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克兰敌占区一个州的州党委书记杰敏季·特里福诺维奇·格特马诺夫被任命为坦克军的政委,这个坦克军是在乌拉尔组建的。格特马诺夫在赴任之前,乘飞机飞往乌法,他的家小疏散在那里。同志们和乌法的工作人员都十分关怀他的家小:生活和居住条件都不坏。格特马诺夫的妻子加林娜·捷连季耶芙娜在战前因为新陈代谢不好,特别肥胖,在疏散期间还是没有瘦下来,甚至又多少胖了一些。两个女儿和一个还没有上学的儿子显得非常健康。
格特马诺夫在乌法过了五天。临走前亲友们来送别:有他的小舅子尼古拉·捷连季耶维奇,乌克兰人民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有他的老同志、基辅人马舒克,保安机关干部;有他的连襟萨盖塔克,乌克兰中央宣传部的负责干部。
萨盖塔克来时已经十点多钟,这时候孩子们已经睡了,大家说话的声音很小。格特马诺夫说:
“同志们,咱们要不要喝点儿莫斯科酒?”
格特马诺夫身上的部件都是很大的:斑白蓬松的大脑袋,额头十分宽阔,鼻子又肥又厚,手大,指头粗,肩膀宽厚,脖子粗壮。但是他作为各个粗大部件的组合体,个头儿却不大。而且奇怪的是,在他那张大脸上,特别吸引人和令人难忘的是那一双小小的眼睛:窄窄的,勉勉强强从肥厚的眼皮底下露出来。眼睛的颜色不很分明,很难断定主要是灰色还是蓝色。但是那眼睛极其敏锐、灵活,有很强的洞察力。
加林娜·捷连季耶芙娜轻快地站起她那沉重的身子,从房间里走了出来,于是男子们静了下来;不论在农舍里还是在城里的聚会,即将上酒的时候常常是这样的。一会儿加林娜就端着托盘回来了。她那一双肥胖的手居然能在短短的几分钟里打开那么多的罐头,弄来那么多餐具,使人感到奇怪。
马舒克打量了一下挂着乌克兰花布壁毯的墙壁,看了看宽大的沙发床、一瓶瓶好酒和罐头,说:
“加林娜·捷连季耶芙娜,我还记得你们家这张沙发床,你们能把这床运出来,真有两下子,可见你们有一定的组织才能。”
“你别忘了,”格特马诺夫说,“疏散的时候,我不在家。全是她一个人!”
“诸位,总不能把这沙发床留给德国人,”加林娜·捷连季耶芙娜说,“杰敏季已经完全习惯了这张沙发,从州委会一回到家,就在这上面看材料。”
“哪儿是看材料?是睡觉!”萨盖塔克说。她又到厨房里去了,马舒克故弄玄虚地小声对格特马诺夫说:
“噢嘿,我可以想象,咱们的杰敏季·特里福诺维奇将认识一位女医生,一位军医。”
“是的,会把你照顾得好好的。”萨盖塔克说。
格特马诺夫把手一摆,说:
“算啦,你们怎么搞的,我是个病人。”
“当然不是,”马舒克说,“是谁在基斯洛沃斯克夜里三点钟才回房?”
几位客人哈哈大笑起来,格特马诺夫随便然而使劲地盯了内弟一眼。
加林娜走进来,环视了一下正在笑的男子们,说:
“我刚一出门,你们就不知想什么鬼花样欺负起我的可怜的杰敏季来啦。”
格特马诺夫就往酒杯里斟酒,大家都聚精会神地吃起小菜。
格特马诺夫望了望挂在墙上的斯大林像,举起酒杯说:
“来吧,同志们,为咱们的父亲干第一杯,咱们祝他永远健康!”
他说这话是用同志式的、有点儿随便的语调。语调所以这样随便,是因为斯大林的伟大是众所周知的,但是围坐在桌旁的几个人为他祝酒,首先是因为爱戴他这样一个朴实、谦逊和关心下属的人。画像上的斯大林眯缝着眼睛,打量着满桌的酒菜和加林娜那丰满的胸脯,似乎在说:“好,同志们,我把烟斗点着,坐到你们跟前来。”
“一点不错,愿我们的父亲永远健康!”女主人的弟弟尼古拉·捷连季耶维奇说。“我们没有斯大林怎么行?”
他把酒杯端到嘴边,转头看了看萨盖塔克,看他是不是说点儿什么。但是萨盖塔克看了看画像(好像在说:“父亲呀,还有什么好说的?你什么都知道嘛。”),就把酒喝干了。大家都把杯干了。
杰敏季·特里福诺维奇·格特马诺夫是沃罗涅日州的里夫内那个地方的人,但是他多年在乌克兰做党的工作,长期跟乌克兰同志共事。和加林娜结婚之后,他在基辅的关系更巩固了,因为她有许多亲戚在乌克兰的党政机关中担任要职。
格特马诺夫一生的经历说起来相当简单。他没有参加过国内战争,宪兵没有追捕过他,沙皇的法庭从不曾把他发配到西伯利亚。他在会议和党代会上作报告通常都是念发言稿。他念得很好,通顺流畅,而且富于表情,虽然稿子不是他自己写的。当然,念发言稿很容易,因为都是用大号铅字印的,间距很大,而且斯大林的名字都是用特制的红色铅字印出的。他当初是一个精明能干、循规蹈距的小伙子,本想进工学院,但是却被调到保安机关工作,并且很快就成为区委书记的贴身警卫员。后来他受到赏识,被送到党校学习,然后分配到党的机关工作,先是在区委组织部,后来又到中央委员会的人事局。过了一年,他就成为领导干部处的指导员。一九三七年以后,他很快就做了州党委书记,就是说,成了一州之主。
他说一句话,就可以决定大学教研室主任、工程师、银行经理、工会主席、农民集体经济、剧院演出的命运。
党的信任!格特马诺夫很懂得这几个字的伟大意义。党是信任他的!他这一生尽管没有成就伟大的著作、显赫的发明、辉煌的胜仗,但他付出了巨大的、目标明确、坚持不懈的劳动,而且是如履薄冰、常常不能安眠的劳动。这种劳动的最重要和最高意义就在于,劳动是根据党的需要,是为了党的利益。对于这种劳动的最重要和最高的奖赏只有一种,那就是党的信任。
在任何情况下,不论是处理幼儿园孩子们的问题,改组大学里的生物学教研室,还是处理生产塑料品的车间占用图书馆地盘的问题,他的决定都必须符合党性精神和党的利益。领导者对一件事、一本书、一部电影的态度都必须符合党性精神,因此,不论多么困难,在党的利益与个人喜好出现矛盾的时候,他都要毫不动摇地抛弃他做惯了的事情,抛弃他十分喜欢的书。但是格特马诺夫知道,还有更高水平的党性,其实质就是:这个人根本就没有与党性精神相矛盾的爱好与志趣;对于一个党的领导者来说,一切可爱的东西与可贵的东西之所以可爱可贵,就因为它代表党性精神。
有时格特马诺夫为了符合党性精神而作出的牺牲,是很残忍、很严酷的。一旦事关党性,就应该不讲个人感情,不动恻隐之心;长辈恩师,乡里乡亲,都不必顾及。在这种情况下,不必因为一些词儿,如“背信弃义”、“不够朋友”、“害人”、“出卖”等等而感到不安。但是,党性精神一旦到了炉火纯青的程度,就不需要牺牲了。因为一切个人感情,如爱情、友谊、同乡情谊,只要与党性精神相背,就很自然地不再存在。
党所信任的人做的劳动是默默无闻的。但这种劳动是巨大的,需要毫无保留、毫不吝啬地花费心思和精力。党的领导者不需要有科学家的才能,也不需要有作家的天赋。领导者的权力高于科学家的才能和作家的天赋。成百上千具有研究才能、歌唱才能、写作才能的人都要如饥似渴地听取格特马诺夫的指示和决定,虽然格特马诺夫不仅不会唱歌,不会弹琴,不会演戏,而且也不能鉴赏和深刻理解学术著作和诗歌、音乐、绘画作品。他的话所以具有决定性的力量,就在于党委托他代表党在文化艺术方面的利益。
一个人民的代言人和思想家,也未必拥有一个州党委书记这样多的权力。
格特马诺夫认为,“党的信任”这一概念的最深刻的实质就表现在斯大林的意见、感情和态度中。党的路线的实质,也在于斯大林对于自己的战友,对于人民委员和元帅们是否信任。
几位来客谈的主要是格特马诺夫即将担任的新的军事职务。他们知道,格特马诺夫有希望得到更重要的任命。在党内有他这样地位的人,一旦转到军事岗位,大都会成为集团军军委委员,有的甚至会成为方面军军委委员。
格特马诺夫被任命为军政委后,曾经感到不安和懊丧,还通过担任中央组织部委员的一个朋友打听,上面是不是有对他不满意的地方。结果,没有任何值得担心的事。
于是格特马诺夫为了自我安慰,开始从好的方面设想这一任命:是坦克部队决定战争的命运,坦克部队都是在主攻方向进攻。派往坦克军的不是随便什么人;宁可把有的人派往不太重要的地段,到无足轻重的集团军里去任军委委员,也不能派到坦克军里去。这说明了党对他的信任。不过他还是有些不安:要是穿上军装,对着镜子说:“集团军军委委员、旅级政工干部格特马诺夫。”那他是会挺高兴的。
不知为什么,坦克军那位上校军长最使他恼火。他还从来没见过这位诺维科夫上校,但是他所知道和打听到的有关诺维科夫的一切,他都不喜欢。
同桌共饮的几位亲戚很理解他的心情,谈他的新任命,谈的都是使他高兴的方面。萨盖塔克说,坦克军极有可能被派往斯大林格勒,斯大林格勒的方面军司令叶廖缅科将军,内战时期还在骑兵第一集团军的时候,斯大林同志就认识他了,斯大林同志常常通过高频电话同他谈话,每次他去莫斯科,斯大林同志都要接见他。不久前这位司令员到过莫斯科郊外斯大林同志的别墅,斯大林同志跟他谈了有两个钟头。在斯大林同志这样信任的人麾下作战,真是好极了。
后来又说,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 [20] 同志常常提到格特马诺夫在乌克兰的工作,如果格特马诺夫到赫鲁晓夫同志担任军委委员的方面军去,那就更好啦。
“斯大林同志派赫鲁晓夫同志上斯大林格勒前线来,不是随便派的,这是举足轻重的战线,不派他又派谁呀?”马舒克说。
加林娜慷慨激昂地说:
“怎么,斯大林同志派我家杰敏季到坦克军里去,就是随便派的吗?”
“算了吧,”格特马诺夫很直率地说,“我到军里去,就好比把州委第一书记调为区委书记。没什么可高兴的。”
“不是的,不是的,”萨盖塔克很严肃地说,“这一任命表现了党的信任。这区委,不是一般的农村的区委,而是马格尼托戈尔斯克区委,第聂伯罗捷尔任斯基区委。军不是一般的军,是坦克军!”
马舒克说,格特马诺夫将去担任政委的那个坦克军的军长,是不久前才任命的,以前没指挥过大部队。这是不久前到乌法来的一位前线特工处的工作人员告诉他的。
“他还对我说了一些话呢。”马舒克说。但他却不接着说下去,只是说:“不过,还用得着对您说吗,杰敏季·特里福诺维奇,您是非常了解他的,也许比他自己更了解呢。”
格特马诺夫把敏锐、精明、本来就细小的眼睛眯得更细了,肉嘟嘟的鼻孔翕动了两下,说:
“就算更了解吧。”
马舒克脸上闪过几乎觉察不出的冷笑,但桌上的人都发觉了。说来奇怪,虽然马舒克是格特马诺夫家的近亲和自家人,而且在亲戚圈子里是个谦逊、喜欢说笑的人,可是格特马诺夫夫妇听着他那柔和而委婉的声音,望着他那黑黑的、神情悠闲的眼睛和苍白的长脸,总感到有点儿紧张。格特马诺夫自己也感觉到这一点,却不觉得奇怪,他明白,马舒克是有来头的,有时连格特马诺夫都不知道的事情,马舒克却知道。
“这人怎么样?”萨盖塔克问道。
格特马诺夫用居高临下的语气回答说:
“噢,是这样的,是战争时期露头角的人,战前没什么突出的表现。”
“担任过重要职务吗?”马舒克笑着问道。
“算啦,什么重要职务,”格特马诺夫把手一挥,“不过,这人是有本事的,据说是一名很好的坦克手。军参谋长是涅乌多布诺夫将军。我跟他在十八次党代表大会上见过面。是一个精明强干的人。”
马舒克说:
“是伊拉里翁·英诺肯季耶维奇·涅乌多布诺夫吗?那不用说,先前我在他那儿工作过,后来命运把我们分开了。战前我还跟他在拉夫连季·帕甫洛维奇 [21] 的会客室里见过一面。”
“分开是分开了,”萨盖塔克笑着说,“你要辩证地对待,要看到同一性和统一性,而不是对立性。”
马舒克说:
“战争时期一切事情都很奇怪:一名上校干起军长,涅乌多布诺夫将军却成了他的下属!”
“没有作战经验,只好屈就了。”格特马诺夫说。
马舒克还是不服,说:
“笑话,涅乌多布诺夫吗,单是他的威望就够啦!他是革命前的老党员,有丰富的军事工作和国务工作的经验!有一个时期大家都推测他将担任部委委员呢。”
其余的客人也都支持他的意见。
他们对格特马诺夫的同情,这会儿用为涅乌多布诺夫抱不平的方式来表示,是非常合适的。
“是啊,战争把一切都搞乱了套啦,还是快点儿结束吧。”女主人的弟弟说。
格特马诺夫把张开手指的手掌朝萨盖塔克伸了伸,说:
“您认识莫斯科那个克雷莫夫吧?他在基辅,在中央演讲团做过国际形势报告。”
“是在战争开始前不久来的吗?那个过激分子?当年在共产国际工作过的那个人?”
“是的,就是他。我那位军长就准备跟克雷莫夫原来的妻子结婚。”
大家听到这个消息,不知为什么都感到非常好笑,虽然谁也不认识克雷莫夫原来的妻子,也不认识准备跟她结婚的军长。
马舒克说:
“噢,怪不得都说老兄神通广大。连结婚的事都知道啦。”
“可以说,精细人有精细人的本事。”尼古拉·捷连季耶维奇随口说。
“那当然……最高统帅部是不会赏识马大哈的。”
“是啊,咱们的格特马诺夫可不是马大哈。”萨盖塔克随口说。
马舒克就好像一下子来到自己的办公室里,用谈日常事务的严肃语气说:
“这个克雷莫夫过去也到过基辅,我还记得他,是个政治面貌不清的人。很久以前就跟右翼分子和托洛茨基分子有牵连。恐怕还没有完全搞清楚……”
他说得直接而又坦率,就好像针织厂厂长谈自己的工作或者技术学校教师讲课时那样。不过,大家都知道,他这种直爽只是表象,其实他比谁都知道什么事情能说,什么事情不能说。格特马诺夫是一个常会以自己的大胆、干脆和坦诚的言谈惊倒四座的人,可他很清楚,在兴高采烈看似随性的表象下面,隐藏着没有说出的深层的东西。
通常比别的客人更忙碌、更操心、更严肃的萨盖塔克,不希望轻松气氛遭到破坏,就用快活的语调对格特马诺夫说:
“因为他不怎么可靠,就连老婆都不跟他了。”
“如果因为那样,倒是好呢,”格特马诺夫说,“我听说,我们那位军长要娶的完全是一个乖僻的女人。”
“算啦,你真是瞎操心,”加林娜说,“最要紧的是,夫妻要有爱情。”
“爱情当然是重要的,这是大家都知道,都不会忘记的,”格特马诺夫说,“不过,此外还有些东西,可惜有些苏联人忘记了。”
“这话对,”马舒克说,“不论什么,咱们都不应该忘记。”
“正因为忘记了,于是感到惊讶不解,为什么党中央不批准,为什么这样,为什么不这样。自己不珍视党的信任。”
忽然加林娜惊讶不解地拉长声音说:
“听你们谈话都感到奇怪,就好像根本没有战争,你们关心的只是那位军长要娶的是什么人,他的未来妻子原来的丈夫是谁。杰敏季,你这是准备去跟谁打仗?”
她用嘲笑的目光朝男子们看了看,她那美丽的棕色眼睛都有点儿像丈夫的小眼睛了——大概是那股锐利的神气有点儿像。萨盖塔克用忧伤的口吻说:
“怎么会忘记战争啊……从每一座农舍到克里姆林宫,到处都有我们的兄弟和孩子奔赴战场。战争,是伟大的战争,是保家卫国的战争。”
“斯大林同志的儿子瓦西里是战斗机飞行员,还有米高扬同志的儿子也在空军里作战;我听说,贝利亚同志的儿子也在前线,只是不知道在哪一兵种。伏龙芝的儿子是一名中尉,好像是在步兵里……还有,伊巴露丽的儿子牺牲在斯大林格勒城下。”
“斯大林同志有两个儿子在前方,”女主人的弟弟说,“另一个儿子叫雅可夫,是炮兵指挥员。确切地说,他是第一个儿子,瓦西里是小儿子,雅可夫是大儿子。小伙子很不幸,被俘了。”
他忽然觉得他触及了许多年长的同志认为犯禁的东西,就不再说了。
尼古拉·捷连季耶维奇想打破沉默局面,用直率和无所顾忌的口吻说:
“顺便说说,德国人还散发彻头彻尾伪造事实的传单呢,说斯大林的儿子雅可夫主动向他们提交了口供。”
但是他周围的气氛更沉闷了。他谈的事情,不论开玩笑还是当真,都不应该提及,是应该回避的。谁要是听到有关斯大林跟妻子的关系的传闻表示气愤,那么,这位好心好意的谣言驳斥者所犯的罪过,决不比谣言传播者小,因为谈这类事情就是不容许的。
格特马诺夫忽然转过脸朝着妻子,说:
“这种事儿我是不操心的,因为情况由斯大林同志掌握着,而且掌握得牢牢的,就让德国人瞎折腾好啦。”
尼古拉·捷连季耶维奇用负罪的目光接住格特马诺夫的目光。
不过,自然,这不是一些好斗的人坐到桌上来了;他们聚会,也不会因为偶然出现的尴尬局面而闹出大乱子。
萨盖塔克用和善而友好的语调说了两句,在格特马诺夫面前帮尼古拉·捷连季耶维奇打圆场:
“这话是对的,不过我们总是担心,不希望在自己的地段上出什么纰漏。”
“还有,不希望胡说八道。”格特马诺夫补充说。
他几乎直截了当地责备起来,而不是缄默不语,这说明他原谅了尼古拉·捷连季耶维奇,于是萨盖塔克和马舒克都点了点头,表示赞同。
尼古拉·捷连季耶维奇知道,这件微不足道的错事很快会被忘记的,但不会忘得十分彻底。将来一旦谈起干部情况,谈起提拔,谈起特别重要的任命,在提到尼古拉·捷连季耶维奇的名字时,格特马诺夫、马舒克、萨盖塔克都会点头的,点头是点头,但在审干人员一再查问时,会微微笑一笑,说:“也许,多少有点儿轻率。”并且用小指头尖儿表示这一点点儿。
大家心里都明白,有关雅可夫的事不会都是德国人胡编乱造的。但正因为如此,决不能涉及这个话题。
萨盖塔克特别清楚这方面的情形。他在报社工作多年,先是掌管新闻报导科,随后掌管农业科,后来又干了两年某加盟共和国报纸的总编。他认为,他的报纸的主要任务是教育读者,而不是不加分析地发布关于各种各样、常常带有偶然性的事件的乱七八糟的消息。如果总编萨盖塔克认为应当避开某一事件,认为不应当报道严重的歉收、思想不縀¯的作品、内容不健康的影片、牲畜瘟疫、地震、战列舰沉没,认为不应当看到一下子夺走成千上万人生命的海洋巨浪的力量,不应当看到煤矿的大火,那么,这些事件对于他来说就没有任何意义了,他觉得,这些事件就不应耗费读者、记者和作家的精力。有时他需要用特别的方式解释现实中这样或那样的事件,这种解释往往异常大胆、异常奇特,跟平常的观念大相径庭。他觉得,他这位总编的力量、经验、本事就在于他能够使读者接受必要的、可以达到教育目的的观点。
在大规模推行集体化时期,曾经出现极端的冒进现象。在斯大林的文章《胜利冲昏头脑》发表之前,萨盖塔克曾写文章说,在大规模开展集体化时期发生饥饿现象,是由于富农蓄意埋藏粮食,不吃粮食,因而浑身浮肿,整村整村的富农连同小孩、老头子、老奶奶蓄意死亡,是给国家抹黑。
并且接着刊登一批材料,报道集体农庄托儿所里的孩子天天喝鸡汤,吃甜饼和米粉肉饼。可是孩子们还是瘦了,浮肿了。
战争开始了,这是俄罗斯立国千余年来最残酷、最可怕的一次战争。在战争的头几个星期和头几个月里,在经受特别残酷考验的时期,战争毁灭性的火焰照亮了种种事件的真实、可悲的进程,战争决定着一切的命运,甚至党的命运。这一灾难性的时期过去了。于是剧作家考涅楚克立即就在自己的剧本《前线》中解释说,战争的失败是由于愚蠢的将军们不能执行最高统帅部的指示,最高统帅部是永远不会错的。
这天晚上,注定了不是尼古拉·捷连季耶维奇一个人经历不愉快的时刻。马舒克在翻看一本皮封面的大纪念册,在一页页硬纸上贴着不少照片。他忽然带着紧张的表情扬起眉毛,大家不由得探过身来看。这是格特马诺夫战前在自己的州委办公室里拍的照片,他坐在宽阔的办公桌边,穿着半军服式样的制服上衣,他的上方悬挂着斯大林肖像,肖像非常大,只有州委书记办公室里才能有这样大的领袖像。肖像上的斯大林的脸被红蓝铅笔涂得乱七八糟,下巴上添了深蓝色的小胡子,两个耳朵上还挂着淡蓝色的耳环。
“这孩子真胡闹!”格特马诺夫惊叫起来,像女人一样把两手一拍。
加林娜·捷连季耶芙娜十分慌乱,环视着客人们,一再地说:
“要知道,你们要知道,昨天这孩子在临睡前还说:‘我爱斯大林伯伯,跟爱我爸爸一样。’”
“这是小孩子淘气。”萨盖塔克说。
“不,这不是淘气,这是故意捣蛋。”格特马诺夫叹口气说。他用询问的目光看了看马舒克。他们两个人此刻都想起同一件事:他们的一位同乡的侄子,是个工学院的学生,在学校用汽枪射击斯大林肖像。
他们知道,那个愣头愣脑的学生是瞎胡闹,没有什么政治用心。那位同乡是农机站站长,是个好人,他请求格特马诺夫挽救他的侄子。格特马诺夫在开过州党委常委会议以后,跟马舒克谈起此事。马舒克说:
“杰敏季·特里福诺维奇,我们又不是小孩子,他是有心还是无心,这没有什么意义……可是如果我把这件事情了结了,也许明天就有人上报到莫斯科,告到贝利亚同志那儿去,说马舒克纵容姑息枪击伟大领袖斯大林肖像的分子。今天我在这办公室里,明天我就成了集中营里的灰土。您愿意承担责任吗?也会有人说您:今天射击肖像,明年射击的就不是肖像了,可是为什么格特马诺夫要同情这个小伙子,他为什么赞成这样的行动呀?怎么样?您敢承担吗?”
过了一两个月,格特马诺夫问马舒克:
“那个射击肖像的学生怎么样啦?”
马舒克用平静的目光望着他,回答说:
“不值得问啦,原来是个坏蛋,富农的孽子,他在法庭上承认啦。”
于是现在格特马诺夫用询问的目光望着马舒克,又说了一遍:
“不,这不是淘气。”
“算啦,”马舒克说,“这孩子才五岁,还是应该考虑年龄的。”
萨盖塔克说话的口气十分恳切,大家都感觉出他话里的热诚:
“说实在的,我没办法对孩子们讲原则性……应该是应该,可是于心不忍。我望着孩子们,就希望他们都好好儿的……”
大家都用赞同的目光看了看萨盖塔克。他是一个很不幸的父亲。他的大儿子维塔利在上九年级的时候,就过起花天酒地的日子,有一次因为在饭店里参加流氓活动被警察拘留,父亲只好打电话给内务部副人民委员,了结这件丑事。参加那次流氓活动的有将军和院士等名人的儿子,还有一位作家的女儿和农业部人民委员的女儿。战争时期,萨盖塔克的儿子想以志愿兵身份参军,于是父亲安排他进了两年制的炮兵学校。维塔利因为不守纪律被学校开除,并且有可能随着增补连队被送往前方。
现在维塔利在迫击炮学校学习已经有一个月了,什么事也没有发生,父亲和母亲都很高兴,并且觉得有希望了,但他们总还是有些担心。
萨盖塔克的二儿子叫伊戈尔,两岁的时候害了小儿麻痹症,就变成了残疾人。一双又干又细的腿不能走路,只有靠拐杖活动。伊戈尔不能到学校去上学,老师们就到家里来教他,他学习很用心,很勤奋。
萨盖塔克夫妇为了伊戈尔的残疾,不仅在乌克兰,而且在莫斯科,在列宁格勒,在托木斯克求遍了神经科名医。凡是国外有关的新药,萨盖塔克都通过商务代办或驻外使馆弄了来。他知道,他可能因为过分溺爱孩子受到责备。但他同时也知道,他的罪过并不是死罪。因为他看到一些州的领导干部都有很强的父子感情,也就认为新派人都是特别钟爱自己孩子的了。他知道,他为伊戈尔用飞机从敖德萨请来巫婆,通过快传邮路把远东一个老神汉的草药弄到基辅来,也都不算什么。
“我们的领袖们都是一些特殊人物,”萨盖塔克说,“我就不说斯大林同志了,他没有什么可说的,就连他的亲密战友们也都是这样……他们在这个向题上也总是把党摆在父子感情之上。”
“是的,他们都明白:不是对每个人都提出这样的要求。”格特马诺夫说,并且不指名地说了一位党中央书记严肃对待自己犯错误的儿子的事。谈话气氛忽然一变,大家亲切而随便地谈起儿女们。似乎他们的精神力量的强弱,他们能不能幸福欢乐,都取决于儿女们的脸蛋儿红与不红,儿女们是否从学校里带回好分数,是否能顺利地升级。
加林娜谈起自己的女儿:
“斯维特兰娜在四岁以前身体很不好,老是肠炎,肠炎,折腾得很瘦弱。只有一种偏方能治:吃研碎的新鲜苹果。”
格特马诺夫说:
“今天她在去上学之前对我说:‘班上同学管我和卓娅叫将军女儿。’卓娅却不在乎,笑着说:‘有什么了不起的,将军女儿是很大的光荣!我们班上的元帅女儿才真神气!’”
“你们瞧,”萨盖塔克快活地说,“他们还不满足呢。伊戈尔前几天对我说……第三书记,没什么了不起。有什么好神气的?”
米柯拉本来也可以谈谈自己的孩子的许多好笑和愉快的事,但是他知道,在萨盖塔克谈儿子的机灵和格特马诺夫谈女儿的机灵的时候,他就不应该谈自己孩子的机灵了。
马舒克若有所思地说:
“过去在农村里我们的爹跟孩子们是很随便的。”
“他们总归也是喜欢孩子的。”女主人的弟弟说。
“喜欢当然喜欢,不过也常常打孩子,我挨打挨得厉害,”格特马诺夫说,“我还记得一九一五年我去世的父亲出发去打仗时的情形。他很不简单,干到士官,得过两枚乔治勋章。妈妈为他收拾行装,把包脚布和绒衣装到背包里,又装上煮熟的鸡蛋、面包,我和妹妹躺在床上,看着父亲在黎明时候最后一次在饭桌边坐了一阵子。他给过道里的水缸里挑满了水,劈了不少木柴。妈妈后来常常提起这些事。”
他看了看手表,说:
“噢呀……”
“就是说,明天要走啦?”萨盖塔克说着,站起身来。
“七点钟的飞机。”
“从民航机场走吗?”马舒克问道。
格特马诺夫点了点头。
“这样好些,”尼古拉·捷连季耶维奇说着,也站起身来,“要不然到军用机场有十五公里呢。”
“既然去当兵,这都算不了什么。”格特马诺夫说。
他们开始告别,又嚷嚷起来,笑起来,还互相拥抱了一阵子,等到客人们穿起大衣,戴上皮帽,来到走廊里,格特马诺夫说:
“当兵的人什么都能习惯,当兵的人可以用烟暖和身子,用锥子刮脸。可是跟孩子们分离,就是当兵的也不能习惯。”
从他的声音,从他脸上的表情,从要走的客人们望着他的那种神情可以看出来,这已经不是说笑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