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翻译往往是一种不期然的兴致。存心做的放着不做，做的却多半是不预期的。我想翻柏拉图，想翻旧约，想翻哈代，康赖特的小说，想翻斐德的散文，想翻鲁意思的哥德评传，想翻的还多着哪，可是永远放着不动手。不得空闲虽则不完全是饰词，但最主要的原因还在胆怯——不敢过分逼迫最崇仰的偶像一类的胆怯。翻译是一种直接的动手，动手动坏了怎么好？不敢动手的心理与尊崇心是正比例的。
但这短序不容我多谈。我说我的翻译多半是兴致。不错的。我在康桥译了几部书。第一部是《涡堤孩》。第二部是法国中古时的一篇故事，叫作《吴嘉让与倪珂兰》。第三部是丹农雪乌的《死城》。新近又印了一册曼殊斐尔小说集，还有凡尔泰的赣第德。除了曼殊斐尔是我的溺爱，其余的都可算是偶成的译作。
这本《玛丽玛丽》（在英国叫做A Charwoman’s Daughter——一个老妈子的女儿）是我前四年在硖石山上度冬时一时高兴起手翻的。当时翻不满九章就搁下了，回北京再也想不起兴致来继续翻。刘勉己也不知是哪一位捡了我的译稿去刊登了晨副，沈性仁看了说那小说不错，我一时的灵感就说那就劳驾您给貂完了它！随后我又跑欧洲去了。沈女士真守信，生活尽忙，居然在短时期内把全书给译成了交给我。是我懒，把稿子一搁就是一年多，想不到留到今天却帮了新月的忙。
占姆士司帝芬士（James Stephens）原书的作者，出身虽只是爱尔兰的寒族，他在文学界的贡献，早已不止“一瓶金子”（司帝芬士的另一名著，原名Crock of Gold），他没有王尔德的奢侈，但他的幽默是纯粹民族性的。正如前百年的英国有Jane Austen，现代英国有J.M.Barrie，前百多年的苏格兰有Robert Burns——现代的爱尔兰有占姆士司帝芬士。幽默是天才，正如悲剧的感觉是天才。他的不是肤浅的观察，那是描写外形的，他的是深入的体会，一个诗人的感觉在万千世界内活动的表现。运用文字本身并不是什么了不得的伎俩，但要运用文字到一种不可错误的表现的境界，这戏法才变得巧妙。司帝芬士有这本领。
现代是感情作用生铁门笃儿主义打倒一切的时代，为要逢迎贫民主义劳民主义起见，谁敢不呐喊一声“到民间去”，写书的人伏在书台上冥想穷人饿人破人败人的生活，虽则他们的想象正许穷得连穷都不能想象，他们恨不能拿缝穷婆的脏布来替代纸，拿眼泪与唾沫来替代字，如此更可以直接的表示他们对时代精神的同情。司蒂芬士给我们的是另一种的趣味。他写穷人的生活，不错，但他开我们眼的地方不是穷的描写，而是生活的表现，在这里穷富的界限是分不到的。一枝草花在风前的招展，一只小鸭在春水里的游泳，玛丽姑娘碰到巡警伟人小心的怦动，莫须有太太梦想的荒唐，什么事物什么境地的光与色折射上了诗人的灵性的晶球，司蒂芬士有他那神妙的笔法轻轻的移映到文字的幕面上来逼我们读者的欢喜与惊奇。
但这转译当然是一种障碍，即使不至是一种隔膜。翻译最难是诗，其次是散文写成的诗。玛丽玛丽是后一类。经过一度移转，灵的容易变呆，活的容易变死，幽妙的容易变粗糙——我不能为我们自家的译品昧着良心来辨护，但我们当然也只能做我们做得到的事。我们的抱歉第一是对作者，第二是对读者。
志摩，八月三日