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的早晨,别廖兹金少校醒来,想了想妻子和女儿,又想了想大口径的机枪,听到他到斯大林格勒一个月来已经习惯了的轰隆声,便把士兵格鲁什科夫唤来,叫他打洗脸水。

“这水是凉的,照您以往的命令。”格鲁什科夫微笑着说。他想起别廖兹金每天早晨洗脸时的快活表情。

“老婆和女儿在乌拉尔,恐怕已经下雪了,”别廖兹金说,“她们也不给我来信,唉……”

“少校同志,会来信的。”格鲁什科夫说。

趁别廖兹金洗脸、穿衣的时候,格鲁什科夫向他汇报了这天早晨发生的一些事。

“一挺大口径机枪朝食堂扫射,把管理员打死了;二营副参谋长一出门,肩膀就被弹片打伤;工兵营弟兄们捞了不少被炸弹震昏的鲈鱼,有五公斤,我去看过;他们把鱼送给了营政委莫夫绍维奇大尉。政委同志来过,对我说,等您醒了,打个电话给他。”

“知道了。”别廖兹金说。他喝了一杯茶,吃了点牛腿肉冻,打了个电话给政委和参谋长,说要到各营里去看看,穿起军装,便朝门外走去。

格鲁什科夫把毛巾抖了抖,挂到钉子上,摸摸腰上的手榴弹,拍了拍衣兜,看烟荷包在不在,摘下挂在角落里的自动步枪,便跟着团长往外走。

别廖兹金从昏暗的掩蔽所里走出来,一遇到明亮的光线不由得眯起眼睛。一个月来已经很熟悉的情景又呈现在他的面前:一摊摊翻起的黄土,褐色的斜坡上到处是油污的帆布,帆布遮盖着一个个士兵的土室,土灶的烟囱里冒着一缕缕炊烟。上方是一座座掀去了房顶的黑黑的工厂厂房。

左边,离伏尔加河比较近的地方,是“红十月工厂”的高耸的烟囱,还有一些货车车厢拥挤在歪倒的机车旁边,就像一群发了呆的羊围着被打死的头羊。再远处是像宽花边似的已无人烟的城市废墟,秋日的天空化为无数个蔚蓝色的斑点,从一个个残破的玻璃窗口映照出来。工厂的厂房之间烟气腾腾,火光闪闪,明亮的空中一会儿响起长长的嗖嗖声,一会儿响起干巴巴的嗒嗒声,就好像工厂仍在照常开工生产。

别廖兹金细心地看了看本团三百米长的防地。防地从工人村的房屋中间穿过。他心里有种感觉,使他能够在乱糟糟的废墟和街道中分辨出来,红军战士在哪座房子里烧饭,德军士兵在哪座房子里吃腌肉,喝烧酒。

别廖兹金弯下头,骂了一句,一颗迫击炮弹在空中呼啸而过。

在对面的冲沟斜坡上,一股硝烟遮住一个掩蔽所的门口,霎时间响起剧烈的爆炸声。邻师的联络部长从掩蔽所里出来看了看。他没穿制服上衣,只穿着背带裤。他刚刚走了一步,又响起啸声,便赶紧退回去,把门关上。一颗迫击炮弹在十来米远处炸开来。巴秋克站在冲沟拐角处堤坡上一个掩蔽所的门口,看着眼前的情景。

等到联络部长又想往前走,巴秋克啊呀了一声,喊道:“炮弹!”德国人就像听到他的命令似的,又打了一发炮弹。

巴秋克发现了别廖兹金,高声喊道:

“你好,邻居!”

这样在荒凉的小路上走过,实际上是可怕的、送命的事。德国人睡足了觉,吃饱了早饭,特别有兴趣监视小路,见到什么人都打,决不心疼子弹。别廖兹金来到一个转弯处,在一堆废铁旁边站了一会儿,他看出前面一截路有危险,便说:

“格鲁什科夫,来,你头一个跑过去。”

“您怎么啦,这怎么行啊?他们的狙击手在那儿。”格鲁什科夫说。

头一个跑过危险地带,一向被认为是首长的特权。德国人往往来不及打第一个跑过的人。

别廖兹金看了看周围德国人盘踞的房子,对格鲁什科夫挤了挤眼睛,便朝前跑去。

等他跑到可以遮挡德军视线的土包跟前,背后“啾”、“啪”清清楚楚响了两声,这是德国人打了一颗爆炸子弹。

别廖兹金躲在土包下边,抽起烟来。格鲁什科夫大步快跑起来。一梭子子弹扫在他的脚下,好像一群麻雀从地上飞了起来。格鲁什科夫朝旁边一跳,踉跄一下,跌倒在地上,又跳起来,跑到别廖兹金跟前。

“差点儿叫他们扫倒。”他说。喘了几口气之后,又解释说:“我想瞅准这个时候:德国佬没打到您,一定会懊恼得抽起烟来。可是,看样子,这是一个不抽烟的家伙。”

格鲁什科夫摸了摸缝得马马虎虎的棉制服前襟,又骂了几声德国佬。

他们走近营指挥部的时候,别廖兹金问道:

“格鲁什科夫同志,什么地方伤着了吗?”

“打到我的鞋后跟,把后跟打掉啦,该杀的德国佬。”格鲁什科夫说。

营指挥部设在工厂食品店的地下室里,潮湿的空气中还有酸白菜和苹果的气味。

桌上点着两盏用炮弹壳做的高高的油灯。门口还钉着一块牌子:“买卖双方,以礼相待。”

地下室里驻着两个营指挥部,一个步兵营营部,一个工兵营营部。两位营长,鲍丘法罗夫和莫夫绍维奇,都坐在桌旁吃早饭。别廖兹金推开门的时候,听见鲍丘法罗夫很带劲儿的声音:

“我不喜欢掺水的酒,依我的口味,根本不用掺水。”

两位营长站起来,挺得笔直。参谋长把一小瓶伏特加藏在一堆手榴弹里,炊事员用身子把刚才莫夫绍维奇跟他谈过的鲈鱼挡住。鲍丘法罗夫的传令兵蹲在那儿,遵照自己的首长的吩咐正准备把唱片《中国情歌》放到留声机转盘上,也飞快地站了起来,只来得及拿下唱片,转盘依然在嗡嗡地空转。在该死的留声机转得格外起劲儿的时候,传令兵一面按照战士守则两眼向前直视着,一面用眼角捕捉鲍丘法罗夫凶狠的目光。

两位营长和一起吃早饭的其他人都深知首长们的偏见:首长们认为,营里的人要么作战,要么用望远镜观察敌人,要么对着地图考虑问题。可是人总不能二十四小时都打枪,不能二十四小时都跟上级和下级打电话,也要吃饭呀。

别廖兹金朝旁边瞟了瞟嗡嗡响的留声机,笑了笑。

“好啦。”他说。接着又吩咐:“请坐,同志们,吃你们的饭吧。”

这话可能是反话,不是他的真意。于是在鲍丘法罗夫的脸上出现了羞愧和认错的表情,因为莫夫绍维奇率领的是独立工兵营,不是直属部下,所以他的脸上只有羞愧,而没有认错的表情。他们各自的下属脸上的表情大致也可以这样分类。

别廖兹金又用极不愉快的腔调继续说:

“莫夫绍维奇同志,你们的五公斤鲈鱼在哪儿?这事儿全师都传遍了。”

莫夫绍维奇依然带着那种羞愧的表情说:

“炊事员,把鱼拿出来看看。”

炊事员在这儿是唯一在履行自己分内职责的,他直率地说:

“按大尉同志吩咐,已经照欧洲人的做法给鱼填馅,放了辣椒、桂叶,可是没有白面包,也弄不到洋姜。”

“好,知道啦,”别廖兹金说,“填馅的鱼我在一位叫萨拉·阿罗诺芙娜的女人家里吃过。说实话,我不怎么喜欢。”

地下室里的人一下子全明白了,团长压根儿就没想追究此事。

好像别廖兹金知道,鲍丘法罗夫夜里打退了德国人,天快亮的时候他被埋在土里,放《中国情歌》唱片的那名传令兵一面翻土,一面喊:“大尉同志,别泄气,一定能把您救出来……”

他好像也知道,莫夫绍维奇经常带着工兵在受坦克威胁的街道上爬,用黄土和碎砖把成棋盘状排列的反坦克地雷伪装起来……

他们的青春又高高兴兴地迎来一个早晨,又可以举起铜缸子,说:“来,祝你健康,干一杯!”又可以吃腌白菜,抽烟了……

本来嘛,什么事儿也没有。地下室的主人们只是在上级首长面前站了一小会儿,随后就请他一块儿吃起来,他们就快快活活地看着团长吃腌白菜。

别廖兹金常常拿斯大林格勒的战役跟往年的战争相比。他过去打过不少仗。他明白,他能经受得住这样的紧张状态,只是因为他心中平静镇定。战士们也正是因为这样,才能在这种似乎只能使人疯狂、使人恐怖或者使人疲惫的日子里喝菜汤,修鞋子,谈老婆,议论好的和不好的首长,做调羹……他看到,没有这种发自内心的镇定,不论在作战中多么剽悍勇猛,都不能长期经受这种紧张状态。别廖兹金觉得胆怯和怕死倒是一时的毛病,有点儿像伤风感冒,是可以治好的。

什么是勇敢,什么是胆怯,他实在说不清。战争开始的时候,有一次上级批评别廖兹金胆小,因为他自作主张带着一团人从德军火力包围中撤了出来。来斯大林格勒之前不久,他命令一位营长把人带到高地的另一面斜坡上,为的是不白白地挨德军迫击炮的打。师长却用责备的口气说:

“这是怎么回事,别廖兹金同志,原来我听说您是个勇敢而镇定的人呀。”

别廖兹金没有作声,叹了一口气。也许,这些人把他看错了。

鲍丘法罗夫有一头火红的头发,碧蓝碧蓝的眼睛。他好不容易克制着他那忽而发笑忽而又生气的习惯。莫夫绍维奇瘦瘦的,长长的雀斑脸,黑黑的头发里有几缕白发,用嗄哑的嗓门儿回答别廖兹金的问题。他掏出笔记本,画起他提出的受坦克威胁地段新的布雷方案示意图。

“把这图撕下来给我,让我好记住。”别廖兹金说。他俯到桌子上小声说:

“师长给我打过电话。集团军侦察队得到情报:德国人正在把兵力调出城区,集中兵力对付我们。坦克很多。明白吗?”

别廖兹金留心听了听附近的爆炸声,震得地下室墙壁直打颤。他笑着说:

“你们这儿还平静。在我那条冲沟里这段时间一定有三四个人从司令部里来过啦,各种各样的工作组不断地来。”

这时又一声爆炸,震得房子直摇晃,好几片石灰从天花板上落了下来。

“不错,是很平静,谁也没怎样干扰我们。”鲍丘法罗夫说。

“好就好在没人干扰。”别廖兹金说。

他很坦率地小声说着,真正忘记了他也是首长。他所以忘记,因为他做惯了下属,不习惯做首长。

“你们看,首长是怎么干的?为什么你不进攻?为什么没有占领高地?为什么有损失?为什么没有损失?为什么不汇报?为什么你睡觉?为什么……”

别廖兹金站起身来。

“咱们走,鲍丘法罗夫同志,我想看看你们的防地。”

工人村的这条街上一片凄凉景象。糊着各色花纸的房屋内墙触目皆是,花坛和菜园到处被坦克碾轧过,还有天知道为什么深秋还在开花的几株孤零零的大丽菊,都显得无限凄凉。

别廖兹金忽然对鲍丘法罗夫说:

“唉,鲍丘法罗夫同志,我老婆没有信来。我在路上碰到过她,可是现在又没有信了,我只知道她带着女儿上乌拉尔去了。”

“少校同志,会来信的。”鲍丘法罗夫说。

一座二层楼的半地下室里,在用砖头堵起来的窗户脚下,躺着一些伤员,等着到夜里往后方送。地上放着一桶水、一个茶缸,迎着门在两个窗户之间的墙上贴着一张小画《少校求婚》。

“这是后方,”鲍丘法罗夫说,“前沿阵地还在前面。”

“咱们也要上前沿去。”别廖兹金说。

他们穿过前厅,进入一个塌了天花板的房间,立刻有一种好像从工厂办公室进入了车间的感觉。空气中充满了火药令人不安的辛辣气味,子弹壳在脚下咯吱咯吱响。奶油色的摇篮里还堆着反坦克地雷。

“那座破屋昨天夜里被德国佬夺去了,”鲍丘法罗夫走到窗户跟前说道,“真可惜,那屋子挺不错,窗户朝西南,可以把我整个左翼控制在火力底下。”

在用砖堵起来、只留了窄窄的小孔的窗户旁边有一挺重机枪,机枪手没戴帽子,头上缠着肮脏的绷带,正在上弹带,一号射手露着白牙,正在吃香肠,准备过半分钟再扫射。

走过来一位中尉连长。他的军服上衣口袋里插着一枝白色的翠菊花。

“好样儿的。”别廖兹金笑着说。

“少校同志,能见到您,太好啦,”中尉说,“我昨天夜里对您说的,果然不错,他们又朝‘6-1’号房子进攻了。是九点正开始的。”他看了看表。

“团长在这儿,你向他汇报。”

“对不起,我没认出来。”中尉连忙行了一个军礼。

六天以前,敌人在该团的防区中切断了几座楼房之间的联系,并且开始按照德国人的作风认真地把这几座房子逐个蚕食。苏军枪炮的火光在一片瓦砾中熄灭,防守士兵的生命也随之熄灭。但是一座工厂楼房的地下室很深,苏联守军依然在这里抵抗。结实的墙壁没有被炮火摧毁,虽然有许多地方被炮弹打穿,被迫击炮打得坑坑点点。德国人想从空中把这座楼房摧毁,三次派鱼雷飞机来向这座楼投掷破坏力很大的鱼雷。

这座大楼各个角落都被炸毁了,但是地下室在一片瓦砾中安然无恙,守军清扫了震落的碎片,安好机枪、小炮,又开始反击。而且这座房子的位置很好,德国人还没有找到隐蔽的进攻通道。

向别廖兹金汇报的连长说:

“夜里我们曾经试着朝他们那儿去,没有成功,死了一个,两个负伤回来了。”

“卧倒!”这时观察哨的士兵厉声喊道。几个人就地卧倒。连长话还没有说完,就把两臂一挥,就像要跳水一样,扑通一声倒在地上。

啸声越来越尖利,突然变成震天动地、惊心动魄的轰隆声,爆炸发出又臭又令人窒息的气味。一根黑黑的粗木头咚的一声倒在地上,又蹦了两下,滚到别廖兹金的脚下。别廖兹金觉得炸下来的一小段木头差点儿砸在他的腿上。

他忽然看到,那是一颗没爆炸的炮弹。这一刹那间紧张情绪到了极点。

但是炮弹没有爆炸,而且那吞没天地、遮断过去、斩断未来的黑黑的阴影消失了。

连长站了起来。

“这条毒蛇。”不知是谁松了一口气,说。

另外一个人笑起来,说:

“我还以为这一下全完啦,把头都蒙上啦。”

别廖兹金擦了擦额头上忽然冒出来的汗,捡起地上的白翠菊花儿,抖了抖上面的砖瓦灰,别到中尉的上衣口袋上,说:

“算我送给你的……”

他又对鲍丘法罗夫说:

“为什么你们这儿还算平静,因为没有首长来。首长总是想向你要点儿什么:你有好炊事员,我就要你的炊事员。你有好手艺的理发员或者裁缝,我也要。什么便宜都要捞!你挖了好的掩蔽所,要让给我。你的酸白菜好吃,也要送给我。”

他忽然向中尉问道:

“为什么那俩人没到被围的弟兄们那边就回来了?”

“团长同志,他们负伤了。”

“明白了。”

“您是幸运的。”等他们从房子里走出来,穿过菜园的时候,鲍丘法罗夫说。菜园里,黄黄的土豆茎叶丛中,是第二连的战壕和一个个土室。

“谁知道我幸运还是不幸,”别廖兹金说着,跳进战壕,“在战场上嘛……”不过他说这话的口气就像在说:“在疗养院里嘛。”

“土地最能适应战争,”鲍丘法罗夫说,“土地已经习惯了。”

他又接起团长刚才的话头,说:

“别说炊事员,有时候首长连女人都要要去呢。”

整个战壕里闹腾起来,响起惊惶的呼唤声、噼噼啪啪的步枪声、短短的自动步枪扫射声和机枪扫射声。

“连长牺牲了,指导员索什金在指挥,”鲍丘法罗夫说,“这是他的掩蔽所。”

“明白了,明白了。”别廖兹金说着,朝掩蔽所半开着的门里面望了望。

在机枪旁边,红脸、黑眉毛的指导员索什金赶上他们,用特别高大的嗓门儿一个字一个字地报告说,连队现在向德国人开火,是想使他们不能集中力量向“6-1”号楼房进攻。

别廖兹金拿过他的望远镜,观察着一道道短短的射击火线和迫击炮喷出的火舌。

“瞧,三楼第二个窗户,好像有一个狙击手躲在那儿。”

他刚刚说过这话,他所指的那个窗户里闪起一阵火光,一颗子弹嗖的一声,打在战壕壁上,不偏不倚正在别廖兹金的头和索什金的头中间。

“您很幸运。”鲍丘法罗夫说。

“谁知道我幸运还是不幸。”别廖兹金回答说。

他们顺着战壕来看这个连发明的土法装置:反坦克枪用机枪脚架固定在大车轮子上。

“这是我们连的高射炮。”一个满脸灰尘和胡茬、眼神惶惶不安的中士说。

“坦克在一百米处,在那座绿顶小屋旁边!”别廖兹金用训练时的声调喊道。

中士很快地转了转车轮,反坦克枪长长的枪筒转向地面。

“德尔金那儿有一名战士,”别廖兹金说,“反坦克枪上装了狙击枪瞄准器,一天打坏三挺机枪。”

中士耸了耸肩膀。

“德尔金挺舒服,在车间里待着呢。”

他们又顺着战壕往前走,别廖兹金接着在巡视一开始就谈起的话头,说:

“我安排给她们寄了包裹,挺好的东西。可是,您瞧,老婆没有信来。老是不见回信。我甚至不知道,东西是不是寄到啦。也许,是不是病了?在疏散的时候少不了生灾害病。”

鲍丘法罗夫忽然想起,很久以前,常常有去莫斯科干活儿的木匠回到村子里,给父母、妻子和儿女带回不少礼物。他们觉得农村家庭生活的和睦和温暖比莫斯科的繁华、热闹和夜晚的华灯更有吸引力。

过了半个钟头,他们回到营指挥所,但是别廖兹金没有进地下室,就在院子里同鲍丘法罗夫告别。

“你们要尽一切可能支援‘6-1’号楼,”他说,“你们不要再派人上他们那儿去了,到夜里我们团里派人去。”

稍停,他又说:

“还有……我不喜欢你们那样对待伤员。你们指挥所里有沙发床,可是伤员却睡在地上。还有,你们也不去弄新鲜面包,大家都在吃干面包。这是第二。还有,你们的连指导员索什金醉得那样厉害。这是第三。还有……”

鲍丘法罗夫听着,感到吃惊:团长在防地上走了一下,怎么就全发现啦……还发现一名副排长穿着德国人的裤子……第一连连长手上戴着四只手表。

别廖兹金提醒说:

“德军会进攻的。明白吗?”

他朝工厂走去,已经钉上鞋后跟、缝好棉衣上绽线处的格鲁什科夫问道:

“咱们回去吗?”

别廖兹金没有回答他,只对鲍丘法罗夫说:

“打个电话给团政委,就说我上工厂第三车间,到德尔金那儿去了。”挤了挤眼睛,又说:

“给我送点儿腌白菜来,要好的。好歹我也是首长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