具又胖又重的身躯在幽暗中挪动起来一点声息也没有。沉睡的孩子们的头在雪白的枕头上显得格外黑。格特马诺夫细心地倾听孩子们的呼吸声。
他用手按住胸口,免得剧烈的心跳声惊醒孩子们。在这幽暗之中,他感到有一股强大而剧烈的感情,犹如利剑穿心,挂念孩子们的将来,按捺不住感伤、焦虑和怜惜。他非常想抱起儿子,抱起两个女儿,吻吻他们睡眼惺忪的脸蛋儿。他感到他的柔情是不能自制的,对儿女的怜爱是压抑不住的,这时候他心慌意乱,站在那里,尴尬,迷惘,浑身无力。
想到他即将担任的新职务,他并不害怕,也不担心。他常常改变工作,很容易找到正确的路线,正确路线也就是总路线。他知道,他在坦克军里也可以奉行这条路线。
可是,在这里,怎么能把钢铁的严厉、坚定,跟毫无规律可循的儿女情统一起来呢?
他回头看了看妻子。她站在那儿,像乡下人那样用手托着腮。她的脸在幽暗中好像瘦了,变年轻了。他们婚后第一次到海滨去,住在海边的“乌克兰疗养院”,那时候她就是这个样子。
小轿车喇叭在窗外轻轻地响了一声,这是州党委的汽车来了。格特马诺夫又转身朝着孩子们,摊开两条手臂,这一动作表示:虽然感情炽烈,但也无可奈何了。
在走廊里,他说过嘱告的话,吻别妻子之后,穿起短皮袄,戴好皮帽,站在那里,等着司机把皮箱拎出来。
“好啦。”他说着,忽然从头上摘下皮帽,走到妻子跟前,把她抱住。在这又一次、最后一次吻别中,就在外面潮湿的冷空气从半开的大门冲进来,同家里的热气混合的时候,就在毛烘烘的熟皮袄毛皮挨到香喷喷的绸睡衣的时候,他们都感觉到,他们那似乎成为一体的生活忽然分开了。他们的心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