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快亮时下了一场雪,直到中午也没有化。俄罗斯人感到又欢喜又悲伤。这是俄罗斯在思念他们,将母亲的头巾扔在他们的苍白而痛楚的脚下,染白了棚屋顶,远远看去,一座座棚屋很像家乡的房屋,呈现出一派乡村气象。
但这只闪现了一会儿的欢喜,一与悲伤相遇,立刻就沉没在悲伤中。
值班的原西班牙士兵安得列阿走到莫斯托夫斯科伊跟前,用似通不通的法语说,一个担任文书的朋友看到有关一个俄国老头子的文件,但是那个文书没来得及细看,办公室主任就把文件带走了。
“这文件就是决定我的命运的。”莫斯托夫斯科伊心里想。并且对自己的镇静感到高兴。
“不过没关系,”安得列阿小声说,“还是可以了解到的。”
“向营警备司令了解吗?”加尔季神甫问道。他的大眼睛在昏暗中闪着黑黑的亮光。“还是向治安总部代表利斯本人了解?”
白天的加尔季和夜晚的加尔季差别之大,使莫斯托夫斯科伊感到吃惊。白天谈的是菜汤,谈新来的人,跟同房间的人商量交换食品,回味加了大蒜的辛辣的意大利吃食儿。
被俘的红军知道他爱说的口头语“全体完蛋”,每次在集中营的广场上碰见他,老远就朝他喊:“帕德列老爹,全体完蛋!”并且笑着,就好像给这话打气。他们以为“帕德列”是他的名字,所以喊他帕德列老爹。
有一天晚上,关押在特别营区的一些苏联指挥员和政委跟他开玩笑,问他是不是真的守戒不接近女色。
加尔季听着法语、德语和俄语大杂烩,一笑也不笑。
然后他说起来,莫斯托夫斯科伊就把他的话翻译出来。他说的是,俄国革命者为了自己的信仰可以去服苦役,上断头台。为什么诸位就怀疑,一个人为了宗教信仰可以不接近女人呢?这跟牺牲生命无法相比呀。
“算啦,话不能这样说。”旅政委奥西波夫说。
夜里,等营里的人都睡了,加尔季就变成另外一个人。他跪在床铺上,做起祷告。集中营城市的所有苦难就好像沉没在他那炽热的眼睛里,沉没在那眼睛的柔和而分明的黑光中。他褐色的脖子上筋绷得紧紧的,就像在干活儿,长长的神情恬淡的脸呈现出忧郁而幸福的执着表情。他祷告很长时间,莫斯托夫斯科伊便在这个意大利人又低又快的祷告声中沉沉入睡。莫斯托夫斯科伊常常在睡一两个钟头后醒来,这时候加尔季已经睡了。加尔季睡觉很不安生,就好像要在睡梦里把自己的两种特性,把白天的特性和夜晚的特性合到一起,又打鼾,又咬牙,还有滋有味地咂吧嘴,像打雷一样把胃里的气直往外倒,忽然又拉长声音唱起赞美诗,赞颂上帝和圣母的大慈大悲。
他从来没有责备过这位老苏共党员不信教,倒是常常向他询问苏俄的情况。加尔季一面听莫斯托夫斯科伊叙说,一面不住地点头,好像对于关闭教堂和寺院,对于苏维埃国家没收东正教大量地产这样的事表示赞许。他的一双黑眼睛带着悲伤的神气望着这位老共产党员,于是莫斯托夫斯科伊很生气地用法语问他:
“您听懂了吗?” [3]
加尔季笑起来,平时他谈起辣汁肉丁和番茄沙司,常常这样笑。
“您说的我全懂。我只是不懂,您为什么要说这种事?” [4]
关押在特别营区里的苏联战俘们也是要做工的,所以莫斯托夫斯科伊只有在晚上和夜里才能见到他们,跟他们谈一谈。古泽将军和旅政委奥西波夫不做工。
经常跟莫斯托夫斯科伊聊天的是一个很古怪、令人很难断定其年龄的人——“海象”伊康尼科夫。他睡在全屋最差的地方,也就是睡在门口,又有冷飕飕的过堂风,又有带味儿的大马桶,马桶盖不住地砰砰响。
苏联囚犯管伊康尼科夫叫“老伞兵”,把他看作疯子,对他又怜悯又厌恶。他具有不寻常的耐性,那样的耐性只有疯子和白痴才有。他从来不害伤风感冒,虽然在睡觉的时候连秋雨打湿的衣服也不脱。真正能够用这样响亮、这样清楚的嗓音说话的似乎也只有疯子。
他跟莫斯托夫斯科伊是这样认识的。他走到莫斯托夫斯科伊跟前,一声不响地对着他的脸打量了老半天。
“这位同志,您有什么好事儿要说?”莫斯托夫斯科伊问道。
伊康尼科夫拉长声音说:
“说好事儿?什么是好,什么是坏?”
莫斯托夫斯科伊听到这话,笑了。这话忽然把他带到了童年时代,那时候大哥从神学校回来,常常和父亲争论神学上的事。
“这是老掉牙的问题了,”莫斯托夫斯科伊说,“佛教徒和古时的耶稣教徒早就想过这个问题。马克思主义者为解决这个问题,也花了不少脑筋。”
“解决了吗?”伊康尼科夫问道。那声调让莫斯托夫斯科伊觉得十分好笑。
“现在红军正在解决这个问题,”莫斯托夫斯科伊说,“请恕我直言,您的语调中有一种橄榄油味道,不是牧师的橄榄油,便是托尔斯泰主义者的橄榄油。”
“不可能不是这样,”伊康尼科夫说,“因为我是托尔斯泰主义者。”
“真没想到!”莫斯托夫斯科伊说。他对这个古怪人产生了兴趣。
“您要知道,”伊康尼科夫说,“我相信,布尔什维克在革命以后对教会的打击,对于耶稣教思想是有益的,因为教会在革命前已经进入很可怜的状态。”
莫斯托夫斯科伊很和善地说:
“您可真是一位雄辩家。我终于在老年看到了福音的奇迹。”
“不,”伊康尼科夫愁眉苦脸地说,“在我们看来,你们为了目的不择手段,而你们的手段是残酷的。您不要把我看成什么奇迹,我不是什么雄辩家。”
“那么,”莫斯托夫斯科伊忽然十分恼火地说,“要我怎样为您效劳呢?”
伊康尼科夫像个军人一样,以“立正”姿势站着,说:“请不要笑话我!”他的痛苦的声音显得十分悲戚。“我到您这儿,不是来开玩笑的。去年九月十五日,我看到两万犹太人被杀害,有妇女,有儿童,有老头子。那一天我明白了,如果有上帝的话,是不容许这种事的,这一下我看清楚了,上帝是没有的。在今天的一片黑暗中,我看见你们的力量,是这种力量在同可怕的恶势力斗……”
“那好吧,”莫斯托夫斯科伊说,“咱们来谈谈。”
伊康尼科夫在干挖土的活儿,在营属土地的沼泽地带,那里正在铺设一系列粗大的水泥管道,以便把使洼地变成沼泽的河水和脏水排出去。在这一地带干活儿的人就叫“沼地兵”。分到这儿来的一般都是营方不喜欢的人。
伊康尼科夫的手小小的,手指头细细的,指甲像小孩子的一样。他从工地上回来,常常满身泥浆,浑身湿漉漉的,走到莫斯托夫斯科伊床铺前,问道:“可以在您身边坐一坐吗?”他也不看对方,就坐下来,微微笑着,用手抹抹额头。他的额头有点儿奇异——不怎么大,却饱鼓鼓的,发亮,而且亮得出奇,就好像跟那肮脏的耳朵、暗褐色的脖子和手以及磕断的指甲不是一个人身上的。经历简单的苏联战俘都觉得他是一个难以理解的神秘人物。
伊康尼科夫家的祖先从彼得大帝时代起一代接一代都是神甫。只是最后一代人走了另外的道路——伊康尼科夫和所有的兄弟都遵奉父命进了世俗学校。
伊康尼科夫进了彼得堡工学院,但因为迷上了托尔斯泰主义,到最后一学年便离开学校,去彼尔姆省北方做起人民教师。他在农村待了八年左右,后来移居南方,来到敖德萨,在一艘货轮的机器房里当钳工,到过印度、日本,在悉尼住过。革命以后他回到俄罗斯,参加了农业公社。这是他多年的理想,他相信,农业公社的共产主义劳动,能够创造人间的天国。
在全面实行集体化的时候,他看到一列列军车满载着被没收了土地家产的富农家庭的男女老少。他看到许许多多瘦弱不堪的人倒在雪地里,再也没有起来。他看到一座座“被封闭的”、人口死绝的村庄,村庄里的门和窗都被钉死。他看到一个被捕的农妇,衣服褴褛,脖子上露出筋骨,一双干活儿的手黑糊糊的,押解的人带着恐怖的表情望着她:她因为饿疯了,吃掉了自己的两个孩子。
这时候,他虽然没有离开公社,却宣讲起福音书,祈求上帝拯救死者。结果他被关进监狱,不过很快就弄清,是三十年代的灾难使他的神志错乱了。在监狱的精神病院里强制治疗一年之后,他出了监狱,前往白俄罗斯,住到大哥家里去。大哥是一位生物学教授。他在大哥帮助下,在科技图书馆找到工作。但是一件件可悲的事对他产生了难以磨灭的影响。
等到战争开始,德国人占领了白俄罗斯,伊康尼科夫看到战俘的苦难,看到白俄罗斯城乡成千上万犹太人被杀害。他又陷入发狂状态,恳求相识和不相识的人掩藏犹太人,他自己也想方设法拯救犹太妇女和儿童。不久他就被告发,侥幸躲过了绞索,进了集中营。
这位破衣烂衫的肮脏“伞兵”的头脑里非常混乱,他主张对超阶级的道德进行荒唐可笑的分类。
“哪儿有强权,”他对莫斯托夫斯科伊说,“哪儿就有灾难,就流血。我见过农民遭受的大灾大难,还说实行集体化是为了做好事。我不相信什么好事,我只相信人性的良善。”
“照你的说法,要是将来做好事把希特勒和希姆莱绞死,咱们也要害怕啦。那您就尽管害怕吧。”莫斯托夫斯科伊回答说。
“您要是去问希特勒,”伊康尼科夫说,“他也会说,设立集中营是做好事。”
莫斯托夫斯科伊觉得,在跟伊康尼科夫争论的时候,不论说什么道理,都好比用刀子切海蜇,怎么切也切不开。
“那位生在六世纪的叙利亚基督教徒说的道理,在今天还是适用的,”伊康尼科夫又说,“‘要清算罪过,要饶恕犯罪的人。’”
在这个屋里还有一个俄罗斯老头子,姓切尔涅佐夫。他只有一只眼睛。看守把他那只人造的玻璃眼球打碎了,那个空空的红眼窝在他苍白的脸上显得非常不协调。他在和人谈话的时候,用一只手捂着空洞的眼窝。
他原来是孟什维克,一九二一年从苏联逃出。在巴黎住了二十年,在银行里当会计。他因为号召银行职工反抗德国新经理的措施,被抓进集中营。莫斯托夫斯科伊尽量不跟他接触。
看样子,莫斯托夫斯科伊博得的声望使独眼的孟什维克感到不安。不论是西班牙士兵,还是挪威文具店老板,比利时律师,都喜欢接近这位老布尔什维克,常常向他求教。
有一天,苏联战俘中的头头儿叶尔绍夫少校坐到莫斯托夫斯科伊的铺上。他微微靠在莫斯托夫斯科伊身上,把一只手搭在他肩上,又快又急切地说起话来。
莫斯托夫斯科伊忽然回头看了看,切尔涅佐夫正在远处的床铺上望着他们呢。莫斯托夫斯科伊觉得,他那只好眼睛里的苦闷神情,比起打掉的眼睛留下的红红的空窟窿还要可怕。
“是啊,伙计,你是不大快活的。”莫斯托夫斯科伊心里想。但并没有幸灾乐祸的心情。
大家时时刻刻需要叶尔绍夫,这不是偶然,是有道理的。“叶尔绍夫在哪儿?没看见叶尔绍夫吗?叶尔绍夫同志!叶尔绍夫少校!叶尔绍夫说的……去问叶尔绍夫吧……”别的棚屋里的人也常常来找他,他的床铺周围总有人来来往往。
莫斯托夫斯科伊管叶尔绍夫叫“思想领袖”。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和八十年代的一些社会活动家都是思想领袖。还有民粹派,还有风云一时的米海洛夫斯基。在希特勒的集中营里居然也有自己的思想领袖!独眼者的孤独在这营里似乎成了悲哀的象征。
自从莫斯托夫斯科伊蹲沙皇的牢房,已经几十年过去了,而且那时候是另一个时代,是十九世纪。
现在他常常想起当年的情形,那时候因为有些党的领导人不相信他主持实际工作的能力,他非常生气。现在他感到自己是强有力的,每天他都看到,他的话不论古泽将军,旅政委奥西波夫,还是天天愁眉苦脸、忧心忡忡的基里洛夫少校,都是多么看重。
在战前,使他可以自慰的是,他一直不受重用,不用接触那些使他反感、使他愤慨的事。斯大林在党内的独断独行,对反对派的血腥镇压,对党内老干部的不尊重——这些事他都没有接触到。他非常了解、非常敬重的布哈林的被害,使他感到非常沉痛。但是他知道,在任何问题上与党对抗,就会不自觉地站到反对自己所献身的列宁的事业的立场上。有时他觉得苦恼,他怀疑:他不发一言,不站出来反对自己不赞成的事情,也许是他软弱,是他胆小怕事?战前许多事使人不寒而栗!他常常想起已故的卢那察尔斯基,他多想再看到他啊,跟他交谈是那样轻松,不等一句话说完,他们彼此很快就了解了。
现在,在可怖的德国集中营里,他感到自己有信心,有力量。只有一种不舒服的感觉时刻不离开他。他即使在集中营里,也无法恢复年轻时那种鲜明、完整的感情:在自己人当中是自己人,在外人当中是外人。
有一天,一位英国军官问他,在苏联不能发表反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这是不是影响他研究哲学。
“这对别人也许有影响。对我这个马克思主义者没什么影响。”莫斯托夫斯科伊回答说。
“我问这个问题,正因为您是一位老马克思主义者。”英国军官说。虽然莫斯托夫斯科伊听到这话心中,皱了皱眉头,他还是恰当地回答了英国人。
这也并非因为像奥西波夫、古泽、叶尔绍夫这样一些跟他十分亲近的人,有时候也使他感到很不痛快。问题在于,他感到自己心中有许多东西变得陌生了。过去在和平时期,他兴高采烈地去赴老朋友的约,聚会结束时却发现这人已变得格格不入。
但是,和今天的时代格格不入的东西就生长在他身上,已成为他自己的一部分,又该怎么办呢?……又不能跟自己决裂,不能避而不见。
他在和伊康尼科夫谈话的时候,有时会发火,很粗暴,还常常嘲笑他,管他叫脓包、孱头、蠢货、窝囊废。尽管常常嘲弄他,有时候很长时间看不到他,却又想他。
这就是在莫斯托夫斯科伊年轻时坐牢的年代和今天之间的主要变化。
在年轻时候,朋友和同志身上的一切都是可亲的,容易理解的。敌人的每一种思想、每一种观点都是格格不入,毫无道理的。
可是现在他常常在异己者思想中发现他在几十年前珍视的东西,而在朋友的思想和言谈中有时会不可理解地出现异己的东西。
“这大概是因为我在世上活得太久了。”莫斯托夫斯科伊心里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